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骚乱与国家暴力：新自由主义的诅咒

新近发生的伦敦大骚乱，是1980年代以来英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冲突事件。英国当局迅速调集了大量警力进行干预和镇压，可是欧洲主流媒体仍然埋怨财政紧缩政策削减了警察机构的预算，降低了警察效率，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失序。英国骚乱的背后果真是暴力机制的弱化吗？我们不妨将整个事件的讨论放置在最近10余年来英国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变迁的大背景下、以便对这次骚乱事件所暴露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形式的危机有一个更综合全面的理解。

英国国家暴力机制发展迅猛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警察体制的国家之一。历史上主要以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为特征，但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央政府的管理权得到了逐渐强化。过去15年里，英国的暴力机制一直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2001－2010年间，英国警力增幅高达15％。从近年来英国警力的发展情况看，其暴力机制呈现向各主要大都会地区集中的趋势。大伦敦都会区治安采取高度集权的管理形式，平均每10万人口拥有正规警力430名，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大伦敦地区的大都会警察已经占到英国全部警察总数的23.3％，而主要的8个大都会地区的警力已经占到英格兰和威尔士全部警力总数的47.9％。
财政方面的数据反映了同样的趋势。1990年代末期至今，英国警察财政经费支出基本翻了一倍。从2000／2001财年开始，英国内政部设警察特殊经费，以内部决策方式对重点地区的警察机构提供更多财力保障。该项经费自设立以来，年度投入总额已从最初的7100万英镑发展到2011／2012财年的12.3亿英镑。而同一时期，英国政府因受到财政赤字压力，正在讨论如何广泛削减教育和其他各项社会福利支出。此外，从2010年开始，英国绝大多数地方警察都不同程度地（5％－15％）调高了对辖区拥有住房的居民直接征税的额度，用以补充地区警力资源的不足。

一般社会犯罪无法解释英国暴力

犯罪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认为，英国不断增强的暴力机制背后，理论上应当受到社会犯罪因素的影响。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从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英国的犯罪率在1990年代末期以来持续放缓。另据英国国家社会调查中心和内政部合作的调查显示，199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民众认为其所生活的地区社会犯罪正在上升的比例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但认为全国层面社会犯罪正在上升的比例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这种落差可能与媒体报道对公众认知的影响有关，但更合理的解释不应忽略两个因素：一是警力的不断增加，增强了人们对本地区社会治安状况的信心，但同时却对整体社会的治安形势作出比较悲观的判断；二是社会公平因素，警力增加并不能换来人们对整体社会稳定的信心，这种信心显然来自于包括社会是否公平、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潜在社会冲突的理性判断等因素，而不是一般性社会犯罪。社会分化与国家暴力同步增长不同于犯罪经济学的假设，西方左派政治学发现，社会经济分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国家暴力机制的增长就越快。这一理论视角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英国问题提供一个更好的视角。
在这次骚乱中，有很多年轻人被捕，15岁以下的单亲少年或孤儿不在少数。这并非偶然，青少年犯罪在英国似乎有着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犯罪学的角度看，引发青少年犯罪的一项重要的社会结构原因是儿童贫困，而1990年代以来，英国的儿童贫困处在持续恶化的状态。目前，全英国范围内有21.3％的儿童被确认为生活在贫困状态。
儿童贫困只是英国社会分化的一个缩影。据英国财政研究所的跟踪调查显示，英国的基尼系数从前保守党领袖撒切尔上台初期的0.25已经持续上升到现在的0.36。 2009年首次突破发达国家社会不平等的上限。在英国，不断攀升的社会分化与同速增长的国家暴力之间似乎有着比其他西方国家更显著的关系。从全国历时的数据来看，这两个变量基本保持相对同步的增速。即使从地区横截面的数据来看，虽然缺乏完全匹配的数据对地方社会分化与地方强力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但是通过比较各地方警力资源的平均投入和各地区社会贫困水平，仍然能够看到二者之间存在一些微妙的关系。在West Midlands地区，警力配置超过了每10万人口300名的水平，而社会相对贫困人口的比重为22.2％，位居英国之最。伦敦骚乱发生后，该地区的骚乱也持续扩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警力维持秩序。

新自由主义与再分配机制弱化是罪魁祸首

在社会分化与国家暴力之间，有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即国家的再分配功能。经验显示，如果一个国家的再分配功能较好，那么社会分化与国家暴力之间关系的显著性就会下降；如果再分配功能较弱，显著性则会上升。
英国工党自1997年上台以后，虽然声称要终结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英国社会的整体分配体制似乎并没有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的诅咒；相反，国家再分配功能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社会政策方面，工党提出以“社会投资”取代积极的福利政策，宣扬一种基于“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人民的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的双向责任的社会福利观。如今，这种福利观本质上是在为政府推卸更多的责任，为社会精英阶层提供更多机会。它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人民大众和社会精英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能力”本身并不平等。
事实证明，工党10多年执政期间提出的许多缓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计划大部分以失败告终。以儿童贫困政策为例，1999年时任首相布莱尔的目标是在2010年将英国的贫困儿童减半，现在看来已经失败。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截至2009年，英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所有人群收入的31％，而最低群体的收入所占比重仅为1％。英国相对贫困人口的比重已经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排在倒数第5位。
与此同时，英国的执政集团却为其国家暴力机关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经济危机与财政紧缩并没有在事实上影响国家暴力机制的增长，执政集团采取了与传统的一般预算明显不同的方式，通过直接设立特别经费和允许警察直接征税的方式，持续增加暴力投入。
这些事实揭示，在英国骚乱的背后，隐含着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分化、国家暴力与社会骚乱三者之间关系的发生机制。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分化造成的潜在社会冲突，驱使统治集团在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同时反而大幅增加政府暴力资源，以便保持现有的社会经济秩序。骚乱的发生及其最终的镇压，是在社会冲突背景下精英控制原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
这种逻辑和画面对西方国家来说似乎并不陌生。从19世纪后期开始，新诞生的西方国家警察就在政治生活中持续扮演者着“犯罪控制”和“阶级控制”的双重角色。虽然资产阶级代言人一再试图说明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机器已经经历了一个由“阶级控制”向“犯罪控制”的转变，但更多证据表明，当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暴力机制更主要的角色仍然是“阶级控制”，其目的是要防止和挫败潜在的无产者对现有的经济秩序进行的有组织化的暴力行动。英国骚乱的爆发以及国家暴力机制的表现，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14期，摘自2011年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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