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投选择“脱欧”后，欧盟麻烦不断，风雨飘摇。各国“脱欧”派更加激进，德国、法国接连爆发恐怖袭击。迫使法国再次延长“紧急状态”。北约成员土耳其，自凯末尔建国以来就致力于融入欧洲，却始终被欧洲拒之门外。导致土耳其社会伊斯兰思潮汹涌，民选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大力推动伊斯兰化，引致西方的不满，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批军人发动政变，企图推翻埃尔多安，回归西化路线。然而政变却被暴怒的民众粉碎。此后土耳其只可能更加背离西方，而土耳其是中东难民涌入欧洲的重要通道。

于是许多人对欧洲发出了不祥的预言。金融大鳄索罗斯甚至说：“欧盟解体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见《索罗斯时评：海啸般灾难已至，欧盟确已崩溃，英国恐难独善其身》和讯新闻http://news.hexun.com/2016-06-27/184611469.html)一些国人也在讨论欧洲衰落对中国的利弊。然而，在“全球化”突飞猛进数十年后的今天，欧洲的危机仅仅是欧洲的问题吗？不，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根本问题，是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就是以资本利润极大化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原则;就是“让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就是靠资本家追逐货币利润的动机配置社会资源。以此观之，当今世界经济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其中体量最大的数美国、欧州、中国、日本、俄罗斯。

我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点击查看)中，用数据与逻辑分析了这类经济体的运行机制，指出它必然走到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严重失衡，以至于危及经济体运行与社会稳定的地步。逻辑上的出路有二：其一，向外扩张，靠外部的利润源和财富维持经济体的运转，并缓解内部的社会矛盾;其二，爆发革命。

现在美国、欧州、中国、日本、俄罗斯这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同时陷入了同样的危机。而数十年的全球化后，世界上已经不再存在可供资本扩张的空间。于是各经济体像被老虎追赶的人群----先被老虎追上咬死者，为其他人提供缓冲时间。先倒下者货币体系崩溃，使以该货币记账的债权债务归零，而它对应的真实财富成为其他货币拥有者洗劫的对像。(苏联崩溃后就发生过这一幕惨剧。)

因此，保护自己的经济体不率先倒下，就成为各经济体操盘者的首要目标。为此，合乎逻辑的选择是：利用其他经济体的软肋，促使其崩溃。由此就不难理解国内那些西方的第五纵队为何猖獗到顾头不顾腚的地步了。

英国脱欧对欧洲的严重冲击，似乎显示出欧洲可能是各主要经济体中最先倒下者。为什么是欧洲？这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当今最强大的经济体是美国，站在美国的立场观察或有启发。

苏联曾是美国最强大的对手，搞垮苏联无疑是美国合乎逻辑的目标。苏联瓦解后，美国对俄罗斯仍步步紧逼，差点将俄罗斯也瓦解掉。结果逼出了一个强硬的普京政权，在实力大不如前苏联的条件下，顽强地打赢了车臣战争，教训了格鲁吉亚的挑衅，又强硬地回应了西方策动的乌克兰政变。普京之所以敢这样干，依仗的是强大的民意支持，而这民意，却来自苏联瓦解后国民悲惨经历的教训。

中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美国百依百顺，美国培养的精英分子渐渐占据了中国的经济、金融、学术、教育、传媒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农民工的血汗源源不断地流进美国超市，既喂饱了其资本家的钱包，又维持了其低通胀率。即便如此，美国也没放弃其搞垮中国的计划，银河号事件，台海事件，南斯拉夫炸大使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历历在目。西方更在中国各界高层网罗了一批内奸、间谍。近年来，武的用“亚太再平衡”战略，纠集其喽啰围攻中国;文的利用其网络优势，大搞“攻心为上”，一大批带路党把中国的传媒、舆论和网络空间搞得乌烟瘴气。

然而搞垮中国不那么容易，日本又是自己事实上的殖民地，国防、外交不得不听命于美国，以至于日本人总向往着成为“正常国家”。于是只剩下欧洲这个“软柿子”可捏了。

欧洲为什么是“软柿子”？因为他不统一。虽然历史上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法兰克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法兰西第一帝国等曾有机会、有意愿统一欧洲，但终未成功。这块大陆长期是一块错杂拼图。各国争雄，战乱不休。以至于演化出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在于承认各国的主权与平等。等于承认并从法律上固化了这块大陆分裂的格局，使国际政治的无政府主义合法化。

与之对比，中国春秋战国之时颇类欧洲，但中国没有演化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反当时的主要学派都向往天下“定于一”，因为这样才能消弭无休止的战乱。于是自秦以后两千多年里，大多数年代中国都是统一的。一旦分裂，人们总是向往再次统一，并不惜代价地付诸行动。

其实在东亚这块大陆上，地里、人文环境差异之大，并不亚于欧洲。但两千多年的统一，使人们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然后才是云南人、山东人、福建人、东北人、甘肃人……。反之在长期分裂的欧洲，国家认同强烈，而欧洲认同淡薄。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就诞生在这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虽然承认了各国的主权和平等，但并不能消除各国间的尔虞我诈和战争。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欧洲的大小战争。到了上个世纪，欧洲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惨烈的战争迫使欧洲人反思，先秦时期“定于一”的思想渐为其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认同。西欧国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开始推行欧洲经济一体化，于是有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

1965年4月8日，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的上述三个共同统一起来，统称欧洲共同体。

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即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诞生。

欧洲的统一走了一条各国协商，先经济、后政治的道路，比秦始皇的统一文雅多了。然而各国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倾向根深蒂固，有统一的货币却无统一的财政，成为欧元的致命伤。而欧元一旦成势，以欧洲体量之大，势将威胁美元的霸权地位。于是削弱乃至搞垮欧元，就成了美国逻辑上的必然选择。

虚弱的希腊、意大利等国成了美国资本选中的软肋。至于科索沃战争、乌克兰危机，其实是打击欧元的手段。更进一步搞乱中东，制造涌向欧洲的难民潮，使之无法应对。美国这个强大的意识形态盟友如此痛下杀手，欧洲活路安在？

文雅的宪政、民主、高科技现代史，以此向人们演示了什么是“柿子捡软的捏”。

虽然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都身陷危机，但欧洲危机的爆发却是最直接而强烈的。现在还看不到任何可能性，使欧洲能从这危机中逃脱。它成为首先被老虎扑到者，将是大概率事件。其他几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可以窃喜了。

然而，且慢。欧洲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温床，欧洲若垮了，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能独善其身吗？

资本主义是个自相矛盾的产物。一方面它需要大范围的贸易，需要拆除封建藩篱笆，使资本可以自由地选择利用劳力、原材料和市场;一方面它将生产力创造的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成功人士手中，使社会两极分化，于是地球上出现了“中心-外围”格局，欧洲就是典型的“中心地区”，他的富裕、繁华、文雅一直让世人羡慕。然而这种令人羡慕的地位，是建立在“外围”地区的从属、依附、贫穷、破败的基础上。对比国内“高尚社区”与破败污染的生产区、贫民区，就能理解这种结构了。

“中心地区”富裕的居民能理解并接受自由、民主、宪政理念，但只限于与自己有类似社会地位的人群。而在破败的“外围地区”，人们每天为生存资源而战，在这里往往要靠暴力才能建立秩序，所以袍哥、棒老二、黑社会、专制独裁性质的社会秩序屡见不鲜。

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两重相关的矛盾日渐激化。一方面，随着资本的指数积累，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资本拥有者与无产者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另一方面，资产者聚集的“中心地区”和无产者分布的“外围地区”差异越来越大，形成强大的“渗透压”，吸引“外围地区”越来越多的人们向“中心地区”移民。美-墨边界是这样，欧-非边界也是这样，大量黑人涌入广州，给中国展示了类似的前景。

外围地区的“专制”政权本来是限制这种移民的重要机制。美国搞乱了中东，导致涌向欧洲的难民潮不可遏制。作为富人区建设的欧洲，根本无法消纳如此巨大的难民潮。想想一大批农民工、蚁族、丐帮涌进紫玉山庄、碧桂园之类“高尚社区”的场景，就不难理解了。于是欧洲秩序大乱，暴力事件激增，维稳经费不堪重负，导致敌视难民的社会思潮高涨。难民潮一直涌到穿过英吉利海峡的英法隧道(见《数千难民冒死闯英法隧道一人死亡交通混乱》2015年7月30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7-30/7436903.shtml)，成为英国“脱欧”的主要推力之一。

由此可见美国当权者的深谋远虑，搞乱中东，正是其“捏软柿子”的重要手段，这“软柿子”就是欧洲。

战后几十年来，欧洲人的生活状态被许多国人视为“人间天堂”，一旦这“天堂”坠落地下，沦入苏联瓦解后的场景，那里的人们会作何感想，有何行动？想想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魏玛时期的德国吧。由此能看到欧洲人灵魂深处的“基因”。

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衰败预示着整个资本主义文明走向没落。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固然可从欧洲的衰败中得到眼前的好处，但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经济，必然有复杂的相互作用。正如大厦的支柱之一倒塌，其它支柱必然承受更大的、更不平衡的压力。资本主义在其发源地的没落，必然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质疑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思考人类未来的出路。

五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告诫我们，一个可持续生存的文明必须关注以下问题：

1、构成现代国际关系基础单元的“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民族国家”天然地自私自利、以邻为壑，是世界动乱与危机的根源。在全球经济紧密相关、信息瞬息互通的今天，“民族国家”已沦为人类持续生存的障碍。当今全球，恰如春秋战国时的“天下”。当全球人口在经济、信息方面的关联密不可分后，以“天下”为本位，追求“定于一”，是人类持续生存的唯一前途。

欧盟的失败告诉我们，当年我们先辈走过的道路可能是唯一可行之途。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颇类秦在当时“天下”的地位----靠自己的苦难拼搏，从落后中崛起。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秦一样，问题多多，内外交困。但从晚清到现在百余年的磨砺，使中国人具有任何其他国家都缺乏的坚韧、顽强，(不要从已被西化的传媒和都市俊男靓女认识中国人，记住鲁迅的话：“自己去看看地底下”，中国的脊梁在那里)。纵览世界史，一次次从苦难中爬起来，再站上世界文明的顶峰的人群，只有中国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承担全球“定于一”的历史重任，人类将没有希望。时不我与，机不可失，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2、依靠个人逐利动机，能效配置社会资源，推动产能增长，但它同时能积累巨大的、无法化解的社会-经济矛盾。“让市场在社会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取乱之道。

中国从春秋战国到汉初，多次长期实践过对商人(亦即对私人资本)放任自流的政策，结果总导致天下大乱。与之类似，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一直伴随着大小战争，直至两次世界大战。汉武帝以后，抑商渐成主流。观察整个农耕文明时期，中国大多处于世界前列。这个社会的上层，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底层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旦土地兼并使豪强庄园替代自耕农，成为社会底层的主要特征，(这正是传统欧洲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总是陷于大动乱。

可见社会必须有更高层、更强有力的机制，从全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配置资源，以遏制利润极大化机制的破坏性作用。用老子的话说，两者一则是人之道，一则是天之道。天之道必须管住人之道。这个天之道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

3、区域差异客观存在，但这差异主要是各区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功能分工的差异，不能由此将社会成员分裂为天上、人间两大类，不能让“高尚社区”里的精英集团攫取几乎全部社会资源，而让大多数社会成员沉沦而看不到任何希望，因为这必然导致混乱、战争和杀戮。

为此，基于地理单元和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不可能为人类的可持续生存提供保障，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只能基于“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念奴娇·昆仑》)今天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恢复老祖先的“天下”意识，记住毛泽东的遗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

秦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漫长而充满艰辛的道路，而道路的尽头，是汉唐盛世，是“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唐·刘禹锡《西塞山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