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弄清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原因，是重大历史课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苏联为什么会亡党亡国？是因为苏联病了。苏联的病不是一天得下的，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病一天一天积累，又得不到及时医治，得不到正确医治，日渐严重，最终病入膏肓、呜呼哀哉。

深入分析苏联党亡国破的历史原因，深刻总结苏联党亡国破的历史教训，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有历史责任的。

总结苏联党亡国破的历史责任，必须要打赫鲁晓夫的板子。赫鲁晓夫轻率而又浅薄地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秘密报告，挖了社会主义的祖坟，引起了苏联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掀起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历史虚无主义浪潮。历史虚无主义浪潮，引起了苏联社会主义信仰危机，为苏联培养了未来的掘墓人，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的“二十大”的孩子就是掘墓人的主体。赫鲁晓夫打出改革旗帜，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执行一条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的路线。这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并未因赫鲁晓夫的下台受到深刻批判、停止下来，而是一直潜滋暗长，直到后来戈尔巴乔夫承其衣钵，将这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发展到极致，最终导致了苏联党亡国破。

总结苏联党亡国破的历史责任，必须要打勃列日涅夫的板子。这个思想平庸、能力平平、爱慕虚荣的行政官僚，在位18年，使苏联积累的体制机制弊端进一步恶化，整个社会贪腐成风、风气败坏、信仰危机重重，对外又与美争霸，穷兵黩武，使苏联背上沉重的负担，步履艰难。

总结苏联党亡国破的历史责任，当然要打戈尔巴乔夫的板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面临重重危机。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符合历史潮流，苏联人民寄予了殷切期望。但由于改革方向、改革措施都发生严重错误，最后导致了苏联分崩离析。下面，笔者对戈尔巴乔夫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

戈尔巴乔夫出身平凡，出生之时，其母未曾“梦龙投胎”，也未有“暗香溢室”。1929年，戈尔巴乔夫生于大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一个农民家庭。1950年，戈尔巴乔夫考上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二战以后，由于体制机制弊端进一步积累，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也由于苏联红军士兵和知识分子受到了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影响，苏联国内有了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出现了所谓的思想“解冻”运动。大学时期的戈尔巴乔夫，他贪婪地阅读各种原来看不到的书籍，开始接触西方自由民主的观点并无比热衷，参加各种大学生集会，在会上发表宣扬自由、民主和抨击时弊的言论，而且言辞激烈。戈尔巴乔夫的大学同学、苏联作家别利亚耶夫，后来曾经回忆说当时几乎把戈氏看成是“持不同政见者”。戈氏的同学还回忆到，大学期间戈尔巴乔夫还曾经与同学畅游莫大麻雀山，发誓要摧毁“苏联这个腐朽的制度”。这使人很容易想起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与好友奥加廖夫畅游麻雀山发誓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情景。戈尔巴乔夫与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捷共行动纲领》的起草者之一姆雷纳尔是莫斯科大学同学，过从甚密。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持怀疑态度。1967年夏，姆雷纳尔曾经拜访时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众所周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宣扬“欧洲共产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主张用合法的手段建设社会主义。据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读过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纲领性文件、葛兰西的《狱中书简》和陶里亚蒂的政治遗嘱。1984年，戈尔巴乔夫前往罗马参加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的葬礼时说：“恩里科，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提出的在我国发扬民主的劝告。”他承认，在参加贝林格葬礼时得到的教益促使他进行深沉思考。苏联著名政论家布尔拉茨基根据戈尔巴乔夫参加贝林格葬礼时发表的讲话断定，戈氏在1984年就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了。曾任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根据他掌握的材料说，戈尔巴乔夫在与雅科夫列夫私下谈话时承认“内心里感到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苏联亡党亡国之后，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从总统的宝座上摔下来成为平民百姓后，说话不再躲躲闪闪了。1992年11月，他在莫斯科电视台宣布，现在他完全摒弃了社会主义选择，认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他开始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1997年《论据与事实报》记者采访他时问他：“您内心里仍然还是共产党人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我从本质来说是社会民主党人。”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是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叛徒。其实，戈尔巴乔夫本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才是他的本质。他是钻进共产党人中的异己分子。戈氏这样的本质，早就为西方政治家所看透，他的上台得到了西方的热捧。

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先是在检察院工作，后又调到边疆区共青团省委工作，任宣传鼓动部部长。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猛烈抨击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表现出极度热情。1958年，赫鲁晓夫到斯塔夫罗波尔去授勋。戈尔巴乔夫对这位改革者印象极好，他认为赫鲁晓夫“坦率真诚，具有独特的人民性和与所有人打交道的愿望。”至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是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

由于对赫鲁晓夫的改革从内心深处十分赞成，再加上年富力强、精明能干，戈氏升迁很快。戈尔巴乔夫成为地方重要领导人，得益于库拉科夫这位伯乐的提携。1960年，库拉科夫出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他提拔戈尔巴乔夫为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接着又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工作部长。1964年，库拉科夫上调中央，仍然不忘记这位老部下。戈氏在1968年、1970年先后顺利当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有赖于库拉科夫的支持和帮助。

戈尔巴乔夫能进入克里姆林宫，最终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笔者认为，与以下五个原因分不开：

一、一个盛产矿泉水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盛产矿泉水，苏联在这里建立许多矿泉疗养院，常有党政要人来此疗养。戈尔巴乔夫总是热情接待，从而与苏共中央高层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得到了他们的照顾、支持和帮助。

二、一个权高位重的老乡。斯塔夫罗波尔，不仅是戈尔巴乔夫的家乡，而且还是另一位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家乡。安德罗波夫经常回家乡休息、疗养。1969年，戈尔巴乔夫认识时任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此后，戈氏一直得到安德罗波夫的大力提携。1978年，库拉科夫突然病故，苏共中央需要物色一个接替他职位的年轻人，戈尔巴乔夫成为填补空缺的第一人选。苏共高级领导人的产生程序需要总书记亲自谈话，当面相亲。此时正好勃列日涅夫在契尔年科的陪同下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去授勋，途经斯塔夫罗波尔这座矿泉水城，正在老家休息疗养的安德罗波夫特意带着戈尔巴乔夫前去车站迎接，四人在站台漫步时做了简短的交谈，后来人们将其称为“四位现任的和未来的总书记的会见”。有人认为这是安德罗波夫特意安排的。当年11月，戈尔巴乔夫调到苏共中央担任负责农工业综合体的书记，一年后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再过一年又升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苏共最高领导层。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病逝，安德罗波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由于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的亲信，地位大大加强，实际上成为党内的二把手。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接班人。戈尔巴乔夫自己也回忆，1982年底安德罗波夫曾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知道吗？米哈伊尔，你不要把自己职责范围局限在农业方面 。要多多考虑全盘的工作。总之，你要像万一有一天需要你挑起全副担子那样去干。我这话是认真的。”

三、善于奉迎的政治品格。戈尔巴乔夫精明强干，长于揣摩领导的意图，善于奉迎。这是不民主的体制下，官员求得升迁的基本功。

四、对现实不满的改革思维。毋庸讳言，苏联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弊端，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戈尔巴乔夫对这种弊端强烈不满，并力图改变之，形成了强烈的“改革思维”，这使他有别于其他一般苏共官僚。“改革思维”使他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欣赏。戈尔巴乔夫回忆说：“我同安德罗波夫是老朋友，两家关系很好。我同他多次无拘无束地交谈过，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

五、恰到好处的年龄。“文凭不可少，年龄是个宝”，戈尔巴乔夫正应了这句话。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盛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导层长期得不到更新，多是一群白发苍苍、行动迟缓的老人。勃列日涅夫死后，不到三年之内，苏联又连丧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两位总书记。苏联人民特别希望改变这种老人政治的状况。在这一群老人中间，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特别显眼，最终得登大宝。

从戈尔巴乔夫的历程来看，他之所以成为苏联最高的领导人，不是苏联人民的民主选择，也不是有特别突出的政绩，而是多种因素机缘巧合的结果。正是苏联官僚体制的弊病，为苏联选择了掘墓人。

登上大宝的戈尔巴乔夫，因为积累了几十年的改革理想，迫不及待地推行他的改革。在中央委员会进行选举的前一天夜里，戈尔巴乔夫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家里，对他的妻子赖莎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明天召开中央全会，可能提出让我领导党的问题”。继而喃喃自语：“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多年，在莫斯科这里干了七年。任何宏伟重大的成熟了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仿佛有一堵墙。生活早就提出了要求！”最后，戈尔巴乔夫坚定地说：“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了”。

由于严重的体制弊端，经历了长期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民迫切希望改变现状，改善生活，对这位年富力强的总书记寄予厚望。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事业，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戈氏宣布进行“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在苏联禁酒。长期以来，苏联过度重视重工业发展，忽视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重、轻、农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根据这种情况，苏联经济最迫切需要的是调整，而不是加速发展。酗酒是苏联社会的一个痼疾，但由于苏联大部分地方处于寒冷地带，酒在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戈尔巴乔夫贸然禁酒，必然引起全社会的反抗。加速经济发展战略实行三年，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戈氏没有认真思考“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失败的原因，认为苏联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1988年，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戈尔巴乔夫宣布将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政治改革有这样几个关键点：

一是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大声疾呼民主的重要性，反复强调民主是“时代的特征”，说“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但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不是努力革除苏联业已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逐步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不是集思广益，问政于民，问计于民，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戈尔巴乔夫提倡的民主，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宽容持不同政见者的民主，是企图利用对苏维埃制度心怀不满、甚至持敌视态度的人，赋予他们自由发表言论和自由行动的权利，来推进所谓的改革。而对敢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人，则采取打击、压制。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们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信中对当时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对斯大林的批判太过分了，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发了轩然大波，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的直接授意下，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尼娜·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在各种报刊杂志的围剿下，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人遭到种种打击，使更多的人不敢说真话，不敢坚持原则。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掀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滔天巨浪。

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说要讲民主，其实是最不讲民主的。按理说，发扬民主，就要集思广益，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组织上，戈尔巴乔夫沿袭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传下来的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拉帮结派的陋习。在戈尔巴乔夫的策划下，1985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解除了曾经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罗曼诺夫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同年9月，又迫使吉洪诺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接着又召开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解除了吉洪诺夫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戈尔巴乔夫还不顾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坚决反对，任命叶利钦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取代不是自己人的格里申。

戈尔巴乔夫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不是依靠大多数人，集中全党智慧，而是依靠少数人，依靠他那个小团伙。戈尔巴乔夫紧紧依靠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是戈尔巴乔夫在共青团系统的老熟人、朋友；雅科夫列夫是一只典型的“美国鹦鹉”。这三个人是“改革”的策划者和推行者。戈尔巴乔夫曾经说：“不知道怎么可以把我们分开，最初的改革计划可是我们三个人啊。我们不知道在一起讨论了多少次，商量了多少次。”

曾任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的波尔金说，戈尔巴乔夫常常自以为是，独断专横，缺乏起码的民主作风。戈尔巴乔夫到处发表政治观点，使政治局的协调发言制度遭到破坏。改革后期，苏共集体领导遭到进一步破坏，政治局连续几个月不开会，什么事都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决定。

戈尔巴乔夫最不讲民主，还有一件事可以作证。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没有经过任何会议讨论。这样天大的事情，由他一个人决定，这是讲民主吗？

二是公开性。戈尔巴乔夫在提出“民主化”的同时，也提出了“公开性”。在出任苏共总书记之前，戈尔巴乔夫就使用过“公开性”这个术语。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今后应当在党、苏维埃、国家组织及社会组织中的工作中扩大公开性”，以后又多次提出“广泛的公开性”、“彻底的公开性”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戈尔巴乔夫还明确地提出，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该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公开号召对苏共和苏联的历史进行重新审判。在戈尔巴乔夫的导演下，在苏联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

从1986年起，一批过去被禁或在西方国家出版的作品先后在苏联公开发表和反映。许多借反思历史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美国媒体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暴露在公开性原则的聚光灯下，接连不断的文章、信件和回忆录对斯大林的每一个重大原则都提出了疑问”。“公开性”掀起的滔天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不光是把目标对准了斯大林的，还把目标对准了列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把苏联的历史全部抹黑，把社会主义制度说得一无是处。时年九十岁的卡冈诺维奇目睹国内发生的这一切，痛心地说：“现在已不是批斯大林了，而是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了”。他又说，现在的报刊只唱一个调子，“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在“公开性”口号下掀起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滔天黑浪，最终把苏共、苏联送进了历史的坟墓。

三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8年6-7月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提出要把苏联建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7月，苏共二十大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奋斗目标。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哲学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符合抽象的“人性”和“一切人”利益的“人道的”制度，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反对使用任何暴力，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提出所谓“多元化”理论作为其重要的思想原则。抽象的人道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独立不羁和不受任何社会关系制约的，向往绝对的自由和民主。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应该符合人的这一本性，尊重人的多元思想，满足人的多元利益和需要。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倡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借口反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否定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与此同时，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借口反对一党专政，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搞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在经济方面，也主张实行多元化，改变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肯定私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搞所谓的“混合经济”，作为向私有制的过渡。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根据抽象人道主义又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全人类价值优先论”。戈尔巴乔夫鼓吹“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在他看来，在核武器时代，人类争取活下去的问题应当是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其他利益应当服从这一全人类利益，在外交路线上要“逐步实现非军事化和使国际关系人道主义”。这其实是在西方核讹诈理论下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从奋斗目标、指导思想上，都背离了马列主义路线，在具体的工作步骤也犯有严重失误。

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联出现了全面的危机，民族矛盾急剧恶化，各种分离主义势力此起彼伏，国内反动政治势力与西方政治势力紧密勾结，公开提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口号。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进攻下，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暴力冲突接连不断，整个国家风雨飘摇。面对这样的形势，戈尔巴乔夫束手无策，像一个十足的“亡国之君”，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优柔寡断，妥协退让。这样的情况，让苏联内部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忧心忡忡。1991年7月2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久加诺夫、内务部副部长格罗莫夫、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及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拉斯普尔、普罗哈诺夫等12人发表联合发表《告人民书》，指出“伟大的国家，正在毁灭，正在破坏，将要不再存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同“危害者和掠夺者”进行斗争。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趁戈尔巴乔夫在南方休假之机，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由他接任总统职务，接管国家全部权力。但由于该委员会既缺乏明确的目标纲领，再加之此前由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滔天巨浪，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泛滥，社会主义名誉扫地，奉命去逮捕叶利钦的苏联红军掉转枪头，转而支持叶利钦。“八·一九”事件失败，使苏共党内健康力量力图挽救党、挽救苏联的努力遭到彻底失败。

戈尔巴乔夫从南方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发表谈话，赞扬叶利钦等人在挫败政变中发挥的杰出作用，表示要与叶利钦合作。在“八·一九”事件中大出风头的叶利钦，为攫取更大的权力，不惜分裂苏联。1991年11月底，叶利钦提出要搞“国家联盟条约”。12月7日，叶利钦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虎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俄罗斯明斯克别洛韦日密林密谋，签订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解散苏联。1991年12月25日，在瑟瑟的寒风中，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一个曾经雄踞全球的大国，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戈尔巴乔夫，这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包藏祸心的庸医，和一个“美国鹦鹉”雅科夫列夫，还有一个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政治野心家叶利钦，一步一步将苏联治死了，一起埋葬了苏联。在苏联党亡国破的历史悲剧中，戈尔巴乔夫是直接杀手，他必定也必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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