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黄艳红

苏联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和宗教发展历史还表明，无神论宣传教育通过影响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宗教的发展，尤其是宗教的过快发展，但并不妨碍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但是，宗教组织发展壮大后往往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认识，要求通过修改法律等形式直接削弱甚至取消无神论宣传教育。这表明，无神论宣传教育虽然不妨碍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宗教发展过度有可能会影响无神论宣传的自由。

按照苏联《无神论词典》的界定，无神论教育是指为确立科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克服宗教信仰而给予人们的影响[1]。无神论宣传是无神论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倡导并系统开展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的国家。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苏联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史经验

苏联从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无论是政治路线还是总体的意识形态工作，包括无神论宣传教育，都曾发生很大变化。所以，苏联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具体实施，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说，有三方面的经验。

1.思想理论上的高度重视

列宁系统地提出了无神论思想，明确提出通过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来与宗教迷雾作斗争，并详细论述了如何开展这项工作。列宁的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然是我们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

列宁从两方面论述了无神论宣传教育：一方面，他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和宣传无神论。早在1905年他就指出，“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2]。1909年，他把“同宗教作斗争” 看作“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3]。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要善于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为此提出了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原则、策略和方式方法。列宁提出，无神论的宣传必须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任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4]总之，列宁既强调坚持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又坚决反对在政治上向宗教开战。列宁的无神论思想是苏联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基石。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苏联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和决议，来倡导和实施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

关于无神论宣传教育在理论上的定位，苏共中央通过的两份决议作出明确表述。1954年7月7日，苏共中央《关于科学无神论宣传中的重大缺点及其改进措施》的决议指出：“对于我们党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党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无神论宣传应当是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5]1954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关于在居民中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中的错误》的决议指出：“纠正反宗教宣传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不应该使科学无神论宣传受到削弱，因为这种宣传是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6]

对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目标，苏联也有明确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的无神论教育，不仅应使每一个劳动者形成科学世界观的基础，而且应使每一个劳动者有能力抵制宗教影响，具备从事无神论宣传的素养。”[7]他们认为，无神论宣传教育同共产主义的其他范畴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它不是思想意识工作中孤立的部分，而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统一且完整的教育过程的既定领域。判断无神论教育是否成功，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它同共产主义教育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劳动、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道德等是否紧密结合以及这种结合是否具有延续性。

关于无神论教育的内容，也有明确的规定。苏联学者认为，无神论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批判方面，即对宗教世界观的批判，说明宗教对世界面貌的看法和宗教对社会与人的看法在科学上是不能成立的;二是实证方面，即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来看待世界，分析宗教的本质、宗教存在的原因及其历史性，从而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宗教神话与基本观念是相对立的[8]。也就是说，无神论教育不仅要摧毁宗教世界观，更要确立科学的无神论世界观。因此，在苏联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居民，强调无神论教育对于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是必须的，对于虽不具有宗教信仰但还不具备自觉的无神论立场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这种宣传是有原则和界限的，即无神论宣传教育不是针对某个宗教团体或宗教人士，而是同一切宗教世界观作斗争。也就是说，无神论宣传教育是一场思想斗争，它针对的对象是宗教世界观，其作用是团结和教育人民群众，树立科学世界观。在社会主义社会，既要开展同宗教的思想斗争即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同时又要让不信教群众和信教群众在为共同的主要目标而奋斗的事业中加强团结，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

对于无神论宣传教育与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苏联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早在1918年，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与《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两项法令，明确规定了教会同国家相分离、学校同教会相分离的原则和措施，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苏联当时的宗教状况作出的规定。同时，《宪法》(根本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这就表明，从国家层面来说，宗教信仰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这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的定位。不过，苏联共产党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容忍不同宗教的存在，而是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努力消灭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并完全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宗教信仰不是私人的事情。同时，苏共中央也多次强调在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中要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对于实践中有的地方采用行政手段关闭教堂的做法，苏共中央通过决议进行了批评。如：在《关于在居民中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中的错误》的决议中明确指出，要用同情和关心的态度来对待信教公民。对某些公民有宗教信仰而在政治上进行怀疑是愚蠢和有害的，反对采取任何行政措施和对教会神职人员进行伤害性攻击[9]。可见，苏共并不是将宗教信徒排除在无神论宣传教育之外，反而强调要对信徒做耐心细致的工作。

总之，苏联是把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看作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合格的共产主义劳动者，确立科学世界观。所以，其十分注重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同时，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信仰自由，并在其他各项法律中也明确规定宗教信徒享有和其他公民完全一样的权利。但是，既不以公民的信教自由对抗公民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也不放弃国家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职责。苏联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思想理论认识，总体上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但也经历了一些错误和挫折，尤其是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偏差。

2.政策、法律和组织上的强力保障

政策保障。苏共中央在党的重要文件和决议中，不断强调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或要求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份专门决议外，在苏共的其他文件和决议中也多次强调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如：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规定：必须系统地进行广泛的科学无神论宣传。1963年，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当前党的思想工作任务》的决议指出，要“更广泛地开展科学无神论工作”。1918年的《宪法》(根本法)，包括后来修订的两个版本(1936年、1959年)都明确规定：所有公民都有进行宗教宣传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1977年的《宪法》表述更加准确：保障苏联公民有信仰自由，即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无神论宣传的权利[10]。这一规定表明，无神论宣传是公民的一项法定自由和权利，从而为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从《宪法》的规定和党的决议来看，苏共要求党员不仅不能信仰宗教，还必须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每个公民都有进行无神论宣传的自由，且无神论宣传的对象也是面向全体居民。这就说明，在苏联，宣传无神论对普通公民来说，是自由;对共产党员来说，是责任。

组织保障。苏联理论界认为，科学无神论[11]教育体系分为三个范畴：思想的、方法论的和组织的。思想内容是科学无神论教育体系的主要范畴，它决定着其社会主义方向及其在思想意识形态工作体系中的地位。在方法论方面，要求囊括一切居民群体，并对不同居民群体和个人区别对待，广泛运用各种教育手段、方式和方法。在组织上，要求有系统有目的地付诸实施。

逐步建立起健全的无神论宣传组织体系。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教育总局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的决议规定，苏联政治教育总局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领导和促进反宗教宣传。1954年以后，由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负责将无神论列入各大学的教学大纲和地方党组织举办的训练班及讲习班大纲，以培养科学无神论宣传干部。由文化部与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简称“知识”协会)来具体监督及实施各项计划。

3.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

首先，建立专门的无神论研究机构。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总学部的哲学和法学部下设“无神论和宗教批判联合研究学术委员会”。其下属的历史研究所于1947年组建宗教和无神论历史研究室，并出版了《宗教和无神论历史问题》;其他一些研究所，包括哲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也建立了关于科学无神论和宗教批判的研究部门。从1954年开始，许多大学和教育学院也设立了科学无神论教研室，除了面向大学生教授无神论和宗教的历史与理论，还进行学术研究并培养高级骨干。

尤其是在1964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建立科学无神论研究所。科学无神论研究所后来又在基辅、维尔纽斯、塔什干成立了分所。有苏联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要对信教者而且还要对无神论者进行社会学调查，并提出采用“无神论信念”这一概念。

其次，出版了大量的无神论研究和宣传著作。到1932年，苏联已出版10种批判宗教报纸和23种刊物。国家批判宗教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宗教史、宗教的科学批判、无神论的历史和理论、反宗教宣传方法的书籍和小册子，并出版了一系列教科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无神论研究的成果大批出版。比较重要和著名的研究刊物和论文集有：科学无神论研究所出版的《科学无神论问题》、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出版的《宗教和无神论史问题》，以及列宁格勒出版的《宗教与无神论史博物馆年鉴》等。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还有专门从事无神论专题写作的新闻记者。

同时，出版了一系列科学无神论研究著作。其中有： 《古代与中世纪的无神论》(1959年)、《什么是无神论》(1961年)等。值得一提的是，由M.兀.诺维科夫等近百名专家学者集体编著的《无神论词典》，由苏联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1984年又出了修订版。该词典内容丰富，共收录词目2500余条。1973年，苏联曾出版过一本《无神论者袖珍词典》，该辞典一度成为畅销书。1979年修订版出来以后，十万册在几天内就销售一空[12]。

在人才培养方面。从1965年起，苏联各大学的历史系和哲学系，高等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和历史语言学系，都设立了科学无神论专业。部分大学和师范学院还建立了科学无神论教研室[13]。

二、苏联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效及教训

对于苏联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效，我国学者褒贬不一[14]。西方宗教界更是认为，苏联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就是依靠政权力量强行消灭宗教，是对教徒的迫害。他们认为，苏联几十年的无神论宣传教育非但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却导致了新的宗教复兴。苏联后期有些苏联学者在反思无神论教育时，也认为“虽然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仍没有取得成效”[15]。如何评价苏联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效果，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工作，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为何有不少人对苏联无神论宣传教育效果评价不高，甚至全盘否定呢?苏联在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活动的过程中，的确还有不少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1.政策不坚定、出现摇摆。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性质和目标在认识上出现偏差

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包括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出台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政策决议。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党的整体路线出现“左”的倾向，具体到宗教领域，出现了用行政手段封闭教堂、抓捕神职人员等情况，违反了保护公民信仰自由的法律和政策。同时，由于不少人以为用行政手段就能消灭宗教，从而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目标—— 揭露宗教世界观的本质和帮助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无神论世界观，产生了消解作用。于是，无神论宣传变成了一种群众运动，失去了其目标的特殊性，并由于缺乏理论指导，致使这一运动流于形式，只造就了一大批“不再理会宗教这东西” 的人，却没有让他们树立正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当时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教会的阶级基础已经消灭，其反革命活动也得到制止，在共产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宗教意识会自行消灭，因此就没有必要再进行积极的无神论宣传了。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许多领导干部以为宗教将很快被遗忘或消灭，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没有什么意义了，从而削弱甚至取消了这项工作。

20世纪40年代，由于争取卫国战争胜利的需要，苏联政府为了团结宗教组织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逐渐突破了有关法令的限制。国家依靠宗教组织来进行战争宣传工作，事实上已不再执行过去的法令和决议，教会趁机获取了大量权益和发展空间，不仅在税收等方面获得优待，一些宗教非法活动也得到纵容。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战后，苏联政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调动宗教界在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积极性。由于对宗教和宗教组织的依赖，苏联政府已经完全放弃了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

无神论的研究工作也一度中断和削弱。1953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宗教和无神论历史研究室被突然撤销。直到1954年，苏共中央通过两项决议来纠正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无人管理的状态。这两项决议不仅明确了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定位，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其内容和实质。决议还对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和组织安排。这两项决议明确指出，无神论宣传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现有宗教和宗教组织，而是为了树立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具体规定还体现出，苏联政府从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神论教育问题。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在“新思维” 的背景下，苏联意识形态部门对宗教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宗教即意识形态到宗教即文化，开始转为全面的正面评价，从而对无神论的认识也产生了反转。1986年l2月，《共青团真理报》发文提出，如果国家与宗教是分离的，那么无神论就不应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此后苏联官方通讯社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要从正面肯定宗教的积极意义。1988年，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哈尔切夫在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发文纪念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令颁布70周年，文中强调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的一致性，历数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在宗教工作上的错误，要求铲除一系列阻碍，以便让宗教组织更积极地参与到和平事业当中。这种认识不仅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也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原则。苏联1990年颁布的《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的法令不再提及人们拥有无神论宣传的权利，而是规定：国家不资助宗教组织和无神论宣传的活动。这样一来，宗教信仰自由成为一项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而无神论宣传却不再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无神论宣传教育也不再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工作，而变成了一件“私人” 的事情。这就彻底违背了列宁确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人民群众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这一基本原则。

2.工作教条化和形式主义。没有处理好无神论宣传教育与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反宗教宣传是苏维埃政权为与宗教意识形态进行斗争而进行的初步实践。这一时期的无神论宣传(即反宗教宣传)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存在很多不足，甚至出现某些重大失误。比如，有人举行狂欢式的反宗教游行示威，还有的报纸杂志刊登一些讥笑和挖苦宗教信徒的漫画等。不过，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条件有关。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联多数宗教神职人员都持反动立场，支持和领导信徒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活动，这就决定了当时的反宗教宣传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性质。当然，这种宣传效果并不理想。在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环境下，反宗教宣传常常只是简单化的批判和号召，虽注重群众运动，但缺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其结果是，尽管许多原来信教的群众表示不再信仰宗教，但并没有真正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他们头脑中的宗教观念并没有完全消除，相反有部分信徒因感情受到伤害而留下心理阴影。

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错误仍然不断发生。有些宣传员对现实中的神职人员和信徒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进而怀疑其政治立场。某些地方组织和个人甚至直接干涉宗教组织的活动，并对神职人员采取粗暴态度。这些往往都是在无神论宣传教育活动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些错误做法和失误，主要是错误地理解了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实质，没有弄清楚无神论宣传教育与保护公民信仰自由的关系。当然，这其中也是由于一些党组织对待工作不认真负责所致。因为一些党组织在挑选宣传干部时不认真考核，又不检查宣传效果，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宣传。

后来，苏联的无神论宣传教育不断出现形式主义和教条化的倾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已形同虚设。无神论宣传教育虽然在理论上受到重视，但出现了脱离实际的情况，形式主义、简单化的倾向明显。按照苏共中央的部署，无神论宣传教育自1965年后迅速全面铺开，但缺乏大量合格的无神论宣传员。尤其是基层宣传员理论素养差，对宗教现状和教徒的心理状况缺乏了解，只能对着现成的材料生搬硬套。这样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往往只是空洞的说教，缺少生动事例，从而说服力不强。一些无神论教育领导机关，常常只追求采取措施的数量，包括开展了多少次的讲座，参加人数的多少，印发小册子的数量等等，而不看宣传效果如何。

缺乏系统规划和目的。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时间安排，有的大学不是课时安排太少，就是没有用必要的考查制度来保证教学质量[16]。这样一来，课程教学的效果只能因人而异、因校而异了。

3.放松了对党员的教育，没有把党员当作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

在苏共中央的有关政策文件中，通常强调的是党员作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主体而不是对象。虽然苏联无神论教育的对象包括全体居民，并按人群、生产生活场所全面开展，但人群划分通常是按生产活动场所或其他特征来划分的，如划分为工人、农民、不工作的居民、学生等等。也就是说，并未强调共产党员作为无神论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事实上，党员应当是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因为这关系党执政的问题。如果党员没有接受系统的无神论教育，那么在全社会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就难以实现。到20世纪8O年代末，苏共党员人数已经接近2000万，占人口总数的6.8%左右。但苏共中央没有注意或有意识地加强对党员的无神论教育。不少苏共党员在入党时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缺乏认识，入党后又不注重世界观的改造，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宗教等有神论思想的影响。苏共中央对此状况并没有作出任何决议，甚至在苏共二十八大报告中还删去了党纲中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同宗教偏见作斗争的规定，对宗教转持中立态度。这是一个深刻教训。

总之，苏联的无神论宣传教育由于在思想认识上出现偏差和政策制定与执行上出现摇摆，工作中出现诸多失误，同时，又忽视了对党员的无神论教育，所以其效果大打折扣。

三、苏联无神论宣传教育经验教训的当代启示

宗教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也需要我们自觉地来推动和加速这一过程。苏联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教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首先，准确理解和把握维护党和国家思想理论上的统一与保护公民个人信仰自由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维护党和国家思想理论统一的要求，是国家层面的事情。而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自由选择，是私人领域的事情。我们不能用一个方面来否定另一个方面。但同时，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信仰自由” 的内涵，即：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不能把“宗教信仰自由”片面解读为公民只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忽视公民还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所以，我们绝不能将无神论宣传教育等同于“向宗教开战”，把它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立起来。开展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也绝不是否定宗教的一切方面;它是一项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但不是对待宗教的全部工作。

从历史和社会现实来看，在一个宗教社会中，无神论通常是非法的，不允许存在的，即使是宗教信仰人数占多数的世俗社会，如美国，无神论者也被视为异类，受到各种排斥;而在以无神论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宗教的存在是合法的。这不仅是因为无神论者对宗教的包容远大于宗教信徒对无神论的包容，更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宗教等有神论有着科学的认识。苏联时期的一些组织和个人采用行政手段解决宗教问题，伤害了信徒的宗教感情。但这并不是无神论宣传过度造成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相反，苏联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时期也被削弱。后来，苏联政府突破相关法令，宗教获得迅猛发展，一度出现“宗教热”。而同样遭到削弱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却没有及时得到纠正或弥补，反而一度变得涣散，甚至瘫痪。

苏联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和宗教发展历史还表明，无神论宣传教育通过影响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宗教的发展，尤其是宗教的过快发展，但并不妨碍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但是，宗教组织发展壮大后往往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认识，要求通过修改法律等形式直接削弱甚至取消无神论宣传教育。这表明，无神论宣传教育虽然不妨碍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宗教发展过度有可能会影响无神论宣传的自由。

其次，明确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目标，并落实到各项工作中。社会主义国家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目标是在人民群众中树立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劳动者。除了开展系统的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活动外，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还应当体现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当中。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个大原则，就是要在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中体现出来[17]。只有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这一原则，而不是有意无意违背它，才能让人民群众在社会现实中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价值，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果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现。无神论宣传教育作为一项意识形态工作，需要与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结合，不能脱离，也不能超前或落后。要结合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来进行，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法律也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人民群众的头脑中扎下根，才能真正树立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另外，无神论宣传教育还要分对象、分层次、分阶段来进行。在我国现阶段，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党员和青少年。他们或是无神论者或是可以培养成为无神论者的人，所以对他们进行无神论教育，应当包括两个层次，即：不仅包括无神论的基本知识，还应当包括对有神论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理论辩护，以确立无神论的科学世界观。而对于一般群众，我们可以着重普及关于无神论的知识和历史等。同时，积极促使信教的公民参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引导其宗教信仰适应国家和时代的发展。

最后，增强共产党员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的责任感和动力。尽管苏共中央多次强调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但因一直存在无神论宣传教育无用论的思想认识，又不注重对党员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所以有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对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认识不清。在我国，虽然中共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加强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但因在实践中尚未真正开展起来，不少党员干部缺乏无神论的基本知识，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对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不仅不重视、不积极，甚至逃避和厌恶。习近平总书记曾严肃批评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的精神空虚状况，即“不问苍生问鬼神”。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则是这个精神之钙的重要成分。苏联的历史表明，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做得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会得到巩固;反之，宗教等有神论泛滥，共产主义理想必然受到削弱。要从严治党，要保持共产党员在世界观上的先进性，就必须要求共产党员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无论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还是保持共产党员在世界观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共产党员都应当更加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然而，此前有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不接受无神论，不承认无神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中的地位，甚至妖魔化无神论，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说成是温和的无神论，并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人污蔑为“极端无神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曲解，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认识。

注释：

[1]参见[苏]M.Ⅱ.诺维科夫等编著：《无神论词典》，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414页。

[2]《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1—222页。

[3]《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

[4]《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87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93页。

[7][苏]M.Ⅱ.诺维科夫等编著：《无神论词典》，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415页。

[8]参见[苏]M.Ⅱ.诺维科夫等编著：《无神论词典》，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415页。

[9]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92页。

[10]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35页。

[11]在苏联的话语体系中，一般用“科学无神论” 一词来表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无神论词典》中，这两个词语的意思完全相同，“科学无神论” 的词条内容为“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12]参见纪虎民：《苏联的一本畅销书——无神论辞典》，《哲学译丛》1980年第6期。

[13]参见[苏]M.兀.诺维科夫等编著：《无神论词典》，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

[14]对苏联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效果总体上持正面评价的有：龚学增：《前苏联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的历史功过》，《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3期;雷丽平、王岩崾：《苏联无神论教育的成果——农村青年东正教信仰的变化》，《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4期;王振茹：《苏联的无神论教育》，《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1期。总体上持负面评价的有：徐玉成：《关于前苏联无神论宣传的对话》，载徐玉成：《宗教政策知行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

[15]乐峰：《苏联一些学者对宗教和无神论教育问题的反思》，《世界宗教文化》199o年第1期。

[16]参见曾晓景：《苏联青年的科学无神论教育》，《今日苏联东欧》1983年第6期。

[17]参见朱晓明：《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红旗文稿》2016年第17期。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苏联宗教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2]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段德智：《境外宗教渗透与苏东剧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4]龚学增：《前苏联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的历史功过》，《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3期。

[5]王振茹：《苏联的无神论教育》，《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1期。

（作者简介：黄艳红(1975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