《埃及“危局”困在何处？》

               前进频道（IS3494329） 学习纪要

法国留学生 泰山

   虚舟： 最近埃及民众反政府示威游行持续了一周，从　1月25日　以来，埃及国内连续发生反政府抗议活动，现已造成100多人死亡，上千人受伤。　1 月31　日进入第七天。随着危机的加剧埃及政局出现“动荡”和“乱象”。 埃及局势引起的国际和国内的高度“重视”。埃及怎么了？“突尼斯事件”、“埃及骚乱”会不会引发国家政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当前处于“维稳”高压下的中国政局有何警惕和启示？我们请到留学法国的泰山同志，就《埃及“危局”困在何处？》给大家做专题演讲。

泰山：谢谢大家。就在前几天，如果有人问我对埃及的了解，我会首先想到埃及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五千年。如果问还了解什么，我最多还能想起金字塔、苏伊士运河、孟菲斯古城、法老胡夫这些在中学课本中学到的名字，剩下的都还给我老师了。当然，整天看新闻联播的习惯还让我能想起埃及的总统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但他们有什么政治观点和政绩，我可就一无所知了。我想网上的很多朋友可能都和我差不多，也许有些军迷还能讲出中东战争和一些埃及将军的名字，但也仅此而已。埃及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遥远和陌生的国度。在我们大多普通人看来，埃及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一、埃及与西方有历史上的“纠葛”　　

理解埃及历史，有助于我们解读当前埃及危局的背景和成因。一提起埃及，西方人总是带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因为，和其它几大文明古国不同的是，埃及文明和西方文明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圣经》（旧约）中就记载了摩西如何带领着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残暴统治。还有，埃及历史上有非常有名的女王克丽奥佩特拉——被称为“埃及艳后”，她和其整个家族统治埃及两三百年，但却都是希腊人，根本不会说埃及话。公元前11世纪至前7世纪，相继被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所征服。公元4—7世纪埃及曾并入东罗马帝国。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埃及，将埃及作为它的一个行省并派驻了总督。1798年—1801拿破仑占领了埃及并统治了三年。1882年，英国人又占领了埃及。1914年英国成为埃及的保护国。期间，在1858年至1869年，在法国人费南德 德 勒赛普的主导下苏伊士运河公司成功地开凿了苏伊士运河。英法两国在占有了该公司95%的股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直至今日，苏伊士运河的收益依然是埃及的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1922年2月28日，一战结束以后，英国被迫承认埃及独立，但仍保留着领事裁判权直到1952年法鲁克王朝被推翻、埃及共和国的成立。正是这种密切的联系使得西方人对埃及和埃及文化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都多少有一种埃及“情结”。前年底去年初，在巴黎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曾经举办了一场为期半年的波拿巴和埃及的展览，几乎天天门口排着的长队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有关埃及的这个话题，尽管我们不会上溯到久远的年代，但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的。

今天的话题我们还要从二十世纪初埃及的殖民地时期谈起，因为今天的这些问题都是昨天那些历史的延续。

   二、埃及摆脱殖民地经济的“后遗症”　　

1882-1922，埃及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成为了大英帝国的“被保护国”。在这个时期，埃及经济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力的68%，并吸收了70%的社会总投资。而今天，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则下降到15%。这期间，贯穿始终的一根主线就是埃及的工业化进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这根主线还伴随着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运动。

    这一时期，埃及的经济完全是殖民地式的经济。埃及传统上盛产棉花和糖，已经完全沦为了英国的棉花等原材料的生产基地。国内市场几乎是完全对外国产品开放，特别是对英国产品。对国内工业产品的税收是8%，这和进口产品的最高关税是一样的。正是由于缺乏基本的市场保护，民族工业很难生存下来。另外，由于没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民族工业也缺乏必要的资金保证。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埃及不生产绝大多数工业品，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都需要从外国进口，埃及政府为庞大的债务所困扰，根据伊萨维的研究，一战之前，埃及政府一半的预算都要用于支付其债务的本息。而且，英国人对埃及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一直采取的是敌对的态度。所有这些极大地抑制了埃及民族工业的发展。

一次大战之前，根据泰格诺尔的研究，外国（主要是英法）在埃及的投资达到了两亿埃及磅，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这使得这些国家可以任意对埃及的国内事务指手画脚。正是由于缺乏经济上的支持，1922年埃及在摆脱了英国的“保护”之后，迫不及待地要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另外，发展民族工业也有很多的现实原因：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国际市场上的工业产品出现了匮乏，埃及所依赖的进口工业产品供应不足。第二、农业人口增加，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在加上农业欠收，有转移一部分农业人口的要求。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英法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洲战场忙得焦头烂额，放松了对埃及的经济控制；工业产品进口的减少使得政府债务减轻以及私人银行储蓄的增加，这些都为埃及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三、埃及民族化、国有化、工业化运动的“辉煌”成绩　　

上述原因和条件使得以伊斯迈尔 ·西德奇为代表的埃及精英阶层产生了走工业化道路的愿望。1916年，伊斯迈尔· 西德奇主持成立了埃及政府贸易和工业委员会，并在1918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人口和土地比率的唯一途径就是工业化”。报告同时提出了要创建工业发展银行，以及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应起到的作用是关税保护、改革税收体制以及提供政府补贴。这份报告直接催生了在埃及工业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两个机构：埃及银行（1920）和埃及工业联合会（1922）。由于在当时，外国在埃及有着庞大的投资，发展民族工业必然会影响到外国资本的利益，所以后者在当时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缓和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对立。

埃及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使他摆脱欧洲经济上的桎梏。一战前，资本在五万埃及磅以上的大型现代企业有20家，分布在糖、纺织、盐、烟草、啤酒和水泥等几个行业。这些企业大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独立之后，这个局面并没有得到改观，埃及的民族工业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可怜的不到5%。

前面提到了殖民地时期埃及的进口关税最高才8%，这极大地限制了埃及民族工业的发展。到了1930年，伊斯迈尔 ·西德奇成为了埃及首相。埃及政府颁布了一部法律将进口商品的关税划分为四个等级：1、原材料进口的关税为4%；2、半加工或粗加工产品的关税为6－10%；3、制成品或精加工产品的关税为15%；4、对于某些奢侈品，如：卷烟、酒精饮料和香水的关税为20－30%。这部法律的直接结果就是欧洲工业产品进口的急剧下降，比如，从欧洲进口的纺织品占进口产品的比重从1920年 的40 % 降到了1939年的 16,5 %。上述关税税率调整或(下调）以后，一直到五十年代，都在逐步提高，使得埃及的民族工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得到了加强。

我们看到，从埃及独立之后到二次大战开始之前这段时间，埃及主要采取的是政府对经济进行有限干涉的是现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二次大战中，埃及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的干涉，主要措施有：对生活必需品进行补贴和对进口商品实行许可证制度。二次大战结束后，由于受到民族主义运动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埃及人对本国内存在的外国资本和犹太资本越来越敌视，产生了经济“埃及化”的要求，埃及政府通过立法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1947年的一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埃及化的法律中规定：一个公司中至少要有40%董事为埃及人，至少四分之一的新发行股票必须在埃及金融市场上流通，而且至少51%的股票持有者必须是埃及人，公司中至少75%的职员以及90%的工人必须是埃及人。结果：到了1948年，埃及境内所有股份有限公司39%的份额都掌握在埃及人手里，埃及的民族资本主义势力在这个时期迅速地膨胀起来。到了五十年代，这些对大型工业企业埃及化的措施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得到了加强，但由于这些措施无法限制资本的集中，并没有真正地使企业掌握在埃及人手里，关键的位置仍然为外国人所把持。这一点为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所诟病。这也使埃及最终选择走上了国有化的道路。

纳赛尔和自由军官运动的组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虽然这个由年青军官组成的组织从本质上来讲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有着一定的左倾思想，这从它在他的纲领中可以看得出来：反对封建主义、结束殖民统治、反对资本对于政治生活的控制、建立社会公正、稳定的民主生活以及强大的国家军队。1952年，这个组织在纳赛尔的带领下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法鲁克苏丹王朝。纳赛尔虽然只作了内务部长，但他在当时实际掌握着政权。1954年他成为了埃及总理，1956年他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成为埃及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纳赛尔当政后主要实施了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了中央集权、将权力集中在总统的手里；

第二：对私营企业实施国有化；1957年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1958年的法律规定了一切工业企业的建立、扩展、搬迁以及生产的改变都必须取得国家的同意。

第三：实施农业改革；对私人拥有土地进行限制，超过200费当要划归国有；限制土地的租金和租期；政府建立农村合作社规定农民的最低工资

第四：修建一些大型公共工程，如阿斯旺大坝。

上述措施不可避免地和外国资本势力产生了冲突。于是美英背弃了自己的承诺，取消了给予埃及建造阿斯旺大坝的贷款，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埃及政府在1956年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直接引发了英法以三国针对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英法以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不得不撤军。第二、最终使得埃及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后来是苏联提供了技术和一部分资金帮助埃及完成了大坝的建设。纳赛尔的一系列政策和成功使得他在阿拉伯社会中的威望迅速提升，形成了影响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纳赛尔主义”。许多人把纳赛尔看成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一个阿拉伯政治崭新时代的代表。同时，纳赛尔的名字也成了“泛阿拉伯主义”的代名词。“泛阿拉伯主义”强调建立一个有力的阿拉伯政府，以面对具有“帝国主义本质”的西方，呼吁阿拉伯国家的资源应该由阿拉伯人使用而不是让西方人受惠。正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1958年，在叙利亚的要求下，埃及、叙利亚和也门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时纳赛尔也达到了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　　

应该指出，阿联的成立除了一种“泛阿拉伯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并没有牢固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很快由于种种矛盾激化，1961年叙利亚军队哗变，联盟被迫解散。接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方战败。心疲力竭的纳赛于1970年10月5日因心脏病病逝，从此，埃及历史上的萨达特时代开始。　　

四、埃及选择自由化、私有化为方向的“全面改革”　　

无论什么立场的学者都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纳赛尔时期的国有化给埃及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这种苏联式的国有化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使企业失去了自主性，从而限制了生产的多样性并引发了政府财力的匮乏。这使得萨达特在其上台之后，于1974年开始了他的经济改革。

萨达特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经公民投票通过永久宪法。宪法第一条规定埃及是“以劳动人民力量联盟为基础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部宪法在萨达特遇刺的前一年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主要有：一、取消了宪法第77条对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限制；二、修改了宪法第5条关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是唯一执政党的条款，规定埃及的政治体制为多党制。1972年7月，萨达特下令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宣布苏联在埃及领土上建立的一切设施和军事装备移交埃及管理使用。1973年10月，埃及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战争的胜利使得萨达特稳定了他的政权，于是他着手实施他的经济改革计划。

   除了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外、在外交和国家意识形态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的《十月文件》中提出了新的政治观念：这份文件并不否认社会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但在当时的体制中加入了私有经济的成份，为私人投资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于是，从1974年开始，埃及进入了她的“开放门户”时期。这个时期一系列政策的主轴就是鼓励外商的投资。1974年6月的开放政策基本法规定，鼓励外国投资的措施分四个方面：特殊的优惠税收制度、放宽资本及其利润离开埃及的限制、非国有化的保证以及外资在埃及从事经营活动的一些特权。1976年，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禁止苏联军舰使用亚历山大港。1977年11月，萨达特亲自前往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贝京会晤，打开了埃以直接对话的渠道。1978年9月，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萨达特同贝京在美国签订戴维营协议。从此，埃以打成了和解。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成了这个和解协议的直接受害者，也正是因为如此，萨达特走上了不归的黄泉路。萨达特的政策激怒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1981年10月6日　萨达特在阅兵仪式上遇刺身亡。从此开启了长达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时代。　　

穆巴拉克执政后强化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他强调生产，在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五年计划中重新定义了国家的作用：国家维护社会和经济的基本构架，剩下的部分应该放开让私有经济来发展。他的目标是减少埃及对于外部援助的依赖，并实现在生产和经营领域的长久增长。在他执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的措施是将用于消费的政府财政转向投资以减少经常帐目下的不平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1989年通过了一部法律将私有经济的发展放到了优先的地位：允许外资完全拥有制造性企业；外资企业在经营的目的下可以购买土地。　　

穆巴拉克这个时期的“开放”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外资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大量涌入，1990年，外资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其次，投入的外资都进入了金融、石油和旅游业，而没有进入埃及人所希望的制造业；再次，私人投资者大多从事的是投机交易，而不是长久性的生产投资。　　

   五、全面开放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埃及　　

穆巴拉克这个时期的“开放”政策并没有给埃及的工业结构和发展带来任何变化，但却给埃及的经济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  埃及经济结构畸形化发展

农业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拥有31.2%的就业人口。工业占大约三分之一（33%），拥有22%的就业人口，而以旅游也为主的第三产业为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达到50%以上（52%），并吸纳了46.6%的就业人口。埃及外汇的主要来源是：旅游、本国侨民在境外的汇款、苏伊士运河的通船费和天然气和石油的收入。仅仅法国每年去埃及旅游的人数就达到了60万人次。（即使动乱发生后，截至前天，法国滞留在埃及的国民仍有近4000人。）

前面说过1974年以后的私有化并没有提升埃及的工业发展水平，唯一的结果就是发展了私有经济。私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财政的困难。九十年代后埃及不得不求助于西方，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海湾战争上站在美国一边，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条件，这包括取消了对所有出口产品的限制和大大地减少了对进口产品的限制等等。　　

第二、         以丧失主权为代价获得经济援助　　

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埃及站在了美国一边，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先后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向埃及提供贷款和紧急援助。另外，美国免去埃及所欠军债，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也取消了埃及所欠债务。同年5月，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免除埃及约110亿美元的债务。埃及经济困难得到了缓解。其亲美立场也受到阿拉伯世界的非议和不满。　　

第三、限制中小企业发展，失业人数增加。　　

穆巴拉克主政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92-1997)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其目的是要在经济方面提高生产能力，在投资和生产方面加大市场的作用和提高私有经济的比重。具体来说就是：一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另一是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当然，私有化改革一开始只是针对的是一些小型企业，私有化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直到九十年代末，国有经济相对于私有经济的比重只是以每年0.3%的速度递减。不管怎样，这些措施的实施被西方学者成为“投资环境”的改善。这时外资和私人投资才开始向制造业转移。外资和私人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向除了石化产业外，就是纺织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应该说，这些措施还是给埃及的制造业带来了一定的发展，但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结果，就是这些措施对大企业有利，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制造领域，中小企业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增加值和吸纳的就业人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这也为今天的动乱埋下了隐患。　　

   第四、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贪腐影响社会稳定。　　

2002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给埃及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埃及是中东以及北非经济发展最稳定的国家之一，经济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4－5%。这个记录在阿拉伯国家中是很骄人的。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排在沙特之后，在阿拉伯国家中排第二位。2002年的海湾战争使得埃及国内生产总值降到了2.5%，2003年更是降到了1.7%。埃及遭遇了空前的经济危机，2003年被阿联酋超过，2004年又被阿尔及利亚超过，目前排在阿拉伯国家的第四位。这也就是穆巴拉克政府在2004年进一步推行以私有化为主导的经济改革的原因。　　

2004年7月，穆巴拉克任命了新的总理纳吉夫来推动改革。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内阁中像外贸、投资等这几个关键的部长都是他的长子加马尔 穆巴拉克的亲信。因此，有传言，穆巴拉克的家族在这次改革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第五、私有化改革副作用日益显现，埋下动乱的祸根。　　

2004年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一是减税和简化税收制度以鼓励私人投资，二是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这些措施的确带来了GDP的增长，2005年埃及的GDP就回升到了4.5%。2007到2009年之间埃及的GDP甚至超过了7%。2010年的上半年也达到了5.8%。但这一增长也同时伴随着不可忽视的副作用。2004年的经济改革的副作用：1、高通货膨胀：2008年11.7%，2009年16.2%，2010年11.7%，今年预计仍将超过10%。2、高失业率：2008年8.1%，2009年9.0%，2010年9.2%，今年预计将达9%。3、分配极为不均：绝对贫困人口达18%。由此可见，这几年埃及经济的所谓发展并没有改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相反，却打击了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百姓。　　

第六、服从个人意志的几次修宪，丧失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2005年，埃及第二次对宪法进行了修改，规定总统经全民普选产生。西方政府依然对埃及的这次宪法修正褒赏有加，认为这是埃及真正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也就是在同年，穆巴拉克再次以超过80%的得票率当选埃及总统。当然，尽管一些西方的许多团体和组织指责这次大选有舞弊，可让人奇怪的是西方政府对这些指责是一直默不作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埃及国内动乱的出现是有着充分的社会条件的，是埃及政府自1971年以来私有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埃及政府的几次修宪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混乱，彻底地打开了控制这场洪水的最后闸门。这才是产生埃及这次动乱的最根本的内因。

六、媒体失控和恶意炒作，诿发和加剧社会动乱。　　

据西方媒体的报道说埃及的这场动乱是从互联网上发起的，有人在facebook上发信息，揭发穆巴拉克家族的腐败，号召人们起来推翻穆巴拉克政府。信息很快在网上扩散开来。先是在多个大城市青年人走上了街头，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很快，市民也加入了进来，有人被打死，于是局势失控。政府实行了宵禁，封闭了互联网，并停运了facebook 和twitter，但为时已晚，矛盾已被激化，愤怒的火焰以被点燃。所有这些信息无非是要让人们形成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这场动乱是民众中自发形成的，没有任何人是幕后的黑手。而且美国政府一开始装出了一副一无所知和震惊的样子，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张牙舞爪地指手画脚。然而，动乱发生几天后，我们看到，巴拉迪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出现在了媒体上，然后又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回到了埃及。巴拉迪，这个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总干事，在伊朗核问题上紧跟美英向伊朗施压，他的出现总给人无限的联想。果然，紧接着，我们注意到美国人突然提高了他的调门，要求埃及必须有“秩序地转移”为民主政府。难道埃及不是民主政府了吗？难道他们以前对埃及民主制度的肯定都是在放屁吗？我这里不想对埃及的这次动乱是否是阴谋、是什么人在背后策划的这些问题妄加猜测，我只是想说，苍蝇从来不叮无缝的蛋，你不扎好自己家的篱笆，那么早晚有一天都要遭到别人的算计。

我的发言就到此结束。我的演讲只是“埃及骚乱事件反思话题”的开始，给大家分析一下埃及社会发展变革的大体脉络，参考的资料因其立场不同，也不一定是埃及现实的全面客观的反映。所以，如果讲错了，大家多批评指正。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

虚舟：谢谢泰山同志给我们奉献了一场很好的演讲，他详细介绍了埃及的过去和现实，分析了埃及全面改革政策及带来的后果，这种分析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基本观点。对我们分析当前埃及政局乱象的根源有很大的帮助。由于资料和信息的不完备，我们不可能掌握更多的细节，这种宏观历史的尺度，反而更有利于把握来龙去脉。关于这个问题张宏良老师今天在（2011年2月1日星期二）《向赵东民同志致敬——关于赵东民新春致辞的按语》中谈了对这件事的评价。

第一：提出对非洲中东“乱局”和中亚发生的政权“更替”要作区。【非洲中东的“鲜花革命”与中亚“颜色革命”有一个根本不同，它不再是亲美势力改变和控制当地政权的一种政治工具，而是人民大众反对富人、官人和洋人独占经济发展成果的大众革命运动，街头革命的口号不再是什么民主自由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要求。】过去在中亚发生的“颜色革命”存在“去前苏联化”的背景，是美俄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的较量。因为这些国家有社会主义的“经历”，“颜色革命”意味着“去社会主义化”，“去红化”，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继续”，反映了中亚国家亲西方化的民众情绪和对西方开放作为战略选择。与发生在非洲中东的事件不同，埃及是亲美的，埃及是全盘开放的，与西方国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些国家的动乱不一定对美国有利。所以张宏良老师定义为“人民大众反对富人、官人和洋人独占经济发展成果的大众革命运动”。

第二、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大众民主要求，是自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张宏良讲“今年一开始，突尼斯和埃及等国就爆发了要求民生的大众政治运动，再次证明了我们关于当今世界正在进入由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的文化转型期的判断是正确的。”但“由于突尼斯和埃及等国没有共产党这块牌子的政治和组织基础，没有复兴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文化准备，它的革命要求只能限于许多具体的民生要求，而不可能提出解决民生的根本措施。”

第三、双重因素共同作用，中国当前形势错综复杂。　张宏良　老师讲：【中国毛派共产党人和左翼爱国力量必须保持高度清醒和警惕，中国既存在非洲中东“鲜花革命”的因素，也存在中亚“颜色革命”的条件，而这两种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前景，一旦左右合流阴谋得逞，把两种“革命”混在一起，变成反对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的“革命”，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将不可避免，13亿中国人民被西方资本集团作为垃圾人口消灭的悲惨命运，将不可避免。】

第四、防止策略失误、自毁长城，提出了中华民族应对当前各种危机和挑战的正确策略。张宏良讲到【目前中国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仍然是此前我们一直强调的三个不能丢——共产党这块牌子不能丢，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基本制度不能丢，五星红旗这个政治联合不能丢。那些高喊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抽象口号，要把五星红旗变成一星红旗的所谓革命派，其实是一些形左实右的反革命派，是一些与极端右翼势力完全相同的“沉船派”】　　

欢迎大家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文字整理：泰山、虚舟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