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中文翻译问题

董学文

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自1982年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以来，理论界、学术界、翻译界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的核心，始终是对“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词组能否成立的不同看法问题。客观地说，该文改译之后，产生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总体来看，负面的影响要大一些。这主要是由于将“文学”改译成“出版物”，“文学”这层意思不明显、看不出来了，列宁文中“党的文学的原则”这一关键思想不见了，它对文学活动的指导作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发展的实际意义也下降了。

有鉴于多年来文艺理论界和翻译界对原文的深入领会和文艺实践的经验教训，本文建议应当尽快恢复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译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列宁在该文中的思想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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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提出“党的文学”的时代背景

列宁这篇著名文章，1980年代之前一直是译作《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1982年，根据有关部门的决定，将原来的标题和正文中的“党的文学”（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改译成“党的出版物”，即将“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换成了“出版物”。随之，该文中“文学”一词，也统统改为“出版物”。

这一修改，当时在翻译界就存在不同意见。一些资深的俄文翻译家，对这一修改表示过明确的不赞同。时间已经过去快40年了，如今这一译法的弊端——无论从用词和语法角度，还是从学理和思想角度——都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毋庸讳言，这一修改对人们理解列宁的文艺思想，对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该文语境中的“党的文学”究竟能否改译成“党的出版物”？这样的翻译到底妥当不妥当？这些问题应该有个合适的结论了。

我们先来看列宁这篇文章刊发时的背景。1905年11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第一份公开的报纸上刊登了该文，其内容主要是谈论包括文艺在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当时需要采纳何种立场的问题。1905年10月全俄爆发政治罢工后，俄国国内革命形势发生变化，沙皇颁布了允诺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杜马会议的宣言，对报刊出版的严密控制相应也有了松动。即是说，俄国有了初步“自由”的客观环境。11月8日，列宁从国外短期回到彼得堡，直接主持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工作。列宁认为，要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必须改进，以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这期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论党的改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社会主义和宗教》等，其中，《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就发表在11月13日该报第12号上1。

“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应该说此前是不存在的。因为在沙俄的报刊审查制度之下，所谓“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而“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虽然二者之间关系复杂交织，可一方面，有些人还没有成熟到具有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的高度，其认识模糊和肤浅。另一方面，有些人想表达的党的观点，却是出于无奈，只会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政党有了结束这一虚与委蛇现象的机会，因此，具有了提出党的组织和党的宣传该怎么做这一问题的机会。

列宁在文中呼吁并提出的“党性”，实际上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多数派布尔什维克的“党性”。而对这种“党性”的鼓动和宣传，在言论出版自由鲜有空间的旧沙皇时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1895年，普列汉诺夫用化名，并改变了书名，终于在俄国国内出版了他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恩格斯得知消息后，马上致信祝贺，认为这是个奇迹。这说明，当时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极其艰难、极其不容易的。十年过去了，形势有所变化，无产阶级政党有了某种程度上公开出版与宣传的空间，在这种特殊状况下，列宁提出“党的文学”，从全局上看亦可说是提出了整个思想文化宣传上的党性原则问题。这对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成长、对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熟，都是十分重要的。

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列宁所说的“党的文学的原则”，“可视为后来葛兰西所说的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必先不遗余力营造文化领导权的一个经典范例”。2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可更清楚地看出“党的文学”概念的深层意义，更清楚地理解《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的重大理论价值。从“营造文化领导权”的角度考虑，执意把列宁文章中的“党的文学”改成“党的出版物”，取消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党性”特质和成分，显然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1897年，列宁（中）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部分成员合影

众所周知，列宁在1905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写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就明确写道：“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现在，当党愈来愈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3这一论述，可以说为“党的文学”的论述添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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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文学”表达的是一个思想原则问题

列宁的“党的文学”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术语，而是其主张和提倡的思想原则。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就有“党的文学的原则”这一提法。那么究竟什么是“党的文学的原则”？或者说，文学如何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我们看列宁的论述：

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4

这段话读下来，难道会感到有任何不妥当的地方吗？难道不是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常识、一个科学的论断了吗？这里，倘若把“文学”一词换成“出版物”，把“文学事业”换成“写作事业”，把“文学家”换成“写作者”，那么不仅读起来不通顺，意思不是也发生了变化吗？

“党的文学的原则”从逻辑上和学理上是可以说得通的。“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就不知所指为何，很难说通了。5“文学”是可以成为“事业”的，而“写作”（即各式各样的“写作”）不宜说成是“事业”。“文学家”——不管是哪个阶级的文学家——应当是有“党性”，而且实际上也一定是有的；“写作者”——以自然科学写作者为例——就不一定有党性，即使处于“超人”状态也属正常。再者，只有“文学事业”而且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才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其他的一般性的写作，尤其是那些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写作，是不能这么说的。

应该说，列宁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在理论上是一个创造。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不仅一直存在争议，而且误解之处颇多。有论者根据这个提法，就把列宁文艺思想说成是“政党文艺学”，这是不妥当、不能成立的。“文学”在俄语中是“литература”，它包含文学、文献、著作、出版物、书刊、读物等多种含义，文学是泛称。在列宁的这篇文章中，“литература”译成“文学”，比较符合语境和本来的文义，改译成“出版物”则不符合本来的文义。所以，理论界和翻译界的许多学者不赞成。

联系原文，不难发现，列宁正是针对当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形势与情况，才在文中提出了“党的文学的原则”，阐明了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党的宣传工作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系统论述了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服务的观点，同时，精辟阐释了文学创作活动的特点与规律。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可以说首次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同俄国革命的文艺运动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开拓性，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宝贵的文献。

列宁的“党的文学的原则”，不是凭空提起的，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相关思想萌芽的发扬光大。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就不赞成“诗人要站在比党的壁垒更高的瞭望台上观察世界”，当诗人弗莱里格拉特持有这种观点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他；当他抛弃“诗人的尖塔，高出党派的楼阁”这种所谓“纯艺术”观，投身于革命斗争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把他引为创办《新莱茵报》的战友和同伴，热情赞扬他那些自觉服从革命斗争需要而写下的充满战斗激情的诗作。后来，弗莱里格拉特还是背离了党的正确立场，宣称“党也是一种樊笼”，自己“再不属于任何党派”，马克思这时就以他素有的直率，写信给予了批评。6马克思、恩格斯希望其他阶级中的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7。

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党的文学的原则”思想的胚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并把“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学说。这无疑是列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俄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此之前没有公开出版报刊的机会，处在半地下状态，常常需要在别人家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或是同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写作者联合。迫于沙俄的专制统治，写作也不得不采用“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来谈论问题。而在新的形势下，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了。诚如列宁所说，一方面，党“通过同代办员秘密接头和会见时‘窃窃私语’的办法进行思想领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8，非法报刊已经变成合法的公开报刊，为党的思想领导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却在大肆攻击人民革命带来了文化毁灭，鼓吹已处于颓势的资产阶级文艺对抗正在崛起和成长的无产阶级文艺。企图控制文艺运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司徒卢威等人，大肆鼓吹“非党性”和“非党的革命性”等虚伪口号。一时间，人们把眼前的起码的目标理想化，把普通的民主主义当成社会主义。再者，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刊物内部也出现分化，急需改造。有些人开始利用党的招牌鼓吹反党观点，有些人鼓吹无条件的“创作自由”，鼓吹“非党的革命性”，“无党性”成为了时髦口号。以上这股思潮，对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危害极大。这个时候，列宁要求党的宣传和文学事业要有党性原则，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了。当我们理解列宁“党的文学的原则”思想时，这个历史因素和条件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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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文学的原则”的实质及具体内容

列宁的“党的文学的原则”，其实就是要求党在文学战线、思想领域和组织领导上保持独立性和纯洁性，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反对和防止文学创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唯心论和抽象人道论，就是要把文学事业纳入党的整个工作机制中来。坚持这种原则，不仅没有错，而且正是列宁根据发展了的形势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所做的贡献。那种把文学的党性原则简单地定义为“政党文艺学”，认为是要用党的力量来“干预”创作和“统领”作家的看法，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曲解。

关于“党的文学的原则”的思想，列宁早在其理论活动的初期就有所表达。他在批判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9；指出无产阶级党性是真正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品格。

学界目前争议最多的就是列宁的这句话：“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改后的译文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有人把它做了完全庸俗的理解，认为文学是艺术，怎么能成为“党的”呢？不过，我们不禁要反问：那么，把“文学”译成“出版物”就可以是“党的”了吗？“出版物”包括不包括文学出版物？包括不包括自然科学出版物？显然，仅从翻译的角度质疑“党的文学的原则”，是没有道理的。在“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这句话之后，列宁紧接着说的是：“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的企业主的即商人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新译文为‘党的出版物’——引者注）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10这种与资产阶级那一套“相反”的原则，理论上有什么理亏之处呢？提倡这样的“党的文学的原则”，不正是列宁遵循了马克思又超越了马克思的地方吗？

列宁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思想会遭到某些知识精英和艺术家的反对。例如，当时的《新生活报》名义编辑、诗人明斯基见到该报刊登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就写了《给列宁的公开信》，反对文学的党性原则，反对将文学事业作为社会民主党工作一部分的提法。所以，列宁有先见之明地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诚挚地写道：“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文学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方大叫大嚷，认为这样会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11

平心静气地讲，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叫大嚷”、肆意曲解，反对把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纳入党的事业的一部分的论者，的确是犯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毛病。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传统、一个创造。

1945年，卢卡契有与列宁相类似的提法。他在一篇题为《论党的诗歌》的文章中，不仅提出“党的诗歌”概念，而且明确地写道：“我是试图清楚地阐述今天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党内外许多人认为是相当伤脑筋和相当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党的诗歌问题。”12他认为在存在各种不同派别的尖锐意见而又不愿以妥协和敷衍的态度来结束这场争论的情况下，充分“理解党和诗歌的关系”，“给党的诗歌下个本质的定义”13，就是十分必要的。当时文学理论界存在着古老的、虚伪的“两端论”，认为“一派是党的诗人，另一派却是象牙塔里的‘纯’诗歌的诗人”。“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中流传着一种谬论：认为诗人个人的感受，仅仅是个人性质的幻想。”14卢卡契的论述，至少说明列宁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

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15。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16这些观点，同列宁的思想与提法也是吻合的、一致的。

列宁在批评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之后，紧接着说：

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17

接下来，列宁具体地说到了方方面面的要求，涉及报纸、作家、出版社、书店、图书馆等等。按照列宁的话说：“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者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18

列宁尖锐驳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绝对自由”“创作自由”言论的伪善，是为了宣布，只有以无产阶级文学党性原则武装起来的作家，才是真正自由的作家，因为他们不再依赖钱袋、依赖收买、依赖豢养。只有遵循“党的文学的原则”创作的文学，才是真正自由的文学——“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19

这段话，可以说开天辟地地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工人阶级政党、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与方向。这段话，同样也说明这里的“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只有翻译成“文学”是恰切的。如果像目前翻译的那样，把这段话中的“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都换成“写作”或“出版物”，那不仅语气上不通顺，而且意思上也别扭了。道理很简单，因为除了“文学”，一般的“写作”或“出版物”，是不能承担上述强烈的意识形态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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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权威辞书和文献上的词义来分析检查

以上是通过列宁文章中的思想内涵对“党的文学”所作的分析。为了弄清文章中的“литература”到底应该翻译成“文学”还是“出版物”，我们可从权威辞书和文献中寻求答案。

先来看辞书上对“литература”究竟是怎么解释的：

（一）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俄汉词典》对“литература”的解释是：1、[阴性名词]文学；2、[集合名词]书籍、图书、文献。20

（二）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俄汉词典》第890页对“литература”的解释是：1、文学；2、文献、书籍、图书、参考书。举的词组例子：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中国文学；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文学理论；相关的词汇如：литературка名词，（苏联的）《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ый形容词，有四个意思：1、文学的；2、文学创作的、写作的；3、文学家的、作家的；4、（加上-рен-рна），表示合乎语言规范的，等等。21

（三）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俄词典》中，文学为“литература”；第123页上标明，出版物为“печат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22这里印证，“出版物”有明确的对应词汇，不能与“文学”混同。

（四）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汉文学翻译词典》中对“литература”的释义是：文学、书籍、文献；对“печатные”的释义为：印刷的（即出版的——引者注）。23

（五）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百科词典》中，“литература”只有“文学”一义。另外，对俄文月刊《печать и революция》的释义为《出版物与革命》。24这里说明，“出版物”和“文学”是不能互译的。

（六）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编辑部编、1982年出版的《俄语新词语词典》标明，“литература”同其他词搭配，可组成“臆想文学”“写实文学”等。25

不难看出，的确“在任何一本辞书中，‘文学’是这个词的主要含义却是共同的”26。这些权威和重要辞书上的词义解释表明，“литература”的第一义和主要义，只能是“文学”，不论直译还是意译，都应当译成“文学”。“文学”和“出版物”这类词，难以互相转换，因为两者的含义差别很大，各自的意思也比较固定和明确。再说，辞书里没有根据，彼此替换就有麻烦。“литература”倘若译成“出版物”，那对应的俄语就是“печат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这个词组了。这无可辩驳地证明，列宁文章的标题和内容中“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译成“党的文学”是确切的、适当的。

列宁是写作高手，他不会在自己文章的标题和正文中使用一个词的次要甚或边缘的词义。这不符合列宁的用词习惯，也不符合一般的写作规则。而且，倘认为“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译作“党的文学”不妥当，那译作“党的出版物”就更不妥当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其中确乎存在有无“党性”或具有何种“党性”的问题。如果是一般的“出版物”，那情形就不能这么说了。“出版物”中，有些需要有“党性”，有些就不需要有，比如自然科学出版物就不需要有“党性”的规定。因此，“党的出版物”概念（词组），要比“党的文学”的概念（词组）更不科学。所以，我们还是应当从俄语的惯常用法上来理解“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在语境中的基本意思和多层意思，把它同汉语中狭义的“文学”概念加以区分。这样做比较符合实际，也符合“литература”（文学）一词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全篇中的本来意思，而不能因为实用的或个人化的想法来任意加以改变或解释。

翻译家师哲指出：“译文是有规范的，俄文译成中文，应该再能从中文译成俄文，如果把литература译成书刊或出版物，就再译不回去为俄文的литература了。”27中文“党的文学”若翻译成俄文，肯定是“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如果是“党的出版物”，那么再翻译成俄文，就不是“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而是“партийные печат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了。这个原则同样证明，把“党的文学”翻译成“党的出版物”，是不妥当的；把“文学家”翻译成“写作者”，把“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 должен выдвинуть принцип партий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译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28，就更不通顺、更不恰当了。

这里有一层意思需要明确，那就是在西文语境中“文学”一词本来就内涵丰富，泛指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世界的文学”时，“文学”一词的德文是“Literatur”29，这和其后德文、英文翻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文学”一词的用法相一致。如果“党的文学”要改成“党的出版物”，那“世界的文学”是不是也要改成“世界的出版物”？显而易见，倘若将“世界的文学”改为“世界的出版物”是错误的。同样，改“党的文学”为“党的出版物”，也难以成立。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旧译文中一些词被译成“文学”“文学的”“文学上的”等等，结合其上下文的意思，应该说是很顺理成章的。

我们不妨参考英国学者柏拉威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的文学”的解释。他在其《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中，对这一概念做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对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不同版本里“文学”“literature”（“Literatur”“literarisch”）一词的不同用法作了解读，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文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闭关自守的部门。诗歌（像海涅的诗歌和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小说（像古斯塔夫·波蒙、埃蒂耶纳·卡贝和乔治·桑的作品）、剧本（像古斯塔夫·弗莱塔格的《新闻记者》，马克思很久之后才看到这个剧本），显然是和另一些更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的体裁的作品有关，并且可以有益地同这些作品联系起来加以讨论。”30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文学”，既具有严格意义上文学范畴的意义，也具有超越“纯文学”的广义文学范畴的意义。

诚然，“一个词语的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中往往因其受到逻辑职能的制约和语法、修辞、风格等语言因素的影响而千变万化。但一个词语不管有多少用法，不外两个方面：本义和转义；而转义又可分为‘演变’和‘引申’，当用于高度引申时则为‘升华’。”31俄语专家的这个意见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根据其语境、逻辑职能、语法、修辞及风格等因素分析，肯定是本意的用法，而不是转义的用法，这是没有疑义的。在翻译上，无意的误解和有意的曲解时常会发生。我们应该主张能直译就直译，不能直译就意译，那种把直译与意译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坚持将“литература”仍译成“文学”，这从《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各部分具体论述中的内容、上下文的语义联系、前后段的逻辑已能得到有力的证明。因为只有译成“文学”，整个思路才顺畅，意思才完整，前后才连贯。相反，如果译成“出版物”，就会出现语义毛病，就会出现搭配不恰当，就会出现意思的变味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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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的翻译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上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的翻译情况来看，也很有启迪意义。

早在1926年12月6日，上海的《中国青年》杂志（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第144期就刊载署名“一声”的该文节译，题目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1930年2月，上海《拓荒者》杂志第1卷第2期上，刊载了成文英（即冯雪峰）的节译，题目为《论新兴文学》；1930年12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了陈雪帆编的《苏俄文学理论》，其中收录了该文，题目为《伊里基论文学》，（“伊里基”即“伊里奇”，是列宁的名字）；在抗战时期的1944年，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刊发了苏俄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的译文，题目为《列宁论党的文学问题》。32

为了配合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邀请博古把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翻译出来。博古的译文于会议期间的5月14日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头条，并在题目后边、正文之前刊载了博古撰写的“译者的话”：

这篇论文是列宁在1905年从国外回来加入《新生活》编辑委员会后第三天写的。发表于该年11月26日（应为11月13日，原文如此——引者注）出版的《新生活》第12期。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十月政治罢工，成了全俄的罢工，它包括了差不多整个国家，一直到最遥远的区域为止，它包括了差不多所有一切的人，一直到最落后的阶层……国内全部生活已陷于停顿，政府力量早已被麻痹”（《联共党史》33）。在十月总罢工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人们用革命手段自动地实现民主改革，藐视政府和法律，实行了言论出版的自由。这便使合法的和非法的刊物之间的区别开始泯灭了，这便使列宁尖锐地提出了党的文学的问题。

同时，列宁这篇论文，亦是针对着巴尔蒙特之类的颓废派作家的，巴尔蒙特之类的文学家，当时的确企图建立什么超阶级的无党派的文学，自以为是高尚情思的文人代表，向无产阶级要求文学的自由，也在说什么革命政党不应当攻击“对于革命其实是有益无害”的文学——超然的文学。正是列宁和布尔塞维克出来坚决的反对了这种“超人”的文学理论。列宁那篇著名的文章，《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部分地说起来——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而写的。（《海上述林》34上卷，62页）在目前，当我们正在整顿三风，讨论文艺上的若干问题时，这论文对我们当有极重大的意义。特译出全文，以供研讨。

——译者35

提供这一信息的是黎辛，他当年就在博古任社长的《解放日报》作文艺编辑。黎辛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博古忽然问我学过俄语没有，我说学过一点。博古问我Литература是什么意思。我说是文学，也是个多义词。博古说它是个广义词，可以指报刊、书籍、文献等，列宁这篇论文主要谈的是文学问题，我来不及在这篇文章中仔细推敲它的其他含义，暂且通统译为文学了，以后再考虑准确地区分它的含义吧。”这个细节很重要，说明博古认为列宁这篇论文“主要谈的是文学问题”。黎辛指出：“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里，适时地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文学’与‘创作自由’的原则，辩证地阐明了两者的关系，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基本方针。”36这个意见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

上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陆梅林也译介了列宁的这篇文章，题目定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1948年由友谊书店出版。37

从以上这个简要介绍可以看出，历史上不同版本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译文，其标题虽经译者有所编改、变更，但都是与“文学”一词挂钩的。

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由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译出，共39卷，1955—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周扬、曹葆华等人译校、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文艺》一书，收入该文的题目也是《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此外，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由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著名列宁著作研究专家尼·伊·克鲁奇科娃编辑的两卷本《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收入列宁这篇文章，书中苏联学者克鲁奇科娃还对列宁的这篇文章做了长篇阐释，标题叫作《列宁和文学问题》，明确指出列宁的这篇文章制定出了文学的党性这一重大原则。应该说，像曹葆华这样资深的俄文翻译家，译文是不会有大错的；苏联人自己对列宁文本思想的阐释，也是不会太离谱的。

我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即认为“苏联对列宁文本所作的不符合列宁原意的阐释误导了我国的译者，而我国译者的不确切的译文又误导了我国广大的读者”38。更不赞同认为列宁的这篇文章“不能被视作列宁论文艺问题的经典之作”39的说法。因为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列宁文章原意。至于那种认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使列宁本文的内容遭到扭曲，改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才是对内容的真实揭示，则更是不妥当的。

如若不信，请看苏联著名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鲍·索·梅拉赫的意见。他的看法，很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他在其代表作《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一书中说：“党的报刊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愈来愈加强了对文艺问题的注意。文学宣传工作者（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隶属下的一个小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必须利用文艺作品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它还提出一个供参考的推荐书。”40他说：“列宁关心文学发展问题，是因为他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文学是教育人民的强大手段，它必须从自由资产阶级的监护下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并利用它来扩大布尔什维克党斗争的直接影响，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41同时，揭露立宪民主党和自由派在文化领域的反动思想。

鲍·索·梅拉赫指出，1905—07年这一时期，俄国社会斗争和文艺斗争极其复杂和独特。“这一切使得对知识分子（包括文艺界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自我觉悟问题有了新的提法。”42这个“新的提法”，很多方面就体现在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鲍·索·梅拉赫说：“布尔什维克党是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者和领导者，它对文艺运动的进程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这方面的任务在于，一方面对进步作家施加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则同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在追求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目的的作家进行斗争，最后则应严格捍卫党的独立性，捍卫包括一切民主力量在内的人民运动蓬勃发展中党的思想观点的纯洁性。只有考虑到这些任务，同时从总结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角度出发，才能进而研究列宁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学发展中和后来的苏联文学发展中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43“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由新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文学发展的新原则。列宁认为，民主革命虽然只取得了部分胜利，但已经给发展和实行党的文学这一原则创造了良好条件。……列宁的这篇文章谈了两个问题：一、关于党的文学，也即关于旨在研究和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政治和组织原则的报刊；二、关于广义的文学创作的党性，也即文学创作必须同无产阶级、同作家的自觉的思想性公开联系在一起。分清列宁文章中的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44

鲍·索·梅拉赫认为，列宁“专指一般文学创作的党性这一原理”，是在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中，针对当时俄国文艺界非常流行的“非党的革命性”这一口号以及其他思想混乱提出来的，是有其自身的特殊意义的。他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同‘为艺术而艺术’论进行斗争。在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报刊上曾经发表过不少文章，专门揭露这一理论的阶级内容。在列宁的这篇文章中，资产阶级的‘创作自由’第一次被深刻地揭露为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或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参看第10卷第25、27页），即极力想把无党性提出来当作理想，似乎没有这个理想也就不可能有艺术的真正的发展。1905年革命彻底暴露了文艺创作可以脱离生活、脱离政治、脱离斗争这种论断的无聊荒唐。生活本身教育了从前坚持‘纯艺术’原则的许多作家，促使他们不仅宣布文学是社会斗争的强大工具，而且促使他们努力改造，提高政治觉悟。”45

他下面的这些话可以说更有分量：“个人创作自由和党性，即文学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性，正如列宁在自己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是互相毫无矛盾的两个概念。列宁的这一论点在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家看来是奇谈怪论，但正是它继承和发展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文学批评古典作家们的优良传统。”“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揭开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的一页。列宁的思想继承了俄国进步文学的传统，继承了上一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的传统，它成为未来的艺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纲领。”46

这里的引文引用得多了些。但是，鲍·索·梅拉赫是苏联文艺理论权威，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确切无疑地发见，把“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翻译成“文学”是没有问题的，把该文篇名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也是正确的。而将“литература”译成“出版物”，则是不妥当的。

6

苏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对“党的文学”的理解

为了充分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多考察几位苏俄作家和文论家的意见。

卢那察尔斯基是列宁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他在1905年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与美学·艺术对话录》一文中指出，艺术的前途如何，要看它同无产阶级的联系密切到什么程度而定。1907年，他又发表《社会民主主义艺术创作的任务》一文，宣称党性原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原则，它阐述了新的无产阶级艺术的主要特征。47 1931年，卢那察尔斯基在《艺术家高尔基》一文中又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文学”的概念，并说道，“在我们这里……对列宁所说文学应该成为党的文学这句话体会不够深”48。卢那察尔斯基重申的文艺与革命之“联系”的问题，强调的“党的文学的原则”的问题，批评的对“文学应该成为党的文学”这句话体会不深的问题，不正是对列宁“党的文学的原则”思想的积极响应和持续阐发吗？

阿·托尔斯泰是苏联时期的大作家。他在1935年6月23日巴黎第一次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上所作的《论创作自由》的演讲中，引述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的这段话：“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49紧接着，阿·托尔斯泰说：“我们抛弃了那些沿着垂直往上的位于地球引力以外的绝对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抛弃那些位于水平线上面和土地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崇高目标。”50分析一下，倘若把上面这段引文中的“文学”换成“出版物”或者“写作”，那么，阿·托尔斯泰会在这样的作家大会上引用吗？显然是不会的。因为列宁的文章中所阐述的，本质上就是“文学”问题。

1954年春至1955年夏，苏联专家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文艺学引论》课。他的讲义初期整理稿，曾于1956年3月印刷成四册油印本。在该油印本的第二册描述文学性质与特征的“文学的一般学说”部分，他写道：“文学艺术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一样有阶级性和党派性（这里译成‘党性’似乎更合适些——引者注），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为一定阶级服务。”51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涉及文学“党性”的文献，而且是苏联专家表达的观点。显然，这种观点是受了列宁思想的影响，是列宁“党的文学”及“党的文学的原则”观念在文学基本原理上的反映。如果取消或不承认有“党的文学”和“党的文学的原则”，那么，苏联专家怎么会强调文学的“党派性”（即“党性”）呢？这个例子也从侧面说明，列宁文章标题和内容中的“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翻译成“党的文学”是接近原意的。

1960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苏联艺术科学院研究人员、高等艺术院校教员集体编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一书。该书第二编第三节“艺术的人民性和党性”中写道：“关于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有自己的文学的思想，大约在19世纪的条件下就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并阐述过了。列宁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党性的学说，是这一原理的新的阶段和进一步的发展。”“列宁的这篇论文决定了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的整个时期中和建设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的年代里党在文学和艺术问题上的政策。”“列宁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创作自由的问题。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创作自由是假的，因为在那里作家、艺术家、演员都依赖于资本家的钱袋。……创作的真正自由，指的是同群众的联系和自觉地为群众的利益服务。列宁针对着伪装自由的、事实上是同资产阶级联系着的文学提出了‘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52

该书接着引述《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关于“这将是自由的文学”那段话，然后指出：

这样一来，按照列宁的说法，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公开联系，艺术家把自己的创作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的自觉意图，就成了艺术的党性的基础。党性同自由并不是对立的，因为任何一个艺术匠师都是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的社会立场的。此外，党性还保证艺术家有发展他的思想上艺术上的意图的最为有利的条件，因为他不是自发地、盲目地活动，而是在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

党性保证艺术同生活中的一切激动人心的事件，同千百万人为自己的理想而进行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它保证艺术家能够有同战斗的人民在一起的幸运。

列宁肯定，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他把党性的实质规定如下：“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53

该书还指出，列宁谈到了党领导文学的方法，认为列宁“非常辩证地、深刻地阐述了在艺术范围内的党的领导的特征”。该书甚至有预感地强调说：“如果认为列宁的原理只适用于报章杂志等，那是完全错误的。列宁指的是整个文学，所以我们有权根据列宁的这篇论文的精神说，这同样适用于艺术活动的其他方面。”54这部教材类的著作，我国已于1962年翻译出版，它不是可以确定无疑地证明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是把“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当作“文学”使用的吗？

M·C·卡冈是苏联著名美学家，他主编的《美学史讲义》很有影响。在该讲义第4卷中，卡冈也阐述了列宁关于“艺术党性”的思想，他指出：“1905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列宁揭明了艺术要‘能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所需要的条件，从而表述了艺术创作中的共产主义党性的思想。”55该讲义指出，早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已经十分接近于发现“党性”是艺术活动的一个新的性质，这时已经广泛提出作为阶级性来看待、艺术受社会制约的问题、艺术创作的倾向性问题。“但是发现党性的则是列宁，他发现党性是一种崭新的性质，这是艺术在伟大的社会改造和革命战斗的时代获得的。”56“根据列宁的思想，文学的党性原则就在于：文学不可能是个人的事业，因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列宁把建立党的文学艺术看作是一项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务。”57

讲义还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讲的是两种文学：政治评论和作为艺术的文艺作品。当用于艺术创作时，文学的党性被列宁不仅看作组织和政治问题，而且看作思想和审美的原则。这位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清楚文艺创作的特点，决不会忽视其特殊性。”58“列宁强调指出，艺术的党性是作家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问题，不能强加于艺术家。但是可以把一个具有不成熟的、不彻底的世界观的人提高到具有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的水平。”59讲义还指出，由此可见，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讲的是文学和艺术的新的特殊性质——即艺术跟无产阶级事业的深刻的、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是有目的地表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与理想、为无产阶级的目的服务的艺术。”60列宁没有把创作自由和党对艺术的领导对立起来，而是讲二者辩证的相互依赖性。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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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学者对列宁“党的文学”思想的理论分析

苏联学者П．尼古拉耶夫著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一书。1986年，该书由中国学者李辉凡根据苏联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译成中文。此时，中国国内已经在《红旗》杂志刊登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新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但是，我们看到，译者在译文中除标题写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外，正文依然用的是“文学”的字样。例如，“在列宁的美学理论体系中，占中心地位的是他的关于文艺的党性学说。……这个学说是列宁卓越的理论发现之一。它概括了全世界的文学经验，并直接反映了在最近两个世纪之交文学所经历的过程，特别是俄国文学所经历的过程。……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艺创作的倾向性的思想，并肯定了党性作为艺术内容的主要的‘积极的’方面。这是对艺术、对艺术家个性的最大的尊重的表现……历史经验表明，那些认为艺术家可以不偏不倚地平铺直叙的‘权利’是重大的创作成功的保证的思想家是极其错误的。……列宁的文章写于1905年。在革命时期注意美学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证明，列宁赋予艺术多么重大的意义。”62

译者李辉凡在译文中引述了列宁关于“自由的文学”一段话后，并做了一个注释：“这段文字中的‘文学’一词（литература）也有人译为‘写作’。按照本书引者的意思，这里仍译‘文学’为妥。”63这是译者在列宁文章的新译文出来之后的看法，它再明白不过地表明，苏联学者П．尼古拉耶夫认为“литература”的意思是“文学”的，而中译者、俄文翻译家李辉凡也是不赞成将“литература”译为“写作”或“出版物”的，认为还是“仍译‘文学’为妥”。这个注释实际就是对将列宁文章译作《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译法的不认可。

《列宁文艺思想论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之一，由董立武、张耳编选，收录的多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理论界、学术界对列宁文艺思想的研究论文。其中，A·伊祖耶托夫在《列宁论文学的党性》一文中说：“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越来越光彩夺目，越来越令人信服地证明它的正确和力量。”64“所有的研究工作者都强调指出，列宁这篇文章是当代最重要的美学文献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一次再次地论证：列宁的这篇著作不仅与党的出版物（就这个词的本义来说）有关，而且与艺术文学有关。可是这两方面，有时不是完全机械地相互分开，就是同样机械地互相等同起来。”65“如果把只谈到具体的党性和只谈到广义的党性的那些部分截然分开，那就不可能不破坏整篇文章的发展逻辑以及它的复杂的内在统一。”66“对于艺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使用了‘倾向性’这一概念，并赋予这个概念以特殊的、具有新性质的内容，就其本质说，它非常接近于‘党性’。列宁则不同，他只使用过‘文学的党性’这一概念，他几乎从来没有说过用于正面意义的所谓文学的‘倾向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党性看作仅仅适用于个别作家，并以此作为他们最高的思想审美目标，作为一种理想……列宁讲的党性，适用于他当时的整个文学。党性应当成为，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学的主导原则。列宁把文学必须掌握党性原则已经不是看作遥远的目标，而是看作新文学当前的直接任务。”67

A·米亚斯尼科夫在其论文里指出：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中“提出了非常重大的复杂问题：艺术的特性以及艺术与社会意识其他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从广阔的背景上来观察才能揭示出这个问题的全部意义。”68“在分析列宁的文章时，应当避免两种片面性：一是忘记党性问题与文章提出的其他问题是紧密联系着的，第二就是不考虑党性问题决定其他重大美学问题的解决，并起着联结全文的作用。”69

Ю·巴拉巴斯则指出：列宁1905年的这篇著名论文，“首次异常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创作的党性和自由的问题，为科学地、有目的地影响创作过程奠定了基础，提出了在过去和现在都决定着我们党的文化政策的内容和形式的基本原则。列宁这篇文章，正如他关于艺术问题的其他著作和论述一样，实际上是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王德威尔得、杰斯德列的观点完全对立的，是在新的条件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点的继承和发展。”70

以上这些意见，都是苏联专家和学者的意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某些阐述，但我们却不能怀疑他们对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原意理解的大体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些阐释已经直白地告诉我们，《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谈论的是“文学”问题，即包括政治评论和文艺作品在内的整个文学问题。苏联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没有翻译的障碍。所以，我们从这些意见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文章中“文学”“党的文学”“党性”“文学事业”“自由的文学”“作家、艺术家”等概念，都是直接表达列宁文中词汇的原意的。不难设想，倘若把这里的“文学”统统去掉，一律改成“出版物”，那么苏联学者的这些意见也就模糊不清、难以成立了。我们是实事求是主义者，应当尊重苏联学者的意见。应当承认，他们对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原文词义本身的把握与理解，是并不在中国学者的理解与把握水准之下的。

8

中国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的看法与意见

自从《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改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以来，我国许多翻译家和文论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是说理的、认真的、求实的。我们没有理由对此熟视无睹，也没有理由对此无动于衷，因为这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1981年3月8日，中央编译局主持召开了一场讨论怎样重新翻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的会议。事后，有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回忆道：

会前已经把《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重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书刊》了。会上发了“供内部讨论用”的16开40页的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的新译稿及有关资料，第一篇印的就是《党的组织与党的书刊》（译文初定稿），还有其他十篇资料与译文，其中有一篇苏联50年代中期关于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的一场争论的归纳稿，其他篇目都是为重译稿作解释与说明的。

我听了上午的会议。十几位专家发言，没有一位同意重译的“初定稿”，特别反对改题重译，包括俄文权威翻译家曹靖华。有几位发言，认为改题重译，在译稿里不提文学问题，不符合列宁原意。俄语名家、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的翻译师哲说，对《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译文怎么修改与是否重译，他一下子说不清；但是师哲明确地说译文是有规范的，俄文译成中文，应该再能从中文译成俄文，如果把литература译成书刊或出版物，就再译不回去为俄文的литература了。师哲还说《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苏联有不同意见，只是对这个词的理解，没有改变这个字，西方国家和日本大体上也是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如果我们这样重译，与国际上普通的译本不同，也不好说。还有几位专家发言表示，现在19所大学的马列文艺选讲用的版本已经对《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作了些改动，又加了注释，可以说已经解决问题了，如果再作修改，也应该依照这种做法，以免引起误会。71

杨汉池是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翻译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译文应当以何种释义为主，固然应当参照列宁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但首先必须依据的是这篇本身占优势的具体意思。唯此，我认为原译文采取‘文学’的释义是有根据的，因为文章的大量篇幅，包括重点发挥、辩驳激烈的高潮之处，唯有按照文学释义才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原意，同上下文相适应，而做到顺理成章。”72他认为：

一，将“литература”与“艺术”并提（第12段），显然只能取“文学”释义，译为“文学与艺术”。新译文也不得不保留原译文。

二，具体地谈到文学作品的描写背景、图画、舞台艺术及与之有关的文学作家、画家、女演员等（第11段），所指的只能是文艺领域。

三，具体谈到文艺的表现形态的特殊性：“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第7段）；“在这个领域中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第8段）。这样的特征显然不是一般学科所具有的，联系上下文的意思，只能是指文艺的特征。

四，具体地谈到文艺创作的心理活动的特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更为广阔的天地”（第7段），这显然不是指一般学科出版物写作的构思活动，而只能是指文艺创作所特有的心理活动。73

以上几点都表明，“литература”的文学释义在列宁这篇文章中不容忽视，而且应当作为其主要释义加以突出。

杨汉池还指出：“值得注意的不仅是释义广狭的理解，也许还有翻译的忠实性问题。例如：有两处（在第7段和第9段）原文为‘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旧译文译为‘文学创作’，名词对名词，定语对定语，是正常合理的译法，也符合上下文的意思。新译文译为‘创作’，略去了‘литературное’‘文学’这个定语。这在翻译的基本技法上是不容许的，何况意思显然有出入，因为省略了定语限制的‘创作’不见得就是‘文学创作’”74。

1921年11月7日，列宁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两周年纪念活动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高晓惠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苏联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理解列宁此文也是由来已久。一般来说，凡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的专题文集必收入此文。如苏联1938年出版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是这样；斯大林去世后，1957年由苏联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也是这样，这本书，我国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弗·伊·列宁和文学问题》中说，列宁的这一著作‘制定出了文学的党性这一重大的原则’，‘规定了艺术创作者的新任务’75。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即在1990年苏联出版的一本由莫斯科国立印刷大学出版的《编辑：理论与实践》书中，有一专门讲‘列宁作为编辑’的章节，其中评价此文为俄国和世界美学思想的著名文献，说它全面论证了文学、艺术、印刷、出版事业的党性原则。”76文章还举了个苏联专家的例子：З·И·盖尔什科维奇“在《涅瓦》杂志1957年第8期上发表题为《要正确地解释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专论，认为列宁的文章既谈到了与党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直接有关的书刊工作，也谈到文学和艺术问题。而且党性原则，一方面适用于党的报刊，另一方面也适用于一般的文学创作。”77

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涂途在一篇《关于文艺的党性问题》文章中，也批评了文艺理论和批评界多年有意无意回避“党性”字眼的现象。他指出，在党性问题上，出现了种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如，有人公开提出文艺的党性原则是‘建立在误解上面’，是‘科学服从政治’的结果，应该‘理所当然的’‘加以改正’；有的把‘创作自由’与党性原则截然对立起来，否定和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还有人宣扬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说什么‘过去往往把人民事业统统当作党的事业，这是不恰当的’；有的则宣称，‘党性已不再是学科自身理论的组成部分’等等。”他指出，这些是“极端错误和荒唐的论调”。列宁正是针对文艺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才把“党的文学的原则”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党性原则不仅不排斥文艺的特殊性，而且正是依据于它的特性要求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个性和独特性。”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他还引用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面对一小撮/诗坛的/巧取豪夺之徒，/我要像高举布尔什维克党证那样/高高举起，/整整一百卷/我的/充满党性的书。”78用以证明，理论上对文学“党性”提法讳莫如深的姿态是没有道理的，党员作家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是理所当然的。

文艺理论家陈涌1992年2月16日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明确指出：“列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文学党性问题的提出，肯定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应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79中国学者、翻译家和理论家们的意见也有理有据地说明，把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改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是需要重新考虑和斟酌的。

9

主张修改“党的文学”译法的一些意见能否成立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译文修改是在1981—82年进行的，修改重译的“理由”，貌似公允客观，可仔细推敲起来，是值得商榷的。

有种意见认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译文有明显的错误，不改正旧译的失误、错误甚至谬误还会引起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只有推翻旧译进行重译。”80这种意见，并没有说出旧译文“错”在何处，“负面影响”到底是什么，也没有讲明为什么要“推翻旧译进行重译”，所以，不免显得有些武断。

有种意见认为，调整《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译文，是跟党在新时期调整文艺政策有关，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从属于政治”有关。有论者这样讲：修改译文“不仅仅是一个翻译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如何调整党对文艺的政策问题，关系到党对文艺政策的指导方针”81。这种意见，应该说不是无中生有。但问题来了，文艺政策是可以而且应当调整，但不应使用修改经典著作译文的办法。倘若这样的话，那不等于变相地承认，以往文艺政策上产生的失误和错误，是由经典著作的思想造成的吗？列宁的“党的文学”和“党的文学的原则”观念，本不是一个政策问题，而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和对待文学（广义的文学）的理论“原则”问题。从中我们不仅不能得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结论，相反，这一思想恰恰给共产党人和进步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如何正确认识革命文艺的特点、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科学地对待文艺事业的指南。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变成修改流传已久的经典著作译文，这是抓错了药方。

有学者在一篇讨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修订问题的文章中谈道：1981年11月3日，胡乔木同志通过秘书黎虹在给中央编译局的电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原则，说“第一，‘党的文学’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正如‘党的农业’、‘党的工业’、‘党的自然科学’……不能成立一样。只能说‘党的农业政策’、‘党的农村工作’、‘党的工业政策、工作’；第二，关于‘党性’，也搞得很糊涂，讲得比较乱。”1981年11月12日上午，黎虹转述了胡乔木11日所写的一封信件的内容，在这封信里比较充分地阐明了他的观点：“请告编译局，《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所以要改译，是因此文自一九四三年82在延安《解放日报》译载以来，因为译文关键地方始终严重不确切，以致成为党在文艺方面‘左’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根据。‘党的文学’的提法使人误认为文学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应对文学事业进行正确领导，犹如党应对工业、农业、科学教育的发展进行正确领导一样。但工业、农业、科学教育仍属于整个社会、整个人民和国家，并不因为有党的领导，就成为党的工业、农业、科学教育，成为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党的事业也是整个社会发展和整个人民生活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于文学基本上是个人创作，党在文学中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出号召和建议，做出评论，通过作协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并通过出版、制片等国家行政进行适当调节。但党对自己的报刊言论和党员个人的言论却可以和应该实行一定的控制，因为那是真正的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故此文的误译影响十分重大，必须改正。”83在具体译法上胡乔木也提出自己的看法，1981年11月5日和9日，黎虹通过电话转达了他的有关意见：“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重译……标题可否改为《党的组织和党的言论》，译‘著作’或‘作品’都不好。文章中的‘文学’不一定都改译‘言论’，根据不同情况，文字分别处理。”“‘文学’是多义词，‘党性’也是多义词，特别是中国流行的‘党性’的用法更具有严重的意义，包括对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等等。‘党性’没有这么多的含义。中国的古语说，无党无偏，或者群而不党。用‘无党性的著作家’也不能顺理成章，因为著作家可以在某些地方无倾向性。似乎用‘无立场的著作家’更清楚些。请考虑。”84

应该说，这里把“文学”与“工业”“农业”相类比，把列宁“党的文学”观念当成“党在文艺方面‘左’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根据”，把“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僵硬化，把“党性”概念简约化，把整个的“文学”事业个人化，把党对文艺的领导功能软弱化，把“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改成“言论”，这些都是跟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的原本意思不相一致的，或者说都存在某种对原意曲解、误读和望文生义的成分。

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85列宁在日内瓦时还给当时住在意大利喀普里岛的高尔基去信，其中尖锐地写道：“各种半党派性杂志和非党杂志所刊载的专门的文学批评文章，长篇大论，没有什么好东西！我们最好设法远远离开这种知识分子的陈旧的老爷派头，也就是说，把文学批评也同党的工作，同领导全党的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86这些话，不是有力地证明了修改《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译文、尤其是去掉“党的文学”提法，与厘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愿望是相反的吗？

有学者指出：“经典著作的翻译，既是一项政治任务，又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学术工作，因此，对翻译本身必须有更高的要求。”87担任过中央编译局局长的师哲曾提出：“翻译要反对两种倾向，既要反对那种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的翻译，也就是译文似乎很流畅、很通顺，实际上却歪曲了原意，又要反对那种硬搬死译的翻译，也就是译文佶屈聱牙，令人无法正确理解。”88如今看来，《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新译文，确乎有些“貌合神离、似是而非”、“令人无法正确理解”了。

毋庸讳言，《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新译文刊发以来，明显地损害了列宁这篇经典论著的声誉和战斗力，在理论界、文艺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和严重后果。“党的文学”的观念开始成为禁忌，被视为“‘左’的指导思想”的根理论源，文学的“党性”原则同“创作自由”也对立起来。这样的环境，妨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削弱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也严重影响了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实施。

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文学事业的灵魂，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精神支柱和战斗武器。有了这个灵魂和武器，社会主义文学就能繁荣发展；丧失了这个灵魂和武器，社会主义文学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郑重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89这段话，可以说是习近平对列宁“党的文学”思想的深切领会和出色诠释。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顺利发展，现在是到了恢复列宁的“党的文学”译法的时候了。

完稿于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

1参见吕德申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

2陆扬：《论列宁的文化思想》，《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3《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128、129、130页。

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7页。

5新译文中就出现“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样读不通的句子。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93页。

6参见吕德申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第249页。

7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3—374页。

8列宁：《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10月3日），《列宁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9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图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10《列宁选集》第1卷，第647页。

11同上，第647—648页。

12《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

13同上。

14《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第25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16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17《列宁选集》第1卷，第648页。

18同上。

19同上，第650页。

20沈凤威、黄长霈、李一凡、南致善编：《简明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6页。

21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编：《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90页。

22上海外国语学院《汉俄词典》编写组编：《汉俄词典》，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1、123页。

23龚人放主编：《俄汉文学翻译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02、521页。

24《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1897页。

25何兆源、陈楚祥主编：《俄语新词语词典》，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编辑部1982年版，第124页。

26涂途：《关于文艺的党性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3期。

27黎辛：《博古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翻译》，《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

28《列宁全集》第12卷，第93页。本句应译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4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30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8—189页。

31龚人放主编：《俄汉文学翻译词典》，第5页。

32参见丁世俊：《记一篇列宁著作旧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兼记胡乔木与修订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33即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引者注。

34即1936年鲁迅搜集、编辑、出版的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引者注。

35黎辛：《博古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翻译》。

36同上。

37参见刘文斌：《大师风范，红梅品格——我所认识的陆梅林先生》，《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6期。

38丁世俊：《记一篇列宁著作旧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兼记胡乔木与修订工作》。

39同上。

40鲍·索·梅拉赫：《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臧仲伦、张耳、李英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41同上，第123页。

42同上，第127页。

43同上，第136页。

44鲍·索·梅拉赫：《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第137页。

45同上，第140页。

46同上，第149、150页。

47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译者蒋路的“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17页。

48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302、296页。

49《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

50阿·托尔斯泰：《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51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第二册，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进修班编，1956年3月油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1页。

52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上册，陆梅林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16页。

53同上，第417页。

54同上，第418页。

55M·C·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美学史讲义〉第四册）》，汤侠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56M·C·卡冈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美学史讲义〉第四册）》，第74页。粗体为原书所加。

57同上。

58同上，第74页。

59同上，第75页。

60同上。粗体为原书所加。

61同上，第76页。

62П．尼古拉耶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李辉凡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着重号为原书所加。

63同上，第184页。

64董立武、张耳编选：《列宁文艺思想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65同上，第186页。

66同上，第190页。

67同上，第208—209页。

68A·米亚斯尼科夫：《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与二十世纪的美学思想》，董立武、张耳编选：《列宁文艺思想论集》，第244页。

69同上，第240页。

70Ю·巴拉巴斯：《党的领导与文艺问题》，同上书，第252页。

71黎辛：《博古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翻译》。

72杨汉池：《关于列宁的一篇文章的几处翻译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

73同上。

74杨汉池：《关于列宁的一篇文章的几处翻译问题》。

75《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

76高晓惠：《关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两处重要译文的新译》，《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3期。

77同上。

78涂途：《关于文艺的党性问题》。

79陈涌：《在新时期面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80任东升、李江华：《国家翻译实践的功利性特征——以〈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重译历程为例》，《东方翻译》2014年第1期。

81高晓惠：《关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两处重要译文的新译》。

82应为1942年，原文如此。

83丁世俊：《记一篇列宁著作旧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修订——兼记胡乔木与修订工作》。

84同上。

85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页。

86列宁：《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7日），《列宁全集》第45卷，第171页。

87高晓惠：《关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两处重要译文的新译》。

88同上。

8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