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自甘坠入资本主义制度?

——关于马克思晚年两封书信的解读与某教授商榷

丁堡骏 吴霞

摘要：在全面分析1861年以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基础上，马克思得出结论：俄国不是必然要走复制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的唯一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始终强调按照《资本论》中所体现的唯物史观，俄国存在着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对于《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都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

“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的罗马军队。从此“卡夫丁峡谷” 便成为人们用来形容遭遇不幸和灾难经历的“羞辱”之谷、“灾难”之谷。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的用语首次出现在他给《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马克思的原话是：“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461-462这里马克思是以一种批判的视角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制度比喻为“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强调俄国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这个使自己时代的人们遭受痛苦和屈辱的“卡夫丁峡谷”,径直奔向共产主义建设阶段。

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学界围绕着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争鸣与探讨，出现了诸多不同的观点，针对当时的讨论情况和不同理论观点笔者在《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批判之批判》一文中进行过学术商榷。最近某教授发表了《马克思在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一文(以下简称某教授文),详细解读了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得出结论：马克思既没有肯定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也没有否定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在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持一种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某教授文强调马克思在面对如何回答俄国发展道路这个极其复杂和重要的问题时，所展现出来的作为一个学者的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某教授文却是过度解读了所谓的“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实质上是在强调马克思在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没有展现自己的态度，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在两封书信中的原意。因此，本文拟就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关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观点与某教授文进行商榷。

一、《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

1861年俄国沙皇二世颁诏实行农奴制改革，但是这一改革实行得并不顺利，导致俄国社会存在大量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农村公社。俄国国内理论界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一派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他们主张俄国要迅速瓦解农村公社按照欧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派是民粹派，他们主张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由原始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在彼得格勒出版，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俄国思想理论界立即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交锋。尤·茹科夫斯基于1877年在《欧洲公报》第9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及其著作﹤资本论﹥》的文章，该文全面攻击和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法。1877年11月，俄国的进步杂志《祖国纪事》刊载了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米海洛夫斯基本意是要替马克思进行辩护的，但是这篇文章中却出现了对《资本论》方法论的严重误解。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误解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危害之大，要远远超过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明火执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正面攻击。于是，马克思便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这封信，试图纠正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错误解读。

我们来看《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主要内容。

第一，马克思澄清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针对赫尔岑的批评性插话的误读。我们先来看马克思那段插话原话是怎么说的：“如果说在欧洲大陆上，有过度劳动、分工、机器的奴役、未成年人和妇女身体变畸形、极差的生活等等造成的破坏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像迄今为止一样，同在扩大国民军、国债、赋税以及以优雅方式进行战争等等方面的竞争手拉手地向前发展，正象半个俄罗斯人但又是完全的莫斯科人赫尔岑(顺便说一下，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参政官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常认真地预言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2]801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造成的人口质量和人口再生产的困难，只能以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方法。马克思在这段增补材料里提到赫尔岑及其预言，主要是批评赫尔岑用泛斯拉夫主义的思维方式预言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人口危机。米海洛夫斯基引用马克思指责赫尔岑的插话(最主要还是小括号里那句话),就断言马克思反对俄国可以通过发展农村公社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道路，是非常没有道理的，所以马克思看到后要立马写信予以澄清。马克思说：“我在那里对这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共产主义，并且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1]140马克思不同意赫尔岑的地方，一是赫尔岑的治学道路，二是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方法。马克思说他之前对赫尔岑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米海洛夫斯基无论如何不能根据他对赫尔岑的评价来理解他对俄国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个问题的看法。

为了引出自己对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马克思接下来提到了俄国另一位民粹派思想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英国古典经济学一步一步地演变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毫无生气的折中主义的过程。马克思最后作出结论，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写到这里，马克思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3]17-18马克思不仅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还特别肯定他对于俄国公社的研究。马克思特别讲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1]143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在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完成以后，马克思以一种略带讽刺的语气说道：“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指赫尔岑——引者注)的争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引者注)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1]143马克思说他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也就是说马克思同意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这一观点。同样是对于俄国民粹派思想家，马克思反对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观点，赞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自己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从中我们能够看出，马克思虽然认为民粹派思想体系整体上看不正确，但是，民粹派思想体系不是没有任何合理成分的。事实上，马克思还是有保留地同意和支持民粹派的一些主要观点的。最为明显的就是，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高度尊重，以及对他的论文和观点的关注与赞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马克思本人对俄国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鲜明的倾向性。

马克思明确表明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143马克思在这里对自己的理论观点用的表达非常清楚。马克思的命题的条件句是，“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马克思结论句主句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则是结论句的从句，它是进一步解释俄国“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的。如果我们抱着平和的心态来阅读马克思的这个文本，马克思这里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告诉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同志和《资本论》的俄国读者，按照我所写作的《资本论》的本意，俄国是存在着不继续走它1861年开始走的并且今天还在继续走的奔向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新道路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马克思是如何论证自己的观点的。首先，马克思强调《资本论》“原始积累”一章所揭示的剥夺农民，然后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仅限于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不适合用于解释俄国公社未来发展道路。其实这个观点马克思在文章一开头就以挑战的形式提出来了。马克思说“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一段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的批评性插话。”[1]140前文已经证明了米海洛夫斯基对于自己抓住的这个“注释增补材料”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可见，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用《资本论》的文本事实证明了在自己的著作中从来没有涉及过所谓俄国原始积累问题。在这里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当今的俄国(1877年)继续走“原始积累”的道路也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俄国仍然存在选择走比“原始积累”更好的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新发展道路。马克思不主张俄国走原始积累的道路。

其次，马克思又进一步强调：如果硬要把“原始积累”一章所描述的羊吃人的办法，拿来解释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那么，这个理论能够应用到俄国的东西是很有限的。这种有限的东西就是，“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1]145。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公社解体是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要条件。然而，马克思并不认为俄国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条道路。

再次，马克思列举了古罗马土地所有制解体而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例子。古代罗马平民起初拥有自己小块土地，后来他们被剥夺了，不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且还被剥夺了生活资料。这一被剥夺的过程，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这些被剥夺的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而且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这一剥夺过程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剥夺过程很相似，但是，罗马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上了奴隶制社会的道路。我们认为，马克思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俄国公社是公有制公社，或者说还很大程度上带有半公有制性质。公有制公社解体以后，还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后边才能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解体后，它后边还有很多选择的路径。马克思列举罗马农民被剥夺这个例子来说明，对小生产、对原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剥夺，不是一定要走向资本主义。当然了，以上所说的原始公有制解体以后的各种可能性，是在没有其他外部条件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本文中马克思强调的是俄国原始共产主义公社，和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同时代，因此，俄国共产主义公社解体就面临有新的发展的机遇。总而言之，马克思强烈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公式化、教条化，并错误地运用到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俄国。

最后，马克思谴责他的批评家米海洛夫斯基，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1]145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超历史的”[1]146。

我们再来看某教授文对于《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解读及其结论。

第一、某教授文援引马克思针对赫尔岑的评价的话：“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后说道，“马克思的意思是，他对于赫尔岑的评价不涉及对俄国能否‘跨越’问题的评论，这里没有他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和观点。”[4]5我们认为某教授文这里对马克思表达其思想的文字的解读还是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的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为什么要在这里声明他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那个注释增补材料里面对赫尔岑的批评主要是批评其泛斯拉夫主义而不是别的?马克思的意思是我在那里批评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不意味着我就是批评赫尔岑所在的民粹派为自己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如果说马克思澄清自己曾经在“注释增补材料”中批评赫尔岑是批评其泛斯拉夫主义观点，那么这种澄清的目的是要说出自己赞成赫尔岑所在的民粹派为俄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新路。尽管马克思也明白，民粹派所寻找的道路与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也许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毕竟在大的方向上有很大的一致性。由此我们认为，某教授文所谓马克思“对于赫尔岑的评价不涉及对俄国能否‘跨越’问题的评论，这里没有他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和观点”,是没有深入理解马克思阐述问题的逻辑发展关系，把马克思欲推出自己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观点的内在意蕴给解读丢了。某教授文紧接着又援引马克思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的话：“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争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得出结论：“马克思的意思是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尊重或赞扬不涉及关于俄国能否‘跨越’的问题，这里也没有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和观点。”[4]5某教授文这里似乎也未领会到马克思的原意。如前所述，马克思害怕读者误会自己的观点，在表达自己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观点之前特别强调了如下各点：1、自己在什么时间、地点、场合高度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2、在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是，赞成“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在做了这样充分的理论前提的铺垫以后马克思才说自己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怎么能说马克思这里没有涉及俄国能否‘跨越’的问题，没有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和观点呢?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米海洛夫斯基既然可以从他和赫尔岑的争论得出他不同意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那么，米海洛夫斯基也应该从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尊重，而断定他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马克思批评的是米海洛夫斯基没有看出来马克思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不能说马克思在这里不持观点。马克思明确表示自己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同样的观点，即俄国通过发展农村公社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第二、某教授文认为“马克思反对把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发展和灭亡的理论视为‘一般发展道路’的理论，反对认为可以用它来说明世界各地的发展问题的观点”[4]5,这也体现了马克思的谨慎态度。我们认为某教授文这里严重地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强调他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仅仅适用于西欧，是个别案例，不能把它解释成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理论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关于二者的区分，后文将进行详述。马克思不允许庸俗化他的辩证的唯物史观，将他的仅仅适用于解释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始积累”理论一般化或者泛化。这不是什么谨慎的态度，而是十分明确的态度，甚至是马克思的大声疾呼!

第三、某教授文认为，“马克思提出俄国将失去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机会’,但同时指明这只是一种假定。”[4]6我们来看马克思的具体说明。马克思使用的是条件句，“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某教授文认为马克思这段话的本意是“俄国于1861年就已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当前已在这条道路上展开新局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这样下去的话，俄国将资本主义化，成为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将遭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痛苦，并将失去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机会。”[4]6我们认为某教授文这里误解了马克思的话。马克思不希望俄国继续走它1861年所开始走的、通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马克思使用了条件句，如果俄国继续走它1861年开始走的道路，那么，它就会一步一步地走向资本主义，这样俄国就失去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一次机会。反过来说，如果俄国不继续走它1861年开始走的道路，那么，俄国就可能走上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条另外的发展道路正是马克思希望俄国人能够抓住的发展道路!

某教授文还强调指出，“马克思说这是他通过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作为一个‘结论’,它应该表达肯定的、无可置疑的意思。在此处，它应该指明俄国成为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遭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痛苦、失去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机会是无可怀疑的。可是在此处，马克思给人的感觉是，俄国的前途或者说发展道路尚处于可变动的过程中。因为马克思在此处使用了‘如果’的字眼。由于使用了‘如果’的字眼，人们则可以将上述马克思话语的意思理解为一种假设，即假定俄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将成为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失去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机会。假定俄国不再走资本主义道路，则会产生另外一个后果，即可以获得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机会。在这人们可以领悟到马克思谨慎的态度和理智的观点。在此处，不断言俄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断言俄国一定有机会走一条不同于‘一般发展道路’即西方道路的新道路，表明了他的谨慎态度。使用‘如果’的字眼，使‘结论’成为一种假设，体现出他的观点的理智性。”[4]6某教授文的这段结论中有几个问题。首先，“在此处，它应该指明俄国成为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遭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痛苦、失去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机会是无可怀疑的。”这是某教授文自己的想法，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1877年、1881年的时候还表示：俄国还没有失去以俄国公社为出发点，不经过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充分发展，仅仅依靠资本主义在欧美的充分发展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就可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某教授文所谓马克思“应该指明俄国成为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遭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痛苦、失去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机会是无可怀疑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反对的观点。我们不知道，某教授文为什么要把马克思反对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呢?其次，某教授文一直强调马克思使用了“如果”的字眼，人们就可以将上述马克思话语的意思理解为一种假设，从中人们就可以领悟到马克思谨慎的态度和理智的观点。我们认为，马克思这里不是什么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也不是什么不持态度和观点，而是要全面分析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全面分析1861年以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以后，马克思得出结论：俄国不是必然要走复制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的唯一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始终强调按照《资本论》中所体现的唯物史观，俄国存在着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新发展道路。

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

1881年2月16日俄国著名的女革命家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请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马克思能够对俄国公社的前途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查苏利奇在这封信中向马克思介绍了俄国思想理论界对《资本论》有不同的理解，对于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解释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前途问题存在的分歧。查苏利奇特别提到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就是在俄国主张迅速瓦解农村公社使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许多人都声称是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对查苏利奇的来信极为重视，他在收到信后立即着手进行回复。马克思先后草拟了四份草稿，并将第四份草稿复抄作为正式复信准备寄给查苏利奇。这里我们着重来分析《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其初稿中马克思对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证。

马克思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三个草稿，其结构都是第一步，澄清《资本论》中所说的原始积累和俄国现实的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私有化是根本不相关的问题。第二步，从正面阐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同时驳斥俄国公社必然解体的自由派观点。第三步，再客观地指出俄国公社瓦解的可能原因和现实威胁。第四步，指出俄国公社获得新生的条件或机会。

马克思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三个草稿中都开门见山，重申《资本论》中“原始积累”一章中所描述的英国乃至欧洲的原始积累，是对小生产的私有制农民的剥夺，“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1]482-483由此看来，任何说《资本论》给俄国开出了使农村公社私有化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药方的说法，都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马克思又从正面详细论证了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指出：“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1]456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这里特殊强调俄国公社和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特别强调俄国公社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生存的。那么，这里紧跟着的问题也就来了：为什么俄国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它就可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呢?

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这封信中没有详细论证。我们不得不回顾马克思的一个早期思想片段。早在1845年，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已经指出：“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5]257从马克思的这段文字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启发呢?马克思这段文字揭示了科学界的一个公理，凡是在人类认识史上能够留下辉煌名字的都是那些最先贡献了科学成就的人。物理学研究中的惯性定律的发明权只属于牛顿，后来的物理学家只有机会利用牛顿的惯性定律，没有机会再次发明和发现牛顿的惯性定律。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也是一样，这些国家和民族在自己的领域里取得了属于全人类的成就，后来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就不在有机会来取得这种成就了，它们只能利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已有成就，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新和发展，没有机会对这些已有的成果进行创造了。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经过充分发展以后，它就逐步发展成为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颜色，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6]31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个时代就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它的发展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人类社会发展从此转向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时代。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潮流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哪一部分先迈出第一步，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运动具体情况所决定的具体事件。俄国公社因为是和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同时代的东西，它们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同样经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压迫，它就有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自我扬弃的起点。所以，马克思一再强调俄国公社和西欧资本主义同时代。这个同时代不仅意味着俄国可以直接借鉴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还意味着俄国必然遭遇和经受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苦难。正是这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与问题，决定着有些国家和民族可以站出来勇立潮头，代表全人类去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到共产主义。

在正面论证了俄国公社存在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以后，马克思又从反面批评了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不可跨越论。马克思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1]456马克思这里的意思是说，自由派经济学家你若不能否定俄国制造轮船铁路和机器会减省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当年发明机器所经历的孕育期，你就要承认其社会生产有跨越发展。同样，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你若不能否定俄国建立银行和信用公司也节省了西方自发地发展银行和信用公司花费的时间和费用，你就要承认在社会经济领域里有跨越发展。注意马克思这里是以各种最浅显的跨越发展的例子质问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不可以将这里的例子直接作为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建设内容，否则就误会了马克思。

马克思肯定俄国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一种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马克思强调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到了“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抗争的境地”[1]456,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处于垂死挣扎的阶段，这种垂死挣扎已经预示了即将诞生一种“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势下复活”的征兆。这是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保存下来加以革命性改造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的有利条件。当然了，为了严谨，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中为了说清楚俄国公社的各种可能性的前途，马克思还分析了公社的二重性等重要内容。最后马克思强调：“‘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461。

尽管马克思从公社的二重性及其变化的纯理论形态上得出公社存在两种发展前途，但是，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仍抱有很大的信心。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说：“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461-462这里马克思给俄国公社变革所指明的道路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

我们再来看某教授文是怎么论证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对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的。某教授文说，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经写作了5个稿件[4]7。某教授文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写作多份草稿，是因为他认识到这个问题难以作答，难以提出确定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以及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谨慎态度。我们认为某教授文这里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事实上，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复信草稿中讲的几个要点都是十分清晰的，理论观点是积极的、肯定的。某教授文继续强调：当马克思“写成一个稿件后立即会产生对其不满意的感觉，特别是对篇幅较长的稿件感觉不满意。所以他最后发出的是篇幅很短的信件。由此可见马克思在俄国农村公社以及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谨慎态度。”[4]7我们认为，马克思对于自己所拟草稿不满意，这是事实。但是马克思没有就查苏利奇所要求的主题写成可以发表的长文，却不是某教授文所说的原因。这个问题的实情，马克思在正式复信的开头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说明。马克思说：“最近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疑问。”[1]482马克思这里解释得很清楚，他是因为疾病折磨所以没有给查苏利奇一个能够发表的论文。但是，马克思在这个短信里的观点还是非常坚定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的观点和上述《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观点大体也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某教授文对于《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是如何解读的。某教授文为了论证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在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对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的五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独特的”解读。

第一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此方面的理论或论述仅适用于西欧，俄国‘如何应用呢’”[4]7?某教授文这段话其实就是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各个草稿的原文。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同意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方法这个仅限于在西欧能够运用的东西错误地用于指导解体俄国公社。这本身就已经充分地表明了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发展前途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了。从治学态度上来看，马克思的这种意见是通过自己的认真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得出的，当然也可以说是谨慎的理智的观点。可是，某教授文却不肯承认这是马克思的意见，它还要从这里解读出更多的东西。某教授文说:“如前所述，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资本论》里关于原始积累的一章论述了资本主义起源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认为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是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是使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成为资本家的过程。同时他指出，上述过程只是在英国已经完成，西欧其他国家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他的这种论述里包含着不能用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来说明俄国问题的思想。”[4]7请注意某教授文在这里将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没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一起说成是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了。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仅限于说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未必适用于西欧资本主义以外的其它国家。马克思没有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仅仅适用于西欧，未必适用于西欧资本主义以外的其它国家。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可见，对于一个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道路，马克思突出强调的是“原始积累”作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具有必然性。但是，在作为人类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生产方式的西欧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以后，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就没有必要机械地重复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了，他们可以站在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和民族更高的视野上来思考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道路选择。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有应用范围的地域限制(适用范围限定于西欧国家),而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理论的应用范围却没有这个地域限制。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理论也可以作为普遍规律被东方国家和民族用来指导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新道路。换言之，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理论虽然是对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为典型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理论，但是它的应用范围却不仅仅适用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它可以成为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的思想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问题的重要思想。事实上，某教授文所谓的“他的这种论述里包含着不能用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来说明俄国问题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明确说出了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不适用于解释俄国社会变革的观点。可是，某教授文却否定了这一事实，非要说马克思对俄国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不持观点，或者持的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某教授文在论述完第一部分内容后又说：“俄国农民的遭遇同西欧的情况大不一样，他们没有遭受过生产资料被残酷剥夺的过程，而且他们的土地从来不是私有财产，这样上述‘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的历史事实在俄国看不到，如此相关的理论在俄国不可应用。可是马克思既没有肯定地说俄国的发展道路将不同于西欧，更没有肯定地说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他只是提出论述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在俄国‘又如何应用呢’?应该说，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或理论是理智的，他的态度是谨慎的。”[4]7某教授文这里把马克思的话重新翻译了一遍，但是并没有深入理解其含义。某教授文无论如何也不承认马克思的这些话就是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发展前途和命运问题所表达的意见!

第二点：“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而吸收它的积极成果，可是只有在农村公社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做到这一点。”[4]7某教授文提出两个诘难反对马克思肯定俄国“跨越”的可能性：“一是这里马克思没有指明在俄国由谁来吸收西方的积极成果，即没有指明行动中的主体是谁，是沙皇政府抑或是资产阶级，抑或是农民，抑或是无产阶级?而且没有指明行动中的主体通过什么途径或方法来吸收西方的积极成果。由此看，上述马克思的意见或主张尚不具有可实践性，尚不完善。二是马克思这里提出俄国吸收西方的积极成果、中止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并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是有条件的。”[4]8第一个诘难其实很好回应，认真阅读马克思后文的内容可以推断出，马克思这里暗含了的行动主体是俄国革命后的新政权。马克思在后文说“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469,革命的对象应该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1]469。关于这个推断的一个佐证是，马克思在谈到如何克服农村公社软弱性时提出：“在今天，这个障碍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1]462我们认为，革命后的新政权应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只有这样的行动主体才能担负起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共产主义的历史重任。第二个诘难中的条件是指俄国农村公社需要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之下。某教授文说“可是1861年以来俄国的历史事实不是这样，农村公社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这样看来，马克思是以农村公社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而否定了它成为俄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可能性。马克思虽然提出俄国可以吸收西方的积极成果而并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并针对俄国资产阶级由此产生的否定意见提出了批评，但他同时提出了要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认为俄国不具有这样的条件，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这里马克思没有明确地肯定或者明确地否定俄国由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表明他的态度是谨慎的，观点是理智的。”[4]8这一段话有几个混乱的地方。第一，“这样看来，马克思是以农村公社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而否定了它成为俄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可能性”和“马克思……认为俄国不具有这样的条件，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两个句子主语都是马克思，可是没有任何马克思的文本能够证明马克思的意思确是如此。某教授文用自己主观认识的“1861年以来俄国的历史事实不是这样，农村公社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作为大前提，把后面的两个判断句子强加给了马克思。第二，前一句“马克思是以农村公社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从而否定了它成为俄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可能性”,和后一句“在这里马克思没有明确地肯定或者明确地否定俄国由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明显自相矛盾。第三，马克思说《资本论》中既没有说明俄国公社有生命力的论述，也没有说明俄国公社没有生命力的论述。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这种内容都是前言部分所写的内容。前言部分是澄清人们对于《资本论》理论和方法的误解，而澄清误解的目的是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的正文要阐述进一步的意见，在这里要讲俄国公社有不同于作为西欧祖先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特殊性，它有可能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出发点。这些基本事实都被某教授文掩盖起来了。最后，关于“农村公社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能否否定“它成为俄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可能性”,待后文展开说明。

某教授文的第三点和第四点论述是相关的，概括来说就是，“他(指马克思——引者注)说从理论上看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而吸收它的成果，或者说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同时他说必须回到现实中来。当人们回到现实中来以后，看到的是农村公社面临绝境，面临着遭受最后的打击，上述从理论上看的结论似乎是不成立的。这证明，马克思没有肯定什么，也没有否定什么，他的态度是谨慎的，观点是理智的。”[4]10马克思确实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俄国公社面临的危机，马克思甚至揭露出：“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1]466。但是，马克思绝对没有如某教授文所说的，俄国公社一定会走向解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不成立的最后结论。

我们再来看某教授文的第五点论述。某教授文说，“第五，如果俄国爆发革命，形成农村公社自由发展的条件，农村公社就会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本来某教授文这里按照马克思的文本已经阐述出了马克思的理论结论。但是，某教授文援引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最末尾的结论性话语时又做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说“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1]469某教授文紧接在这段文字之后说：“在上述这段话里，马克思使用了两个‘如果’,这样一来，他关于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以及成为优于其他处于资本主义奴役下的国家获得新生的因素的结论性话语就成为了一个假设。他不能肯定俄国此时会爆发革命，也不能肯定革命将集中一切力量以保证农村公社自由地发展，所以只能使用两个‘如果’,从而形成一个假设，即假设俄国会爆发革命，假设革命将以一切力量保证农村公社自由地发展。由于这两个假设，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成为优于其他处于资本主义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的结论也成为一个假设。在这里，马克思没有肯定什么，也没有否定什么，证明他的态度是谨慎的、观点是理智的。”[4]10这里某教授文从根本上否定“如果……,那么……”这样的条件句表达方式。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有那么多科学家都以“如果……,那么……”这样的条件句来表达自己的科学发现命题，难道这些科学家的科学发现都表明这些科学家在自己的科学命题上持谨慎态度或者进一步说这些科学家都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不持观点?

最后，某教授文在文章评论部分总结道“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包括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此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证明，农村公社对于俄国社会的‘新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作用，俄国(包括苏联)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更没有因为农村公社的作用而成功地实现这种‘跨越’。马克思在此问题上采取的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使他的理论免于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4]10与某教授文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的保护下终止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对旧的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农村公社和其他经济成分进行集体化和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以后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问题，如何防止国际资本主义的进攻和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则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如果说英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也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惊心动魄的旧制度复辟与新制度的反复辟的不断较量过程，那么我们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旧制度复辟，也只是社会主义新制度建立的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偶然性的小插曲。它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大趋势。

综上所述，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马克思始终坚持《资本论》所体现的唯物史观不能用来解释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不仅如此，马克思始终坚持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具体分析1861年以后的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为俄国寻求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某教授文所谓的马克思在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不持观点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和动荡进一步加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演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正在向着建立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征程前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正确解读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对于《资本论》理论和方法不同于以往的新说明，领悟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理论探索，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都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俞良早． 马克思在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 0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本文系齐齐哈尔大学建校70周年专栏，原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8期，作者授权江南app网址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