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乱：是谁毁掉了英国？

八月的爆炸性事件揭示了阶级社会的危机

萨拉-萨克斯-埃尔德里奇（Sarah Sachs-Eldridge），社会主义党（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英格兰和威尔士支部），

首发于社会主义党月刊《今日社会主义》（Socialist Today）杂志
(www.socialismtoday.org)

*中文翻译首发于《社会主义者》杂志第12期，如欲订购《社会主义者》杂志请EMAIL: shehuizhuyizhe@gmail.com（中国大陆），
socialist.hk@gmail.com.（香港及海外），
twsocialist@gmail.com （台湾）

8月4日（周四）警方在伦敦托特纳姆街头枪杀马克-杜根（Mark Duggan）。警方滥杀的暴行如火花一样在伦敦北部引发一场怒火——并迅速蔓延到整座城市和整个英国——造成整整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社会骚乱。 萨拉-萨克斯-埃尔德里奇（Sarah Sachs-Eldridge）着重分析了引发八月份这七天骚乱事件背后的问题，以响应建制派当局政客故作姿态的
道德伪善：到底是谁毁掉了英国？

八月份的爆炸性事件暴露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巨大的贫富差距、痼疾难除的种族主义，以及肆无忌惮削减公共支出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在消防服务和青年小区服务方面的削减所带来的恶果。这反映了阶级社会正深陷危机之中，除了少数富有者，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在苦苦煎熬，并在平静的表面下蕴含着巨大愤怒，随时可能爆发出来。

溃败始于养尊处优和腐败的百万富翁政府和超级富豪。当数以百万的工人和中产阶层正在不断增加的食品和燃料账单与萎缩的收入间苦苦挣扎时，英国最富有的1，000人已总共积累了3，960亿英镑（约合47，520亿港元）的财富。这些钱等于财相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810亿英镑（约合9，720亿英镑）

公共支出削减的近五倍。但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就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同伙一样，意图让工人阶级家庭和小区承担巨额的赤字成本，而这些赤字都是由于救助大银行等资本家所造成的。

七月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的统治精英们离开去夏季度假时，他们已经面临聚集起的风暴乌云。默多克门丑闻暴露了警方与大企业的腐败。这一丑闻通过首相卡梅伦的朋友和工作人员，前《世界新闻报》的编辑利百加-布鲁克斯（Rebekah Brooks）和卡梅伦的另一个「朋友」和前雇员安迪-库尔森（Andy Coulson）而直接联系到首相本人身上。

骚乱街头火灾熊熊燃烧和愤怒失控的人群的图片使全国充满震惊与恐惧，整整一代人都未曾见过如此规模和激烈的社会动荡。但是，这些事件并不是不可预知的。七月中旬，许多报纸都在谈论不满的夏天。但没有人会想象到在年轻人中爆发这样一场突如其来而快速传播的愤怒，而通常情况下，他们对于公众主流而言是视若无物的。

这些事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被评头论足。很多人猜测会对2012年的奥运会产生影响，而奥运会举办地恰恰就是这些愤怒爆发的区域。对该地区大多数的青年而言，奥运会既没有带来就业机会，也没有带来参加与运动的机会；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论是获得（高昂的奥运会）门票还是保证银行账户没有赤字都是需要辛苦努力而苦苦求索不得的。

最初骚乱的火花是8月4日（星期五）伦敦北部托特纳姆警察枪杀马克-杜根和随后警方独立投诉监察委员会对事态的蓄意掩盖。在接下来的星期六，数百人在托特纳姆警察局外举行抗议活动，但他们要求正义的诉求被忽视了。愤懑开始蔓延。建筑物被烧毁，商店被洗劫一空。

在哈克尼（伦敦的贫民区），8月8日警方挑衅性和侵略性的截停搜查行为引爆愤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复杂的事件反映了诸多现实问题。在不同的区域，愤怒爆发所表现的特点各有不同。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市中心是重点问题区域。在伦敦，主要是那些发生大规模逮捕的地区。英国《卫报》（Guardian）对从法庭获取的司法部数据进行分析驳斥了保守党就业与养老保障大臣施志安（Ian Duncan Smith）的说法，他声称主要是「外来人」和「有组织犯罪团伙」应该受到指责。保守党试图将所有卷入其中的人视为罪犯，从而掩盖工人阶级的青年中蕴含的出离愤怒。

事实是社会遍地烽烟，矛盾一触即发。整整一代人的未来被洗劫一空，尤其是年轻的黑人被像罪犯一样对待；同时对枉死于警方手中的无辜者越来越多的现象也感到愤怒，这才导致英国各地愤怒的骚乱如野火般迅速爆发。在过去十余年有超过 300人枉死于警方手中，而没有一名警官被起诉。臭名昭著的《嫌犯截停搜身法案》（‘Sus’law – Stop and search law）是引发1981年布里克斯顿（Brixton）骚乱的重要缘由。

而今天，根据《1994年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黑人比白人被警察截停搜查的可能性要高26倍。在1999年麦克弗森(Sir William Macpherson)针对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谋杀案进行的调查报告（1999 Macpherson Inquiry）中证实了警方存在制度化种族主义歧视，而今天警方的行为更进一步说明了警方的无能。2010年，英国48%的年轻黑人失业，而白人青年失业率为 20%。

被（社会）当作废物而抛弃

尽管种族主义在最初骚乱爆发时是一个因素，但这不是八月份骚乱爆发的主要问题。现场拍摄的影片显示站出来对抗警察的不仅是黑人，白人和亚裔青年也参与其中，青年因为贫穷而生活在无望中，被警方纠缠和压迫更使他们感到自己要挑战这些条件。《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引述一名克罗伊登（Croydon—伦敦南部区镇）的年轻人说：「我们想去哪里？无论我们去哪里都要受人摆布。」他继续说：「如果‘他们告诉我能去哪里，而我可以和我伙计们去那里一起玩乐，而没有保姆一样的人在旁边整天盯着，我会去那里。」而现在其中许多年轻人正面临牢狱之灾。

在这场愤怒爆发中，失业是一个关键因素。《卫报》的分析支持了这一点：在24小时运作的特别法庭中遭到指控的人中只有不到9%在全职工作或学习的。八月的失业数字急剧增加，妇女失业率已经达到撒切尔时代的水平。七月份平均每天有1200人加入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行列。对于青少年而言，前景是毁灭性的：100万人没有工作，10万人长期失业达两年以上，16岁到17岁的年轻人中有36.7%处于失业中。社会将这些年轻人当作一无是处的废物而遗弃。

再考虑到仅有的教育维持津贴（EMA）遭到剥夺，这份微薄的须经入息审查的补助一周至多只有30英镑（约合360元港元），但至少让许多16到18岁的年轻人能得以继续接受教育。由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在2008年进行的一份调查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二津贴（EMA）受援人如果失去津贴将无法继续求学。而保守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提供的极为不足的替代补贴纯属装点门面。

八月份同时也是高中学生统一高等考试（A-level）成绩发榜的时候，今年考试成绩再创纪录。但由于大规模削减公共支出，（当局的）犯罪行为使在最后一轮入学席位「清仓补缺」阶段，25万青少年争夺剩下的4万入学名额。大学教育越来越远离普通阶层的子弟，而成为富有阶层的专享品，在校的几年时间内学生的平均债务就超过5万英镑（约合60万港元）大关。

而在平价超市阿尔迪（Aldi）和泰斯克（Tesco）抢劫婴儿尿布和食品更是反映了深层次的贫困。在托特纳姆的布罗沃特农庄小区（Broadwater Farm Estate）管理一家足球俱乐部的青年工人克劳斯福德-斯特林（Clasford Stirling）指出，一些年轻人「甚至懒得遮上脸，他们并不是试图抢劫银行，而是去电器连锁店Currys，他们偷运动鞋，他们可怜到冒着坐牢的风险去偷纯平电视。」

这些状况并没有什么新鲜。通常情况下蕴积在工人阶级小区的焦虑无处发泄，会导致滥用毒品和犯罪率提高的现象。

被劫持者的反击

而在社会光谱的另一端，保守党要员们从他们奢华的假期中回来，希望利用八月份所爆发的骚乱作为籍口而镇压抗议和加紧推动对工人阶级的打击。他们希望利用「毁掉英国」的指责而永久地破坏反对削减公共开支的斗争。建制派政客们的格言就是「绝不要白白浪费一场严重的危机」 ，甚至要变本加厉地利用它。

尽管奥斯本日益可怜地做着冠冕堂皇的保证，但经济前景不容乐观。由于削减开支打击到普通民生，所以对保守党/自由民主党残酷削减支出的方案和政府经济政策的信心都在下降中。8月4日-5日，为《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进行的信心调查的（YouGov Survey）的数据显示，35%的受访者对政府的经济战略的信心较二月份更低。而超过四分之一的回答没有任何变化，他们对政府的战略从来没有任何信心。

讽刺的是，最初政府中没有一位高官站出来对英国的街头暴发的愤怒进行评论。而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是第一位为此中途放弃假期的大臣，但内政大臣特里萨-梅（Theresa May）8月8日的言论代表了政府的路线，「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谋财害命、抢劫或暴力做辩护。」当她如念经般地重复时，电视新闻里正播放着哈克尼和克罗伊登永无止境肆虐的大火。

而梅的言论还得到了所谓工党左翼议员黛安-雅培（Diane Abbot）的响应，她直接要求宵禁，而丝毫不尝试解释这一状况可能导致的愤怒和引发街头的骚乱。野蛮的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政府削减公共开支使数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加之此前出现的工资停滞和公共服务私有化，都成为引发骚乱的潜在因素。

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悲剧性地剥夺六个人的生命，以及摧毁他人的住房和赖以为生的店铺。导致六个人死亡的破坏性行为必须受到谴责。同样导致百余人无家可归，和28个镇中心的商店、酒吧、俱乐部和餐厅遭到破坏的行为也要受到谴责。地方议会应该重新安置受害者，而政府应立即补偿小业主。

卡梅伦在议会休会期间被迫第二次召集临时会议，正如《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所说的，「（卡梅伦）仍就是他‘破碎的社会’的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他谈到「社会不仅是破碎了，而且明确是病了，」以及骚乱的起因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我们用安全警力还击时，还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反击」，他事实上盗用了反对削减公共支出的活动者的话语。

支持镇压？

现在的问题是：保守党是否会成功地劫持「反击」，使社会整体上反对劳动人民，尤其是那些最受排除和特别边缘化的。从长远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一个基础相对薄弱，不受欢迎的政府，面临着经济灾难。

但广泛的恐惧和震惊预示一种不安全感。希望接着这股惺惺建浪潮，保守党提出诸多镇压措施，包括使用水炮。当卡梅伦一边高谈反对暴力时，一边他则伪善的建议使用「橡皮子弹」对付「暴乱」。自从1969年橡皮子弹在北爱尔兰被用来作为「威慑」手段以来，还未在英国使用过。当时的北爱尔兰，17人被杀害，其中包括8名儿童。

休-奥德（Hugh Orde）是警察协会会长（ACPO），在此问题上与保守党发生冲突。他撰文指出，水炮是「无用的」，」除了用来对付「静态人群」目标。在英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与埃及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样没有组织政治行动，当时他们面临着水炮、催泪弹和子弹。而右翼政客任意利用「暴乱」标签。去年十二月，刘易舍姆东区（Lewisham East）的工党议员海蒂-亚历山大（Heidi Alexander）将在刘易舍姆镇由工会和地方小区活动分子组织的反对地方政府削减2000万英镑的抗议活动视为暴乱，而且工党领导的镇议会为此还叫来了防暴警察。

从短期来看，保守党可能会发现赢得一些强硬派的支持：有216，180人签署了网络请愿书「要求所有被定罪参与伦敦暴乱的人」应该失去所有福利待遇。但另一方面，其中有不到一半的人参与了3月26日反对削减工作、社会服务和福利的游行，有三分之一的人参与了6月30日的集体罢工行动反对削减公共部门的养老金。

政府对电子请愿书网站响应解释，它计划如何提升其现有对福利待遇的打击，如考虑「是否对所有接收非监禁刑罚的个人进一步进行福利待遇方面的制裁」和「增加罚款金额，并可以从社会福利中扣除。」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已经剥夺了数十万人的住房补贴和和残疾补助，这将导致无家可归和螺旋式恶性贫困的数量大幅提升。

他们已经同意采取「集体惩罚」，将任何家中有被指控参与「与骚乱有关的罪行」的人的家庭驱逐。在伦敦西南部旺兹沃思（Wandsworth）保守党控制的议会已经向一名只有18岁被指控暴力扰乱社会秩序和试图窃取电子产品的人的母亲发了驱逐通知。

正如YouGov在8月10日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90%的英国成年人支持使用水炮，78%支持使用催泪弹，三分之一的人同意警方能使用塑料子弹来对付暴徒。然而，由于保守党极不受欢迎，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在民意测验中没有明显的支持率上升。Two Sun / YouGov两家分别在8月8日-9日和8月17日-18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保守党的支持率仍然只僵持在36%上。

并不明确的削减

保守党和自民党的政客们如敢直接走上街头，愤怒将直接针对他们。克莱格在伯明翰遭到嘘声和质问。当负责提供就业咨询服务Connexions被关闭时，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无法回答年轻人该如何获得极为重要的寻找工作的支持。

仅仅在暴乱后的十四天内，人们已经开始日益关注数千名被捕者所遭遇的重判。虽然保守党否认自己干预司法审判，但严刑重判被广泛看作是政治反应，涉及财产损失的犯罪遭到特别严重的惩罚。两名青年人计划在本地镇中心组织的暴乱并没有成功，他们在Facebook上的呼吁没有得到一个人的响应，但因此他们遭到了监禁四年的处罚。这和针对强奸罪的定罪判刑相类似，甚至和一件涉及一千万英镑海洛毒品买卖网络中部分被告的刑期相当。社会主义党呼吁组织一个民主运作的听证会对涉及暴乱的行为进行调查，该听证会的代表应该由工会和小区组织选举的代表组成，同时也需要设定如何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并保留对已判决的审判刑期进行回顾的权利。

在执政当局的政治联盟中一直以来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即使在两党内部也是如此。当保守党拼命敲击「法律和秩序」之鼓时，他们坚持也要继续进行针对警方的开支削减。但约翰逊在他的脑海一直在考虑伦敦明年的选举，他对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电台第四台的今日节目表示：「现在不是考虑大幅削减警察人数的时机。」

工人阶级社区的居民由于警察缺乏保护他们的小区和维持生计的方式而感到沮丧。即使是年轻人也表达无奈地说，当他们需要保护和说明的时候，并不能获得提供相应的「服务」。根本上，警方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为其利益而行动。群众中有广泛地对这个角色的憎恨。我们需要民主控制警察，经由当地群众和工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对其进行控制。

尽管克莱格整体上与保守党保持相同的路线，但一些自由民主党人对重判严刑和驱逐家庭的措施表示不满。而保守党看起来没有受到他们合作伙伴的影响，不为所动。他们知道，就象街头游走的流浪狗一样，自由民主党过于四分五裂以至无法考虑组织换届选举，因此他们没有办法只好闭嘴。

克莱格建议组织会谈以了解为什么会爆发骚乱，当《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询问保守党右翼对此如何反应的时候，一位保守党的大臣响应说：「哦，只要他们知道暴徒将可能毁掉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就根本不介意。」

拍摄哈克尼大火的短片中，雅培问：「谁来给这些小区的人工作？」这就是在她的哈克尼选区很多人问的问题，在这里只有500空缺职位，而有超过11.000人求职。但她的问题也总结了政府的路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问题归咎于失业、工人阶级家庭和个人，而不是百万富翁组成的保守党和自民党政府和他们所代表的富翁与权贵们。

卡梅伦奢谈在「明确目标」下用「火箭助推似」的方式以「扭转全国最困难的12万个家庭的生活」。这和他的另一个宏大想法「大社会」一样，都是为削减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做辩护，而每个家庭都应该为自己提供福利和面临的遭遇承担后果。他赞同他的宗师撒切尔夫人曾经臭名昭著地声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是个人和家庭」。

施志安谈到在早年经济干预期进行投资。但保守党与自民党政府取消了新生婴儿（父母）的税收减免，怀孕期的健康补贴，并削减儿童早期教育的补助(Sure Start)。他们所谓愿意帮助贫困和弱势家庭纯属谎言和伪善。相反，他们对一代青少年犯下了罪行，而且史无前例地将众多青年关进了拥挤的「犯罪大学」监狱之中。

资本主义价值观

看来并不算是讽刺，卡梅隆在《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的文章写：「我们社会中存在深层次问题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并在不断增长：责任感缺乏，越来越自私自利，越来越多的人将个人权利置于其他一切之前」。而这些恰恰是他所捍卫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推崇和尊重的本质。

只需从托特纳姆警署步行几分钟就到了位于白鹿巷的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的场地。现任俱乐部经理哈里-雷德克纳普（Harry Redknapp，此前是朴茨茅斯（Portsmouth）足球俱乐部的经理），同时也是一家房产公司派尔夫兰特开发公司（Pierfront Development）的董事。目前朴茨茅斯轮候公屋的申请人有2，553人，但该公司被允许无视法律，包揽朴茨茅斯当地所有房屋发展计划，包括相对廉价的社会住房。而派尔夫兰特开发公司则只用承担约定承建数量的公屋所需的四分之一资金。即使是自由民主党的市议员将之称为「将利润置于人们的生活之前」。而这不过是一家普通小公司在小范围内所做的，落叶知秋，由此及彼可想而知那些主要的大公司每日的所作所为。

即使如《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的彼得-奥巴涅（Peter Oborne）等右翼评论家也纷纷谴责包括糜费公款国会议员在内的超级富豪们「几乎普遍的自私和贪婪文化」。但他仍然重提「昔日的好时光」，说「最近二十年里，英国统治精英的管治标准发生可怕的下降。」 事实上，依靠奴隶制积累财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残酷而血腥的制度，其所始终依靠的私有制本身导致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中，而广大的多数人口遭到剥削。彼得-奥巴涅所谈到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一生所经历的，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

「贪婪即善」成为了座右铭。为了实现利润，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完善服务、工作和公用事业全部被私有化，导致大规模的削减公共开支、不稳定和物价飞涨。而工人阶级所能获得的财富份额因为对富人的让税而被大幅削减，名义工资增长停滞，而工会权利遭到侵害攻击。

超级富豪们不仅掠夺工人工资和公共资源，他们因为投资无利可图而囤积财富。并没有履行他们扩大再生产和提供就业岗位的角色；当考虑到由于削减开支导致消费减少和市场疲软时，资本家则购买黄金，这是唯一能确保他们财富保值的选择，

正如卡尔马克思首先解释，资本主义是一个无序混乱的制度。在英国，有250万人没有工作，而据估计，600亿英镑（约合7200亿港元）的资金白白堆积在英国银行中「等待新业务投资」，无法投资的原因是因为「信心不强」。

群众性公民不服从

骚乱虽然是抗议行动混乱和早期的表达，但并没有能改变这个世界。一些左翼力量，如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在文字和口头上宣称抢劫是「贫苦的劳动人民」进行的一个「深重的政治行为」（《社会主义工人》（Socialist Worker，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报，8月13日）。即抢劫者是「剥夺剥夺者」 ，并能有效地重新分配财富。这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嘲弄，社会主义需要通过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斗争，从而能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资源是工人阶级民主地拥有和控制，有计划地使用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不幸的是，由于众多群众性社会民主党派和许多工会领导人在过去二十年中思想大规模地向右转变，马克思的思想变得不再广为人知，尤其是布莱尔时代的第二代和撒切尔夫人时代的第三代，今天的年轻一代更是如此。最近的爆炸事件表明绝望和缺乏对劳动人民潜在力量的认识，我们不仅要对现有条件表达不满，更重要的是改变它们，包括推翻这个政府。

众多参与反对警察和抢劫商店的青年人在20世纪 90年代初反人头税强大的斗争中尚未出生。社会主义党的前身工党内的战斗派（Militant）当时牢牢扎根于群众中而组织「抗命恶法」的运动。根据遭人憎恨和极不公平的人头税制度的规定，每个成年人都必须缴纳一样的费用，这是对劳动人民的集体性惩罚。众多群众根本负担不起这笔税收。不过，在成功挫败1984-1985年英勇的矿工罢工后，撒切尔本以为她可以再次得手，对整个工人阶级为所欲为，用暴力威胁残酷镇压，将任何拒绝付税的人投入监狱。但她的挑衅所引发的运动最终使她被剥夺了执政权。

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有人宣称，在群众反人头税运动接近尾声时，1990年3月在伦敦爆发的骚乱是胜利的关键。警方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示威人群全面攻击引发了这场暴力冲突。但事实上，运动胜利的关键是从地方、区域和全国层面通过民主方式苦心经营组织的反人头税联盟，因为反人头税联盟使抗税拒付运动的信心逐步加强。这使收税法案成为一纸空文。虽然收人头税成为了法例，但在数年后也终被废除。

反人头税运动的一个方面就是组织「反法警破坏队」，当时并无推特（Twitter）或手机，通过建立固定电话网络来保护遭到撒切尔夫人的爪牙威胁的拒纳税家庭，她的主要爪牙就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警和苏格兰的地区警长。这种有组织的小区防卫是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负责，这也为小区自卫提供有用的模式。

大问题

2006年，卡梅伦说：「了解其背景，追究其原因，和因果关系。这并不等于原谅犯罪，但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不用说，这种方法早被忽略。喜剧演员拉塞尔-布兰德（Russell Brand）令人惊讶地明智地指出：「我记得卡梅伦说，‘要拥抱街头不良青年’，但我还没有看到他这么做过，为什么他自己不做？因为街头不良青年不投票，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毫无意义，无论是谁当选，都不过是不同色调的「我们正眼都不看你一眼」党而已。

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治呼声缺位是反削减开支运动的弱点，而这些事件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托特纳姆选区的工党国会议员戴维-拉米（David Lammy）在骚乱之后就一直在当地四处巡游，但无论是他还是他政党都无法提供真正取代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的选择。工党副领袖哈丽雅特-哈曼（Harriet Harman）对削减青少年的教育维持津贴（EMA）曾略有抱怨，如约翰逊，也曾抱怨对警方投入的减少。但是根本上，新工党无论如何支持大规模削减公共开支。新工党的上一任财相——阿里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irling）在大选前所做的承诺，其削减开支的幅度甚至比撒切尔的时代更大。因此，建设一个新工人政党显然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在网站publicfinances.co.uk上有一篇分析八月事件背后诸多因素的文章颇有意义。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文章结尾提出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往何处去？」而该文的作者是自称「刘易舍姆地区居民」的希瑟-韦克菲尔德（Heather Wakefield）。韦克菲尔德也是英国最大的公共服务工会尤尼逊（Unison）政府部门支部的负责人，她代表着尤尼逊（Unison）工会140万会员中的70万人。为什么她自己不能给这个「大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呢？愤怒与骚乱进一步爆发的外部条件依然存在，而工会运动必须对此有一个明确的响应，而不只是消极的评论。

从某些方面来看，八月份的骚乱事件可以看作是青年第二次向总工会的领导层「呼吁」要求支持。在2010年11月到12月间，数以千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削减教育开支。这些青年人打破了所谓必须削减公共开支的社会共识，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支持他们。但他们面对残酷的妖魔化和警察镇压，包括大规模逮捕和封锁。在长达九小时的警察封锁中，年轻的学生被冻得瑟瑟发抖，学生们苦苦追问，工会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出来支持并加入了示威？

社会主义党当时呼吁总工会在圣诞节前组织一次群众游行，为愤怒的青年提供一个表达自己愤怒的管道，并将之与更广泛的反对削减公共开支的斗争相联系起来。但这场游行足足推迟了五个月，直到3月26日才姗姗来迟。之后就是夏季的到来。一系列削减开支的政策接踵而至，——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社会服务和教育维持津贴（EMA）等——但在三月份的示威游行之后，总工会仍然没有组织任何跟进的活动。

工会必须深入到年轻人中——工人、学生和失业青年。需要一个能将他们团结在周围进行斗争的纲领。青年为就业而抗争运动（Youth Fight for Jobs Campaign - YFJ）的诉求得到了六个全国性工会的支持，这应该对于青年斗争非常有吸引力：重新恢复并扩大青年社会服务，国有化银行，使用资金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在旧公屋翻新和提供廉价公屋方面大规模投入资金，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和终结青年高失业率。这些必须与捍卫青年的运动相结合，反对严刑重判和大肆镇压。

并不是每一个年轻都能在这场运动中立即赢得一些东西。这也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再出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个人主义和其他有害的思想。事实上，在缺乏提供替代选择的情况下，在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的背景下，这些反动思想反而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滋养而发展，而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倾向更可能得到发展，但它们恰恰会伤害劳动人民整体，而并不能真正推进斗争。

塔里克-亚罕（Tariq Jahan）是伯明翰被杀青年中一人的父亲（伯明翰三名亚裔青年在骚乱晚被人用车撞死），他因为呼吁小区团结和反对种族主义反弹而受到广泛称赞。五千人出席了当地反种族冲突的悼念集会，因为当地人深知种族冲突的代价。但是，不仅仅是要防止社会的破裂，更要呼吁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有组织的斗争，通过建立一场群众性运动从那些最卑劣的抢劫犯手中夺回这个社会。正是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正在毁掉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