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的历史回顾

——苏东剧变的残酷过程

文林墨客

在新一轮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日益尖锐激烈之际，重温当年苏东剧变的历史过程，对于健忘的国人们来说，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忘记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忘我之心不死”的铁律。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当年苏东剧变的历史记载拿出来，让人们领略苏东剧变的残酷过程，进而增强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意识，挫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把反和平演变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一、东欧和平演变的历史脉络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各国发生了举世罕见的政治剧变。这种剧变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使许多人感到茫然不解。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事物的突变，都是量变长期积累的结果。用这一观点说明东欧剧变，我们就会发现，东欧剧变既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经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东欧剧变作为一个和平演变过程，可以从以下四点的连线中找到它的发展脉络。

第一、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波匈事件，埋下了东欧各国和平演变的种子。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所发生的剧变，其起点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东欧国家所发生的两次重要事件。因为这两起事件，都与西方在东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具有一定联系。

第一个重要事件是发生在波兰的波兹南事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兰国民经济计划没有全部如期完成，人民生活水平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提高水准，加之党政领导机关脱离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现象比较严重，人民中蕴藏着一定的不满情绪。

1956年5～6月间，波兹南市的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的工人们因批评工厂的失误和缺点，提出增加工资、降低赋税等正当要求，得不到及时解决，因而爆发了工人罢工和请愿活动。被波兹南地方当局和中央有关部门指责为“煽动和挑拨行为”，指责为“闹事”。由此引起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6月28日，当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的工人们听到当局不答应工人代表团提出的要求时，群情激奋，开始上街游行。其它工厂的工人和沿途不少群众也自发加入游行队伍，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估计有20万人。游行队伍除了高唱《波兰没有亡》的国歌和《上帝给了波兰什么》、《我们要上帝》等宗教歌曲，高呼“提高工资，降低赋税!”“祖先的领土我们绝不放弃!”的一般性口号外，还出现了一些政治性口号。诸如“布尔什维克滚出去!”“俄国佬滚出去!”“我们要自由的波兰!”“我们要求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要求在学校开设宗教课!”等。省委大楼也被贴上了“这就是雇佣大楼!”“杀死叛徒!”等大标语。示威群众队伍冲击了市人委大楼、省委大楼和省民警局大楼，占领监狱、检察院和法院，放出全部犯人，抢走部分枪支，焚烧了大部分档案。在攻击省公安局大楼时，与警察和士兵发生流血冲突。据波兰历史学家贝农·迪梅克掌握的情况看，“在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波兹南事件中，直接死亡55人，以后因伤医治无效而死亡19人，共74人。其中工人32人，公安人员3人，民警1人，人民军战士4人。伤575人，其中公安人员15名，民警15名，战士37名，余者多为青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简史》第21页)在事件中，造成直接物质损失350万兹罗提。另有数辆坦克、汽车和29辆电车被毁坏。许多工厂停工数天，其间接损失难以计数。

值得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参加波兹南国际博览会的外国人，包括大批记者，大都参与了这次事件。有的与游行群众交谈，予以撑腰打气；有的对集会场面摄影，予以宣传鼓励；有的直接参加游行队伍，予以实际支持。这些外国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西方人。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对这次事件是极为感兴趣的。因为这次事件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出现的工人阶级抗议自己政权的行动。事件开始时只是提出一些经济要求，后来就发展为政治要求，甚至冲击专政机关，打死公安人员。其性质已经不单纯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其起因已经不单纯是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而是波兰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与西方和平演变因素的共同作用。这次事件不仅影响到波兰后来的演变，而且影响到匈牙利和其它东欧国家的演变。

第二个重要事件是发生在匈牙利的十月事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由于受斯大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很深，因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斗争，不但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一大批人，而且不断造成经济上的失误，引起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然而，以总书记拉克西为首的领导集团，不顾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继续实行高压政策。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立即在匈牙利引起极大反响。大批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聚集起来，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大谈民主自由，并要求主张改革而被撤职的纳吉回到中央工作。成立于1954年底的、以19世纪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字命名的小组成为他们的公开活动场所。1956年5月以后，这个小组的活动更加活跃，所讨论的问题范围更加扩大。其领导权逐步转移到激进分子手中。6月27日组织了一次题为“新闻与报纸问题”的讨论会，从头一天下午6时开始，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参加者达6000～7000人之多。主持者洛松齐·盖佐在发言中认为，匈牙利党和政府所出现的种种错误，都是由人民民主制度本身造成的，因而必须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所谓结构改革。鼓吹用暴力手段争取新闻自由。这些言论对后来的事态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恰值此时，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对匈牙利国内的紧张局势无疑是雪上加霜，促使匈牙利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拉克西于6月30日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对波兹南事件及裴多菲小组的对策。当时，拉克西领导集团已经看到，“在反党的蛊惑性的观点影响下，一个反革命的骚乱危险正在日益增长。”(《自由人民报》1956年7月1日)为此，于7月1日由内务部下令禁止裴多菲小组开展活动。这项措施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许多小组成员继续开展地下活动，使之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致使形势日趋严峻。

7月18～24日，在苏联领导人的倡议并主持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召开了中央全会，解除了拉科西的领导职务，使局势有所缓解，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接替拉克西的格罗，是拉科西集团的第二号人物，仍然执行没有拉科西的拉科西主义，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

在关系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的主要负责同志不是坚守工作岗位，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而是出国休假或出国参加会议，使党对形势的发展失去控制。各种罢工、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接踵而来，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1万多名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波兰人民的斗争。许多群众纷纷参加，到达国会大厦广场时，人数已达到十几万。时至傍晚仍不愿散去。游行的组织者派出代表到电台大楼要求广播他们的14点要求而遭到拒绝。此时却从播音室里传出格罗的讲话，他指责示威群众是民族沙文主义者、是暴徒。因而激怒了群众。示威群众乘势冲进了电台大楼，解除了守卫电台的12名保安人员的武器，推翻并烧毁了随后开来的6辆保安部队的汽车，骚乱至此开始。当晚，示威群众还捣毁了斯大林青铜塑像、《自由人民报》编辑部、电话中心、警察局等重要设施。

面对这场动乱，格罗等党政负责同志表现得手足无措，在当天深夜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不得不决定向驻扎在匈牙利的苏军求援，并决定由纳吉担任政府总理。10月24日，纳吉正式就任总理后，通过电台宣读了劳动人民党的《告全体人民书》，同时宣布戒严令，请求苏军干预。这一决定使人民群众的民族情绪受到伤害，进一步激怒了人民。于是，由青年学生发动的游行示威，迅速演变成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起义运动，并席卷了社会各界层人士。警察和驻军也纷纷倒戈，打开仓库，把大批武器分发给起义者。警察局和兵营成了起义者的大本营。10月25日，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建议而举行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解除了格罗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卡达尔接任。

10月25日，数千群众再次到国会大厦前示威游行，隐藏在农业部大楼里的一批武装暴徒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打死50余人。外地也不断发生类似的流血事件。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作为政府总理的纳吉同样表现得软弱无力，甚至束手无策。由于他一再妥协退让，不加分析地满足一些人的无理要求，非但没有制止事态的扩大，反而使局势更加恶化。10月27日，他发表了“革命”已经达到目的，苏军正在撤离布达佩斯，苏军全部撤出匈牙利的谈判已经开始，解散国家保安部队，将起义者编入国家武装部队的广播讲话，对暴动者给与了新的鼓舞。10月29日，他又发表了取消一党制，恢复联合政府制度的广播讲话，为各种反动势力公开活动，提供了合法依据，致使形势急转直下。武装暴徒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袭击各地的党政机关、警察哨所、逮捕国家保安部队人员和共产党员，把他们关进监狱或处死，又从监狱里放出9962名刑事犯和3324名政治犯，把他们武装起来参加暴乱。10月30日，暴乱分子用大炮轰击市委大楼，当场打死市委第一书记和两名保安部队的上校，还用极其残暴的手段杀害了其它25名保安人员，强占了市委大楼。

在暴乱的冲击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经失去战斗力而趋于瓦解。11月1日，劳动人民党中央主席团决定解散该党，另行组建社会主义工人党，由卡达尔担任第一书记。随后卡达尔等人宣布退出纳吉政府，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在新政府的请求下，苏军进入布达佩斯，从11月4日开始行动，到11月9日，基本上消灭了反革命武装力量，平息了暴乱。纳吉得知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和苏联政府出兵的消息以后，于11月4日早晨发表广播讲话，呼吁联合国和西方大国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预。随后同20多名原政府成员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其它一些参与动乱和暴乱的人纷纷逃往西方国家。据统计，这个时期外逃人数达20万之多。后来，匈牙利政府写信保证纳吉的人身安全。11月22日，他离开南使馆回家，为苏军逮捕。1958年2月6日，匈牙利最高法院审理了纳吉及联合政府成员案。纳吉等4人被判处死刑，其它6人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历时13天的动乱和暴乱，给匈牙利造成了巨大损失，死亡达3000余人，经济损失达220亿福林。

匈牙利事件比波兹南事件的规模要大得多。它已经不限于一个城市的范围，而是波及全国许多地方。其性质也比波兹南事件严重得多。正如卡达尔在事件发生两天以后的广播讲话中所说：“起先，一部分青年组织了和平示威游行，大部分参加者都怀着崇高的目的，但是由于混进队伍里的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的插手，几小时后游行就变成了反对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武装进攻。”(《20世纪的匈牙利》第404页)1956年12月5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十月事件的决议中讲，参加十月事件的大多数人是为了消除错误，他们是被社会主义的敌人利用了。但就整个事件来说，这是一场反对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和为反革命服务的反革命事件。

西方介入的程度也比波兹南事件深得多。从1956年7月下旬起，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电台就开始增加对匈牙利的广播内容，进行蛊惑性宣传，公开号召匈牙利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要不惜一切力量，如有必要甚至献出生命!”当他们把匈牙利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煽动起来，并形成动乱以后，又从西德和奥地利派出大批间谍进入匈牙利，同时运进大批武器，并指使大批外逃的匈牙利反动分子返回国内参加暴乱。其后，自由欧洲电台不断发出指示，指挥参加暴乱的武装小组的行动。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它表明匈牙利事件确实是一次具有完整意义的和平演变性质的事件。其影响比波兹南事件要深刻得多。

这次事件不但成为30多年后匈牙利剧变的导火索，而且对东欧各国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进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当时也曾波及到中国。有些中国人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当时中国也确实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正是由于波匈事件的发生，才促使毛泽东同志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反和平演变问题的研究。

第二、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为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创造了必要条件。所谓布拉格之春事件，是指发生于1968年的，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始对本国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遭到苏联无理入侵而使改革中途夭折的历史事件。这次事件造成了两个方面的消极后果：

一是加深了与苏联的分离意识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分裂倾向。捷克斯洛伐克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照抄照搬苏联模式而建立起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实践中很快就暴露出弊端，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民主政治建设的进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激化。这说明改革这种僵化的体制势在必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问题迫在眉睫。正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捷共中央于1968年1月召开中央全会，选举主张改革的杜布切克担任第一书记。在杜布切克的主导下，捷共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对本国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捷共中央于1968年4月通过了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的行动纲领。杜布切克在阐述改革的理论和纲领时说，改革是一场“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其目的是要“创立一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情况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模式”。(《东欧六国纵横》第81页)他们所主张的这种捷克斯洛伐克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是社会和民族问题上公正的社会主义、是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是拥有现代化文明基础的社会主义、是具有发达文化的社会主义。在这个行动纲领的指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全面改革。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改革。因此，被国际社会称之为布拉格之春。

由于杜布切克所进行的改革，否定了一些传统的原则，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而引起了思想僵化的保守势力的抵制；改革提出了实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多元化政治体制，对于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激进势力，是一种鼓舞和推动，为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复辟资本主义，提供了历史性机会；改革已经明显地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倾向，表现出与苏联分离的倾向，并且已影响到东欧其它国家，因而遭到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并导致了1968年8月21日苏联和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5国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侵犯主权国家的事件。从而使持续了8个月的改革中途夭折。

苏联和东欧4国军队入侵事件，极大地伤害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民族感情，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苏联的强烈不满。各种抗议活动持续不断。10月28日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日，布拉格等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苏军长期占领。11月7日，布拉格上万群众利用十月革命节再次抗议苏联驻军并扯下和烧毁苏联国旗。1969年1月8日，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扬·帕拉赫为抗议苏军而自焚，震动了全国。群众不断举行示威游行。1月25日，数十万人为帕拉赫送葬。第二天下午再次发生示威游行。3月底，由于捷冰球队在世界冰球锦标赛中击败了苏联队，在布拉格等大中城市引发了一次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对苏联驻军和干涉行动的示威游行。

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明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无法用一般政治方法解决的程度。东欧国家要求独立自主，走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则不允许东欧国家脱离苏联的轨道。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裂痕。为西方利用这种矛盾和裂痕，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是形成了捷共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持续不断的政治较量。1969年4月17日，捷共中央举行全会，解除了杜布切克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而由胡萨克接任。以胡萨克为首的捷共新领导秉承苏联的意见，中止了杜布切克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改革措施。在政治上，重新实行集中化和党政合一；在经济上，重新实行集中的经济体制；在组织上，开始进行大规模清洗。杜布切克和其它4名中央书记、9名州委第一书记和59名县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出党。超过1∕3的中央委员、州委和县委委员被撤职或开除出党。超过1∕5的党员被开除或除名。

胡萨克的这种做法，不但打击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望，而且为反对派人士的迅速集结并开展斗争，提供了现实的机会和条件。70年代后半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上各种反对苏军入侵、要求为布拉格之春事件平反的力量，以维护人权为口号，发起了“七七宪章”运动，形成了捷共政治上的反对派。围绕是否重新评价布拉格之春事件问题，捷共领导与反对派之间展开了日趋激烈的斗争和较量。这样就为捷克斯洛伐克日后的和平演变，提供了组织条件，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三、20世纪80年代初期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拉开了东欧各国和平演变的序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和表现。任何政治事件的出现的都可以在经济发展中找到答案。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也不例外。波兹南事件后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哥穆尔卡，着手改革经济体制，准备建立波兰的经济模式。但在内部保守势力反抗和外部苏联非难的双重压力下，被迫放弃改革，重走旧路。因此，经济发展出现失衡，造成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被忽略，市场供应紧张。政府不得不于1970年12月大幅度提高食品的零售价格，引起格但斯克等北方沿海城市的罢工和流血事件。这次事件中共死亡44人，致伤1146人，仅格但斯克和切什青两市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05亿兹罗提。其性质与波兹南事件相同，但其广度和深度都比波兹南事件要严重得多。结果导致哥穆尔卡被赶下台。

12月事件后，盖莱克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盖莱克上台伊始，就制定新纲领，实行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1971年12月，盖莱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六大上提出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战略。在70年代前期，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进展比较顺利；到70年代中期，高速发展战略的致命弱点日益暴露，致使波兰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债台高筑，食品市场失去平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迫使政府不得不于1976年6月24日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其中猪肉平均上涨69%，黄油上涨50%，食糖上涨100%。政府以补贴形式给与消费者以全部等价的现金补偿。但仍然引起工人们的普遍不满。拉多姆市的工人以罢工和游行抗议物价上涨，并冲击省委大楼，与前来干预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这次事件波及到十几个省份，迫使政府撤销了提价决定。拉多姆事件已经给了波兰党和政府以严重警告，但并没有引起波兰领导人的真正重视。相反，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官僚主义和特殊化作风更加严重，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更大不满，酝酿着更大的社会危机。

到70年代后期，盖莱克提出的高速发展战略归于失败。波兰的国民经济不仅仅停滞不前，而且出现倒退现象。1980年7月1日，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政府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宣布提高肉类和肉制品价格的40～60%，从而触发了战后波兰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浪潮，酿成了波兰解放以后最严重的危机。从7月2日至8月14日，全国进行无组织的分散罢工。从8月14日至18日，格但斯科和切什青两地的工人联合罢工，并成立了厂际联合罢工委员会，实行统一领导，推举瓦文萨为罢工委员会领导人。到8月18日以后，全国的罢工进入有组织、有领导的阶段。8月31日，厂际联合罢工委员会同政府代表达成了包括21条的协议书。9月1日，工人复工。持续整整两个月的夏季工潮宣告结束。

1980年夏季工潮虽然结束了，但是由此而引起的经济倒退，社会动荡，特别是在团结工会名义下形成的公开的政治反对派，却得以保存下来。1980年11月10日，华沙法院批准了团结工会依法登记注册。团结工会有自己的全国性机构—全国协调委员会，瓦文萨被选为主席，总部设在格但斯克，下设50多个地区组织，还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担任顾问。团结工会的规模很大，当时即拥有会员900万人，占波兰工人总数的90%，约占全国人口的25%。团结工会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团结报》，出版了大量地下书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两个月的罢工中形成的团结工会包容了一大批政治反对派人士。他们一开始就把团结工会当作一种政治力量，西方国家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因而从提出一般性经济要求，逐步提出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政治要求。

1981年9月，团结工会在格但斯克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38个地区的896名代表出席了大会，许多外国记者出席旁听。大会制定了《纲领决议》，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要求，集中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结工会逐渐背离了工会的宗旨，而向政党体制发展。团结工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展各种反对政府、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并发出夺取政权的信号，从而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经济面临崩溃边缘，党和国家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种危急关头，以雅鲁泽尔斯基为党政首脑的领导集团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成立了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逮捕和拘禁了数千名团结工会的各级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以及反对派组织的负责人，颁布了包括禁止罢工、游行和实行新闻检查等一系列法令。第二年10月，议会通过了新的《工会法》，实际上取缔了团结工会。

到1983年7月22日为止，历时585天的战时状态宣告结束。从1983年到1986年的几次大赦，释放了被关押的团结工会骨干和反对派人士。此后，团结工会和各种政治反对派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波兰和平演变的依靠力量。他们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攻势，使波兰在东欧国家中率先实现了和平演变。

第四、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的东欧剧变，把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推向了实质性阶段。在1989年以前的几十年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心积虑地演变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下了很大工夫，做了很大努力，花了很多钱，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1989年入夏以来，东欧各国的政局相继发生了急剧变化。这既是东欧各国内外矛盾的总爆发，又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所取得的有效成果。

团结工会率先夺取政权，波兰带头实现和平演变。1986年，团结工会在继续进行地下活动的同时，逐渐恢复了公开活动，瓦文萨建立了团结工会临时理事会，各地成立团结工会筹建委员会。1988年，波兰经济状况又驱恶化，导致物价飞涨，引起新的全国性罢工浪潮。团结工会乘机兴风作浪，鼓动和组织罢工。迫使波兰统一工人党于1989年1月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立场》的决议，并于2月6日至4月5日召开了圆桌会议。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双方反复磋商，签署了《有关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有关政治改革问题的立场》、《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三个文件，达成了有关团结工会合法化、改行总统制和增设参议院、实行议会民主等协议。4月17日，华沙法院重新为团结工会登记注册，使团结工会获得了合法地位。6月，举行大选。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执政联盟遭到惨败，团结工会获得了胜利。9月12日，团结工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宣告成立。1990年12月9日，瓦文萨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而正式当选为波兰总统。至此，团结工会掌握了波兰的全部国家政权，在东欧剧变中起了带头作用。

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自行放弃执政地位，匈牙利仿效波兰急于和平演变。在1988年5月以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在坚持一党制和加强党的领导作用问题上，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从1988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开始向建立多党制方向发展。到1989年2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即正式宣告实行多党制。在反对派的步步进逼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89年6月13日开始，仿效波兰的做法，同9个反对派和7个其它社会团体召开了三方圆桌会议。到9月18日，经过3个多月238次谈判，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宪法中领导地位的条款被删掉，并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修改国名，实行总统制，取消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和军队中的党组织活动。还把党的价值20亿福林的不动产交给国家，并从1990年党的活动经费中退还5000万福林给政府，供其它党派使用，将工人卫队领导权交给政府，交出一部分舆论工具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向反对派做出让步。从1988年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陆续出现了500多个改革俱乐部。这些组织实际上都是派别组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波日高伊等人为代表的各种改革俱乐部；另一派是以前驻华大使里班斯基等人为代表的明尼赫·费伦茨协会等组织。1989年2月中央全会以后，两派斗争日益激烈。在这次会议上，两派进行了第一次公开较量，主要是在如何评价1956年事件问题上，前者认为是人民起义；后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作评价。为避免党内出现分裂，最后双方以妥协告终。4月再次召开中央全会，总书记和政治局集体辞职，重新选举，波日高伊仍然当选政治局委员。6月又一次召开中央全会，决定成立4人主席团，其中涅尔什、波日高伊、内梅特均为激进改革派，总书记格罗单枪匹马为传统派。在筹备党的十四大时，党内的两个主要派别分别召开全国性会议，各自成立了自己的机构，专门领导各自组织对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并将向大会提出自己的纲领。党的政治执委会成员和其它派别分别导向两派，致使各派力量逐渐营垒分明起来。

1989年10月6～9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使党由工人阶级政党脱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即宣布把党改建成匈牙利社会党。涅尔什当选主席。要求保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于1989年12月和1990年1月，重新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久洛为党的主席。大会的政治声明强调继续坚持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由于党在组织上的分裂，力量被严重削弱，致使匈牙利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90年3月和4月举行的大选中纷纷败北，失去了执政党地位。而民主论坛则在两轮选举中均已较大优势取胜，并获得了组阁权。5月，民主论坛与匈牙利独立小农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

由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东欧剧变中开创了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的先河，被当时东欧一些党报评价为迄今为止东欧事变中最严重的事件。被西方通讯社戏之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进行争夺和平演变冠军的表演。

从大规模外逃到推到柏林墙，民主德国被彻底和平演变。由于西方的长期宣传，特别是西德实行特殊诱惑政策，驱使东德一些年轻的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向往西德，并纷纷外逃，形成出国风潮，给东德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许多困难。从1989年10月3日起，民主德国政府封锁了边界。结果引起了更大的风潮。不少青年人私闯边界，被边防军打死打伤的事件不断出现。所以，从1989年10月以来，群众就不断上街游行，要求新闻自由、旅游自由、选举自由，要求政府承认反对派组织“新论坛”等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社会党15名地方党委书记中有13名提出进行广泛的改革，解除昂纳克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0月1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中央全会，解除了执政18年之久的昂纳克总书记的职务，由主管治安问题的中央书记克伦茨接任。

克伦茨上任后，新闻报道有所改善，党报上出现了对党和政府的批评意见，取消了一些高级官员的特权，宣布赦免所有非法外逃和非法游行的人，但群众继续上街。11月4日和6日，东柏林和莱比锡都爆发了各有5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迫使民德政府于11月7日集体辞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集体辞职。结果导致一些激进改革派进入新的政治局，特别是以激进改革著称的莫德罗进入政治局，并当上了总理。克伦茨在政治上不断做出让步：开放柏林墙，随便办出国签证。截止到1989年11月19日，在1670万人口中，已签发1000万个私人旅游签证，批准2万个长期移居国外的申请；成立由5个政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把26个部长职位中的11个让给非共产党人，并主张废除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既使这样，反对派仍然不答应。

12月7日，民主德国的16个党派、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在柏林举行了第一次圆桌会议。确定举行人民议院选举，制定新宪法，严惩滥用职权及腐化肥私行为。12月8日和1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举行特别代表大会，选举41岁的居西为主席，莫德罗和贝格赫费尔为副主席。新领导班子全是激进改革派。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不久，又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昂纳克、克伦茨等一大批前领导人被开除出党，有的被逮捕法办。大批党员退党，党员人数锐减，即由230万减少到120万。

由于党的性质变化和力量的削弱，在1990年3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失利，丧失了执政党地位。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觉醒组成的德国联盟，主张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早日实现两德统一，既迎合了相当多的选民的心情，又得到了联邦德国联盟党的大力支持，因而赢得了大选的胜利，组成了以德梅齐埃为总理的联合政府。

1990年4月24日，两德总理在波恩会晤，就两德货币联盟达成谅解。5月5日，讨论德国统一问题的美苏英法和两个德国的外长会谈在波恩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谈表明德国统一道路已不存在障碍。5月18日，两德财政部长签署了两德关于建立货币、经济、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为两德政治统一和联邦德国兼并民主德国奠定了经济基础。7月1日，上述条约开始生效，民主德国的货币、经济制度和法律则一律废止，联邦德国的货币、经济制度和法律则开始在民主德国实行。8月23日，民主德国人民院作出决定，民主德国将于1990年10月3日加入联邦德国。8月31日，两德在柏林正式签署两德统一条约。9月20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通过了两德统一条约，为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进而实现德国统一提供了法律依据。10月2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后宣布解散。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德国实现了统一。随着德国重新统一的实现，穿越市区的柏林墙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之后被拆除。民主德国已不复存在，被彻底演变过去了。

布拉格之春被重新唤起，捷克斯洛伐克迅速和平演变。自从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以来的20年间，围绕着如何评价和处理这一事件的斗争从未中断。早在1977年1月，以反对派剧作家哈维尔为首的“七七宪章人权运动”就宣告成立，形成了捷共政治上的反对派。1987年12月，雅克什出任捷共中央总书记。新的捷共领导人虽然表示要实现改革，但拒绝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而以七七宪章为代表的反对派则利用捷共战胜资产阶级的1948年二月事件40周年、苏军入侵20周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70周年等纪念日，连续举行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1989年1月15日，在大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入侵自焚20周年，布拉格爆发了20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持续整整一周，有数以万计的群众参加。当局出动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了包括哈维尔在内的数百名示威者，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抗议。3月底和6月中旬，捷共中央两次召开中央全会，坚持不向反对派的压力让步，对布拉格之春事件的立场不变。6月29日，捷反对派组织联合发表《几句话》呼吁书，要求为布拉格之春事件平反，承认反对派组织合法，释放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实行宗教自由，并发动了广泛的征集签名运动，签名者达2万人。按原定的几个纪念日，反对派都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民主德国政局突变之后，给捷反对派以极大鼓舞和推动。从1月17日以后的10余天，布拉格的示威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到几十万人参加，并蔓延到全国其它城市。各种政治力量都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暴。在此期间，由七七宪章等反对派组织和某些合法组织共12个单位联合成立了“公民论坛”。这个反对派组织不断扩大成为反对派的联合总部，左右着当时的形势。

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捷共中央于11月24日和26日，两次举行非常全会，迫使以雅克什为首的捷共领导班子辞职。选举与1968年事件没有牵连的乌尔班内克为捷共中央总书记。随后捷政府开始同公民论坛等反对派组织进行会谈，在许多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其中包括修改宪法中有关捷共领导的条款，重新评价布拉格之春事件，吸收更多非捷共人士参加新政府。11月30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宣布，对布拉格之春事件进行重新评价。12月5日，捷共中央总书记乌尔班内克宣布，捷共願为因1968年事件受牵连的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至此，拖了21年之久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彻底翻案。12月3日，总理阿达麦茨改组政府，吸收5名非党人士入阁，引起公民论坛的不满，认为未消除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并举行20万人的示威游行施加压力，迫使阿达麦茨辞职，由恰尔法出任总理，组成新政府。恰尔法及两名副总理宣布退出捷共，使捷共在政府中的地位进一步削弱。12月19日，捷新政府提出的以实行三权分立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和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为内容的施政纲领，并为议会批准。12月20日～21日，捷共举行非常代表大会，选举阿达麦茨为党的主席，莫霍里塔为中央第一书记，大会通过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纲领。12月22日，捷各派政治力量通过圆桌会议取得一致意见，推举公民论坛代表哈维尔和布拉格之春事件中被解职的杜布切克分别为共和国总统和联邦议会主席候选人。12月28日，杜布切克当选为捷联邦议会主席，哈维尔当选为捷共和国总统。西方认为，哈维尔当选捷总统具有象征意义。所谓象征意义，无非是表示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演变已经实现，并且不可逆转。

邻国政治飓风来势凶猛，保加利亚被迫和平演变。保加利亚长期以来一直同苏联保持一致，在东欧国家中是最稳定的国家。在1989年5月以前，保加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很少，最大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生态公开性”也只有200人。由于保共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不同看法，因而不愿追随苏联搞改革，同苏联保持着一定距离。这种情况，不但使保共内部的意见分歧不断增多，而且遭到了来自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的压力。1989年5月，保加利亚政府允许公民持护照自由出国境后，保籍土耳其人大量出走。到8月22日，土耳其关闭边界为止，已有30万人移居土耳其。这种出国风潮，不但影响了对外关系，而且引发了许多国内问题。诸如，劳动力短缺，农牧业减产，工厂停工，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经济秩序混乱，群众不满情绪增长，对党和政府的批评日渐增多，对日夫科夫长期搞一言堂、独断专行、任人唯亲、以及裙带关系等行为极为不满。

正是这样的条件，使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又活跃起来，由秘密活动发展到公开活动。1989年10月16日至11月3日，欧洲环保会议在索菲亚举行。生态公开性组织乘机公开活动。出席环保会议的14个西方国家代表团联名要求保加利亚政府承认“生态公开性”组织合法化。“生态公开性”组织发起签名活动，有1万人参加了签名。11月3日，该组织举行了有4000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向国民议会递交了有万人签名的关于环保问题的请愿书。以此同时，党内外各方要求日夫科夫让权的呼声日高，很快使国内各种矛盾趋于激化，社会开始动荡。

在内外压力不断增大的形势下，保共中央于11月10日举行中央全会，使连续执政30余年的日夫科夫被迫辞去保共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的领导职务，由姆拉德诺夫接任。在此后的两个月另10天的日子里，保共中央又召开了5次中央全会和5次政治局会议，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清除日夫科夫的亲信和亲属，增补主张改革的新人。不久，保最高检察院将日夫科夫拘留审查。

1989年下半年以来，保加利亚的反对派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2月7日，10个较大的反对派组织成立了“民主力量联盟”。为此，他们的示威抗议活动不断升级，迫使保共从1991年1月16日起，同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就修改宪法，改行议会民主和多党制等问题达成协议。1月30日至2月2日，保共召开第14次特别代表大会，通过了《保加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和新党章。在政治上，主张实现多党制、议会民主、自由选举、军队和政法机构非政治化；在经济上，实行所有制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新党章取消了保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保社会领导力量的条文。2月21日，保共内6个派别组织之一的独立社会主义联盟，正式与保共决裂，并宣布成立新社会党。2月23日，保共最高委员会建议，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并由全党投票表决。4月3日，保全党投票，结果以86.71%的赞成票，同意将保共改名为保社会党。据此，保共最高委员会主席利洛夫正式宣布，从即日起保共更名为社会党。保共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改名为保社会党中央机关报《言论报》。6月5日，保社会党最高委员会作出决定，把原保共的价值2.5亿列弗的51座建筑物交给国家。6月18日，保议会大选揭晓，保加利亚社会党获得多数席位，取得执政地位。保加利亚的反对派组织并未就此罢休，他们仍然步步进逼社会党，斗争仍在继续。

内外合力倒齐，罗马尼亚顷刻和平演变。自1965年7月齐奥塞斯库当选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以来，在24年的执政期间，曾经在领导罗马尼亚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过明显成就。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工作失误和作风问题日益突出，搞起了个人崇拜和家族统治，严重脱离群众，达到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的地步。不考虑偿还能力，向西方举借重债。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市场消费品短缺，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他固执己见，不愿按照别国的路子搞改革。因此 ，不但引起国内激进改革派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西方敌对势力的极端仇恨，从而使罗马尼亚内外产生了一种誓死推倒齐奥塞斯库的政治合力。

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几百名市民拉成人链，反对地方当局强行搬迁罗马尼亚持不同政见者、新教神父托克什所在的教堂。以此为起点，抗议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当晚就有5000名教徒走到市中心游行，喊出了“打到齐奥塞斯库”的口号，高唱着《觉醒吧，罗马尼亚人》的歌曲。次日，参加示威的群众越来越多，达到万余人。示威者占居了政府大楼，扯下和撕毁齐奥塞斯库的画像，挖掉罗马尼亚国旗上的国徽，捣毁了办公用具，焚烧了红旗，并搞到了一些枪支弹药。当局出动了警察、消防队和保安部队，动用了直升机和装甲车，镇压示威者，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重大伤亡。据联邦德国电台说，有近400人被杀，数百人受伤。法新社据目击者说，至少有1000人死于枪下，200人受伤，使这座有30万人口的城市遭到严重破坏。17日下午5点，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举行会议，讨论蒂米什瓦拉市的局势，认为应采取强硬措施制止事态扩大。齐奥塞斯库夫妇严厉斥责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利亚等，对群众示威镇压不坚决，并威胁说要把他们送交刑警队枪毙。

蒂米什瓦拉事件的爆发，在西方和苏联、东欧国家中引起强烈反响，促使罗马尼亚国内外各种矛盾骤然激化。19日，蒂米什瓦拉市再次爆发有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20日，齐奥塞斯库中止对伊朗的访问回国，当晚在电视台和电台发表讲话，宣布蒂米什瓦拉地区处于紧急状态。

21日上午，当局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召开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就蒂米什瓦拉局势发表讲话。集会刚散，参加大会的部分学生和市民就开始举行反对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与前去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至少有20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

22日，游行罢工继续扩大并蔓延到外地。凌晨，国防部长米利亚上将因拒绝执行向游行队伍开枪的命令而以叛国罪在党中央大厦被处决。11时，齐奥塞斯库颁布法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2时15分，在示威群众冲进罗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厦时，齐奥塞斯库夫妇乘直升飞机离开大厦，下落不明。13时，电视台和电台被群众占领。15时左右，国防部队领导先后在电视台宣布支持示威群众。因为罗马尼亚的一些高级军官和持不同政见者已经同某大国的谍报机关事先商定好倒齐行动方案，并说服了国防部队的一些要员建立了有外国人参加的行动小组。19时，参加倒齐的国防部队开始同忠于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之间展开激战。22日15时，齐奥塞斯库夫妇在距首都70公里的特尔戈维什泰附近被逮捕。

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在一个秘密军事设施内，由3名军事法官和3名民事法官进行了数小时秘密审判。齐奥塞斯库夫妇始终拒绝对他们的指控。最后由特别军事法庭宣布终审判决：即没收其全部财产，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当日16时，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这就是罗马尼亚剧变的十二月事件。

这一事件爆发的当天晚上，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告成立，并接管了国务委员会和政府的一切权力。1990年5月，经过大选，救国阵线委员会主席伊利埃斯库当选罗马尼亚总统。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后，各派政治力量仍在进行较量和斗争之中。

除了东欧6国发生和平演变以外，其余两个国家也各有程度不同的问题发生。其中，南斯拉夫民族冲突不断加剧，并导致了内战的爆发。持续了5个多月的战火，给南斯拉夫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各共和国纷纷要求并宣布独立，使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面临全面解体的危险。

阿尔巴尼亚从1990年以来，也出现了局部动乱的情况。许多阿尔巴尼亚人纷纷出国邻国意大利，并不断引起冲突。部分城市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骚乱。一些大学师生和市民多次举行包括绝食在内的各种抗议示威活动，推到霍查铜像。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已改名为社会党，司法部门已逮捕了霍查夫人。

二、苏联快速解体的发展轨迹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全面解体。这种解体为什么发生得如此迅速，实在值得人们深入思索。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事物的质变，都是客观必然性作用的结果。用这一观点来解释苏联的解体，我们就会发现，苏联的解体，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现实条件。只要我们认真回顾苏联69年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执政6年多的社会发展过程，就会找到苏联何以快速解体的发展轨迹。

如果我们从苏联解体的角度分析，就可以把苏联69年的历史划分为这样三个长短不一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从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开始，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为止，是苏联解体的历史因素蕴含和积聚的发展阶段。苏联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出现于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4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团开会，并在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上签了字。当晚召开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联盟条约和苏联成立宣言，选出了以加里宁、彼得罗夫斯基、切尔维亚科夫、纳利马诺夫为主席的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常设的联盟最高权力机关。这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已经正式组成。1923年7月，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了以列宁为首的第一届联盟政府——苏联人民委员会。1924年1月，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第一部宪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用宪法的形式确定了统一的联盟国家是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联邦结构的最高形式。宪法确定了各平等民族联合的自愿原则，各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和随时加入的权利。

其后，陆续有9个国家加入了苏联。1925年，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加入联盟。1929年，塔吉克加入联盟。1936年，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加入联盟。1940年8月，根据苏德之间的一项秘密议定书，苏联军队开进波罗的海3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改组了这3国的政府，把它们作为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1940年6月，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并入苏联。同年8月，建立了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并加入了苏联。至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

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就曾产生过一些民族矛盾。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原因引起的民族矛盾：

一是由领土兼并和纠纷而引起的民族矛盾。在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初期，苏联正处于卫国战争前夕。为了构筑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谓“东方战线”的防御带，苏联用尽各种方法极力把国境线向西推进。在这个期间，苏联曾4次兼并别国和别国领土。

第一次是兼并波兰领土。根据1921年苏波《里加条约》规定，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都是波兰领土。但是当1939年9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后，苏联即认为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已不复存在，过去两国缔结的条约均已失效，为此命令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境内，解放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分别并入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的波兰领土面积为20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

第二次是兼并芬兰领土。从1938年4月起，苏联以加强北方防务为由多次要求租借芬兰及其芬兰湾的一些岛屿。遭到芬兰政府的拒绝。经过秘密谈判，仍然不能达成协议，导致苏芬爆发战争。经过3个多月激战，苏联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并于1940年3月12日，交战双方签订和约。决定将整个曼纳姆防线地区划归苏联，靠近列宁格勒地区的芬兰国境线向北移动150公里，使苏联共取得4.1万平方公里的芬兰领土。苏联在这一地区成立了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

第三次是兼并波罗的海3国。处于波罗的海东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一直被苏联视为德国进攻苏联的主要通道之一。因此，于1939年9月～10月，先后与这3国签订了互助条约。条约规定苏联在3国境内拥有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力，但不得损害其国家主权，不得改变其经济和政治制度。1940年6月，苏联无理指控3国破坏互助条约，进行反苏活动。进而提出重新改组3国政府和苏军自由通道等要求，迫使3国接受了苏联的要求。苏军随即占领了3国。在这种情况下，3国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于8月3～5日正式加入苏联，变成了苏联的3个加盟共和国。兼并波罗的海3国，使苏联获得领土14.7万平方公里，人口586万。

第四次是兼并罗马尼亚领土。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这两个地区原本是罗马尼亚领土。但前者于1812年被沙皇俄国吞并，后者被奥匈帝国占领，罗马尼亚政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收回。自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与罗马尼亚两国为争夺这两个地区的领土归属问题争论不休，各不相让。1940年6月26日，苏联照会罗马尼亚政府，要求罗马尼亚把比萨拉比亚归还苏联，把北布科维纳移交给苏联，遭到罗马尼亚的拒绝。苏联立即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限4天内从两地撤军。罗马尼亚在向英国、德国、意大利求援无望后，被迫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苏军于6月30日占领了上述两个地区。8月2日，在比萨拉比亚成立了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把北布科维纳并入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的罗马尼亚领土5.1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正是由于这种强行的领土兼并，使许多被兼并领土上的人民具有某种仇俄心理，常常指责俄罗斯人是占领军和殖民者，产生了俄罗斯民族同各兼并国家和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

另外，还有一些民族矛盾是由领土纠纷引起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两个民族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而展开的民族争斗，至今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生活的居民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又位于亚美尼亚境内，但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建立自治州以后，却将其划归阿塞拜疆共和国管辖。而亚美尼亚共和国早有将这个州转归亚美尼亚管辖的要求，阿塞拜疆却一直不愿意放弃对该州的管辖权，因而双方始终存在着矛盾。正是这种历史上的民族争夺和民族矛盾，为后来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民族流血冲突埋下了不祥的种子。

二是由民族政策和决策失误而引起的民族矛盾。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整整将近60年时间里，无论是在制定民族政策上，还是在民族问题的决策上，都出现过重大失误。按照列宁的主张和做法，苏联采取联邦制的形式解决民族问题，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原理，又符合苏联民族状况的具体实际。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按照列宁制定联邦制原则办事，长期推行单一制原则的做法，严重地伤害了许多民族的感情，损害了其实际利益。在斯大林制定的民族政策中，具有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两种民族主义中，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并提出俄罗斯民族是领导民族。二是在民族经济政策上，忽视民族地区特点，经济单一，经济结构不合理，外来人与本地人生活差距过大，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资源，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引起少数民族不满。三是在民族文化上，片面强调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限制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1938年曾通过专门决定，正式规定俄语为少数民族的第二本民族语，因而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广俄语。与此同时，还禁止和限制歌颂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作品出版，关闭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

在具体的民族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相当严重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民族干部问题上，搞清洗扩大化，伤害了大批民族干部，严重削弱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从1933年～1938年，斯大林对中亚地区进行7次清洗。仅1937年，中亚地区基层党组织，就有55.7%的一般干部、78.8%的区党委干部被清洗。二是在民族迁移问题上，搞强制性移民，取消其自治权。在卫国战争期间，将克里米亚鞑靼人、苏联德意志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强行从世代居住地迁往内地和西伯利亚。据统计，仅在卫国战争时期迁移的人数就超过550万。由于大批集中迁移，死亡人数高达50多万。三是在民族事件的处理上 ，采取高压政策。1949年，在亚美尼亚共和国，发生了一件所谓“反革命地下组织案”。对于这样一个错案，不由分说，不进行实事求是的查证核实，斯大林就批准将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迁往阿尔泰地区。面对已经发生和潜在的民族问题，苏联领导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只看到民族工作成绩的一面，而看不到问题的另一面，思想上经常处于无视现实、自我陶醉之中。在民族问题上留下了严重的隐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开始，到1990年3月立陶宛共和国宣布独立为止，是苏联解体现实条件产生和形成的发展阶段。苏联解体的现实条件，主要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后逐步形成的。现在看，在这个期间形成了这样三个条件：

一是新思维的提出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为苏联走向解体提供了思想条件。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的一次非常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他上任后即开始在思想理论上进行调整。上任伊始，他就提出了“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实行公开原则”等思想观点。

1986年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一项声明中，首次提出“新思维”的概念。同年2月25日～3月6日，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虽然讲要“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但已经在会议的各种文件中打上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烙印。

1987年底，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具有民主的、人道的面貌，要把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主要特征。此后，苏共中央根据戈尔巴乔夫的理论思维逻辑，提出用“革新社会主义”取代“完善社会主义”，用“人道社会主义”取代“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思想意识多元化”、“社会主义多元化”等理论观点。

1989年下半年以来，伴随着东欧剧变，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日趋系统，并公开赞赏社会民主党的主张。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理论文章，明确提出要革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是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东欧大事记》第199页)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正式通过了一个“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至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已经形成。

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民主化”、“公开性”、“思想意识多元化”，为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泛滥，打开了思想牢笼。过去，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经济原因造成了大量民族矛盾长期被掩盖着、压制着，得不到及时解决，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实际上问题成堆。这几年，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各民族倾吐积怨提供了机会，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

二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危机不断加深，为苏联走向解体提供了政治条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即开始倡导改革，把苏联引上了一条全面改革的道路。从1985年3月到1987年秋，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和完善苏联原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重点是探索经济改革和加速经济发展的途径。

从1987年冬到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逐渐形成，苏联重点转向政治改革。1988年6月28日～7月1日，苏共举行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做长篇报告。他指出，深化改革并使改革不可逆转是当前的根本问题，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是使改革不可逆转的关键问题。他提出要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因为它已严重变形，成了改革的障碍，现在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种体制。

1989年11月26日，他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则把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变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造。他说：“如果(改革)初期我们认为基本上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苏联东欧大事记》第199页)

正是由于这种脱离了正确轨道的政治改革，使苏联的政治生活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这种状况，一方面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挑起民族冲突找到了借口。波罗的海3国的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就是打着“支持和拥护改革”的旗号起事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民族骚乱中，许多人举的标语牌上也写着“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纳—卡州是对改革和民主化的检验”.另一方面，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夺取政权提供了良机。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首次表示“实行多党制也不一定是灾难”。3月，立陶宛的非官方组织“争取改革社会运动”领导人、音乐家兰茨贝吉斯和主张立陶宛脱离苏联的普伦斯克涅，就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分别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共和国总理，夺取了国家政权，为立陶宛脱离苏联创造了方便条件。

三是经济改革的深刻危机和经济利益的尖锐对立，为苏联走向解体提供了经济条件。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战略”。1986年初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肯定了这一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经济发展战略，苏联开始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几年的经济改革，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陷入了深刻危机。到1990年，国民生产出现了负增长，致使国民收入的负增长达到了4%，财政状况急剧恶化，预算赤字巨大，国家内债达到5400亿卢布，外债增加到700亿美元，市场商品供应奇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不满。

这种经济状况，加上各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各加盟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往往出现经济利益尖锐对立的现象。

1989年6月16～17日，哈萨克共和国的新乌津市发生了当地哈萨克人同外来的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列兹根等高加索各族人的大规模群众械斗。事件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外来民族在当地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比当地居民要优越得多。

1990年2月，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市爆发了万人连续几天的大规模骚乱，造成37人死亡，80多人受伤。引发这场骚乱的原因也很简单，是因为当地居民听说政府要将来自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安置在首都定居和就业，并分给好房，引起当地塔吉克人的不满。这种现实的各民族之间经济利益的尖锐对立，必然导致民族分裂和民族分立不断加剧。

思想、政治、经济这三个方面条件的形成，并共同作用于民族问题，就必然使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不断激化，使民族主义势力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不断壮大，把民族分立、联盟解体的活动推向公开化、政治化的发展阶段。1990年3月，立陶宛新当选的行政当局决心实现立陶宛独立，并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国独立的法令》，宣布立陶宛的法律至高无上，取消苏联宪法在立陶宛境内的效力。立陶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分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解体进程的开端。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从1990年3月立陶宛共和国宣布独立开始，到1991年12月苏联国家机构停止运转为止，是苏联解体事件的全面爆发和最终完成的发展阶段。苏联的解体，虽然时间很短暂，但作为一个历史性过程，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四点的相互衔接中找到它的发展脉络：

一是立陶宛宣布独立是苏联解体的启动点。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在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离心倾向日益明显的背景下，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对此举动，戈尔巴乔夫很快做出反应。两天以后，即3月13日，他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立陶宛宣布独立是不合法和无效的。3月1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宣布立陶宛的独立决定没有法律效力。3月16日，戈尔巴乔夫打电报给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吉斯，要求他在3日内就如何执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作出答复。3月17日，兰茨贝吉斯在维尔纽斯发表电视讲话，认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是另一个国家的决定，立陶宛无须理睬。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国家机关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没有使立陶宛当局改改铉更张。他们拒绝参加1990年12月召开的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也不去参加戈尔巴乔夫主持召集的苏联联邦委员会会议。立陶宛的独立行动，拉开了苏联解体的序幕。

二是8.19事变的失败和苏共的解散是苏联解体的关键点。1991年8月19日，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事变，试图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但起事不到3天，便归于失败。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即主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各自的前途和命运。当天又发布命令，停止苏共在武装力量、苏联内务部、克格勃以及护法机关、铁道兵、其它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8月29日，苏联议会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并责成苏联检察院对苏共领导机关进行审查。

8.19事变的失败和苏共的解散，使苏联中央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能力，为各加盟共和国和民族主义组织加紧进行争取独立的活动，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除立陶宛于1990年3月和格鲁吉亚于1991年4月宣布独立以外，其余12国都是在1991年8月19日以后宣布独立的。8月2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8月22日，拉脱维亚宣布独立；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8月25日，白俄罗斯宣布独立；8月27日，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8月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8月31日，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宣布独立；9月9日，塔吉克宣布独立；9月23日，亚美尼亚宣布独立；12月16日，哈萨克宣布独立。至此，除俄罗斯联邦外，各国全都自行独立。8.19事变的失败和苏共的解散，对苏联解体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三是主权国家联盟签约失败是苏联解体的临界点。立陶宛宣布脱离苏联独立，在苏联引起强烈震荡，各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更加严重，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摩擦与矛盾越来越尖锐。面对各共和国分立主义日益严重，独立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为了保持联盟国家的完整和统一，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6月就提出了“主权共和国联盟”的构想，准备制定新联盟条约。1990年12月，戈尔巴乔夫又提出就是否保留联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苏联有史以来的首次全民公决于1991年5月17日举行，苏联拥有投票权的公民80%参加了投票。在参加投票的公民当中有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以此为基础，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6月18日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并决定在8月20日由各共和国开始签署。

8.19事变打断了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进程。1991年8月26日～31日，苏联召开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戈尔巴乔夫提出立即恢复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进程，遭到各共和国领导人和苏维埃代表的抵制和反对。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会上率先提出，新联盟条约因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再适用，主张各共和国签订邦联性质的联盟条约。阿塞拜疆代表也赞成邦联制。1991年9月2日～5日，苏联又召开了第五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要求加快《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起草和签订工作，并提出了建立新联盟的主要原则。但仍然受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不少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苏维埃联盟已解体，恢复过去的联盟已不可能，但各共和国以某种形式组成邦联或共同体，是非常必要的。会议还讨论了波罗的海3国要求承认其独立问题。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在同电视台记者的谈话中，宣布承认波罗的海3国独立。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正式批准了波罗的海3国独立。11月26日，经过修改的新联盟条约草案正式交给报刊发表。在波罗的海3国已经被批准独立的情况下，乌克兰改变了对新联盟条约的态度，明确表示不出席苏联国务委员会会议，不参加新联盟条约的签订，从而使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计划再次破产。由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主权国家联盟的构想无法实现，就把苏联推到了解体的临界点上。再往前跨进一步，苏联的解体就彻底实现了。

四是苏联国家联盟机构停止运转是苏联解体的终结点。正当戈尔巴乔夫紧锣密鼓地重提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之际，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叶利钦、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同时在暗地秘密活动。1991年12月8日，3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聚会。他们一致认为，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经陷入了死胡同，共和国脱离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已经成为事实。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实正在停止自己的存在。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3国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

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出台，立刻引起了其它加盟共和国的极大兴趣，纷纷表示愿意参加。12月21日，11个共和国的首脑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的友谊宫，共同签署了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的议定书，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独立国家联合体已取而代之。12月25日，戈巴乔夫宣布辞去任期不足两年的苏联总统职务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并把核按钮的控制权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从法律上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12月31日，苏联的国家联盟机构已停止了一切活动。克里姆林宫顶上飘扬了多年的苏联国旗已被俄罗斯的三色旗所取代。

至此，近两年的民族分立运动终于有了结果，存在了整整69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葬送了!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原苏联的社会制度，改变了地球1∕6的版图，改变了世界基本力量的格局。苏联的解体与演变并行，它留给我们的将是无尽的惋惜、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思考。

(此文写于1992年4月，未曾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