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落地，法西斯兴起：评东欧国家污损苏联红军雕像

鹿野王跃

前不久外媒透露消息，保加利亚著名苏联红军雕像“阿寥沙”遭受污损。“阿廖沙”雕像是60年前在普罗夫迪夫为纪念苏联的解放者战士所建立的。这一雕像是一个高11米的苏联战士形象，眼睛注视着东方，在他的手中拿着射向地面的“什帕金”1941型冲锋枪。因这座雕像的地理位置，在整个城市的任意一点都能看到它,也是当前这一城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但是此前不久，有不知名人士在雕像上绘制法西斯的标志，并涂写反犹太人口号。俄联邦驻保加利亚使馆要求对普罗夫迪夫“阿廖沙”雕像被污损事件展开调查。

为什么会出现污损苏联红军雕像的事件呢?其实，这种情况在东欧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东欧剧变开始，不少人便宣布苏联红军是所谓的“占领者”，并且大肆破坏苏联红军雕像。与之相对应的是，被取缔了40多年的法西斯势力卷土重来，今天整个东欧地带盛行的新纳粹活动、反犹排外思潮，便是如此起源的。此后，每一波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当中，东欧国家都掀起一轮反俄浪潮，相应的苏联红军雕像也就成了受害者。今天，保加利亚地区的苏联红军雕像已经是东欧硕果仅存的几座著名雕像之一了。

从以上事实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和很多媒体的宣传不同，在西方国家看来，其真正的敌手只有社会主义，对于纳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持放任态度。现在不少媒体炒作德国对于二战的反思是多么彻底，然而事实上西方国家对于德国的处置较之日本更为宽容，日本好歹还在名义上不允许有军队——虽然说自卫队也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换汤不换药。而美英法占领下的西德就不同了，他们很快就成立了国防军，国防军当中还有不少原纳粹时代的高级军官。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西德军国主义复活”之谴责更甚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今天德国的新纳粹势力也在活动，之所以现在舆论给人的感觉是德国对于纳粹的历史进行了较彻底的反思，只不过是因为苏联垮台了，西方人占据了优势的话语权罢了。

和对纳粹主义的高度宽容相反，德国在统一之后对于原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干部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政策。除了众所周知的对于昂纳克等一大批领导人进行所谓“审判”，还规定东德所有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全部下岗，甚至连退休金都被取消或削减。被视之为“东德的戈尔巴乔夫”、曾经积极推动西德吞并东德的末代总理莫德罗在统一二十周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沉痛的表示：

很多大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被完全关闭、倒闭，甚至是完全被铲平了。在这个过程中， 东德国有财产的85%都变成了西德人的私有财产，10%被国外资金收购，只有5%才真正回到东德人民手上。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今天很多具体的社会问题。

统一前，我跟西德外长谈过，不要清算东德政治人士，西德方面是同意的。但后来还是有一些对东德的高级政治人员的起诉，我自己也被起诉过，被判刑十个月监禁，是监外执行。

由于政治原因，东德的高级官员被判刑后，退休金被削减很大部分。但是西德从来没给那些老纳粹减过退休金。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个决定意味着好像我们是罪犯一样。我们被取消了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权利。

为了“对共产主义幽灵实施神圣追捕”，在东德西德合并后，曾经作为主权国家存在了40年的民主德国（东德）历史被完全否定，冷战的胜利者组建所谓调查委员会，撰写了一份全面扭曲民主德国历史的“总结报告”，并在1992年成立了名为“对统一社会党历史及其后果清理”的委员会，颁布反共法令，将民主德国定为“非法国家”“第二德意志专制帝国”。于是，大量所谓“反思”“揭秘”的材料公布，引导原东德人民按照冷战胜利者的意思去书写民主德国的“罪恶”；德国当局抛开冷战两大阵营对抗的历史，抛开联邦德国（西德）一方的所作所为，而将所有真实或臆造的“不幸”推到东德、推到社会主义头上。与社会主义政权合法性一块被否定的是民主德国在反法西斯、维护地区和平以及建设社会主义、保障人民就业等权利、维护社会相对公平等方面的努力。在两德“统一”后，数百万的原东德人民的工作岗位被根除，东德的知识分子遭到排挤，其学院和研究所的科学家被赶出，所有原东德地区的人民都遭到政治歧视和经济打击，成为“二等公民”，并被持续教导：他们此前受了几十年的“专制”“洗脑”；东德人被教导如何贬损自己的历史、忏悔自己的无知和助纣为虐，而任何实事求是叙述东德历史、同“统一”后的德国当局所规定、教导的表态不一致的人，就被扣上“老顽固”“怀乡病人”“历史篡改者”的帽子，从而像精神病人一样被边缘化，无人听信。而在“统一”后不几年内，就有10多万宗针对东德公民的调查案件，把许多人，包括曾经英勇反对纳粹的老战士送进监狱。

如此这般的压倒性舆论攻势、一手遮天地制造历史、单方面的“审判”，掩盖的是“统一”后疯狂私有化、对人民野蛮掠夺的狂潮。仅3年之内，原东德地区的工业就萎缩了70%，工业技术研究规模萎缩80%，原有的公共、集体资产彻底变成了私人资本，大多集体产业被私人公司以极低价格购买，而创造了这些财富的原东德公民一分钱也没得到，却“收获”了大量失业、公然剥夺、政治经济地位的急剧跌落。而德国当局却将东德地区衰落的原因归于“统一”前其社会主义经济就早已破产，以便为私人资本侵吞东德财产做掩饰。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同民主德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彻底反思批判、对原纳粹分子、战争犯以及发战争财的大资本家依据波兹坦协议的原则进行了严厉惩罚不同，在西德，战后几十年对纳粹德国的称谓都是中立性的“第三帝国”，而同时又将民主德国诋毁为纳粹政权的直接继承者。资本主义政权对民主德国、对社会主义的所谓批判和审判，远胜于对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法西斯主义、纳粹、军国主义、野蛮屠杀与战争的反思批判。

正如“统一”后的一位柏林司法界人士对原东德领导人警告的：“不要挑衅司法，司法的手臂可以延长！”在号称“法治”的联邦德国，以及吞并东德后形成的资本主义德国，其国家机器在审判社会主义者、反法西斯分子时，“司法的手臂”会伸得很长、很硬，但在二战后审判纳粹人员和战犯时，在“统一”后侦办资本家、银行家巧取豪夺谋取暴利、行贿、逃税、腐败案件时，司法的手臂却很短、很软。这种双重标准贯穿始终。据民主德国最后一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被先判后审关进监狱的埃贡·克伦兹在其《监狱笔记》中回忆，两德“统一”后负责“审讯”他的是原联邦德国检察官贝恩德·扬茨，该人从1979就在西柏林担任检察官工作，曾先后审理过约60名原法西斯政权法庭人员的案件，但其中只有一个人成为被告，最后没有一个人受到判决。扬茨的工作小组随后终止了对纳粹法庭所有其他人员的调查，只要经过他手的纳粹检察官和法官，没有一个人被判有罪。然而，就是这样刻意放过法西斯罪行的人，转而审判、折磨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者。而这些年老的社会主义战士，有的曾经在1933-1945年间被纳粹法官——后来被资本主义政权放过、包庇的法西斯分子——审判、关押、折磨过。

埃贡·克伦兹

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性绥靖，与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疯狂清算，在两德“统一”后更是变本加厉，原本被民主德国审判惩罚过的纳粹分子、战争犯、资本家及其后裔，也趁机卷土重来，声讨社会主义的残酷统治，并实质上重新获得了在德国的政治经济地位。

1989年11月9日所谓“柏林墙倒塌”的日子，成为冷战结束、资本主义阵营胜利的标志之一，被大力宣传、颂扬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纪念日。但是人们忘了，1938年的11月9日，正是犹太人大屠杀日的开端。德国人的不幸不是由于曾经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和野蛮机制带来的法西斯罪行。而民主德国、社会主义，也正是对资本主义野蛮的一种回应，一种另寻出路的尝试。而在联邦德国和后来“统一”后的德国，一直存在得到政府默许（或者甚至是支持）的强大力量在利用各种逸闻野史，连同对社会主义政党的反法西斯历史的歪曲、清除，来降低人们对德国法西斯罪行的关注，将所有的矛头炮火对准真正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力量。1989年9月1日是德国进攻波兰引发二战的50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反法西斯基础上认真总结历史的重要日子，却在当时的反社会主义氛围中黯然失色。而民主德国在战后对法西斯的反思、清除，对和平的维护，这段历史也被完全抹除了。

当然，西方国家也不会明目张胆地支持法西斯主义。问题在于，也不需要他们明目张胆的支持，只要他们把共产党人和其他的坚定反法西斯的力量都打垮了，那么法西斯势力自然就有了发展壮大的空间。像近年来日本右倾化愈演愈烈，难道不就是西方支持日本当局几十年来一直打压共产党和社会党等左翼力量的必然结果吗?尤其是英语国家做这种事的路数更是驾轻就熟。在历史上，葡萄牙人最早贩卖黑人奴隶，但是是自己赤膊上阵，往往死的人比捉到的人还多。而英国人卷进去之后，采用了挑起部落战争，然后从战胜者手里购买奴隶的方法。自己不仅没有什么损失，而且还宣称“奴隶制完全是非洲人国民劣根性的产物”。后来到了19世纪中后期，英国又以“保护人权”、“打击奴隶贸易”名义积极瓜分非洲。这一切让葡萄牙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20世纪的美国完全继承了英国这一套，像二战中先是通过大量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便于日本侵略扩张，等到交战各国深陷其中之后，再出面收拾残局，于是就好像英国成了“禁止奴隶贸易”的大功臣一样，美国也变成了“反法西斯”的大功臣，而真正同法西斯浴血奋战的苏联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反而被污蔑成了“同法西斯妥协”、“游而不击”。在这种氛围之下，东欧一再出现污损苏联红军战士雕像的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俄罗斯走到这一步也是很大程度上自己作死。像保加利亚原来在两极格局下是东欧国家中政局最为稳定的国家，也是最亲近苏联的国家。其领导人日夫科夫不仅在国际上一直坚决支持苏联，甚至多次提出加入苏联的请求。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总觉得日夫科夫保守僵化，支持被称为“小戈尔巴乔夫”的保加利亚外长姆拉德诺夫从日夫科夫手中夺权。随后，保加利亚政局剧变，并且向西方靠拢。到21世纪时，保加利亚这个历史上和苏联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已经加入北约和欧盟，完全成为了西方势力范围。尽管保加利亚语和俄语差别很小，还不及中国普通话和上海话之间的差别，和英语则差距巨大，但是年轻一代的保加利亚人基本都会说英语而不会说俄语。2015年时保加利亚一度对俄罗斯运输机关闭领空，2016年的3月3日国庆节纪念活动中又邀请多年敌对的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而不邀请普京，两国关系一度近乎完全对立。

另外说明一下，保加利亚人加入北约和欧盟仅仅是在物价上同西方接轨，而在收入上却保持了极低的水平，就好像东德统一之后把几十年建设的财产权都交给了西德自己却一无所获一样。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保加利亚人普遍感觉今不如昔，所以在政治经济高度依赖西方的情况下，2016年11月选举出的新总统拉德夫积极呼吁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主张不应全盘否定历史而应该辩证看待历史，所以被称之为“保加利亚的普京”。这次污损苏联红军雕像事件不仅受到了俄罗斯的强烈谴责，而且保加利亚政府也表示了不满。保加利亚外交部网站对此进行了声明，表示保加利亚外交部对污损雕像一事进行强烈谴责，并指出类似的破坏文物的行为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所以笔者猜测，污损雕像事件很有可能是去年底竞选失败的亲西方反对派所为。

总之，保加利亚污损苏联红军雕像事件，既是西方国家长期敌视社会主义，默许和纵容法西斯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苏联-俄罗斯自戈尔巴乔夫时代以来同西方“接轨”、逐步耗光了列宁斯大林时代老本的表现之一。不过，由于保加利亚也吃够了同西方“接轨”的苦头，新政府对这一事件表示了少有的强烈谴责。这或许证明十月革命的幽灵仍在徘徊，西方几十年来的反共努力也许有“触底反弹”的迹象。政治与经济从来是一体的，在同西方“接轨”加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东欧地区，人们不但没有得到曾经被许诺的种种天堂般的好处，却反而遭遇公共资产被私人侵吞、去工业化、经济衰退、失业、贫富分化、社会动荡、地区冲突，以及善于说好话的资产阶级政客的腐败无能，这或许让他们回忆起了当年工作、教育等基本权利的满足、人际团结、社会安定。这些让他们曾经习以为常甚至因此感到些许乏味的东西，在如今的资本主义世界成了稀缺品，耗尽一生奋力拼搏也难以获取，不管政客们如何巧舌如簧，信口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