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媒体”的理念是西方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之一。所谓“独立媒体”，是指在财政、经费、所有权上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私人媒体。西方新闻观认为，只有独立媒体才能免受政府和党派控制，保持“政治中立”，成为“社会公器”。长期以来，“独立媒体”与“新闻自由”一样，是西方自我标榜的招牌和攻击他国的大棒。

　　在近来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面前，美国主流媒体一改往日对别国同类事件高度关注、密集报道甚至嗜血般亢奋的姿态，对这场“99%反抗1%”的运动表现出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漠、视若无睹的消极，既没有及时报道，更没有大肆炒作，甚至与一些政客一道指斥抗议民众为“刁民”、“暴徒”、“乌合之众”。透过美国媒体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独立媒体”的真面目。

谁在掌管“独立媒体”？

　　所谓“独立媒体”是随着西方商业性报业经营体制的确立而出现的。历史上，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曾经有过一段“政党报刊时期”，报刊为不同党派所有，充斥政治辩论和相互攻击，是民主游戏中政党、政客争权夺利的舆论工具，毫无客观公正可言。“商业报刊时代”的到来，为西方新闻业带来了两个变化：其一，市场化经营帮助新闻业实现了经济独立，报刊从政党手中转入私人实际上是资本家手里；其二，报纸完成了由“观点纸”向“新闻纸”的转变，“客观报道”原则受到推崇。这两个变化对西方新闻业发展影响深远，“独立媒体”逐渐成为西方新闻体制的核心原则，媒体自身也被西方社会尊为“第四权力”，以维护公众利益的名义，扮演起监督与制衡的社会角色。

　　然而，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使西方新闻业不可避免地走向垄断，所谓“独立媒体”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

　　以新闻集团、美国维亚康姆公司、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这几家当今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为例。尽管它们的主营业务、媒体构成和经营特色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家族企业。新闻集团由鲁伯特·默多克家族控制。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默多克掌握集团70%以上的控股权。如今，尽管新闻集团已发展成国际化的上市公司，但仍有近2/5有投票权的股份掌握在默多克家族手里。美国维亚康姆公司是萨默·雷石东家族的企业，其经营范围涉及传媒业和娱乐业的各个领域。雷石东亲任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持有7成的表决权股份；他还任命女儿莎莉·雷石东为公司非执行副主席，这是一个为其量身定做的职位。贝塔斯曼出版集团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家族式管理的小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世界传媒巨头。集团股份由摩恩家族及其所属的贝塔斯曼基金会持有，实际上，摩恩家族就是唯一股东。

　　在这几大家族掌控的传媒集团麾下，聚集了一批重要媒体。美国付费发行量最大的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美国四大电视网之一的福克斯广播公司，英国第一主流大报《泰晤士报》等，属于新闻集团。美国老牌电视网之一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覆盖全球几亿家庭的MTV电视网，以及覆盖86%美国收视家庭的联合派拉蒙电视网，都在雷石东的领导下。欧洲最大的电视广播公司RTL集团，全球最大的图书出版商兰登书屋，欧洲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古纳雅尔，为贝塔斯曼集团所有。

　　此外，还有一批西方主流媒体在并购风潮中，先后被大家族收入囊中。被称为美国严肃报纸代表的《纽约时报》以及《国际先驱论坛报》，归苏兹伯格家族控制的纽约时报公司所有；美国另两份严肃大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分别由格雷厄姆家族和钱德勒家族掌握；被誉为“国家宝藏”的美国《新闻周刊》，2010年被音响大亨西德尼·哈曼收购。全球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被汤姆逊家族企业——汤姆逊集团兼并；英国老牌财经媒体《金融时报》和政经周刊《经济学人》，以及拥有欧洲最大电视网络的培生电视集团，同属于皮尔逊家族旗下的皮尔逊集团；英国另一份严肃大报《卫报》，则从1907年以来一直控制在斯科特家族手中。

　　这样的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这些媒体受众庞大、影响广泛，被视为全球最有权势的媒体，在世界新闻业界举足轻重，在国际传播领域可以呼风唤雨。但是，站在它们背后的，却是那么几个不为公众熟知的家族！

　　深入探究西方各大媒体的股权分布和管理层构成，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被通用电气收购，后者则被摩根财团控制；美国有线电视公司（CNN）的后台老板是传媒巨头时代华纳，而时代华纳的13位董事会成员中，有10位都是投资公司、跨国企业、知名媒体的高管和前政府高官；拥有美国广播公司（ABC）等媒体的另一传媒巨头迪斯尼集团，其董事会成员包括了波音、宝洁、维萨、谷歌、星巴克等多家知名企业的前任或现任高管……实际上，像这样财团高管出任传媒董事、财团与传媒相互渗透的现象，在西方传媒界十分普遍。如此盘根错节的权力图谱，构成了西方传媒业的真实图景。

　　这表明，真正掌握“独立媒体”的，不是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不是99%的普通民众，而是大家族、大企业、大财团，是西方社会最有权势、被称为“1%”的那个群体！

　“独立媒体”真能独立吗？

　　掌握在“1%”手中的媒体，能否像它们所宣称的那样，代表“99%”的利益？这是“独立媒体”必须面对的最大质疑。事实上，“独立媒体”可以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却不可能独立于资本。

　　媒体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办媒体是要花钱的，只有有钱人才可能办媒体；办媒体是要赚钱的，有钱人办媒体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在“独立媒体”的体制下，赚钱对于媒体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生存条件也是最高目标。默多克、卢斯等传媒大亨都曾不加掩饰地声称：报业只是一种生意。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家周报的主编明确地对记者说：“广告生意就是权力，谁给我们广告生意，我们就给谁说好话。”密歇根州一家地方报老板曾写下这样一份备忘录：“本报的办报方针是对于以广告形式资助本报的企事业要积极支持和正面报道。”

　　媒体不可能独立于老板的意志。早在1925年，《华尔街日报》的威廉·彼得·汉密尔顿就撰文写道：“报纸是私人企业，它不欠公众任何债务，公众也没有赋予它特权，它完全是业主的私产，他冒着风险推销自己的产品……”，言外之意是报纸理应听命于自己的老板。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乔纳森·谢尔曾就“窃听门”事件撰文指出：在默多克家族控制的新闻集团，编辑独立性已让位于铁腕中央集权。事实上，默多克经常“指导”编辑记者以更“务实”的方式报道新闻，还 “告诫”《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记者们：“别再为赢得普利策奖写文章”，“不妨刊登女郎照片吸引工商硕士”。《泰晤士报》原编辑伊万斯，因对默多克的做法表示不满而被扫地出门。《时代》公司老板卢斯也曾赤裸裸地威胁那些不满其报道方针的采编人员：“我早就说过我是你们的老板，这就是说我可以开除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媒体不可能独立于“1%”的利益。对近年来这场由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贪婪无度酿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向以“无所不在的监督”自诩的美国主流媒体居然一无所察，既无揭露又无预警，致使这场危机为害美国、祸及全球。当年普利策在为西方新闻理念定调时宣称：“永远与特权阶层和压迫阶级作对，决不失去对贫困者的同情”。然而，当“占领华尔街”运动呼喊出“我们是劳动者，我们是人口的99%，我们创造了国家的财富，我们理应是国家的主人，可是，我们却成了现代化世界的现代化奴隶。一小撮华尔街金融寡头，他们不过是人口的1%，他们并不为国家创造财富，可是，国家的财富，却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成了真正的国家的主人，而且是主宰我们命运的主人”时，美国主流媒体居然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事实表明，“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抨击的“1%”，正是掌控着所谓“独立媒体”的垄断资本集团，媒体是他们的喉舌和工具，只能为他们的利益代言，并且不惜为此漠视和损害“99%”的利益。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提醒：对所有人来说，当一种最重要的工具（新闻媒体）变得只对少数人有用时，当它为极少数人所役使时，把持这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就是危险的。透过“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美国媒体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

　“独立媒体”的最大真相

　　在外人看来，西方媒体可以“独立”地监督政府、批评官员，甚至促成政府更迭、总统下台，充分彰显了媒体的独立性。这是“独立媒体”最具迷惑性的外部特征。如果不将观察的视角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不能从根本上还原西方“独立媒体”的真实面目。

　　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保护私有财产、维护资本利益。“1%”的这部分人，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巨大财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资本主义制度是他们真正的“家园”，他们对维护现行制度有着高度的自觉性和强烈的责任感。默多克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可与讲英语的国家发展起来的模式相媲美。……（这种模式）由普选、有限政府、法治、私有财产、自由市场等要素组成。”由“1%”垄断的媒体可以“独立”地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可以让某位政客落马、某个政党败选、某届政府下台，但它们绝对不会去质疑、批评、反对这个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深层弊端时，西方主流媒体却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轻描淡写、冷漠消极的原因。

　　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是垄断资本集团的“打工者”。西方民主早已沦为金钱游戏、集团贿选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而有能力用大把金钱操控选举的只能是站在大财团、大企业、大媒体背后的“1%”。他们才是西方国家没有任期限制的真正统治者，政府不过是受权维护各个资本集团的利益，充当资本的“看门狗”和“守夜人”。如果“1%”不满意，政府就是可以适时辞退的管家和仆人。“1%”对媒体的控制比对政府的影响更加直接，所谓“独立媒体”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守护者”；媒体批评政府，与其说是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不如说是主人对仆人的监督和呵斥。这才是“独立媒体”的最大真相！

　　媒体为私人所有，是媒体“独立”的前提，而媒体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资本垄断、金钱垄断，是媒体“独立”于资本的无法逾越的障碍。这种理念与实践的悖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注定是一道无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