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价值观衰落西方社会面临内部挑战

冯黛梅

2016年，国际舞台上发生了两件严重挑战西方现有秩序的事情——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这两件事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欧美学者认为，自二战以来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陷入重重困境。

自由主义价值观衰落

“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现代历史上一些最糟糕的时刻：两次世界大战、全球萧条、暴政以及种族灭绝。这些灾难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西方大国在面对经济与地缘政治危机时，试图转向国内，希望以某种方式逃避灾难，然而它们终究被灾难横扫，无一幸免。”这是即将出版的2017年第一期美国《外交》杂志中“失范——未来国际秩序”专题的开篇语。

在经历灾难之后，西方决策者决心不再重复之前的错误，因此设计了一个基于互惠合作而非自私竞争的战后新秩序。他们通过国际机制、贸易协定以及军事联盟将彼此关联起来，从而更加强大。然而，打着“美国优先”旗帜的特朗普当选后，是否会挑战这个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外交》杂志主编吉登·罗斯（Gideon Rose）认为，如果国家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真正付诸实践，那么不仅美国捍卫自身国家利益的能力将受到削弱，而且其捍卫整个自由国际秩序的能力也将受到削弱。

作为这个专题中的一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赖特（Robin Niblett）在文章《自由主义在溃败》中写到：自1945年以来，西方决策者认为开放的市场、民主等理念会逐步扩散至全球。今天看来，这样的希望似乎太天真。他认为，这个体系的领导力量正面临持续的国内政治与经济不稳定的挑战，曾经为这个体系提供安全保护的美国开始“向内看”。经济困境以及来自俄罗斯的压力，使得欧洲更显脆弱，主张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伙伴也面临问题：日本和韩国面临经济困境与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它们之间的历史宿怨又让其难以站在一条战线上；其他国家如巴西、印度、尼日利亚以及南非等，无法消除阻碍经济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团结的因素。

在前不久哈佛大学举办的2016未来欧洲研讨峰会上，来自欧美国家的20多位学者围绕欧洲民主危机、欧元危机、安全与外交政策以及欧盟的未来进行了讨论，整个讨论弥漫着对西方传统规范所面临危机的担忧，而特朗普的当选加重了不确定性。欧盟委员会委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当他看到大西洋两岸共同信奉的价值观失去阵地后很是担忧。有学者甚至表示，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时刻。

但是，对现有制度一直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是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但是看看商业新闻和股票市场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并不希望发生重大改变——除非是他们喜欢的。打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复杂供应链的机会很渺茫。”

西方社会民粹主义攀升

西方社会的精英一直担心他们建立的自由秩序会面临外部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挑战，然而，这次他们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感到自己被抛弃的普通民众开始抛弃那个抛弃他们的精英制度。从伯尼·桑德斯到特朗普，从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到法国国民阵线，西方的民粹主义在蓬勃发展。

尼布赖特在文中表示，挑战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大危险来自内部”。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实际工资20多年来停滞不涨，精英们的信用因此受损，全球化的吸引力也因此降低。开放的贸易、投资以及移民政策虽然对整个经济是积极的，但是它们并没有转换成地方收益。经济衰退削弱了人们对开放的资本市场的支持，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制度只庇荫了一小部分精英。

兰德智库的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Mazarr）在其撰写的《曾经以及未来的秩序——霸权之后是什么？》中表示，欧美涌现的民粹主义正在威胁二战以后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包括自由贸易、国际法、全球交流，“民粹主义者对全球化的反对正在危害良性循环”。

对于民粹主义何以在欧美愈演愈烈的原因，学者们通常归于分配的不平等使很多人未从全球化中受益，反而成为受害者。除了经济不平等外，造成民粹主义的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文化反弹”（cultural backlash）。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与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的研究发现，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是一些人对时代价值变化不适做出的怀旧反应，特别是那些认同传统价值观的老年人，以及那些无法跟上潮流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体。长期研究民粹主义的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副教授凯斯·穆德（Cas Mudde）则认为，民粹主义在欧美的成长是有历史原因的。尽管近年来的经济不稳定助长了民粹主义，但其起源则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在他看来，“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对几十年来非民主自由政策的一种非民主自由反应”。

后霸权的世界秩序是多元的

虽然欧美学者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衰落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这个制度是可以修复的。首先要做的是修复自身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生产力、提升工资水平、增加就业、让移民更好地融入社会等。尼布赖特表示，如果自由世界能够首先将自己拉回到轨道上，不转向贸易保护主义，那些非西方国家将会愿意维持现有的相对开放的市场和自由资本流动的国际经济秩序。他还认为，欧洲的政府以及企业应该参与中国领导的贯穿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发展银行应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合作。

马扎尔表示，国际秩序基于两个支柱：权力平衡以及一定程度的共同价值观，这两个支柱现在摇摇欲坠。多年来，美国的大战略基于这样的假定，即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及其价值观对其他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然而，这些假定已不像从前那样强大。如果华盛顿希望维持一个能够避免冲突、维持繁荣和促进自由价值观的国际体系，那么它就必须拥抱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秩序——一个以不同的方式应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秩序。

尼布赖特在其文章结尾处表示，这些建立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家现在如此衰落，已经无法向其他国家展示自由经济政治治理制度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