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中产阶级社会稳态神话的破灭
来源：《社会观察》杂志2011年第11期 美国中产阶级为何从很多人期望的稳定力量变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重要主力？所谓“橄榄型社会”的稳态多半是一种阶段性的迷思，“中产阶级”与“自由、民主、平等”的关键词链接，更多半是心理上的安慰剂，既非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
全球性的“攻打金融富豪”运动，发端于美国“占领华尔街”，蔓延到全世界，本身并无多少新意。穷人起哄，搞阶级斗争，这次既非最烈，亦非最大，要说有新意的地方，笔者认为有两点：其一，打得有声有色但文质彬彬，以FACEBOOK为载体，以金融富豪为对象，不动刀枪不分田地，几乎是一场“虚拟战”；其二，参与者素质高收入高，几乎以所谓“中产阶级”为主流人群，颠覆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宣扬的“中产阶级比重越大社会越和谐”的观念。

笔者认为，在2011年，“9.11”的十周年、次贷危机的四周年之际，爆发此种“中产阶级社会危机”，有着非常充分的现实理由，更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中产阶级们像足了《水浒》里的宋江，从“押司”变成了“配军”，从“捍卫者”变成了“攻打者”，缘起正是他们自己率先成为了“被攻打者”。

下流社会

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曾经被视为一种“普世生活方式”，和“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互为奥援，成掎角之势。

上世纪50到70年代，美国经历了全社会高速成长的30年，接近70%的人口踏入了一种仿佛梦境中的集体性的安乐生活。“格林尼治村”的幻想被打破，地价上扬，咖啡屋让位于购物中心和俱乐部，波波族取代波希米亚族，1950年的一本《Time》杂志封面上，出现了一排整齐的郊区house，出售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屋子里配上了洗衣机和电视，房屋契约上写明，不得户外洗衣，禁止建造围墙，必须定期整理草坪。年轻人不再成为技痒于阶级斗争的左派，他们的注意力在梦露为代表的好莱坞身上，性感、时髦、嬉皮、同性恋成为了逃避社会贫富差距的最好处所。

和这一代美国中产阶级共同成长起来的还有一批美国的消费品公司，比如宝洁，它依靠大量不奢侈也绝不廉价，但富有生活风情的日用消费品而迅速成长。与此对应的还有啤酒、航空、旅行支票等公司。然而，最近宝洁公司宣布推出一款以低价为主要诉求的护肤品，这是其38年来首次推出这类产品。

与此对应的是，日本作家三浦展的作品《下流社会》在全球大卖，这本描述日本社会阶层划分的书籍认为：社会“向下流动”的趋势正在世界悄然成形，日美欧曾引以为傲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世界已然出现“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的两极分化。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的“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的全面下降。

金融危机可能是缔造出这种“美国梦”破碎的元凶之一。根据最近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美国整体贫困率攀升到17年来新高的15.1%，这意味着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0年的官方贫困线被定义为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为22314美元，或者个人收入为11139美元。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汉密尔顿项目统计，从1969年至今，美国中产阶层的实际收入减少了28%。而那些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人处境更糟，他们的实际收入下降了66%。

比一个坏消息更坏的是同时诞生了两个坏消息：金融危机不止让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子变得难过起来，还让富豪阶级变得更有钱，从而让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直接催生了“攻打者”阶层。据统计，占美国家庭总数1%的最富裕家庭的年收入总和，与底层60%家庭收入的总和相当；他们拥有的财富总和与底层财富总和的90%相当。这正是目前华尔街绕不过去的一道追命符。

波动性是中产阶级的敌人

从经济学层面而非道德层面看问题，出现富豪越来越富，中产阶级日子难过的局面，几乎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出现经济大衰退和大反弹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巨大的波动性颠覆的正是原来最稳定的板块，巨富与穷小子都不是承受损失最多的群体，波动性堪称中产阶级的最大敌人。

以美国的情况为例，2008年的大衰退，股票和房地产价值巨幅缩水，富豪们的主要资产来自全球资本市场，故而“身家”巨幅缩水，但是其现金流收入并未缩水太多，很多人由于提早退出，反而拥有了大量现金。2009年，公司利润每季度递增，股市市值回复，以巴菲特为首的资本家们甚至有了绝佳的投资机会，于是，这个阶层的财富不降反增。

从产业角度来说，金融业由于其固定资产规模小，科技含量高，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反而小于其他行业。从2007年一季度到2010年一季度，美国金融产业缩减了8%的工作职位，与之相比的是建筑业缩减了27%，制造业缩减了17%。2009年，这个国家前25位的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比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的收入还要高，达到了250亿美元。一项美国的就业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0年，美国人的工资收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在曼哈顿地区增长了11.9%，硅谷是8.7%。在全国范围内，仅有高中毕业文凭人群的失业率是12%；大学毕业生是4.5%；有专业资格的人士是2%。

长期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人群主要来源于制造业，其收入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大。从2000年至今，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减少了三分之一。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制造业外包使得在美国公司花上在本土雇佣1个工人的钱能在亚洲雇10个工人。正如谢国忠去年曾经评论的那样：借助金融危机，通用汽车等大公司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成功地移向了海外，等危机过去，通用的市值还会恢复，但是那些岗位却永久地留在了亚洲。

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美国一直处于从工业到服务业和信息业的过渡进程中，美国经济把自己非常紧密地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市场中。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后这种转变的步伐已经加速，金融危机后甚至更快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趋势是：美国内部的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在逐渐减少，而削减下来的那部分开支，在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缔造了一大群中产阶级。这个进程得以持续，本质在于从2000年开始的美国房地产泡沫，它让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日子看上去并不难过，甚至通过举债还有不错的提升。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欧洲的福利社会）都是不可持续的。

一个简单而有力的结论是：地球的资源只够几亿人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不管它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印度，他们的优越生活的基础，必然是数倍于这个人数的群体的低福利劳作。当中国、印度、巴西的富豪和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多，老欧洲和美国、日本的实际社会总财富必然缩水。美国过去数十年的“中产阶级神话”本质是无法普世的，必然会“被攻打”的。

“占领华尔街”游行示威冲突升级，数百人被警察逮捕。

中产阶级的“政治标签”

一个比较讽刺的事实是，“中产阶级”的提出者，并非别人，正是共产主义导师马克思。在有关中产阶级的历史文献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48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mittel klasse”，用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中等阶级的下层：“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马克思的论断超前得令人有些惊讶，他甚至预言，这个阶层的数量会越来越庞大，“中间阶级..，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或阶级分层的标准是一元的，即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在马克斯?韦伯那里，社会分层的标准是多元的，它起码包括：（1）从经济的角度界定的阶级（class）；（2）从社会的角度界定的身份或地位（status）；（3）从政治的角度界定的权力（power）。这一由财富、权力和声望构成的所谓三位一体分层法后来成为定义“中产阶级”的标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吉尔伯特和卡尔的包括职业、收入、财产、个人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在内的九变量系统。在这个新的体系下，“中产阶级”更多地成了一个超越简单财富和收入定义的阶层，它在职业上指含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白领工种，在社会地位上意味着具有一定“社会意见表达权”的人士，而最主要的标志是“体面的生活”，它建筑在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上，进入这个阶层的首要好处就是“无需为稻粱谋”，或者说，永远没有下岗危机。

在20世纪50到70年代，也就是美国、日本、德国的经济高增长年代，“中产阶级”不仅是一个社会阶层，甚至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政治符号。中产阶级人数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被解读为“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稳定力量。在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理论中，服务经济与知识经济逐步取代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专业和技术人员队伍不断扩大，社会井然有序，白领的人数和社会地位都稳步提高，社会理性程度增加，趋于更加稳定。

80年代研究美国社会分层的学者吉伯尔特和约瑟夫，将收入来源、职业、和教育文凭的标准结合起来，构造了一个有关美国阶级结构的“理想型”概念。认为在美国可以识别出六个阶级：资本家阶级、上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工人阶级、劳动贫穷阶级以及下层阶级。中产阶级泛指上中层阶级和中层阶级，包括 “受过大学培养的专业人员和经理”以及“在工作上接受来自具有上中层阶级证书的那些人的命令，但也具有充分的职业技能，维持良好的生活，享受舒适的主流生活方式的人。他们通常感到地位稳定，有时也会渴望向上流动。其中大部分为白领人员，但有时也是蓝领人员”。

从这个论述很容易看出，其实中产阶级已经泛化为一个政治标签，它和财富并无线性关联，而是强调身份和工作角色，差不多类似于接受资本家雇佣但又能通过某种模式指挥体力劳动者工作的人群（正因如此，中产阶级的收入概念总是弹性很大而认同度不高，比如中国曾经有机构定义为年收入6万到50万元，遭到广泛质疑）。这个定位，决定了“中产阶级必然是社会的稳定力量”，甚至可以说，“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果而非因。这个“果”的前提是此阶级拥有足够庞大且富有效率的“工人阶级”及更下层阶级供其驾驭。

福赛尔在《格调》一书的开端就不无讽刺地描摹出美国人对平等神话的本能迷恋。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蓝领和白领阶层而言，中产阶级的神话有助于消除等级森严的不快，另外也给了工人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对上层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管理者而言，神话将他们高出平均水平的收入和特权合法化了。简言之，中产阶级神话源于人人平等的母题。

中产阶级要避免“法西斯化”

让我们再回归到本文的开头，蔓延于全世界的“攻打金融街”事件中，令很多观察者迷惑的是，为什么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会突然掀起了一场激进的极左运动？难道仅仅因为贫富差距和失业率就能轻易破坏掉那个稳定的社会形态？

如上文分析说述，中产阶级首先不是由客观的收入水平造就的，而是一种自我的认知态度。如果社会上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等或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心态，如果社会上多数人认为自己是处于下等生活水平，这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心态，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从1991年开始，全球化的持续经济增长，已创下美国历史最长的持续增长纪录。但是，在90年代，美国最富的和最穷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2004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用“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来对付政敌布什的经济政策，“中产阶级悲惨指数”主要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包括教育医疗开支上升，油价增长等，它们与失业率增加的问题合并起来，直指“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可持续”的命题。或者说，那么多人同时成为中产阶级是不可持续的，要么美国人能找到大量外国劳工剥削，同时资本家没有将厂房转移将利润装进自己口袋的自由，要么就只能靠信贷泡沫多维持几年。最后，布什当选，并且用房地产泡沫延长了这个进程直到2008年。

当这个进程破灭，矛盾从渐变转为激变，贫富差距演化为“富人靠金融危机掠夺了中产阶级并让他们成为穷人”，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1923年，卢杰?萨尔瓦托里（Luigi Salvatorelli）以意大利为例，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出了解释，认为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二战后这种假说获得了广泛认同，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提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代表着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每一阶级都会采取一种或是温和或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层阶级的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而中产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则是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李普赛特眼中，法西斯主义是“中间派的激进主义”，“它从根本上说代表了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抗，对大型企业和工会的反抗”。

当然，目前横亘在金融街上的人群还远远谈不上酝酿一场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可是，从历史源流和现实困境中，我们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一点，所谓“橄榄型社会”的稳态多半是一种阶段性的迷思，“中产阶级”与“自由、民主、平等”的关键词链接，更多半是心理上的安慰剂，既非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

（作者系本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