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4月14日，在法国、德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四国外长会谈前夕，顿涅茨克再次响起枪声。乌克兰的短暂停火随之被打破。乌克兰政治动荡发生一年来，美国、欧洲、俄罗斯等主要国际格局“棋手”纷纷介入，已经成为一场牵动多个方面的敏感地区，甚至还导致马航一架航班无辜“躺枪”，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作者年初走访乌克兰，深度考察了乌克兰这一年来的变化，写作本文时，停火协议尚未到期，作者断言，乌克兰的内战正未有穷期。如今，乌克兰的形势已经证实，作者的判断基本正确。那么，作者如何做出这个判断呢？请看下文：

　　乌克兰位于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博弈的桥头堡，国内始终未形成稳定的政权结构。在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的拉锯战中，乌克兰多次发生“颜色革命”。亚努科维奇总统2014年被西方撑腰的反对派逼走，由此演绎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西方对俄大规模制裁”、“乌东部地区内战”等重大事件。乌克兰乱局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中俄战略全面协作关系显著加强，美欧分歧进一步加大。目前，乌克兰新政权体系基本形成，停战协议正式生效。乌克兰能迎来和平、稳定和发展吗?对此很难做乐观预期，加剧乌克兰乱局的因素仍在累积，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引发新的内战或政权危机。

引发乱局的政治因素

　　乌克兰政治生态复杂多变，易被外部影响和操控。新政权产生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并进一步恶化。新政府不能够团结大多数精英，治国理政能力较弱，反对派的力量正在蓄积，其采取极端行为夺权的内在逻辑仍在起作用。

　　乌克兰内战已经打了一年，但目前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寡头之治”的根源没有改变

　　乌克兰乱局的内部根源是“寡头之治”。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曾表示，“在乌克兰，在野时亲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亲俄，在野时反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反俄。”其原因是，资本权力控制着国家权力，资本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当选的乌克兰总统要么受寡头操控，要么自己就是寡头，俄罗斯和西方都可以与寡头做交易。引发亚努科维奇总统出逃的“广场事件”的最初参与者就受雇于最大寡头阿赫梅托夫。他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亚努科维奇之子过于贪婪，严重损害了其他寡头的利益。亚努科维奇政权发生危机后，大部分亲政府寡头在西方重压下改旗易帜，寡头控制的媒体则开始炮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众叛亲离、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只得仓皇出走。新总统波罗申科依然是寡头总统，号称“巧克力大王”。他在俄罗斯和西方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不得不重复前任寡头总统犯下的错误，也未必能逃过被其他寡头算计的厄运。波罗申科总统意识到腐败问题对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全的巨大威胁，但他签署的《国家反腐败战略》缺少新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防止寡头干政的问题。一旦重大腐败丑闻再次袭来，必将对政局产生更大的冲击。

　　——政治精英严重退化

　　一位曾两次出任乌克兰议会(拉达)议员的朋友谈到，乌克兰政治精英已严重退化。第一届议会的议员大多是前苏联时期的官员，虽然处事有些僵化，但政治经验相对丰富，有履职能力。当他隔几年第二次成为议会议员时，周围的人已变成商人和寡头的亲信，个个唯利是图。如今的议会议员大多是一些发动街头革命的头目，缺少理性，喜欢投机和冒险。

　　2014年10月乌克兰议会批准的《政治清理法》不利于乌内部和解，给政权安全埋下严重隐患。该法律禁止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政权中的高级官员、曾经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安全官员、前苏联时代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官员、克格勃官员和线民、以及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人在政府任职。《政治清理法》打击面过大，将使政府失去大批优秀人才，并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直接影响政府的稳定与效率。据乌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的学者估计，将有超过100万公职人员受到这部法律的影响，超过公职人员总数的1/3。如果加上其亲属，受波及的人数将达到500～1000万。政府高层和军警等强力部门领导将遭到清洗。乌政府在2014年10月公布了第一批因该法而被迫辞职的21名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水利资源署署长、国家航天局局长、毒品监督局局长和第一副局长等。此外，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第一副部长、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19名高级官员已在该法实施前夕宣布辞职。被清洗的领导人和公职人员无疑将成为现政权坚定而有力的反对派。

　　随着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官员被清洗，极端主义者纷纷出任要职。比如，“广场革命”时的医疗队长成了卫生部长，“国民警卫队”的头目成了国防部长，其他几个暴力组织的头目则在内务部担任局长。这些官员造反能力有余而治国能力不足，屡次误判形势和出台错误决策。更糟糕的是，这些人易受外部操控和内心贪欲驱使，不会轻易满足现状，仍会选择采取极端方式实现个人野心。

社会分裂迅速加剧

　　乌克兰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面临危机。2014年的民调显示，40%的民众赞成斯拉夫价值观，25%的民众赞成西方价值观，35%的民众难以确定。乌东部民众亲俄，而西部民众亲西方，双方僵持不下，对基辅当局都有强烈的不满情绪，都在追求高度自治。乌克兰东部希望单独加入俄罗斯，而乌克兰西部希望单独加入欧盟。

　　乌克兰政府对俄政策屡遭失败，严重刺激了乌社会，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新议会中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坐大，主张武力解决东部问题的“人民阵线”得票率超预期两倍，成为比例制选区的最大赢家。一些参战军官取代传统政治家成为议员，而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的政党得票率明显低于预期。议会投票结果表明，支持波罗申科总统妥协政策的选民迅速流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主导社会。

　　2004年的“颜色革命”在乌克兰开启了以街头暴力政治推翻选举结果的魔瓶。在2014年2月爆发的“广场革命”中，一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再次通过暴力行动推翻了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这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在夺权后，仍热衷中于街头政治。乌克兰极右翼团体“右区”成员指责敖德萨市政官鲁坚科受贿，把他扔进了垃圾桶。乌各地随即纷纷效仿，先后有10多名拉达议员、市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等被扔进垃圾桶。2014年10月，“全乌克兰斯沃博达”、“右区”等极右组织和新纳粹组织再次发动大规模游行，试图强迫议会通过决议，取缔乌克兰共产党，并要求为乌二战时的纳粹武装UPA正名。乌日益频繁的街头政治斗争暴力性增强，很可能升级为街头暴力“革命”。

引发乱局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历次引发乌克兰政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民众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并被反对派所利用。乌克兰新政权仍未出台解决乌克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仍在恶化之中。

　　——政府财政深陷危机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曾表示，自2014年4月15日在乌东部开展反恐行动以来，每天需8000万格里夫纳的预算拨款，约合580万美元。据乌克兰政府估计，2014年的战争开支超过630亿格里夫纳，约占全年预算收入的20%。未来乌东部地区重建需设立70亿格里夫纳的专门基金。东部持续的战事已使乌政府捉襟见肘，战争开支可能成为吞噬乌经济的“黑洞”。

　　经济严重萎缩使新政府深陷财政危机，亟需经济援助以维持预算和避免债务违约。乌克兰部分银行失去了支付能力。为遏制资本外逃，政府开始实施资本管制措施，如限制居民在银行提取外汇，限制私人向国外汇款，限制企业购买外汇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进而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陷入恶性循环。一些国际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乌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乌克兰经济几乎丧失了自我造血功能，入不敷出成为“新常态”，目前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俄方制裁釜底抽薪，西方援助条件苛刻

　　乌克兰至今对俄经济依赖性很强，俄垄断着乌能源、电信等重要行业。乌几乎全部的大型企业要么被俄收购，要么高度依靠俄市场。与俄交恶对乌克兰制造业来说意味着灭顶之灾。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曾停止向乌供气。尽管双方后来达成供气协议，但协议的执行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由于财政极为困难，乌克兰政府有可能不能如期付款，而俄可能因此使其再次断气，将导致乌克兰大批工厂停工，大量工人失业。俄罗斯还大幅限制乌商品进口，停止进口乌农产品、酒类、钢管等冶金产品。2014年9月的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降幅达11%。政府财政赤字在2014年前9个月同比增加了13.96%。乌国家统计局10月份数据显示，外部市场萎缩和天然气价格飚升等因素相互叠加，导致乌企业亏损面超过49%。

　　而美国对乌援助极其有限。波罗申科当选总统后立即访美，美国对其礼遇有加，但仅宣布提供5300万美元的援助，并且其中4600万美元用于支持国防开支。这种援助对于乌克兰经济并没有多大价值，2015年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满足“近期社会开支”，但这笔钱对于坐吃山空的乌克兰财政而言仅仅是救一时之急。欧盟对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数额不大，多为人道主义援助，远远不能满足乌克兰需求。

　　在西方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75亿美元贷款。该笔贷款数额虽大，但是分批划拨，并附加了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苛刻条件，如乌政府承诺不增加政府福利性支出和提高居民工资。在2018年之前按照固定时间表不断提高天然气、水、电的价格。乌政府的这些承诺必然导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民众不满情绪不断上升，实际上是在自己脚下埋下了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炸药。

引发乱局的外部因素

　　——美极力挑动欧俄恶斗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代表着美国的利益，大量乌克兰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惟美国马首是瞻，亲美势力对波罗申科总统构成强力牵制。如果波罗申科总统奉行不反俄的政策或者与俄欧合作共同稳定局势，就会遭遇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甚至由美策动的政权颠覆行动。

　　美国不希望乌克兰真正实现稳定，而是试图借乌问题挑动欧俄恶斗，不断消耗欧俄，这必然给欧俄共同稳定乌局势的合作设置重重障碍。就在德、法、俄、乌四国领导人千辛万苦达成关于停战和处理乌克兰未来局势的“明斯克和平协议”后，美国就宣布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和派军，从而再度刺激起乌克兰极端势力的战争欲望。

　　——欧对乌政策摇摆不定

　　欧洲一方面受到美国强大压力，不得不屈从其战略利益，与美共同制裁俄和支持亲美的乌政治领袖，另一方面欧洲也希望独立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自身面临经济衰退压力，对乌援助能力受限，不愿为乌投入更多财力。欧洲虽然从现实利益出发需要维护乌局势的稳定，但它能够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德、法两国承担了乌克兰内战调停人的角色，在道义上站在美国和乌克兰一边指责俄罗斯，但在谈判中又不得不极力说服美国和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强硬条件。在乌克兰国内反俄情绪高涨、极端势力坐大的情况下，乌克兰总统对俄让步就要冒着被反对派赶下台的风险。如果乌克兰再次爆发政权危机，欧洲同样将难有大的作为。

　　——俄强力维护战略利益

　　乌克兰在俄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俄罗斯绝不能允许乌克兰反俄。在乌克兰政权倒向西方的情况下，俄罗斯绝不会任由乌克兰政府剿灭乌东部亲俄武装，并利用其制衡基辅当局。俄罗斯在乌克兰占尽地缘优势。因此，普京在明斯克四方会谈中采取强硬立场，乌东亲俄民兵在停火协议生效后仍在杰巴利采沃与乌政府军作战并取得胜利。乌克兰主战派即使从美国得到大量军事装备，在东部地区的军事冒险也很难有胜算。显然，乌克兰主战派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仍心存侥幸，极力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内战阴云远未散去，随时可能诱发乌政局新的动荡。亲俄势力在乌克兰政府中虽然几被剿灭，但仍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遇合适时机，其在俄大力支持下，仍会对现政权开展强有力的颠覆行动。

　　导致乌克兰局势恶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部因素不断积蓄与叠加，将达到一个危险的峰值。权力根基薄弱的波罗申科总统不可能使大国都满意，也不可能使国内各方势力都满意。任何大国和国内势力都有能力对乌克兰政局产生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影响。甚至偶发原因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街头斗争，进而被人利用，揭开新一轮政权危机或政权更迭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