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跌入西方“民粹主义批判”的话语陷阱

石镇平刘雨

摘要：民粹主义主要是指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蔓延的，希望依靠农业和农民、利用农村公社，而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工人运动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民粹主义虽然在代表平民利益和向往社会主义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联系，但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区别。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民粹主义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可近年来在国内外一些学者那里，西方的工人运动、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等，无不被说成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滥用，有严重干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动摇我们党和国家的执政根基的危险。因此，在民粹主义问题上澄清是非、拨乱反正，刻不容缓。

近年来，“民粹主义”逐渐成为一个高频热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爆发的示威游行和工人运动，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和“黑夜站立”活动、英国伦敦工人大罢工、西班牙“愤怒者”抗议活动等，在不少著述中都被说成民粹主义。在国内，少数学者盲目追随西方所谓思维范式与叙事逻辑，掀起一股批判民粹主义热潮，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及对腐败现象的痛恨等称为民粹主义，引起不小的混乱。因此，准确理解民粹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联系与本质区别，揭露当前民粹主义滥用的表现、实质及危害，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防止各种敌对势力借机干扰和破坏……避免出现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和舆论漩涡”，[1](p.23)捍卫我国国家总体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粹主义的含义及其发展演变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民粹主义有着特定含义，主要指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蔓延的，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精神领袖的，希望依靠农业和农民、利用农村公社而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工人运动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俄国的城市议会议事规程和市政条例破坏了城市米尔，但村米尔和村社1却完整存留。从此，人们便把俄国独特的农村公社看成全体人民自我发展的支柱。在这样的基础上，一批渴望救国救民的知识青年，出于对底层民众深受封建农奴制与资本势力双重压迫的同情而愤然登上历史舞台，以民粹主义为名开启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之路。民粹主义把俄国村社的土地制度和组织基础视为构成实现未来美好社会的必备条件。在此过程中，他们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强调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把俄国农民看作迈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把俄国独特的农村公社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但同时，小农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看不清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不理解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这些人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客观事实，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忽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些理论缺陷导致俄国民粹派在行动上屡遭失败，内部也因分歧频现而逐步走向衰落。

19世纪80年代后，俄国农村阶级分化日益加剧，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建立，民粹派的核心观点随之发生实质性变化，从最初积极声援底层民众的革命民粹派蜕化为富农的代言人——自由民粹派。自由民粹派延用民粹主义的名称，却丢掉了革命民粹派“到民间去”[2](p.4)的热情，抛弃了革命民粹派的斗争纲领，走上与沙皇政府妥协的改良道路，企图使半农奴制半自由的经济制度永恒化。自由民粹派把个人恐怖活动作为主要手段，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误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放弃阶级斗争，肆意肢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宣扬历史应符合人本性的“主观社会学”方法。至此，昔日曾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先河的民粹主义，已沦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发展的主要障碍。随着列宁与作为“人民之敌”的自由民粹派的论战，民粹主义最终被俄国人民所抛弃，湮没于滚滚的历史长河。

二、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联系与本质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将民粹主义的合理内核连同其阶级局限一概抛弃，也没有将革命民粹派与自由民粹派完全等同。虽然在马克思看来，民粹主义者先驱赫尔岑可能不是从俄国现实中，而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俄国的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还是对民粹派追求社会主义和代表广大底层群众利益表示赞赏。1870年马克思阅读了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后，在《人民事业》报上刊文指出：“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3](p.464)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里，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民粹主义使俄国已经成为“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4](p.379)正是与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查苏利奇的通信，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开始思考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问题，这为后来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也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然而，民粹主义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本质区别。

第一，民粹派不懂得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看不到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革命意义，指望在农业和农村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

他们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客观事实，认为俄国的社会分工是“企图从外部硬挤进去”，[5](p.166)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根本不存在”。[2](p.620)与民粹主义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生产力看作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行现代社会主义变革的基本前提，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才能为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6](p.673)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俄国农村公社虽然也具有公有制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经过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就能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虽然认为俄国在特有的历史条件下有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强调必须以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作为先决条件。

第二，民粹派看不到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把农民当作本能的共产主义者。

与民粹主义根本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正在加速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肩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正如恩格斯所说，“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6](pp.389-390)

第三，民粹派割裂少数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间的关系，认为“少数人的理想比人民的理想更加开阔，更加革命，在革命的时候前者就会胜过后者，人民没有能力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能够朝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向前进和发展的新世界”。

[2](p.410)因此，在民粹派看来，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角色仅属于“革命”的少数人，历史由少数有批判思维能力的英雄创造。马克思严厉批判了民粹派的这种唯心史观并反复强调，在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关系方面，只有当个人的活动符合历史规律，并且汇入人民群众斗争的洪流，才能有所作为。列宁进一步指出，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为客观事实的条件下，“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5](p.27)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民粹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科学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历史局限性及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始终对民粹主义秉持辩证的科学态度，在对民粹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原则性批判的同时，并未忽略“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7](p.203)他们从没忘记民粹派的理论是同农奴制旧帝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也从不把革命民粹派与后来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完全等同。2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同时，列宁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8](p.301)

三、当前民粹主义滥用的主要表现与实质

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早已促使民粹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民粹主义被再度拉回大众视野，从国外到国内，一些学者掀起了一股批判民粹主义的热潮。他们把本不属于民粹主义的东西当作民粹主义，造成民粹主义的滥用，具体表现主要有如下四种。

第一，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工人运动说成民粹主义。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黑夜站立”活动，英国工人罢工，西班牙“愤怒者”抗议、韩国首尔游行、智利调高地铁票价引发骚乱、德国民众抵制房租上涨的抗议活动等。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这本是反抗资本剥削和争取民众利益的现实表现。它折射的深层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尖锐与复杂，体现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然而，一些西方学者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立场，将这些现象与成因归之为民粹主义，并视其为洪水猛兽而严加批判，就连美国政治精英对自己民主制度的反思也不放过。例如，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曾因控诉资本主义经济不平等，质问美国亿万富翁群体如何履行对国民应尽的义务，而被西方垄断资本精英视为“目的是挑起民众对‘亿万富豪阶层’”反抗的民粹主义者。[9](p.92)少数国内学者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政治鉴别能力，尾随西方学者，把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经济政治不平等而引发的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也称为民粹主义，并将其置于“后真相”“后现代”等社会背景下加以诠释。实际上，这种做法是把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社会的各种乱象、资产阶级政府在协调党派之争和缓和尖锐复杂的劳资矛盾方面表现出的无能，都通过民粹主义的说辞转嫁给平民大众。把民粹主义当作挡箭牌，遮蔽了西方政府应对社会撕裂的恛惶无措，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危机，为助长垄断资本家集团的资本逻辑及霸权行径提供了现实合法性。

第二，将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或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称为民粹主义。

习近平明确指出：“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10](p.40)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在钓鱼岛、南海仲裁案等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党和政府为维护农民工等劳动者合法权益、限制房价过快上涨、严格食品安全监管、责令排污企业停产整顿，以及限制各行业、多领域资本无序扩张而采取的一系列维护群众利益的有力措施，表达了期盼和赞赏。本来，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政议政的反映，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也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然而在少数学者那里，这些都被说成民粹主义。给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或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扣上民粹主义的帽子，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与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南辕北辙。

第三，把人民群众对社会消极腐败现象的痛恨看成民粹主义。

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当然，毋庸讳言，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深入和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贪污腐败、违法乱纪行为大幅减少，但还没有绝迹。人民群众对此仍不满意，表达了希望进一步正风肃纪、净化社会风气的良好愿望。这既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信任的表现，也是对我们党坚决从严治党的大力支持。在惩治贪污腐败的问题上，人民群众与我们党的立场和态度完全一致。但是，在少数学者那里，人民群众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等社会不良现象的痛恨，统统被说成仇官、敌富、反智的民粹主义。一些观点把我们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居然说成是在民粹主义胁迫下不得已而为之。一些论调甚至污蔑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难以避免的“民粹”性。这种把党放在人民群众对立面的错误做法，枉顾人民群众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地位的根本差异，是简单照搬西方垄断资本精英话语逻辑的结果，不仅割裂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否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新时代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必要性。这不仅反映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的严重缺失，也反映了他们“真经”没有念好却总想着去“西天取经”的媚外心态。

第四，将人民群众在网络平台上的合理诉求和观点表达定义为网络民粹主义。

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新闻媒体的传播途径，革新了人的交往方式。互联网等“线上”平台成为人们获取讯息与表达观点的新场域，这为社会主义民主拓宽了渠道。习近平高度重视互联网空间治理与优化过程中的群众路线，多次强调指出：要更好发挥互联网在倾听人民呼声、汇聚人民智慧方面的作用，更好集思广益、凝心聚力。互联网本来是党和政府倾听人民呼声、汇聚人民智慧的重要途径，然而少数学者却把群众在网络上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观点表达说成网络民粹主义，人人可发声的互联网平台被看成民粹主义舆论的主阵地。他们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更多是一种平民运动，是裹挟着负面情绪、仇官仇富仇体制的极化思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国内外少数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散布谣言，妄图制造混乱，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加强网络安全监管完全正确。但是，我们应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网络言论。正常的民意表达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即使个别时候少部分群众表达意见的方式方法不合适，也应明辨是非、正确引导。把广大人民群众正常合理的民意表达称为网络民粹主义是不合适的。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不对民粹主义进行科学、历史、具体的分析，对西方垄断资本精英所谓民粹主义的话语逻辑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简单地用来嵌套和分析中国问题，不仅会制造社会不同群体的疏离分化，而且会对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第五，把拒绝多元化当成民粹主义。

多元化思潮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不分阶级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崇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广泛的社会合意”。多元化思潮不过是资产阶级主导的、为实行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垄断精英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西方学者往往把反对西方的“多元”而强调“集体认同”的思想谴责为民粹主义。[11]例如，西方研究民粹主义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卡洛斯·德拉托雷就指出：“民粹主义对多元化的不尊重，其原因在于他们把人民视为具有统一意志和意识的主体，把对手视为善良人民的敌人。”[12]安德鲁·阿拉托从制度层面揭示了民粹主义反对多元文明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威胁，指出：“民粹主义总是以其统一的人民理想，总是敌视联邦制，并不断试图侵蚀联邦制以及正式的民主制度。”[13]西方学者对多元主义顶礼膜拜，在他们看来，反对多元化是有违自由主义的政治生态平衡和文化繁荣的，他们把排斥多元文化、拒绝多元民主、抨击利益多元化和阶层多元化斥之为民粹主义，并且把民粹主义与垄断、极权主义、专制统治等同起来。其实质是在美化西方多元主义掩盖下的资产阶级统治，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国内少数不明真相的学者盲目跟风所谓西方的叙事逻辑，回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把民粹主义和“反多元”作为同义语到处滥用。殊不知，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民粹主义讨论的范围，触及的是不同的阶级立场、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问题。

四、民粹主义滥用的严重危害

民粹主义的滥用，不仅动摇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还有破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的危险。

（一）有动摇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危险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4](p.287)列宁把人民群众看成“自觉的历史活动家”，[5](p.127)指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15](p.61)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6](p.1031)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17](p.139)“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10](p.52)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大会上再次生动诠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性，“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8](p.512)

国内外一些学者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视为民粹主义，把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视为民粹主义，把人民群众对公平公正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视为民粹主义。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批判民粹主义，但实际上是在批判民粹主义幌子的掩盖下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否定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以西班牙为例，被西方视为民粹主义政党的“我们能”党崛起的原因正是普通民众对经济安全的渴望。“我们能”党领袖伊格莱西斯宣称：“我们公开承认不反对通过某条道路转型为社会主义，但我们更温和，采取的是新凯恩斯主义，正如呼吁扩大投资规模、提升社会福利保障、加强社会再分配的其他欧洲左翼一样”。[9](pp.145-146)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来看不难发现，西方垄断资本精英批判的民粹主义正是我们党要维护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盲目跟随西方资产阶级话语逻辑的所谓民粹主义批判，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主义国家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甚至有动摇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危险，并给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就是首先从意识形态防线的崩塌开始的。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民粹主义滥用的真实意图及其严重危害，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有割裂我们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征程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引领革命、建设和改革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我们党历来重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28年党的六大提出，要千方百计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群众工作上去。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9](p.136)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明确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16](pp.1094-1095)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多次把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比喻为种子和土地、鱼和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明确指出，要继续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安如泰山、坚如磐石。”[20](p.368)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17](p.142)

可是近年来，少数人批判的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与诉求的深切表达。他们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合理诉求和正当表达攻击为民粹主义，把推崇“人民中心”的叙事倾向、歌颂人民群众的集体贡献污蔑为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认为民粹主义是助长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普遍的不信任以及对“精英”“建制派”“寡头政治”“局外人”的怨恨政治[21]的源头。其实质是离间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破坏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革命情谊、割裂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断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群众基因”。民粹主义的滥用，将使我们党和政府无法准确、及时听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呼声，从而难以做出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长此以往，不仅割裂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和血肉联系，背离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会挫伤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民主管理国家的积极性。正如习近平明确指出的，“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因此，我们切不可在民粹主义滥用问题上麻痹大意，决不能“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吹手”。[10](p.327)

（三）有破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危险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七十多年艰辛探索的成果，既坚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又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不动摇。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本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经济利益根本对立以及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的集中体现。这再一次有力证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是资本主义制度一切矛盾的总根源，福利政策等一切改良措施无法弥合资本家的贪婪和穷奢极欲所造成的社会撕裂。例如，有国外学者指出：“民粹主义与收入不平等加剧、全球化和福利国家政策的紧缩有关。相反，人们从逻辑上也认为……对全球化、再分配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政治控制应该是应对民粹主义挑战的有效对策。”[22]由此可见，西方福利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普惠平民大众的范围和程度，成为西方民粹主义批判强度的主导因素。事实上，这无不反映了垄断资本精英化解西式民主社会危机的恛惶无措。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国家工人运动持续高涨，以铁的事实宣告了全盘私有化、彻底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彻底破产。

一些学者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攻击为民粹主义，实际上是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立场，为维护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秩序服务。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攻击为民粹主义，把矛头不是指向资本家统治阶级，而是指向工人阶级和劳动者，他们以批判民粹主义为幌子，实质和目的是要转移人们的视线，为在我国推行全盘私有化、彻底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作掩护。他们批判民粹主义是假，摧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真。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次宣告：“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18](p.9)

当前，西方语境中批判的“民粹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民粹主义。西方民主政治软弱无力，建制派精英不对公民诉求进行积极有效回应，反而将精力花在党派之间的权力博弈上，普通民众对政府和政客表示强烈不满，造成了严峻的政治危机。然而在西方学者看来，这一切都源于民粹主义泛滥。因为他们认为民粹主义的概念源于被压迫的工人群众运动，所以一切与工人运动沾边的事情都被攻击为反动的“民粹主义”。[23]正如俄国史专家安德烈·瓦利斯基、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特奥多·沙宁、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极力抹黑民粹主义的根源，是因为在西方垄断资本精英看来，民粹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或者正是某种程度上的马克思主义。[24]

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的新形势下，习近平明确指出，应“及时掌握意识形态形势和动态，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1]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敢于揭露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打着批判民粹主义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彻底揭穿其扰乱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社会主义国家策划“颜色革命”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罪恶目的；必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要学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问题，努力提高政治判断力，自觉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进攻的自觉性，防止跌入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设下的意识形态话语圈套和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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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米尔是农民自治的一种组织，村社是土地占有的一种形式。

2(1)参见《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7期，授权江南app网址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