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卢拉在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向支持者发表演讲。图片：盖蒂图片社

卢拉的象征

似乎没有人能击败他：无论是企业媒体、莫须有的指控和监禁、虚假新闻和右翼动员，还是癌症和个人悲剧，都无法阻止他前进的步伐。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学概念——“卢拉主义”，既描述了他所发展的和解性左翼主义理论，也描述了巴西经济增长和无与伦比的社会包容的历史时期。

一些人期待社会主义左翼能够重新焕发活力，但当时的左翼内部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的巴西，正值左翼尝试重塑政治项目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尽管东欧集团尚未崩溃，但其僵化保守的模式早已被巴西左翼视为失败的例子——这些国家主义政党不过是压迫机器的辩护者。

因此，巴西工党开始向内看，在解放神学(一种本土天主教思潮，认为救赎意味着摆脱政治和经济压迫)和弗雷尔式大众教育(将批判性思维和自由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中寻找影响力。社会运动——城市、学生、女权主义、环境——也是这场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PT是一个致力于自下而上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工人群众政党，但该政党究竟应该关注谁的问题从未被排除在外。

在一个精英阶层高度垄断权力的国家，卢拉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心理秩序。作为一个出身贫寒、曾做过金属工人、几乎没有正规教育背景的人，卢拉成为巴西总统，这对上层阶级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他的形象触及了统治阶层深藏的阶级偏见，也动摇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卢拉的出现让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人看到了自身价值，这种赋权本质上威胁到了精英阶层的文化和心理优势。

费尔南多·莫赖斯(Fernando Morais)撰写的新传记《卢拉》，生动再现了巴西现任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书中详细描绘了2018年4月7日清晨的紧张时刻：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而卢拉正站在风暴中心。

就在前一晚，这位前总统因腐败指控被命令在24小时内向警方自首。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局，他前往圣保罗金属工人工会总部，与几位亲密伙伴商讨对策。莫赖斯在书中写道，当黎明到来，时间已过去十四小时，距离最后期限仅剩十小时，卢拉坚定地对身边人宣布：“他们可以来这里抓我。”

那天早上，工会大厅人头攒动，聚集了工人党党员、工会同仁、神职人员以及与卢拉并肩作战多年的活动家们。他们目睹了卢拉与特权司法机构代表之间的一场激烈对峙。这场戏剧性冲突，不仅是对卢拉及其支持者的考验，更牵动着普通巴西民众的心。就在这时，巴西媒体巨头《环球报》(Globo)错误地报道称卢拉计划拒捕，这一虚假信息让气氛愈加紧张。

工会大厅内外充满不确定性。支持者们担心警方会切断电力，甚至发现了隐藏的窃听器和摄像头。不远处，防暴警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突袭。莫赖斯详细记录了卢拉与亲密盟友间的激烈讨论，有人主张他躲避逮捕，但卢拉选择直面命运。

这场风波的起因是巴西著名的“洗车行动”——一项覆盖面广、颇具政治色彩的反腐调查。这场运动牵涉数百人，包括卢拉及多名工人党高官，他们被指控与巴西最大建筑公司及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ás存在贪腐交易。尽管卢拉始终否认所有指控，但他决定自首。他对圣保罗组织者吉列尔梅·布洛斯说道：“如果可能，我愿意抗争到底，但我相信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卢拉自首了，但在此之前，工会大厅里举行了一场悼念他已故妻子玛丽莎·莱蒂西亚的集会，卢拉发表了长达50分钟的演讲。“我曾梦想着能够通过让数百万计的穷人进入经济领域、进入大学，并在这个国家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来治理这个国家，”

听众们恳求他不要投降。“他们下令逮捕我，但他们将了解到，一个战士的死不会阻止一场革命。”卢拉随后走进一辆汽车，但人群不让他离开。

他走向另一辆等候的汽车，汽车将他送往警察局接受处理。随后，他被送往库里提巴，在监狱中度过接下来的19个月，直到检方渎职的证据被曝光，他才提前获释，比9年刑期提前了很久。

黑客曝光的短信揭示了卢拉案中的串通舞弊行为;最终，他被完全宣判无罪。获释后，他感谢了支持他的人。“每一天，你们都是我需要的民主动力，”他告诉他们。“这些人必须知道一件事：他们没有囚禁一个人。他们试图扼杀一个想法，而思想是无法扼杀的。思想不会消失。”

卢拉被捕和被平反的戏剧性事件令人叹为观止。但这只是他必须克服的众多挑战之一——洗车事件甚至不是他第一次被政治对手关进监狱。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非凡的政治胜利了。

卢拉出生于赤贫家庭，主要由一位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八岁就被送去工作;成年后，他创立了一个政党。他三次竞选总统，直到2002年第四次获胜，并于2006年连任。2022年出狱后，他以巴西历史上最高得票率(约6030万)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

回顾卢拉的一生和影响力，人们不得不盛赞他的成就。巴拉克·奥巴马曾称他为“地球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至少有一位记者推测道，如果将卢拉历次竞选中获得的选票全部加起来，他可能是地球上获得选票最多的人。

似乎没有人能击败他：无论是企业媒体、莫须有的指控和监禁、虚假新闻和右翼动员，还是癌症和个人悲剧，都无法阻止他前进的步伐。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学概念——“卢拉主义”，既描述了他所发展的和解性左翼主义理论，也描述了巴西经济增长和无与伦比的社会包容的历史时期。

卢拉的政治故事始于2018年他被捕前近40年，即1980年他被军事独裁政权监禁之时。卢拉曾是金属工人，在一波波罢工浪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举足轻重且日益受到关注的劳工领袖。

正如莫赖斯所写，卢拉被捕后的反应已经体现出他特有的幽默和无畏精神。当警察来到他家时，卢拉(当时还在床上)对他们说：“让他们去死吧。我睡得正香呢，***!”他开玩笑说，在被带走之前，他害需要刷牙喝咖啡。

从一开始，卢拉就坚持认为，巴西工党是一个由工人组成的、真正为工人服务的政党。

当时的场景令人揪心：卢拉坐在一辆没有标志的面包车后座上，两侧是六名武装人员，他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开车撞死他，让他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考虑到当年被专制政权杀害的活动分子数量，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尽管遭遇挫折，卢拉还是以非凡的勇气直面挑战。约一个月后，他在经历拘留和审讯后获释。如果说逮捕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噤声，那么当权者显然低估了他的个人魅力。这场风波不仅没有打压卢拉，反而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也让他成为反抗压迫的象征和工人阶级的英雄。他的声望因此在巴西国内外迅速攀升。

卢拉早在1980年2月协助创立的巴西工人党(PT)，也因为他的崛起而声势壮大，逐渐成为巴西政治版图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一个最初对政治并无好感的“圈外人”，卢拉为何选择全身心投入政党建设?

卢拉曾坦言，他既不喜欢政治，也不喜欢政治人物。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巴西军政府逐渐松动，允许成立正式反对党——如巴西民主运动党，卢拉和其他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逐渐认识到，传统政党中几乎没有工人的声音和位置。卢拉回忆道，工人党的初步构想诞生于1978年7月15日巴伊亚州石油工人罢工期间。这场罢工让他们意识到，工人阶级需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政党。

从创立之初，卢拉便坚持认为，工人党必须是一个“由工人组成、为工人服务”的政党。他明确表示：“学生应该呆在学校，牧师应该待在教堂。如果有人想为工人创建一个政党，他必须穿上工作服。”这一立场奠定了工人党的草根基调，尽管知识分子在党的未来发展中注定会发挥重要作用。当时，著名艺术评论家马里奥·佩德罗萨(Mario Pedrosa)成为首批加入工人党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曾对一位持怀疑态度的朋友说道：“这个政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哪怕只是以同情者的身份。”

然而，创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政党绝非易事。巴西左翼阵营在军政府时期受到重创：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老一代政治势力被镇压或流亡海外，而1960年代的武装起义则大多被无情瓦解。

一些人期待社会主义左翼能够重新焕发活力，但左翼内部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的巴西，正值左翼尝试重塑政治项目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尽管东欧集团尚未崩溃，但其僵化保守的模式早已被巴西左翼视为失败的例子——这些国家主义政党不过是压迫机器的辩护者。

因此，巴西工党开始向内看，在解放神学(一种本土天主教思潮，认为救赎意味着摆脱政治和经济压迫)和弗雷尔式大众教育(将批判性思维和自由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中寻找影响力。社会运动——城市、学生、女权主义、环境——也是这场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PT是一个致力于自下而上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工人群众政党，但该政党究竟应该关注谁的问题从未被排除在外。

1980年2月10日，在圣保罗锡永中学礼堂正式宣布成立PT时，它已经决定成为一个内部多元化的政党，避免严格的党派路线。莫赖斯写道：“允许具有各自政治理念和议程的团体参与，并在董事会中拥有正式代表席位。”这种创新“在巴西乃至外国左翼政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工人党是一个由各种不同派别组成的团体，通过微妙的妥协凝聚在一起，卢拉本人在维持这种团结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巴西开始向民主过渡，工党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巩固了实力，特别是在圣保罗。然而，对卢拉来说，道路并不平坦。1982年，他第一次尝试竞选圣保罗州州长，但失败了，这让他对政治感到失望。

我，非常痛苦。我变得绝望。我迷失了方向。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不再从政了，”卢拉承认道。1985年，卢拉在访问古巴期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次关键对话说服他重返政坛。卢拉向莫赖斯回忆道，尽管卢拉落选了，但卡斯特罗从选举结果中看到了巨大的胜利，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恳求他不要放弃斗争：

听着，卢拉，自从人类发明投票和选举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一位工人阶级伙伴，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像你一样获得过一百万张选票。你没有权利放弃政治。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工人阶级。”

第二年，卢拉参加国会竞选，以该职位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数赢得选举，为圣保罗州的PT赢得了一个席位，并为随后的总统竞选奠定了基础。2002年，卢拉首次当选总统，这在巴西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此之前，巴西总统都来自精英阶层，即使他们以经济包容性为竞选纲领——就像卢拉之前当选的两任总统——也常常让穷人失望。1992年，费尔南多·科洛尔因腐败丑闻黯然下台;科洛尔的继任者、巴西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社会学家(曾参与过早期工党的讨论)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成功降低了该国通货膨胀率，但只实施了小规模的社会计划，同时增加了私有化。

卢拉的胜利标志着左派二十多年选举活动的最高潮。在他的前两个任期内，他实现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通过家庭补助、收入再分配计划和提高最低工资，使数千万人口摆脱贫困。

在他的领导下，大学入学率几乎翻了一番，并为黑人、原住民和公立学校的学生在联邦精英大学中引入了积极的平权行动配额。在黑人占多数、种族隔离的巴西，谈论种族问题——更不用说承认种族不平等——一直是禁忌话题，但配额制稳步改变了该国中产阶级的面貌，尽管遭到了一些反对，但短期内不太可能消失。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他还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低通胀并减少了公共债务。

社会运动——城市、学生、女权、环保——是巴西左翼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八年的部分成就反映了社会运动的需求和组织。例如，黑人运动长期以来一直争取对其主张的认可，在卢拉的领导下，巴西首次出现了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的听众。卢拉政府还赞助了数十个理事会和会议，讨论性别平等、种族主义、无家可归和青年需求等议题。但最终，他之所以能够治理国家并取得成果，是因为他善于妥协。虽然卢拉本人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他上台时并未在国会掀起红色浪潮。为了治理国家，他必须做出妥协——这意味着将更多保守势力和地区政治机器纳入他的联盟和政府职位。

这不是一个没有代价的策略。在卢拉执政的八年里，有时会导致该党的进步派感到失望：他的政府从未兑现其承诺的土地改革水平，也没有采取一贯的亲工会立场，而且未能正面对抗该国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农业企业、建筑和媒体集团。卢拉还必须处理巴西工党内部的紧张关系，一些团体希望总统能够更加坚持左翼路线。虽然他成功地维护了党的团结，但未能阻止一些知名人士的叛逃，以及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等分裂政党的成立，该党现已成为巴西工党的主要竞争对手。

2005年，一场规模巨大的腐败丑闻爆发：一些国会议员因受贿而投赞成票支持PT。卢拉迅速采取行动支持调查并解雇了所有涉案人员，但这一事件永远损害了PT作为道德外行的政党声誉。虽然PT领导层的一些官员被判有罪，但卢拉本人并未受到指控，并成功连任。2010年，在连续两届任期结束后，他卸任总统，并任命其前幕僚长迪尔玛·鲁塞夫(Dilma Rousseff)为继任者。卸任时，他的支持率高达87%，创该国历史新高。

鲁塞夫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尽管在艰难的第一任期后成功连任，但她仍面临不断升级的政治危机，中间派联盟政党纷纷抛弃了PT。罗塞夫从未像卢拉那样能干，她肩负着限制社会支出的艰巨任务，以应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国内的影响。

2015年，罗塞夫遭到弹劾，几个月后被免职。弹劾的正式理由是预算技术性问题，但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攻击，由愤怒且日益动员的中上层阶级领导，他们试图利用罗塞夫不受欢迎的机会。随着罗塞夫和巴西工党被赶下台，极右翼浪潮的大门随之打开：2018年，极右翼浪潮将雅伊尔·博尔索纳罗推上了总统宝座，并使一群极端保守派人士进入了国会，开启了巴西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章。

在博尔索纳罗执政期间，政府对大学、科学、女权主义者、进步教科书和教师、各种形式的政治正确以及亚马逊本身发动了战争，加速了不可逆转的森林砍伐。不仅如此，博尔索纳罗时代还激发了暴力专制的声音：自军政府统治结束以来，巴西的政治暴力首次呈现上升趋势。

到2023年1月，卢拉再次宣誓就任巴西总统，开启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三个任期。这一时刻不仅宣告了他战胜癌症、妻子的去世以及长达将近两年的牢狱之灾，更象征着他终结了极右翼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政权，完成了这位七十七岁老人令人惊叹的政治复出。

巴西政治学家、工人党支持者安德烈·辛格(André Singer)早在2009年提出“卢拉主义”(Lulismo)一词，形容卢拉独特的政治妥协方式。

卢拉允许普通人坦然地做自己、追求自己。这激怒了国家的精英阶层。

巴西近年的动荡历史给卢拉的传奇经历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但这一阴影的复杂性在书中未能充分展现。书中描述的卢拉敌人——腐败的法官、审讯他的警察以及主导舆论的企业媒体——似乎动机单一，仅仅是为了扳倒他。但事实上，这种敌意的根源远比表面上显得更深刻，也更具有象征意义。

对卢拉及其左翼力量的仇视，尤其是在2013年的中产和上层阶级反政府抗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一年，公共交通费用上涨的示威迅速演变为更广泛的反政府、反左翼抗议浪潮。这场运动动摇了罗塞夫政府的根基，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风暴：立法政变、左翼政权的崩塌，直至几年后巴西全面向右转，迈向博尔索纳罗主义。然而，这种敌视的具体原因却令人困惑。正如政治学家安德烈·辛格所指出的，卢拉的政府在执政期间与资本和精英利益集团高度和解，甚至让这些集团在经济上获得了丰厚回报。他们为何还要如此激烈地反对卢拉?

答案或许并不在于卢拉的具体政策，而在于他所代表的象征意义。莫赖斯的传记虽然未能深刻解读卢拉早期的批评者，但却间接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卢拉让底层民众获得了认可与尊严的政治。这种政治对巴西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来说，近乎一种挑衅。

在一个精英阶层高度垄断权力的国家，卢拉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心理秩序。作为一个出身贫寒、曾做过金属工人、几乎没有正规教育背景的人，卢拉成为巴西总统，这对上层阶级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他的形象触及了统治阶层深藏的阶级偏见，也动摇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卢拉的出现让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人看到了自身价值，这种赋权本质上威胁到了精英阶层的文化和心理优势。

这本传记有一个很好的附录，记录了卢拉在任期间媒体对他的攻击，但它并没有向英语读者说明许多巴西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当谈到卢拉时，国家的上层和中产阶级表现出公开而深刻的阶级偏见。他不会口无遮拦，说话像个文盲。他不仅酗酒，而且喝的是穷人喝的卡沙萨酒。他不是腐败分子，而是一个普通的小偷(ladrão)，身边都是骗子(malandros)。甚至对卢拉相对简陋的公寓(据说是受贿的证据)的描述，也充满了对昂贵电器的愤慨(暗示像卢拉这样的人不会知道其中的差别)。当他的婚礼上提供上好的葡萄酒时，这会成为新闻。巴西的殖民地精英阶层在迈阿密和苏活区(SoHo)购物(或梦想着这样做)，他们一直对有一位让他们想起园丁的总统感到非常尴尬。

他的成功表明，反对党需要的不只是技术官僚对现状的维护。

种族偏见和种族主义问题在巴西的复杂性，与阶级问题密不可分。正如巴西第一所黑人大学——宗比·多斯帕尔马雷斯大学校长何塞·维森特所言，卢拉被称为“巴西最黑的总统”，绝非夸张。是卢拉首次与非洲国家建立了重要的商业和政治联系;是他成为第一位为巴西长达365年的奴隶制公开道歉的总统;是他首次任命黑人担任部长和大使，还在政府中设立了种族平等部;是他在大学招生和公务员录用中推行平权行动;也是他在2010年签署了《种族平等法案》。卢拉的政治生涯中，种族平等与社会正义成为重要主题，为巴西历史书写了新篇章。

虽然卢拉是白人，但他的白人有附带条件;他也是来自该国较贫穷的东北部的移民：一个东北人。什么是像卢拉一样的东北人?从1950年代开始，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了逃离贫困而向南迁移，在较富裕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被种族化。

正如巴西记者兼教授法比亚娜·莫赖斯提醒我们的那样，精英阶层对卢拉的排斥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偏见。2018年，各大报纸社论将他和他的追随者描述为从东北部山洞里钻出来的。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巴西愤怒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在2013年走上街头时所表现出的齐刷刷白皮肤，而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右翼的铁票仓。从上次总统选举结果的选区图可以清楚地看出：城市或州肤色越白、越富裕、越靠南，博尔索纳罗的得票率就越高。

读完这本传记，人们最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需要更多的卢拉。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屈服于右翼偏执的诱惑，反对党显然需要比技术官僚维护现状或呼吁维护体制更有效的手段，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手段已经不起作用了。

他们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直面劳动人民需求、并以实际行动扩大社会保护伞的领导者，才能让进步和民主理念落地生根。

卢拉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脱颖而出，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磨难，这无疑说明他天赋异禀;任何听过他演讲或见过他的人都会告诉你，他的魅力令人折服。卢拉本人更愿意看到的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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