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苏维埃俄罗斯报》2003年3月4日“纪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的专刊发表了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题为《世纪的名字》的长篇文章，阐述了他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一些看法。斯大林在世时，季诺维耶夫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如今他全面肯定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当然，其中有些观点也是我们赞同的。现将文章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斯大林时代

为了客观地描述斯大林时代，必须确定这一时代在俄罗斯（苏联）共产主义历史中的地位。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历史，前后经历了四个时期：（1）初生时期；（2）青年（或走向成熟）时期；（3）成熟时期；（4）发生危机和走向灭亡时期。第一时期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起到1922年斯大林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或1924年列宁逝世。这一时期根据列宁所起的作用可称作列宁时期。第二时期终于1953年斯大林逝世或1956年党的二十大。这一时期是斯大林时期。第三时期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这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第四时期始于戈尔巴乔夫夺取最高权力，终于1991年8月叶利钦发动反共政变和俄罗斯（苏联）共产主义毁灭。

苏共二十大（1956年）以后，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时期是一个残暴时期，斯大林本人集人类历史上一切施暴政者之大成。直到今天，人们也还仅能接受对斯大林主义祸根和斯大林缺陷的揭露，认为这才是坚持真理。如果有人想对这一时期和斯大林个人作一客观评价，就会被扣上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帽子。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斗胆说一点离经叛道的话，不去走常人揭发批判的路。这不是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辩护，而是客观地认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从道义上讲，我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从青年时期起就被认定为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1939年是一个蓄意谋杀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小组的成员，因公开发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言论曾遭逮捕，并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前一直从事非法的反斯大林宣传。斯大林去世后我停止了这种宣传。对死了的狮子，甚至蠢驴都敢踢上一脚，我不能以死了的斯大林为敌。我正是在对斯大林的攻击变得不再受惩罚甚至受到鼓励的时期走上了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苏联社会包括斯大林时代的道路。下面我简要陈述一下经过多年科学研究得出的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结论。

列宁和斯大林

在斯大林年代，苏联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总把斯大林描述为“当今的列宁”。我认为这种描述是正确的。当然，列宁和斯大林之间有不同的地方，但重要的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建设现实共产主义的实践中，斯大林主义都是列宁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斯大林对列宁主义予以了最好的阐释。他是列宁忠实的学生和继承人。不管他们之间具体的个人关系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们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历史人物。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苏共二十大后，人们开始把斯大林和列宁对立起来，把斯大林主义看成对列宁主义的背离。斯大林确实“背离了”列宁主义，但这不是背叛意义上的背离，而是对列宁主义做出重大贡献意义上的背离。斯大林贡献之大，使我们不能不公正地说斯大林主义是一个特殊现象。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列宁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于，他构筑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体系，建立了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职业革命家组织，领导了一支准备夺取政权和保住政权的力量；当事件发生时，他肯定了这一事件，并冒险夺取了政权；他利用政权去打碎现有的社会体系，组织民众保卫革命果实不被反革命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夺去。简而言之，他为在俄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必要前提。但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在列宁去世后，即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他们两人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我们可以断言，没有列宁，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没有斯大林，也就不会出现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社会。总有一天，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终归会重新求助于共产主义．把它看作摆脱灭亡的惟一道路。20世纪将被称为列宁和斯大林世纪。

我这里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区分开来。在俄国革命中，二者是融为一体的。在列宁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前者，而在斯大林时期，后者占据了首位。社会革命不在于消灭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不在于废除土地、工厂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些仅是政治革命中消极的、破坏性的一面。社会革命应该具有积极的、创造性的内涵，即建立起新型的由全国千百万人民大众参与的社会组织。这是把千百万人联合到一个拥有新型的社会结构和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集体之中的恢弘和史无前例的过程，是建立几十万个迄今未见的实业集体并使其联合成同样迄今未见的统一整体的过程，是创立一种使千百万人拥有新的心理和新的思想的新生活方式的恢弘过程。

有一个情况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人们都把上述过程说成是斯大林及其战友们在实施马克思和列宁所制订的方案。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马克思和列宁根本就没有制订过任何这样的方案。能够找到的是一些可以解释并且事实上常被歪曲地解释的笼统的思想和口号。无论斯大林主义者，还是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制订过这样的方案。他们所进行的只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创造。新社会的建设者面临这样一些具体任务：确立社会秩序，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同无人看管的现象作斗争，为人们提供食品和住所，建立学校和医院，提供交通工具，建设工厂以生产必需的消费品，等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迫切的需要，是要适应现有的手段和条件，是要顺应客观的社会规律。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和犯了一些错误之后，被迫考虑了这些规律。他们也没有想到，就这样将一个新型社会机体的细胞建立了起来，在这一社会机体中，既融进了他们的合乎规律的构想，又体现了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关系。从他们考虑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组织的规律的角度说；他们的实践是成功的。

这一社会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实业集体，把绝大多数居民都吸引到新制度中来，人们借助于这些集体加入到公众生活中并感受到社会和政府给予的关怀。人们对没有私人老板的集体生活的向往和所有人都积极参与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不管出现什么困难，以为政权属于人民这一理想在那个年代压倒一切。集体主义现象恰恰被理解为人民政权的标志。这个人民政权不是西方民主制意义上的，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政权。

集体化和工业化

现在有一种说法已约定俗成，即集体农庄是斯大林那帮施残暴者根据纯粹意识形态的概念硬造出来的，这极其荒谬。集体农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它也不是运用理论指导现实的结果。它产生于现实的而不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实践的生活本身。

实行集体化并非怀有恶意，但悲剧性的结局不可避免。人们涌向城市的进程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挡。集体化加速了这一进程。但不搞集体化，这一进程也许会更加令人头疼。当时的情况不允许苏联上层领导人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对俄国而言，在已经铸就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只有一个：要么存活下来，要么灭亡。而要存活下来，除集体化外，没有其他道路。斯大林不是俄国这场悲剧的创造者，仅是使悲剧得以表达的人。

集体农庄是凶狠的，但在当时的实际条件下，没有集体农庄，不可能实现工业化，而没有工业化，早在3O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就被击垮了。然而就集体化本身而言也不是一无是处。现实共产主义的诱惑力和成就之一，是把人们从与财产相联系的不安和责任之下解放出来。集体农庄使几千万人获得了这种解放，尽管采取的形式是消极的。青年人有了成为拖拉机手、机械师、统计员、队长的机会。在集体农庄之外，在俱乐部、医疗点、学校、拖拉机站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岗位。与集体农庄有关并与之相伴随的新的生活方式，如会议、谈话、宣传报告及其他现象，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比以往更有趣。在民众当时所处的文化水平上，这一切所起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尽管这些措施内容单调并有形式化的东西。

苏联社会的工业化也和集体化一样遭到曲解。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和批判者视而不见的工业化的最重要方面，恰恰是它的社会学方面。对斯大林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首先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把工业化看成经济上是非赢利的，因而是无意义的；其次把工业化看成唯意志的、根据意识形态上的意图强行搞起来的。而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则没有发现，正是从工业化过程中诞生了一种新质的超经济现象，苏联才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令人惊奇地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工业大国；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没有发现工业化在对民众进行社会组织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政权的组织

在斯大林时代，一方面，分散在广袤领土上的不同民族被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机体，另一方面，这一机体内部出现分化，结构更趋复杂。这一过程必然导致政权和社会管理体系的扩展和复杂化，在新的条件下，催生了一些政权和管理的新职能。党—国家政权和管理体制在斯大林时代建立，但没有在革命后立即出现，它的建立需要许多年。在一个新社会存在的最初日子里，国家需要管理。怎样来管理它呢？革命前存在的俄国国家机构被革命打碎了，它的外壳和工作经验被用来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但还是需要创造某种新的东西，这就是在革命中诞生的人民政权。

在使用人民政权一词时，我没有添加任何褒贬色彩，对那种认为只要是人民的政权就好的幻想，我不能苟同，我这里指的仅是某种历史条件下的某种政权结构。人民政权的基本特征是：从下到上的绝大多数领导岗位都是由出身于下层的居民占据。而这样的领导者多达几百万。从人民中来的领导者在自己的领导活动中直接面向自己的人民，而无视官方机构。而在人民大众看来，这种官方机构是某种与他们敌对并且妨碍他们的领导者的东西。于是，唯意志论的领导方法就由此产生了。上层领导人就能随意指挥、替换和逮捕下层官方政权机关的官员。领导人被当成人民的领袖凸现出来。政权对人民的管理是直接实施的，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和伪装。

人民应该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以便领袖人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领导他们。领袖的意愿对没有经过训练和组织的民众来说一钱不值，因此需要某种手段，人民大众原则上讲是被动的。为了使他们保持一种紧张状态并按照所需要的方向来推动他们前进，需要挑出一部分为数不多的积极人群。必须鼓励这部分人，赋予他们某些优先权，转交给他们实际支配其余人群的权力。于是在所有机构中都形成的非官方的积极分子群体，事实上掌握了对集体及其成员的整个生活的监督和控制。积极分子通常是一些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人，有时是最底层的人。而这种底层的积极性会演变成对机关所有同事实行恐怖和对一切都说了算的黑势力。他们会得到来自集体和上层领导的支持，这是他们的力量所在。

在斯大林的政权体系中，上层政权不是国家的而是超国家的政权机关，不受任何立法规则约束。这个机关由一个集团组成，而集团中的人本身在集团中的地位和赋予他的那部分权力都归属于首脑（领袖）。这种集团在等级制的各级都有，从以斯大林本人为首的上层，到区、企业这样的下层。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党的机关，工会，共青团，国家安全机构，内务部武装力量，军队指挥部门，外交使团，执行国家特殊任务的机关和企业领导，科学界和文化界的精英，等等。国家政权（苏维埃）从属于超国家政权。

斯大林政权的重要成分是被称为“上级任命的官员”的那一部分人。这一现象所起的作用被过分夸大并在反苏的宣传中被歪曲了。那么，实际上“上级任命的官员”是些什么人呢？在斯大林年代，列入上级任命官员名单的是经过专门挑选并受中央政权信任的党的工作者，通过他们实施对国家各地区和各社会生活领域中大多数人的领导。实施领导的情况相对简单。一般的规定明确而稳定，领导方法原始而标准化，被领导的大众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水平很低，组织大众活动的任务和组织大众的规则也相对简单并在某种程度上整齐划一。实际上任何一个列入上级任命官员名单的党的领导人都能同样成功地领导文学、重工业、音乐、体育等各种行业。这类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保持国家的统一和集中化领导，教会民众掌握与政权建立相互关系的新方式，不惜任何代价地解决某些具有全国意义的问题。斯大林时期列入上级任命官员名单的工作人员完成了这一主要任务。

大清洗

关于大清洗问题，无论对理解俄国共产主义形成史，还是对理解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俄国共产主义的本质，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大清洗中，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不仅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相关联，而且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俄国的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和现有人的素质特点有关。

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形成必定伴随着在社会所有领域、国家所有地区、包括政权机构、管理机构和惩戒机构在内的各级官僚机构犯罪的大爆发。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解放深入到社会之中，但这种解放不仅要使民众摆脱旧制度的羁绊，而且要使他们摆脱最基本的束缚因素。粗制滥造、坑蒙拐骗、野蛮耍横、贪污受贿、酗酒成风、滥用职权等这些在革命前就已经泛滥的恶癣变成了俄罗斯人（现在是苏联人）普遍的日常生活方式。党的组织、共青团、集体、宣传部门、教育机构等做了巨大努力来干预这些不良行为。他们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他们在没有惩戒机构时显得无能为力。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流行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这种体系逐渐变成一种新社会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是新社会进行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

经济革命

关于斯大林时代的经济，人们谈得太少。这一时代形成了特殊的共产主义经济形式，我甚至要把它称之为超经济。下面谈谈这种超经济的基本特征。

在斯大林年代建立了一大批初级的实业集体（细胞），它们综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共产主义超经济。这些细胞不是自发地、以私人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是根据政权的决定建立的。政权决定这些细胞应该做什么、雇用多少工人、支付多少报酬和如何支付以及其他必要的生活方面。这些决定不是政权完全随意做出的，而是考虑到了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建立起来的经济（经营）细胞包含在其他细胞体中，即成为大的经济统一体（部门的和全国的）并最终成为整个经济的一部分。作为细胞，它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当然也有某种自主性。但它们基本上被限定在上述统一体所规定的任务和条件之内。

在经济细胞之上建立了由政权和管理机关组成的等级制和网状的机构，它保障这些细胞的协调活动。它是根据一长制和服从命令以及集中化的原则组织的。西方将之称为指令性经济，并认为它是最恶劣的，把它同西方的市场经济相对比，夸赞市场经济是最善良的。

自上而下组织和管理的共产主义超经济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第一，确保国家拥有足够的物质手段，使国家在处于被包围的世界中的条件下生存下来，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并使它跟上进步的步伐。第二，保障国内居民拥有必要的生存资料。第三，保障有劳动能力的人有业可就，而就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重要的和惟一的生存源泉。第四，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吸引到基层集体的劳动活动中。对经济活动实行计划化的必要性是与这种目的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搞的著名的五年计划就是由此而来。苏联经济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但这些缺陷的根源决不在于这种计划性。恰恰相反．正因为有了这种计划性苏联才得以克服了那些不足并取得了当年被全世界公认为史无前例的成就。

一般认为，西方经济比苏联经济更有效率。这种看法从科学的角度说是根本没有意义的。衡量经济效率应当采取经济的和社会的这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经济效率的社会标准具有的特点是，在没有失业、没有非赢利企业破产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来，劳动条件更轻松，能够集中大量资源和力量解决大规模的任务以及其他特征。从这个角度说，斯大林时代的经济恰好是效率最高的，成为那一时代和在全球范围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

文化革命

斯大林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文化革命时期，触及全国的千百万民众。这个革命是使新型社会生存下来的绝对必要的条件。从过去过来的人的素质，与新社会的生命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要求都不相适应，尤其是与生产、管理体系、科学、军队中的要求不相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千百万受过教育和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它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展示出高于所有其他社会体系的优越性：它轻而易举地办成了在过去的历史中最难办成的事情——教育和文化。这是斯大林社会战略的成就之一。它是经过预先策划，系统地、有计划地实施成功的。人们的高水平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被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实践中的迫切需要与意识形态上的公理是相吻合的。在斯大林年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与历史实际进程的需要相适应的。

意识形态革命

对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来说，除政权体系和经济外，还要建立第三个主要支柱——统一的国家世俗意识形态和集中化的意识形态机制，要取得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功，舍此是办不到的。

在斯大林年代，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确定了的，它在社会上的功能、对人民大众产生影响的方法都是确定了的，意识形态的机构初具规模，其工作有规可循。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意识形态革命的巅峰。有一种说法，似乎这部著作不是斯大林本人写的。但即使斯大林剽窃了别人的著作，那么在发现这一著作方面，斯大林所起的作用也要比撰写这么一部从知识水平的角度说文字相当浅显的著作更加重要得多，因为他懂得必须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文本，他为之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赋予它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而非学术的）代表作。

革命和内战后，夺取了政权的党面临着把党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全社会的任务，否则它就无法保住政权。而这在实践上就意味着要对广大民众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改造，为达此目的要建立一支专门人才——意识形态工作者大军，建立经常运转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关，将意识形态渗透到所有生活领域。而这一切从何开始呢？

党需要这样的意识形态文本，有了它，就可以信心十足地、坚定地和系统地向民众做宣传。主要问题不是发展作为抽象的哲学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寻找出把马克思的形象语言、口号、文章、书籍编写出来的最简单的方法。斯大林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同时，提取了它的合理内核。

读者不妨看看今天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出现的那种混乱，人们在徒劳无功地寻找什么“民族思想”，没完没了地抱怨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而今天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与斯大林时代相比高得无法估量，在寻找意识形态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知识力量，而且还吸收了世界几十年积累的进步经验！然而结果却是零。只要把斯大林时代和今天的情况认真比较一下，就会对斯大林主义在这方面的功过做出应有的评价。产生于斯大林年代的苏联意识形态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于产生了反共的政变而被抛弃的。取而代之，今天的意识形态状况则是，俄罗斯在精神上的大衰落。

斯大林的民族政策

在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时，众多的不公之词之一是把因苏联解体和苏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的瓦解而出现的那些民族问题的罪名强加到斯大林的头上。然而，正是斯大林年代是人类历史上民族问题解决得最好的时期，正是斯大林年代开始形成一种新型的超民族的和真正兄弟般的人类共同体。对战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民族问题被认为是解决了的。民族问题被人为地挑起是在斯大林以后的年代，是西方用作对我国进行冷战的一个工具。

斯大林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斯大林建设现实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使命是从坚决摒弃经典马克思主义公认的教条开始的。根据这一教条，共产主义只能在多个西方发达国家同时建成。斯大林还提出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而且实现了这一意图。不仅如此，他还有意识地走上了一条利用一国共产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来向全球推广共产主义的道路。斯大林的执政期即告结束之际，共产主义真的开始致力于夺取整个世界。“共产主义是整个人类的光明未来”这句口号，看上去从没有像那一时期那样接近现实。不管我们对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抱什么态度，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这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没有取得斯大林这样的成功。对他的仇恨至今未能泯灭，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凶残（许多人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还不如说是由于他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个人功绩。

斯大林主义的胜利

1941~1945年的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是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本人最大的考验。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经受住了这一考验。我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的伟大胜利。而赢得胜利的主要原因，第一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我国确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第二是我国拥有斯大林主义作为这一制度的建设者并拥有斯大林本人作为这一建设的领导者和战争年代国家生活的组织者以及国家武装力量的总指挥。

对胜利者不应当谴责，但对于斯大林，一切都完全颠倒了：有人竭尽一切能事来伪造历史，抹煞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所建立的这一历史功绩。我本人也很惭愧，应该承认，当我还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时，我对斯大林同样采取了这种态度。经过多年的学习、研究和思考，首先对“如果我处在斯大林的位置上，我会怎么做？”的问题，我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不会比斯大林做得更好。

有人说斯大林没有使国家作好迎战准备。事实上，斯大林从当政的一开始就意识到，我国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西方的进攻。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那一时刻起，我国就将不得不同德国人打这一仗。当年甚至连我们这样的中学生都知道这个常识。斯大林不仅预见到这一点．而且还要求国家作好战争准备。但组织和动员现有资源为战争做准备是一回事，创造这种资源则是另一回事。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创造这种资源，需要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工业化，还需要农业集体化，需要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需要使居民受教育，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在很多年里做出非凡的努力。我怀疑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胜任这一任务。而斯大林的领导就胜任了。有一种板上钉钉的说法，似乎斯大林在战争开始时措手不及，没有相信情报人员的报告，而相信了希特勒，等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断言更弱智和更阴险卑鄙的了。斯大林要使国家作好迎战准备，但远不是一切都取决于他。我国只不过是还没来得及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西方战略家和希特勒本人也不是傻瓜，他们要摧毁苏联，就必须在我国尚未做好反击准备时发动进攻。难道人类史上最杰出的政治战略家之一会不知道这种老生常谈？！知道的。但他也同样是参加这场世界战略“游戏”的一方，他为推迟战争的开始竭尽全力，不惜代价。假如说他在历史的这一步棋上输了，那么在其他步棋上他挽回了损失。历史不能总停留在这一点上。

我确信，在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苏联的反德战争期间的整个全球局势方面，斯大林要比以各种方式与这起战争发生联系的所有大政治家、理论家和战略家都技高一筹。如果说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把一切都预见到了，计划好了，那是言过其实。有预见到的，计划好的。也有不少没有料到、缺乏计划和不愿意看到的。但斯大林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了正确的评估，甚至利用我们的一些严重失败去争取胜利。他的所思所行可以说是库图佐夫式的。这才是更加符合当年的具体的和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条件的战略。即使斯大林在战争开始时受了希特勒的蒙骗（对此我是不能相信的），他也是巧妙地利用了希特勒进攻的这一事实，把世界舆论争取到我们一边，这对分裂西方和建立反希特勒联盟发挥了作用。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我国的其他重要关头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斯大林与希特勒

歪曲和诋毁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手段之一，是把斯大林和希特勒以及斯大林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相提并论。说他们有相同之处，并不是可以把他们等量齐观的理由。两者的相互影响是有的，但斯大林对希特勒的影响要比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大。此外，社会敌手的相互模仿这一社会规律也在起作用。当时西方社会学家在研究苏联社会制度和西方社会制度时就注意到这种模仿了，我指的是两种制度的趋同（接近）论。

但主要之处不是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相同点，而是本质上的区别。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框架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斯大林主义则是建立在社会制度基础上的一场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进化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而不仅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因此纳粹分子（法西斯分子）对共产主义如此仇恨不是偶然的。西方世界的老板们纵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一反共的主义，是把它作为同共产主义斗争的一个工具。

不要忘记，希特勒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斯大林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今天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不妨想想，这一胜利是在什么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取得的和这一胜利对人类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巨大影响。

非斯大林化

事实上的反对斯大林主义极端化的斗争早在斯大林年代就开始了，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过分夸大的报告要早得多。这一斗争是在苏联社会内部展开的。斯大林本人也察觉了进行变革的必要性，这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不是非斯大林化的开端．而是对民众中已经开始的非斯大林化斗争的总结。赫鲁晓夫利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的非斯大林化来为个人的权力服务。他一上台，就在某种程度上促进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竭力把这一进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他毕竟是斯大林执政上层的活动家之一。他对斯大林主义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不比斯大林的其他亲密战友少。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他领导非斯大林化所采用的方法都是斯大林的唯意志论。非斯大林化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把非斯大林化的功劳都记在一个人身上是没有道理的。

从本质上，即从社会学的角度说，非斯大林化意味着什么呢？斯大林主义，从历史的角度说，是对国家的实业生活、民众、管理进行组织，维持秩序，对国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等诸多原则的一种综合。它起到了很大的历史性作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并保护它不受外来进攻。但斯大林主义消耗殆尽，成了国家正常生活及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我国，克服斯大林主义的力量和机会成熟了。这是在向新的、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的进化意义上的克服。在勃列日涅夫年代，人们称这一阶段为发达的社会主义。但不管怎么称呼，事实上还是出现了一个高潮。在战争和战后时期，企业和机关在许多方面开始不按斯大林方式运作。国家意义上的实业集体（工厂、学校、研究所、医院、剧院等）的数量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中期与斯大林年代相比增加了几百倍，因此把勃列日涅夫年代说成是停滞时期，那是在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欺骗。由于斯大林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我国人的素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政权和管理方面，形成了国家官员机关和党的超国家机关，它们比斯大林的人民政权更有效率，并使人民政权变成多余的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水平与居民提高了的受教育水平不相适应了。总之，非斯大林化是俄国共产主义成熟即已经过渡到一种墨守陈规的成熟状态时发生的自然过程。

赫鲁晓夫的被撤职和勃列日涅夫的取而代之，是作为一出平庸剧在党的执政上层发生的，不过是一伙人取代了另一伙人而已。赫鲁晓夫的“政变”首先是社会政变，勃列日涅夫的政变则仅仅是发生在政权的高层领域的政变。他的矛头所指不是针对在赫鲁晓夫年代形成的那种生活状况，而是针对赫鲁晓夫领导层中不合理的地方，针对赫鲁晓夫本人，针对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已发展为冒险主义）。从社会学角度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赫鲁晓夫时期的继续，但没有发生过渡时期的极端化。

非斯大林化的结果是赫鲁晓夫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的共产主义民主取代了斯大林时期的共产主义专政。我把这一时期与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而不是与赫鲁晓夫的名字连在一起，是因为赫鲁晓夫时期只是向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过渡。而勃列日涅夫时期才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替代，而且是在共产主义框架内最激进的替代。斯大林的领导风格是唯意志论的，上级政权竭力强迫下级按照它的意愿生活和工作。勃列日涅夫的领导风格是适应型的，上级政权本身要适应客观形成的现状。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另一特点是，斯大林的人民政权体系让位给行政官僚体系。第三个特点是，党的机关变成了整个政权和管理体系的基础和核心。

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像反斯大林分子、反共分子以及反苏维埃分子所断言的那样遭到了破产，它只是在发挥了自己的伟大作用并在战后年代消耗殆尽以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它是在嘲笑和谴责声中离开的，甚至在苏联时期都没有被理解。而如今，在赤裸裸地反共和毫无顾忌地伪造苏联历史的情况下，指望人们能够客观地理解它，那是根本办不到的。那些弹冠相庆的后苏联的侏儒们，由于摧毁了俄国（苏联）共产主义，竭尽全力诋毁和歪曲苏联历史上的巨人们的事业，或者为自己背叛这一历史而辩护，他们因此而在受到欺骗的现代人眼中成了巨人。

（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