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病毒，究竟是民主关天还是人命关天？

宋鲁郑

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后，德国明镜周刊曾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人若想消灭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需要的药方既不是什么西医疫苗，也不是中医草药，而是自由和民主。”

应该说相对于过去宣传民主能够发展经济（比中国差的都不算）、能够反腐败（比中国严重的印度、墨西哥、巴西、南非、印尼等都不算）、能够维持国家统一（英国、加拿大、西班牙闹独立的不算），这个观点又升级了：民主还可以消灭新型冠状病毒。

既然能消灭，当然更能预防了。然而眼下却是韩国、意大利大爆发，日本和美国则进入加速扩散期，德国卫生部则宣布大流行，法国连续四天翻番出现新增病例，总统马克龙承认疫情已经来临。事实再一次给出了是非结论。

这时候，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不起作用了？根据我对法国的观察，民主和自由不但没有预防和消灭的功能，相反它促使了疫情的到来，而且到来之后还难以有效应对。

1月20日当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疫情做出重要批示的时候，法国卫生部门是如何表现的呢？

1月21日，时任卫生部长比赞宣布疫情进入法国的可能性偏低，虽然也不排除。23日她再度表示法国没有一例患者。结果24日就不得不承认出现两例，当天晚上又增至三例。

面对出现的确诊病例，三天前还宣称传入法国的可能性很低的卫生部长是如何解释的呢？她认为：法国之所以是欧洲第一个出现确诊病例的，原因在于法国检测非常迅速。负责卫生事务的总干事萨洛蒙也声称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确诊。言外之意自然是其他欧洲国家是因为检测手段落后才没有出现病例。也就是说她不认为法国的应对措施有问题，而只是检测手段高明。

出现确诊病例后，法国卫生界人士再次出语惊人：发生传播的可能性非常小。

2月16日，法国卫生部长比赞宣布辞职，参选巴黎市长。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下，法国政府开始了不做为：自从中国发生疫情以来，法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法国媒体采访视频表明：许多在华包括在武汉的法国人返回巴黎后，却惊讶地发现巴黎机场根本没有任何检测！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海地铁、机场都在检测体温，但在巴黎机场什么也没有。

直到1月26日，法国健康部才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设置医护队，但他们只是负责解答相关问题，特别对出现一些症状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提供先期医疗服务，而不是主动进行检测。

为此法国卫生部长比赞如此解释：法国之所以没有机场检测，是因为这没有用。三名确诊的病例，他们在进入法国时也都没有发烧。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检测至少可以把发烧的病人隔离，哪怕不能全部阻挡传染者。一个人发烧，整个航班的乘客都可以隔离。而且非常奇怪的是，这三名确诊病例有两位是来中国的游客，他们发病时间也间隔了好几天。游客到巴黎自然是要到处游览、购物，包括到餐馆吃饭。但法国卫生部门却宣称他们接触的人并不多。

更夸张的是，面对全法国抢购口罩一事，这位卫生部长声称戴口罩对冠状病毒根本没有用。但是法国媒体采访在武汉的法国公民时，他们都戴着口罩，在武汉采访的记者也带着口罩，同样是华人的台湾甚至都禁止口罩出口。

不仅如此，这位卫生部长还宣布法国有充足的存货。但事实是自1月21日起，各大药房已经开始出现短缺，24日更是全部售磬。法国媒体显然对她的说法也是非常不认同。《世界报》就用口罩断货作为标题。而且特别指出大巴黎地区库存已经断货。之所以点出大巴黎地区，是因为此区域人口超过1000万，占法国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个地方没有库存，也就意味着法国短缺。

更令人起疑的是，1月26日星期天卫生部长还声称正在等待六位疑似病例的检测结果，当晚或者第二天周一就能出结果。结果直到27日周一上午十点，法国媒体的报道仍然是六例疑似。按照法国自己宣布的能力，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检测出来，何以这么长时间都无法出来结果？更蹊跷的是，自周一上午10点之后，法国媒体就再也找不到一则关于六位疑似病例的报道。假如是排除疑似，媒体应该大加报道以宽人心，此时为何又是一片静默？

1月28日，法国出现第四个确诊病例（但媒体没有解释这第四个和以前报道的六个疑似有无关系），巴黎市政府晚上照常举行以华人为主的春节招待会，而且无一人戴口罩。据了解内情的华人讲，他们已经向市政府提出取消，但市政府坚持要举行。自从法国出现确诊病例后，华人多少春节的活动都取消了。巴黎市政府怎么就能这么无视危险呢？难道是为了3月份市长选举的华人选票？可万一导致传染，后果将是多么严重？！

更可怕的是，这第四个病例1月23日就已经到巴黎，25日发烧去了蓬皮杜医院急诊科（此时法国已经确诊3例，口罩抢购一空）。结果医生认为他只是普通感冒，就让他回去了——当时法国宣布的六例疑似显然不包括他。直到28日病情严重恶化，再次来到医院，才进行检测并确诊。且不说耽误治疗，仅传染后果都是无法相像的，这就是法国卫生部长声称的法国检测的高效。

以下则是用语言都无法描述的事件了：1月29日，反对退休制度改革的大罢工如期举行。2月3日，法国医疗系统也进行了大罢工。大规模的人员聚集自然会导致疾病传播的高风险，更影响对各种疾病的治疗。

然而，就在新冠病毒在全球继续蔓延之时，2月16日，也就是法国第一个死亡病例出现症状后4天、意大利爆发大规模传染前5天、法国出现本土病例前9天，法国卫生部长阿涅丝·比赞宣布辞职，并将代表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参加巴黎市长的竞选！原来此前共和国前进党力推的巴黎市长候选人本杰明·格里沃受不雅视频丑闻影响，于2月14日宣布退出巴黎市长竞选。她是来救场的！

而截至当地时间2月28日，现任卫生部长韦兰（Olivier Veran）公布，当天新增确诊病例19例，累计确诊病例57例。

外界很难理解，在面临重大疫情威胁的时刻，居然为了应对突发政治丑闻而临阵换掉直接负责疫情的官员。对于马克龙政府和它的政党来说，谁轻谁重，不言自明。

所以，法国第一个本土死亡病例在2月12日就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就因为该男子没有疫区旅行的经历，因此未做新冠病毒检测。恐怕病人本人以及家属也都被政府误导而轻视，直到25日死亡前才紧急检测出结果（第四例被误诊的是一位中国人，误诊的理由是这位病人并非来自武汉,由此可见法国社会对人命关天的危机是多么的漫不经心）。整个过程不知接触过多少医护人员和民众。现在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这样的情况恐怕还有很多，不做检测自然不知道有多少病人，自然公布的数字是零或很少。

如果说中国离法国太远，那么当邻国意大利出现大爆发时，法国又如何做的呢？

第一，继续坚持机场、边境不检测。也拒绝关闭和意大利的边境。

第二，法国和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比赛照常于2月26日举行，此时法国涌入3000名意大利球迷。法国国立电视2台在比赛前还借意大利球迷之口说：“新冠病毒并不危险”，不知道要给整个国家发送什么信息？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也没有任何医疗检测。

第三，各种大型活动照常举行。包括平均每天吸引70万人、持续9天、20多个国家参加的农业展、人潮汹涌的巴黎时装周（很多来自意大利）以及万人云集的尼斯狂欢节（仅取消最后一天的活动）。这还不包括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

第四，宣布订购口罩并扩大检测能力，争取从现在的每天400例增至几千例之上，同时扩大收治点。这些措施难道不应该早在一个月之前出现确诊病例之后就要做的吗？这个时候还到哪里去订购口罩？整个欧洲仅有三家口罩生产企业！更何况法国的医药环境并不好，80%的医疗产品来自欧盟以外，60%来自中国和印度。即使提前准备都未必满足需要，现在才想起来储备，真是抱佛脚。

以法国这样的处理方式，如果随后里昂、巴黎和尼斯成为高风险爆发区，将丝毫不意外。在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政府又没有能力提供口罩，整个社会将会成什么状态？现在就已经发生尼斯一家医院所有口罩被盗一空的事件！没有口罩，医院还有治疗能力吗？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就中国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接受法国Europe1电台采访 图自中国驻法大使馆官网

众多华人生活在法国，自然高度关注疫情在法国的情况，高度关注法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也会关注国内的发展和应对。两相对比，确实双方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写到这，我才明白（此前并不理解）为什么世卫组织对中国的表现评价如此之高：“中国体制之有力和中国举措之有效世所罕见，令人敬佩。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并充分肯定中国政府采取的果断措施，感谢中方为阻止疫情蔓延所作的巨大努力。”

显然，从世卫专业角度，他们负责全球疫情的应对，每个国家的表现如何他们都清楚，只有对比才有鉴别。法国媒体是21日才开始报道中国疫情的，所有的媒体不管什么立场，都对中国的透明和高效予以肯定。这些大报在中国都有常驻记者，而且平时对中国也都是批评居多，这一次难得一致肯定，显然事实如此。

按说，面对一个未知而且仍然在演变的病毒，特别是全球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法国作为一个先进发达的国家，应该高度重视。但其表现却十分令人难以理解。法国有何底气表现的如此淡定，防范如此松懈呢？

从逻辑上讲，只能有如下几个可能：一是法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漠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2003年酷暑（不过37度）死亡一万多人就是由于政府的不负责任和缺乏经验。当时正在假期，政府官员都度假去了，没有一人终止假期。当时的总统希拉克也是过完假期才回来（中国是大年初一开常委会应对疫情）。

二是法国的文化独特性。比如全球都在使用口罩，只有法国宣布口罩没有用。其他国家撤侨都是包机，只有法国建议侨民乘车撤到长沙，隔离14天后再回法国，被拒绝后才改为包机。还有，法国民众一方面认为应该改革，罢工也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但一方面仍然支持罢工，其中的法式逻辑难以理解。

再比如尼斯狂欢节赶去参加的法国民众踊跃，法新社尼斯站报道称，根据大多数现场参加人员的说法，他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态度是无所谓的。一位参加者认为“对我来说，新型冠状病毒就像是流行感冒，死亡的都是老年人“。当然一位带着三名孩子前来旅游的荷兰母亲更是夸张，“我们只活一次，总之病毒会无孔不入，无法进行预防”。

第三就是制度因素了。法国政府要采取措施，就必须限制人的自由，取消与大众有关的集体活动。但这一定遭到民众的反对。比如作为农业大国，法国能取消农业展吗？作为足球大国，能取消期待以久的法国和意大利尤文图斯的比赛吗？（政府只能发表声明倾向于取消，但却不敢采取措施）时尚之都巴黎能取消时装周吗？这将惹怒多少民众？现总统马克龙支持率一再下降，他既要连任，还要赢得3月份就要举行的市长选举，怎么能得罪如此之多的选民呢？

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西方制度下的公民社会。西方一向认为，公民社会是民主宪政体制的重要成分，这包括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及工会等等。

但是韩国疫情爆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宗教团体！他们的聚会导致疫情爆发，教主甚至呼吁教民不要参加检测，许多教民在活动被禁止后仍然私下秘密进行。

不仅如此，当韩国民众不顾疫情爆发在首尔举行集会时，首尔市长亲往现场劝阻，却被愤怒的民众围攻怒骂。

台湾也是宗教活动盛行的地方。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到现在也没有官员敢于阻止已有百年历史的镇澜宫妈祖遶境进香活动，因为这是台湾民间信仰中最广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并被列为台湾无形文化资产民俗类重要民俗。但是这个活动规模太大，有万民随轿护持，进香队伍将横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各县市，路程全长340公里，为期九天八夜。正如法广新闻所评论的：“但政治人物不敢得罪大型民俗活动，主管宗教的台湾内政负责人徐国勇只说，为避免群聚感染风险，大型宗教活动应立即有延期的备案”。

类似的事情在法国也同样存在。比如球员工会谁惹得起呢？只是究竟是民主关天还是人命关天呢？

大甲镇澜宫妈祖绕境进香活动 图自联合新闻网

客观而言，面对一个未知病毒，任何国家都需要时间去认识和了解，也都需要时间判断并以此采取措施，这和制度无关。这一次新冠病毒，法国著名的、在传染病防治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巴斯德研究院，它初期的结论是病人出现症状几天后才会传染。德国的医学专家也有类似的判断。甚至1月20日中国专家已经确认人传人（面对专业问题，政府还是要尊重专家的意见），1月23号香港城市大学的医学专家还发表论文认为不传染。

但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应对的好坏就和制度有关了。

中国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12天之后也就是2月4日湖北以外省市开始下降，直到现在的个位数。同时全国数万医护人员援助湖北，19个省市结对湖北各城市。就在中国疫情进入迅速的下降通道时，欧美以及很多国家却进入了扩散和爆发阶段。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个病毒对于中国是未知的，但对于它们则是已知的。中国的应对也给它们做出了榜样，怎么仍然无法避免？

虽然中国只是一心抗疫情，并无他想，毕竟各种传染病在全球各国都发生过。英国的疯牛病，非洲猪瘟和埃博拉，墨西哥和美国的猪流感，第一例艾滋病是出现在美国，中东呼吸综合症，最早出现于意大利的禽流感。但从一开始就上升到制度层面的西方已经下不来了。现在疫情全面进入西方，敏感的它们又开始东西方应对表现上的制度竞争。

德国《每日镜报》就指出：“在西方自由社会，我们是否能做得足够好？我们是否有能力像威权中国一样高效、甚至更高效地抗击疫情？毕竟，中国愿意且有能力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监控、指挥民众，并且限缩民众的自由。”作者进而说道：“迫在眉睫的疫情也体现出了当今的体制竞赛：西方民主国家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比中国做得更好”，并总结道这场疫情同样也是“专制”和“民主”的竞技场。

非常有意思的是，慕尼黑出版的《南德意志报》刊发社论指出，意大利政府采取的中国式管制措施让人有些错愕。但转而说道：“空荡荡的街道、封闭的校园、不能离开居住区的万千民众……几周前，当中国开始采取强力措施抗击新冠病毒时，许多欧洲人都充满疑虑地问道：尊重公民自由权利的民主法治国家能否也采取这样的措施？现在答案揭晓：能。”

这个变化还是很有意思。从一开始批评中国的措施，到质疑西方是否能够采用，当意大利成功效仿中国时，它们大加称赞。

面对全球疫情扩散态势，2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将向那些卫生系统较弱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此前也曾向疫情加重的日本提供帮助。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国此时无意于制度之争，而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对本国国民负责，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全力应对疫情。对于身处法国的我来说，我只希望法国政府不要再“浪漫”下去了，也不要再把力气花在抹黑中国上了，而是确实到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