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该为伦敦“骚乱”负责？

自从2007年西方拖累全球进入危机时代以来，全球各国的制度便都面临着危机的全面检验----如果还不是终极检验的话。

第一个倒下的是来自西方的冰岛：这个全球新闻自由排名第一、民主排名高居世界第二的国家由于无力还债而破产了。而且，还是全民公投，拒绝偿还所欠世界债务。令人惊讶的是，仅有30万人的小国，居然负债350亿英磅，人均11.6万英镑。全球新闻自由排名第一、民主度排名全球第二的桂冠就这样与破产、赖账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倒下的还是来自西方、地中海国家希腊。希腊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2004年刚刚成功举办过奥运会，结果仅仅四年，就应声倒下，必须依赖欧盟的援助才能继续生存。据自由派人士称，有一个“奥运会魔咒”，独裁专制国家举办奥运会之后，往往很快就要垮台。纳粹德国1936年举办柏林奥运会，9年后崩溃。苏联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后不过十年，就解体。韩国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就走向民主化。 只是奥运会创始国、当代的民主国家希腊算不算也中了“奥运会魔咒”？

第三批次倒下则是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制度的中东世界。这就是已经走向内战和日益血腥的阿拉伯革命。到现在，西方长期的盟友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都已被愤怒的民众赶下台，正在演变和吸引全球目光的是北约卷入的利比亚内战、也门内战和叙利亚伤亡惨烈的严重冲突。这些得到西方长期支持的政治强人（以色列甚至提出给穆巴拉克庇护，这才是患难见真情的老朋友），曾长期维持了国家的稳定，但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际，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而被扫进了历史堆。

当历史走到今天、西方制造的经济危机在全球肆虐一圈之后，终于把矛头再度对准西方的主体美国和欧盟。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历经一年的在大剂量救治，不但未见起色，反而从希腊、爱尔兰向葡萄牙、西班牙和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漫延----如果从太空往下看，会发现地中海南北两岸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愤怒的民众走向街头、警民暴力冲突。美国则在放出天量资金救市之后，却出现了缓慢而又乏力、伴随高失业率的经济复苏。而做为救市的副产品之一----长期以来高居不下的债务----又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西方开始出现许多前所未有或者极为罕见的异象：挪威发生由本土人士（同一种族、同一宗教、同一文化）发动的针对自己国民的恐怖袭击，造成二战以来最为惨重的伤亡。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法国2012大选支持度最高的候选人卡恩在纽约爆发“强奸门”、英国爆出席卷政客、警方、媒体的窃听门丑闻、比利时选举争议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超过一年，国家正在走向解体、美国发生针对议员并造成数十人伤亡的、颇具政治色彩的枪击案、民主共和两党罕见的为了提高债务上限而殊死角逐到最后一刻、标准普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将美债降级、全球股市大跌，两周内竟然导致7万亿美元化为乌有！所有的事件都针对性极强的指向西方的制度，整个西方似乎到了只要一个火星就能爆炸的边缘。而这个火星，首先在英国的首都伦敦点燃。

就在标准普尔调低美债信评等级的第二天，一场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骚乱（或者革命？）突然在明年就将举办奥运会的伦敦爆发（魔咒效应扩大了？），并迅速在全英蔓延。而事情的起因简直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翻版：一位黑人青年被警察开枪射杀（突尼斯还只是自杀），民众前往警察局门口抗议，要求真相和正义（后来的口号又加上了“要工作”、“要公正”），随即变成暴动和骚乱。而这场“骚乱”只所以能够迅速升级，也和突尼斯等国的革命同出一辙：抗议者通过互联网的脸书和手机短信来组织和协调。而政府的表现也几乎和北非各政府相似：称抗议者是暴徒，随即派大量的警察和装甲车进行弹压，而且历史上第一次授权警方在英国本土可以使用高压水枪。目前已有四人在骚乱中死亡，其中一人被中弹而死，八百多人被抓。两百五十多人被起诉。其中包括不少妇女，最小的仅11岁！也难怪凤凰网的网友这样留言：强烈呼吁联合国制裁杀害平民的英国政府！强烈谴责英国政府的无视人权的行为！ 连妇女和7岁得儿童都能说是“暴民”，英国政府难道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吗？强烈抗议英国当局这种公 然践踏人权，压制民主，滥杀无辜的反人道行为 ！ 联合国尽快出台决议，谴责英国政府的反人类罪行！！ 联合国应敦促国际法庭通缉卡梅伦，对其镇压和平游行滥杀贫民反人类行为进行审判！前有穆巴拉克，后有卡梅伦！欧洲、美国的记者们这时候沉默了，欧美的人权组织沉默了，美国这个世界警察沉默了，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们沉默了！！！.....不过一向被西方指责侵犯人权的伊朗，也终于吐了一口恶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迈赫·曼帕拉斯特于9日表示，英国政府在骚乱面前应保持“克制”，避免让警方使用武力。“我们希望英国政府能够避免让警方使用武力，尽可能与抗议者进行对话、倾听他们的要求，从而让他们的情绪恢复平静。”更令英国尴尬的是，利比亚政府也加入了谴责的行列。

不过，这次英国政府还是和利比亚、叙利亚不同，没有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英国是民主国家的缘故，确实是不需要。《每日电讯报》就已经讲的很明白：如果警察无法夺回控制权的话，那么政府就有可能会考虑让军队进入，并实行宵禁。历史上，我们看看英国这个西方第一个宪政国家， 无论是在殖民地还是在本国，只要需要，往往是不吝于使用武力屠杀平民。想想英国在印度和北爱尔兰制造的惨案吧（仅阿姆利则惨案就打死和平请愿的印度百姓379名----这还是英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而北爱惨案，英国一直坚称是军队自卫，直到2010年才承认真相），想想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派军队进入大学开枪镇压大学生的反战运动吧。

不过以本人看来，这场“骚乱”还不会演变成北非式的革命。一是西方的话语权仍然未倒，它仍然可以将这场民众的抗议行动定性为“骚乱”或者“动乱”。就如同挪威一样，可以将它定性为是对民主的攻击（这和中国定性为对社会主义的攻击一样）。二是西方控制的媒体把事件聚焦于抗议运动中出现的暴力事件：打、砸、抢、烧，根本找不到抗议群体的声音（西方的新闻自由啊），从而将整个抗议运动定性为“令人厌恶的犯罪”（首相卡梅伦语），从而为全面的抓捕（即镇压）贴上合法性的外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插手----西方各国是利益共同体，自然不会介入，而中国向来没有干涉他国事务的传统，俄罗斯则还没有从休克般的民主化造成的后果完全恢复过来，否则如果有冷战时的实力，岂能白白放过？否则，就是颜色革命、鲜花革命。另外，在北非革命发生重要作用的现代资讯，也立场主动的站在英国政府一边。目前黑莓手机英国运营商已经宣布将不惜采取黑客手法，“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协助”英国政府的调查：即通过短信来定位“暴徒”的位置和犯罪事实。要知道，8月4日被警方射杀的29岁男子马克·达根，正是通过“黑莓通信”向女友发出了最后一条信息。 从而点燃了这场世纪大骚乱。

虽然这场骚乱很快将平息，“犯罪分子”也会被民主专政，绳之以法。但世人还是要反思骚乱背后的深层原因。

当然，第一条就是西方的制度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在迅速恢复的同时，其制度也进行了深刻的变革。最终建立起一个普选的民主制度和福利健全的社会体系。本来由政治精英和资本精英控制的权力游戏，演变成三方的博弈。而在这其中，由于选举的因素，政治权力逐渐沦为资本和民众的附庸：没有财团提供的资金，没有人能够参与选举；没有民众的选票，就不可能赢得选举。于是资本和民众的诉求决定了政治决策。结果就是越来越高的福利和对资本逐利的放任。在美国和英国突出的表现在次贷危机：百姓可以极易的得到住房，银行可以得到利润。同时各金融机构特别是不受监管的投资银行疯狂的进行标杆化，从而将危机推到极至。而当危机爆发之后，政府不仅要救助这些肇事者（或者它们的政治献金决定着政治家的命运，或者它们都已经太大而不能倒），还要迎合民众的不合理需求或者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从必要的改革上倒退。比如，美国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奥巴马仍然要建立医疗保健体系。而法国的退休制度改革幅度过小，英国和希腊缩减福利的措施都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并演变成暴力冲突。而好不容易推动的改革措施，一旦非理性的选民投票进行政党轮替，一切都又将回归原点（法国社会党已经声称如果胜选将取消退休制度改革）。而一个社会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则必须会出现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今天的英国骚乱，挪威的恐怖袭击事件，都已是明确的信号。（曾经质疑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群体，是不是也要质疑一下这个已经举办过多次奥运会的英国，何以国家都到了负债累累、入不敷出的境地了，为什么还要搞这样的面子工程？）

其次，西方民主制度是靠选票即数人头来运转的。一个群体如果想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其利益能够得到保护，必须有足够数量的选票。否则就要沦为被忽视的一群。而被忽视的一群，除了在忍无可忍之下诉诸暴力，已别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西方的非洲裔、阿拉伯裔群体，总是这种骚乱的主角。这就是为什么有选票，有表达机制，民众依然选择暴力来表达意见。今天的伦敦，就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骚乱首先在伦敦少数族裔聚集的托特纳姆区发生----这个区失业率（尤其青少年失业率高）、贫困率、犯罪率极高，实是伦敦市内的“小突尼斯、小埃及”，甚至当地居民平均寿命也比伦敦平均值低大约5年。但由于这些群体没有足够选票，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制度性的社会不公正长期存在。西方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不得紧缩公共开支、削减福利（警察和军费都削减20%，特别是空军的数量都不如一战前，几乎倒退一百年；教育经费在要求2015年之前大幅减少25%至40%的同时学费却剧增），而他们更是首当其冲（该地区共有13家青年活动中心，但是由于政府削减支出，其中的8家已经被迫关闭，社区警力也很快会受到经费削减的影响。面这次骚乱的主力就是青少年）。这就使得矛盾变得更突出，不仅如此，伦敦警员平日执勤经常粗暴对待少数族裔，令民怨愈积愈重，底层民众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正如一位托特纳姆区居民所说：“在伦敦，在托特纳姆的街道上，警察经常骚扰我们、粗暴地对待我们。我们为此提出申诉，他们却全不当一回事，认为我们是在开玩笑。而这一切仅仅因为我们是有色人种，是黑人……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让人们睁开眼睛，看看这里的真实情况”。英国已处于一个火星都能引爆的社会紧张状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暴动已经不止一次在欧洲国家发生，但由于问题是制度性的，无法根本解决，往往几年之后，冲突再起。

这场伦敦骚乱，也再一次证明了，尽管西方已经发展到后现代阶段，但它的民主制度仍然无法解决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融合问题。其实这一点，就是西方领袖也不否认。2010年，德国首相默克尔曾表示德国的文化多元社会已经死亡。英国首相卡梅伦自己也于今年初罕见的公开承认“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必须放弃”。挪威悲剧是由极端仇视伊斯兰的极右翼分子所为，2005年伦敦地铁恐怖袭击事件也是由在英国土生土长的穆斯林所主导。2005年法国巴黎的骚乱也是由少数族裔发动的。2004年西班牙首都火车恐怖袭击事件也是穆斯林所为（恰在“九一一”事件发生的第九百一十一天）。而这些事件又反过来促使极右翼势力的迅速发展。在选票的压力下，左、右正常政党都不得不向极右翼靠拢。从而加剧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西方的种族危机、社会危机以及制度危机，这才刚刚开始。相对而言，中国少数族地区虽然也有类似的事件，但其规模和烈度是无法和西方相提并论的。特别是这些分裂势力还得到了西方或明或暗的支持。中国做为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和谐程度可称全球最高的----这自然也是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所致。犹太人全球不会被同化，唯独到了中国就溶入了。

而结论是，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这次2007年以来的危机，都是西方的制度危机。

看到西方欧债、美债危机，挪威空前的恐怖袭击悲剧、英国伦敦的大规模骚乱，不得不令人感叹，中国虽然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正处于矛盾高发期的“中等收入陷阱”，但中国的表现确实不仅远远优于哪些曾达到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更是优于今天已经处于后现代阶段的西方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全球发生这么多危机：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金融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今天的西方经济危机，中国不但不是危机的制造者，而且总是第一个成功解决危机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每一次中国都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虽然许多自由派学者对中国模式百般否定，口诛笔伐，对欧美模式百般辩护、发自内心的崇拜，但是，假设今天的中国也如欧美，岂不是全球的末日？难道我们不应该庆幸中国不是欧盟，不是美国，不是日本吗？当然，我们和西方不是比烂，而是从对比中可以更客观地看待自已，更加坚定走自己道路、对自创模式的信心。

虽然中国也有广州增城新塘镇哪样的骚乱，但这毕竟只是发生在一个乡镇的事件，和英国发生在首都伦敦、法国发生首都巴黎并迅速蔓延至全国的骚乱根本不在一个层次。而且事件发生后，也没有像英国和法国哪样大量抓捕，更没有将事件定性为犯罪行为，也没有上升到对国家制度否定的高度。相反是政府反思自己的责任，处理失职的责任人。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的总结：“6·11”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一条就是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滞后，难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改革创新，转变不合时宜的管理观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切实转变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重户籍人口服务、轻外来人口服务的思想观念，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服务。与此同时，还要规范管理方式，不断提 高社会管理水平；要注重源头治理，大力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加强社会协同，督促企业落实好管理服务员工的社会责任；要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随后举行的各民主党派参加的座谈会上，也如此反思：“加强社会建设是广东的当务之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省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社会建设上还有不少薄弱环节，如果不注意解决这方面的突出问题，就会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会影响广东的长远发展、科学发展”。

可我们看看英国各方是如何总结的：英国警方认为，此次骚乱的发生和蔓延与一些年轻人热衷模仿暴力游戏GTA，并利用微博、社交网站和拥有免费加密通信功能的黑莓手机互通声气有很大关联。伦敦警察局代理长官蒂姆-戈德温竟这样表示：“我听说人们在讨论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么大的骚乱以及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从我自己看到的我认为这是纯粹的暴力行为，这是犯罪”。 助理警察总长薛旺在一份声明中称，“过去几小时内，大曼彻斯特警察局面临着暴力组织极为严重的暴力行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根本没有顾及公众的财产和生活。”

而政界呢？首相卡梅伦声称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令人作呕的罪行”，必须要打击。英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重建骚乱后的秩序。更为不可思议是，他竟然不顾英国是“法治国家”，公开于议会敦促加快对此事的司法程序处理（于是伦敦三所法院通宵值班审理）、呼吁警方采取更强有力的行为。面对外界对警方镇压行动的质疑，他这样回答：那些“虚伪的人权关注”不会阻挡警方的脚步（这句话估计卡扎菲和阿萨德都听的清，听的明，记的住）。而卡梅伦虽然也承认英国这个社会生病了，但却令人难以置信的认为：“出现骚乱和抢劫等问题的原因在于责任感的缺乏。”“有人认为世界欠了他们什么，因此他们觉得自己的权利大于责任，他们也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但后果却产生了。””英国内政大臣特雷莎·梅则抨击当前发生的暴力抢劫行为是“彻头彻尾的犯罪”，必将受到应有惩罚。出现骚乱城市的理事会则宣称，如果他们的房客或者他们的孩子参与了暴乱，将会被赶出去！

学界呢？更离奇的说法就来自学界。专栏作家哈利·芒特称，几个月前，他在皮卡迪里地区参加一个游行示威，示威中也出现了骚乱活动。他目睹了白人骚乱者开始打砸银行抢劫店铺，而防暴警察则站成一排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芒特引述一名警官的话解释说，这是官方的政策：与其介入并制止骚乱者，还不如让他们抢劫几家店铺，否则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骚乱。他批评道，这次骚乱和以前不同，因为此次骚乱的规模已足够大，警方不能再无动于衷。警方对骚乱的“温和友善的政策是灾难”。

媒体呢？《泰晤士报》报道说，首都的骚乱已经发展到了毫无动机的暴力与破坏行为。警方该以更强硬的手段来应对了。《卫报》的署名文章表示，骚乱者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希望与警察作对。不仅如此，英国的报纸还采用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描述被警察枪杀的达根：据说达根曾经是黑社会一个比较著名的头。英国媒体不仅一边倒的谴责（以骚乱形式）抗议的民众，另一方面却完全封杀这个群体的声音（倒是置身事外而又对英国一向不感冒的法国媒体采访到一位“暴徒”。他说出于愤怒反抗这个体制，并对自己的抢劫行为有负罪感，“其实我仅仅是想找到一份工作”），更别说探究这个弱势群体长期以来的苦难和承受的不公正待遇。想想中国的媒体对类似事件的报道，真令人质疑究竟哪一个国家的媒体是附庸？哪个国家才有新闻自由？而仅有的几篇反思文章，也不敢把矛头指向制度，却轻描淡写的归于教育，归于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归于家庭破碎，归于贫穷，贫富差距。

两相对比，可谓天壤之别。这种差别的背后，恐怕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区别！这也解释了何以中国的问题大多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因为中国正视问题，不回避问题，而西方呢？自2007年危机以来发生的这么多史无前例的灾难、悲剧，西方可有中国这样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只是，一个丧失了反思能力的制度哪还有什么未来？（本人非常赞赏海内外自由派学者对西方危机时和现在的辩护，不是赞同他们的观点，而赞同他们的无间道。能让西方丧失反思能力，也是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附：凤凰网自由谈栏目（第441期）关于此事件的结论：一个发生骚乱的社会并不是最糟的，这意味着它至少还有宣泄“怨气”的渠道。（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londonturbu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