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读这些废话，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从前我母亲总这么对我说。

此时，我听了她从前的声音，真的走出去，三天以来第一次。

我走了一圈，没想到柏林墙公园竟还有这么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突然这么爱运动了，跑步运动，能听到他们喘着粗气。

两只乌鸦栖在篱笆上，这个篱笆将公园人满为患的部分与尚未完工的扩建部分隔开，乌鸦似乎也感到惊讶：这里的一切怎么与平时不同了，它们叫着，烤香肠在哪里？捡瓶子的伙计在哪里？还有那些小商贩在哪里？

全世界一半的人已经在家呆了几个星期。

他们都在做什么？整天做家务？装修房间？在网上自我展示？

看起来还有些有意义的事儿在做，到处都是充实的生活：自己的孩子很有趣，上着课，学习语言，人们积极安排生活，阅读有智慧的书（或至少给它们包封面）。或者还有瑜伽，一练几小时。

我本人每天读遍整个互联网，从头到尾。但我无法读眼下这样一本小说，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我每天早晨都在其中醒来。它的叙事有点缺乏行动力，但这并不打扰我，我对那些几乎啥也没说的书总无法抗拒。

奥黛莎•莫斯斐《我休息和放松的那年》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女主人公几乎都不离开她在纽约的公寓，大部分时间里昏昏欲睡。正如我目前所处的小说里的主角一样。他的旅行仅仅在房间里或绕着房间，就像莎维尔•德•梅斯特著名的书一样。

是的，《围绕我房间的旅行》我可以再读一遍。还是宁可读蒙特克里斯托伯爵写监禁故事的经典著作？那鲁滨逊•克鲁索怎么样？我把它放哪里了？我想起来了，我可以整理书籍，我不是早想这样做了吗？

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因为我又被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的最新病毒感染数字惊呆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小说在创作者的视野中并不是玫瑰盛开的田园诗，不是，它是一本真正的恐怖小说。

突然间，我感到自己像年轻的伊丽莎白（这是我和女儿看过无数次的电影），当她第一次踏上加勒比海盗“黑珍珠号”船时，听到了巴尔博萨船长的话：你最好开始相信鬼的故事，特纳小姐……你就在其中！

躺在沙发上，我现在也是一个奥勃洛摩夫，我想起来，我今天不必去任何地方。就像昨天，前天和其它任何一天。

不再需要约会，也没有更多的外出压力，我也不必决定- 我的女儿说，错过什么的担忧 已经过去了-毕竟我不参加哪本书的首发式，哪部电影的首映式，哪场开幕式或首演。

而且，我不必担心我错过可能售罄的音乐会-星期六在柏林的耶稣和玛丽系列-都没有了。生活变得简单多了。会一直这样吗？永远？

我记得我实际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是三月初的一个星期一。

简•布兰特和我在中心区见面，对压抑和变化多少有点儿忧郁，之后来到“平方米”书店，艺术家丹妮拉·科玛妮正在展出她最近发行的厚厚的明信片图画书《行星地球：21世纪》。

在那儿我们遇到了朋友-尤根武福，还有卡佳，乌苏拉，艾莉娜，还有莫妮卡，她问起我三周前她用彩线编好、系在我手腕上的的手链。我们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行星地球：21世纪》，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本属于隔离的书：科玛妮在家中靠电脑飞越了世界各地的城市，收集地标，截图并把它们变成了数百张看起来像是黑白明信片，就像戈达德的影片一样。

如此，她期望我们如今的旅行和城市漫步。她给我们寄来了未来的明信片。

星期二是合唱团活动时间，但是由于我们无法在排练室聚会了，我们大家在目前颇受诟病的著名的视频会议程序 Zoom上唱歌，三周前对它的存在我还一无所知。

可惜的是，它不太适合一起唱歌，只能听到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而无法听到其他人的。

所以今天所有参加彩排的人都只能跟合唱团导演的声音唱二重唱。也不错 。

至少我看到其他人在唱歌：张开和合上的嘴巴，丽贝卡跳舞，另外两个歌手，孩子们拿着相机看着。

在她们的后面，灯光照到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些人的房间，Zoom只能给家具展示一个狭窄的视角：看看，这就是你如何度过一生的生活，这么多的植物，高架床，这么多的书籍，这么多的空。

不少歌手抱怨他们整天都在通过镜头或电话会议进行教学，现在他们不得不整天在电脑前，在这个程序中工作，这个程序的并行排列单个视频图块令我想起1970年代动作片的开场。

通常所具有的合唱快感，唱歌的最大乐趣，可惜没有出现。

当我们开始唱史密斯的“永远不会熄灭的一盏灯”时，歌中唱到“ 今晚带我出去/因为我想见人，我想见生活 ”，我有点想哭。

可惜，今天的合唱排练感到了合唱的痛。

日常中的错乱：我将咖啡豆倒进了咖啡过滤器中。

我又有了这种感觉，像是我们所有人都在长距离飞行，不幸的是，目的地和持续时间都不明。有足够的燃料吗？我们坐在太空飞船中吗？也许我们飞往火星？

十多年前，当我不得不在医院待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有过这种被放在太空舱中的感觉。

那时，我与一切都脱节了--除了我和我的病友，在外面，在医院病房和诊所区域之外，一切都照常进行，只是没有我。

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坐在舱里。

并不是每个人都围坐在那里：姐姐，姐夫和侄女按响了门铃，站在下面的院子里，他们买了东西，并将一箱用品留在了我的公寓门前。

我们聊天，我斜倚在浴室的窗户向外挥手。我四岁的侄女喊着给她扔一张纸下去。我马上照做了。然后她画了封信，我姐姐把它投进邮箱。

疫情时代的家庭团聚。

女儿回到了德国南部的大学城。

她宁愿被关在那儿，也不愿被关在柏林。和她的男朋友一起。

她说，如果情况变得最糟，那里也有医疗设备更好的诊所。她好像很了解。

我在门口，我必须去药房。但我对此感到不安，感觉如履薄冰，随时有可能面临冰碎。

是的，我现在要离开公寓，真的有点良心不安。我真的必须出门吗？药还不够吗？

避开其他行人-—我不再是唯一一个带口罩的行人，我们互相鞠躬。

在柏林墙公园，我看到一对少年情侣坐在长长的涂鸦墙前的长椅上，他们的头一起埋在连帽衫里。我想，在明媚的春天的阳光下，是在亲吻还是更好地看手机显示屏？

狗吠，鸟鸣，一辆警车驶过草地，草地不再是草地。

午夜，我在贝尔瑙街与英戈见面。

我们相距遥远，相距两米多，穿过空荡荡的瑞典街到逊豪斯大道，在图尔街上，然后沿老逊豪斯街向下到哈克市场。没有看到人。

奥拉宁堡大街上的新犹太教堂依然受着保护，两名警察站在那儿，跟他们打了招呼。

偶尔一辆车驶过，总共不超过五六辆，一次是空空的电车 。

英戈说：“柏林又这么空了，像是九十年代初。”我们站在商店前，那里放着水果和蔬菜，很久以前，是一个可以相互碰面喝酒的地方。

对面塔赫勒斯艺术遗址周围的建筑工地空无一人- 白天是否还在为建全新的柏林在工作，现在可能已经结束了？

在空荡荡的图尔大街上，我们走在车道中间，一人一条车道，沉睡的罗森塔勒广场上唯一的一辆出租车等着。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和英戈经常在深夜见面，一个柏林的图书项目，柏林散步，他带两个相机和一个三脚架，而我则带着一只乌龟，拴在皮带上。

然后，他拍摄我如何让小乌龟带领我穿越空无一人的柏林，比如绕胜利柱转，或穿过施德利兹区被柏林人俗称为“啤酒刷子”建筑下的城市高速路。

“现在，现实已经超越了我们，超越了我们带着小乌龟的散步，柏林的的确确死一般寂静了。”

英戈说：“小乌龟很可能预感到这些了。它想这样向我们展示这座城市。”

顺便说一下，小乌龟不是真的乌龟，尽管我们都认为它会和我们说话。它完完全全是塑料的。

我们在阿库纳广场遇到的母狐却是血肉之躯。它站在沃尔里纳大街上，对我们并不感兴趣。它知道这座城市已经属于它。

我又在做--我还从没有做过这么多饭--我与一个也在做饭的朋友视频。她给我展示了她的蒸笼，可以同时做西兰花，鲑鱼和土豆，说是“轻松搞定”，然后说起电饭煲，说起洗碗机，每一顿都在家里吃了，洗碗机得经常用。

“洗碗机的洗碗片很快会紧缺吗？” 她说：“没有什么是安全的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干杯，我们还有酒。我们还可以互相尝一尝--可惜，这实际上不可能，我们的杯子和叉子只会碰到iPad的前置摄像头。

后来，我们又敬了几次酒，我倒是也很乐意吻她，但可惜，这对相机也不起作用。

此外，伊莎贝拉还得为她新成立的虚拟图书俱乐部读完一本书，这个俱乐部明天首次开张。

“Zoom阅读圈吗？是电话会议吗？”

“是的。”

整理桌子的时候，想到视频聊天中的早期太空电影：那些留在地球上或其它什么地方的人，与太空中孤独的宇航员交谈，然后连接中断。

这种视频电话在未来如何运作，现在我们已经身在其中了。只有小时候说好的真正的太空飞行，并没有真的实现。

阳光普照，我急需去户外。而且趁着还没有一切均被禁止。

在街口橙色标记的那栋半破损的教学楼前，我遇到了朱莉安，她戴着她自制的口罩，白底带小红心的棉布，我几乎没认出她来。

我们在安全的距离挥手，我们不当接触者。她带来了一条折叠尺子，现在可以展开了，我几乎站在她旁边。

“我们之间保持这1.60米，我们不能更近。”

“会不会多了十厘米吗？”我问。

“安全第一。再说，折叠尺只能20厘米一格折起来。”

我们各人握着1.60米的一头，朝洪堡泰恩方向前进，幸运的是，人行道足够宽。必要时，我们可以左右旋转，一个在另一个后面，折叠尺传递着张力和压力，且灵活。

“这是完美的柔性距离保持尺，朱利安，你发明了折尺行走！”

每个遇到我们的人，都对我们微笑。

我的父亲-健忘的巨人正在打电话，令人惊讶的是，他一年多来没有自己打过电话。

他说他迷路了，我可以在背景中听到一条繁忙的道路的声音，他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该去哪儿。“我住在哪里？”，他想知道。

“爸爸，你根本不能离开疗养院！”

“疗养院？哪个疗养院？为什么不允许我去散步？”

对我们昨天谈论了好久的冠状病毒与病毒的事，他完全不记得了。他有他的幸运，他又忘记了。

我给他打电话指点他回到他住所—顺着莱茵河的流动方向，那条河一定在右手边— 我还让他想起了他的生日，今年正好是复活节。

“可惜我们不能来，你的屋子对访客是封闭的。为了你们的安全。”

“哦？因为这新病毒？我读了好多文章” “是的，爸爸。”

“没事儿，明年再来吧。”

我告诉朱莉安：“今天早上我还穿着睡衣，我的朋友DHL快递员按了铃。”

我们重又用折尺支在我们之间。

“那他这回送来了什么？一块烤盘？又一个锅？”

“不，来自中国的发展援助：我的译者的大学给我寄来了一盒口罩。”

“看来他们对你的生存很重视。小心，口罩不要被充公了！”

在格孙特布鲁恩区中心的后面，我们发现自己走到了一个从未走过的小花园地带，我很惊讶。

朱利安说：“你家附近的未知领域。现在是时候探索它了。”

在其中一个花园的前面，连翘花在入口形成一个花拱门，另一块地上，小屋旁边还有一个同样大的暖房，一群花园侏儒密密排着。在灌木丛中，复活节彩蛋挂在颤巍巍展开的枝叶之间。彩蛋是塑料的。

“现在已经有多久了？我们已经休息了第二，第三或第四个星期了吗？” 朱莉安问。

“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自己现在对我的冠状病毒小市民风格（“毕德麦雅期/Biedermeier”指德国19世纪上半叶文化史上的中产阶级艺术时期，以室内、田园、保守为特色-译者注）感到恼火。从神化退回到居室，从罗罗总总的要求到理性反思。我不想再理性地反思了，我想出去，对，出去，贴近一切。”

“大卫，你现在有点生气吗？”

“是的，主题就是痛恨新冠。”

“你还好，”她说，说到一个朋友，她在一个很小的公寓里带着两个小孩，快要疯了。

“有些人购买面条机，自己烤面包，整理影集。还有一些人在医院或超市收银台工作，因为孩子，什么也做不了。”

是的，我记得那时玛莎早上六点半站在床边说：“爸爸，来玩！” - 但我现在不想说这一点。

朱利安问为什么我们不谈死者：“据说，德国的死亡人数比其他国家少得多-但现在死者有2000多。他们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其他灾难中，对受害者我们总是知道得比想知道的还多。为什么现在不了呢？”

“德国工业界不想谈论死者。他们想继续制造汽车。然后出售。”

“受难节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复活节是关于受难和死亡的故事。”

“而且我认为这与复活节兔子和复活有关，但今年可能会取消。”

“我们这就是复活节游行吗？”

“我想是的。无论如何，我们没有了冰雪，樱花正开，四十天斋期快要结束了。”

“告诉我，照你的看法，我们当前正处于其中的那本无行动力的小说，我也出现在这本小说中吗？”

“当然。我们都在里面。所有的人都在里面。”

译者：叶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