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摇滚乐是一种愚蠢的文化，但这并不妨碍它是强大的思想武器，摇滚可以最大程度上腐蚀俄国人的纪律性和耐力，让他们变得软弱，并将反抗权威的自我意识注入到苏联新生代的心灵之中。”

——里根时代的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罗伯特盖茨《冷战亲历者》）图为1991年八一九事变中呼吁反抗苏联保守派的苏联摇滚团体

1991年，苏联解体三个月前，叶利钦问他的年轻人支持者，“你们需要什么？”年轻人回应道，“我们需要摇滚乐”，于是便有了这场音乐会。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摇滚音乐会，万人空巷，这场音乐会实际上是苏联帝国走向崩溃的文化颓败之相，西方摇滚乐而不是苏联正统文化征服了苏联新生代

只要是熟悉上世纪冷战历史的人，都会明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里，西方向苏联世界发动的文化攻势中，最成功的，莫过于摇滚乐。

美国总统卡特曾经说过，“摇滚乐是破开苏联思想壁垒的利剑”，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每次出访东欧苏联世界，他都要争取美国摇滚乐队在当地举行合法言辞，以此来推动这种极具个人主义和反权威主义的年轻人文化在苏联世界新生代的受欢迎程度。到了里根时代，他的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更是蓄意支持苏联世界的摇滚乐队发展，中情局不仅仅努力接触苏联世界的地下摇滚乐队，而且还努力提供财政支持，帮助他们制作唱片，做地下宣传，面对中情局内部的反对，比尔凯西是这样回应的：

“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摇滚乐是一种愚蠢的文化，但这并不妨碍它是强大的思想武器，摇滚可以最大程度上腐蚀俄国人的纪律性和耐力，让他们变得软弱，并将反抗权威的自我意识注入到苏联新生代的心灵之中。”

捷克反苏革命领袖哈维尔与捷克地下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合影，这只地下摇滚乐队在捷克新生代中歌迷无数，他们在最终的反共革命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彻底瓦解了捷克共产党的抵抗意志，并在街头纠集了夺取政权的群众大军

摇滚乐队在苏联世界的新生代中，主要造成了两种影响：

第一，摇滚音乐源于英美，这使得摇滚音乐的热爱者往往对英美的价值观极为崇拜，他们对摇滚的热爱使得他们成为约翰列侬的信徒，推崇西方白左式的意识形态，这使得苏联新生代轻而易举地被西方价值观所征服。

第二，摇滚音乐鼓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类之爱，这不仅仅严重破坏了苏联社会的纪律性和服从性，加剧了年轻人挑战权威的胆量，使得他们沦为软弱的废物，更严重削弱了苏联新生代对冷战的支持，所谓的人类之爱结合新生代的自私、软弱和胆怯，最终变成了投降主义和“反战主义”。

这一点体现最明显的，莫过于苏联历史上最杰出的摇滚乐手维克多.崔及其音乐作品所产生的影响：

1982年，维克多 崔发表了他对第一张地下摇滚专辑，里面表达了他作为苏联年轻人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在他的歌曲《Commuter Train》中，描述了一个年轻人困在一列火车中，而火车驶向他不想去的方向，这首歌发布后迅速爆火，并得到其他摇滚乐手的效仿；

1985年，维克多 崔发布了反战歌曲《I Declare My Home》，这首曲子使得他大获成功，它不仅仅深深影响了俄国社会的青年人，更受到在阿富汗作战的苏联年轻士兵们的欢迎，他们听到这首音乐后，对战争的厌恶更加滋长，对长官的痛恨更加不可遏制，这实际上是相当多苏联军人后来反叛政府的启动器。

维克多崔与他的妻子Rodovanskaya结婚照，他们曾经是苏联新生代的偶像，本身寓意了潜在的反叛精神，但苏联政府对此缺乏警惕性，值得一提的是，维克多崔逃避服兵役，本身是苏联新生代软弱怯懦的副产品和衍生物

正是在这些所谓的披头士音乐家的蛊惑下，苏联新生代的斗争意志和痛苦承受力急剧下降，苏联人的父辈无疑是骁勇的武士，能够承受巨大的伤亡、痛苦和辛劳，这使得苏联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死亡2000万人的代价战胜强大的法西斯德国，但是随着苏联经济的逐渐发展，苏联新生代再也不会像他们的父辈那般拥有强大的意志、胆魄和耐力，退化为不堪一击的废物。而摇滚乐恰恰加速了这个过程。

斯大林大元帅实际上看到了这种风险，所以他绝不会容许苏联新生代丧失前辈勇猛、服从和善忍的美德，苏联年轻人需要纪律胜过需要享乐，否则一旦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滋生，苏联帝国将会丧失自己的优势而走向衰亡，正如《商君书》所言，“六虱成俗，兵必大败”，即是如此。

然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不可能都像斯大林那样具有非凡的远见，无论是为了讨好民众，还是拘泥于眼前见识，他们都纵容了民众的物质享乐，正所谓饱暖思淫欲，这最终带来了披头士式的文化腐蚀剂，瓦解了苏联新生代的战争勇气和牺牲精神，以至于涣散了苏联帝国的斗志，也引发了苏联的灭亡。

我每次阅览历史都时候，常常看到英敏的君主都会有相同的作为：

蒙古武士的战斗力源于纪律性、服从性和忍受牺牲的美德，这些最为忌讳的就是过分奢侈的生活，从铁木真到忽必烈，蒙古最杰出的大汗都对此心知肚明

忽必烈严厉限制蒙古武士观看汉人的戏剧，品尝过多的美食；雍正帝、乾隆帝对满洲武士乘轿、看戏的奢侈生活极为不满，要求其秉持满洲艰苦的生活方式；斯大林限制苏联社会不必要的福利和享乐文化。实际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超凡的远见。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民众习惯了奢靡和享乐，就并不是一个容易扭转的过程，因为这是人性的本能，非人力所能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