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防疫斗争的典范：假如新冠肺炎遭遇切·格瓦拉

唐·菲茨

古巴医生前往意大利抗击冠状病毒，《医师周刊》（2020年3月23日）

从1951年12月开始，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休学9个月，从医学院出发，计划骑摩托车穿越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他的目标之一是获得麻风病的临床经验。在他二十四岁生日的那天晚上，格瓦拉从秘鲁的圣巴勃罗拉科洛尼亚（La Colonia de San Pablo）游过河对岸，与麻风病人会合。他走在600名麻风病人中间，这些麻风病人住在丛林小屋里，用自己的方式照顾自己。

格瓦拉不满足于仅仅研究和同情他们，他想和他们在一起，深入他们的生活。格瓦拉的思想在与这些穷饿交织的病人深入持久的接触中改变了。他设想了一种新的医疗保健模式：医生有意识地为大多数人提供预防性护理和公共卫生服务。几年后，切·格瓦拉以医生的身份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并成为1956年12月2日登陆古巴的“格兰玛”号上的81人之一。

革命医学（Revolutionary Medicine）

1959年1月1日，在推翻巴蒂斯政权之后，切·格瓦拉关于“人人享有免费医疗服务”的思想写入了新的古巴宪法，平等的医疗权被确立为古巴的一项基本人权。在总结了革命斗争胜利经验之后，革命政府在岛上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建立了医院和诊所，同时开展扫盲运动，尝试解决种族主义、贫困和住房危机。古巴曾分别于1964年和1974年两次对诊所进行大修，以更好地联系社区和患者。到1984年，古巴实行社区医疗体制，实现了“建医于民”，做到了邻里之间就有医疗护士团队。

1960年，古巴成立保卫革命委员会，以应对日益好战的美国潜在的侵略。一旦战端开启，委员会将把老年人、残疾人、病患与精神病人转移到高地，这种医疗服务与外交事务交织联系的思想迄今在古巴仍然存在着。

古巴革命医疗的立足点是将医疗服务扩展到主要城市以外急需医疗服务的农村社区，因此对其他国家提供医疗服务显然只是小儿科。1960年智利发生地震后，革命政府派遣医生援助智利，1963年派遣医疗队前往阿尔及利亚，帮助阿尔及利亚人民脱离法国殖民地的独立斗争。这些行动为古巴的国际医疗援助奠定了基础，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从未间断过。现在，古巴正帮助应对全球新冠肺炎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次灾难严重威胁着古巴的生存：第一位艾滋病患者于1986年去世；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结束了每年50亿美元的援助，国际贸易的崩溃使古巴经济掉入谷底，这加剧了艾滋病的流行。一场空前的艾滋病感染风暴即将来临。加勒比地区的艾滋病感染率仅次于南非，在安哥拉战争期间，大约有百万分之三的古巴人在南非感染了爱滋病病毒。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减少了药品（包括用于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药品）的供应，并使市面上的药品价格贵得离谱，同时破坏了用于购买药品的金融渠道。急需资金的古巴打开了旅游业的大门，这带来了性交易的增长。

政府大幅削减了除教育和医疗两个领域以外的所有服务领域的开支。1987年，古巴的研究机构开发出了古巴自己的艾滋病毒检测试剂，到1993年，已经完成了1200多万例爱滋病病毒检测。1990年，古巴的同性恋人群成为主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性恋恐惧症在学校受到了正式的挑战。尽管费用高昂，医生办公室仍然免费向人们提供避孕套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等物资。

古巴努力应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所作的统一而周密的计划取得了成效。20世纪90年代初，在古巴有200例艾滋病病例的同时，纽约市（人口规模与古巴全国大约相当）也有4.3万例。[1]尽管古巴相对美国只有极其微小的财富和资源，但古巴成功克服了美国封锁的致命性影响，并实施了一项高级的艾滋病防治方案以防止国家被摧毁。在这一特殊时期，古巴人的寿命比美国更长，婴儿死亡率也更低。古巴经验让全世界的医疗工作者相信：一个持续拥有关怀型医疗体系的国家，即使面临巨大的困难，也能茁壮成长。

新冠病毒袭击古巴（COVID-19 Hits Cuba）

克服艾滋病的斗争以及被封锁的特殊危机，使古巴为应对新冠肺炎做好了准备。古巴意识到这一流行病的严重性，同时清楚自己有两个不可分割的使命：通过一个全面系统的方案保全自己，并在国际上分享自己的能力。

政府立即执行了一项在市场经济中被证明非常困难的任务，即改造原先通常生产校服的国有工厂来生产口罩。这为2020年4月中旬的古巴提供了充足的供应，而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美国仍然面临短缺。

古巴公共卫生部最高级别会议制定了应对新冠肺炎的国家政策，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检测来确定受感染者；对受感染者进行隔离，并确保隔离人员拥有充足的食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追溯可能受感染的其他人员。医务人员需要挨家挨户地检查每个公民的健康状况，诊所的工作人员也会特别注意附近可能有高风险的人。

3月2日，古巴已经制定了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方案。[2]在4天时间内，古巴进一步完善了工作方案，将入境旅客进行体温测量和隔离纳入了工作方案。这些都发生在3月11日古巴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之前。古巴于3月22日首次报告了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当时共有35例现存确诊病例，近1000例观察病例，3万多人在家接受隔离观察。第二天，古巴禁止非居民外国人入境，这严重影响了该国的旅游收入。[3]

当日，古巴民防部门进入戒备状态，迅速对新冠肺炎做出反应，哈瓦那国防委员会认为该市韦达多区存在严重问题，该区曾因大量外国游客长期旅居而闻名，这些游客更可能接触到新冠病毒。4月3日，该区关闭。正如Merriam Ansara所见证的：“任何需要进出的人都必须证明他们经过检测没有感染新冠病毒。”民防部门确保商店有充足供应，所有易受感染人群都被要求定期体检。[4]

韦达多报告了8个确诊病例，相当多是小范围的。古巴卫生官员希望这种病毒保持在“局部传播”阶段，且其传播路径可以被追踪到。他们试图阻止新冠病毒蔓延到“社区传播”阶段，因为这意味着新冠病毒正在失去控制且很难追踪。由于美国卫生专业人员要求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美国官方主动进行的检测非常少，人们不得不要求进行检测（而不是卫生工作者对感染病人的接触者进行检测）；古巴却有足够的快速检测手段来追踪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接触者。

在3月底，古巴医院改变了工作模式，以尽量避免传染。哈瓦那医生进入萨尔瓦多阿连德医院15天，在指定的医务人员区域过夜；然后他们转移到一个与病人分开的地方，在那里住了15天；在回家之前接受检测，又在家里呆了15天，并在恢复训练前再一次接受检测。这45天的隔离期保证医务人员无法通过每天的上下班通勤将疾病带到社区。

医疗系统从诊所延伸到古巴的每个家庭。医学院三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医学生由顾问医生指派每天去特定的住户，他们的任务包括从居民那里获得调查数据，或者额外探访老人、婴儿以及呼吸系统有问题的人。这些家访活动收集预防医学数据，然后由古巴最高决策决策者加以考虑。当学生带上他们的数据时，医生用红笔标出需要额外护理的地方。家庭医生们定期在诊所会面，讨论每位医生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发现什么、古巴公共卫生部正在采用什么新方案，以及紧张的工作对医护人员的影响。

这样，每一个古巴公民和每一个卫生医疗工作者，从社区医院工作者到最受尊敬的研究机构的工作者，都在决定着发挥作用的医疗政策。古巴目前有八万九千名医生、八万四千名护士，并有九千名计划在2020年毕业的医学生。古巴人民与美国人民不同，他们坚决不能容忍国家元首无视医嘱、胡说八道，以对企业最有利的方式制定政策。

古巴政府批准向哈瓦那和比那尔得里奥省的居民免费分发顺势疗法药物PrevengHo-Vir。[5]苏珊娜·赫尔里奇是许多人中的一个。4月8日，距离她家两个街区远的诊所的三名医生之一，亚森（Yaisen）医生拿着一小瓶PrevengHo-Vir来到门口，讲解如何使用它。说明书表明：此药可增强免疫系统，但不是干扰素α2B的替代品，也不是疫苗。赫尔里奇认为，古巴医疗体系的重要之处在于，古巴有一个包括所有医疗体系的医疗体系，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一方面是“古典医学”，另一方面是“替代医学”。当你学习成为一名医生时，你也会学到各种形式的顺势疗法药物。[6]

新冠肺炎时代的全球协作（Global Solidarity in the Time of COVID-19）

一种强有力的模式：也许在全球新冠肺炎危机期间的古巴医疗国际主义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是利用其数十年的经验，创造一个国家如何以富有同情心和有能力的计划对抗病毒的例子。古巴的行动鼓舞了世界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

知识转移：当埃博拉病毒（主要发现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2014年秋季急剧蔓延时，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感到恐慌。很快，两万多人被感染、八千多人死亡，人们越来越担心死亡人数会达到几十万。美国提供军事支持，其他国家承诺提供资金——古巴是第一个对最需要的东西作出反应的国家：古巴向塞拉利昂派遣了一支由103名护士和62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由于许多国家的政府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疾病，古巴在哈瓦那佩德罗库里热带医学研究所培训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志愿者，总共培训了1.3万非洲人、6.6万拉丁美洲人和620名加勒比人如何治疗埃博拉病毒而不使他们自己受到感染。分享对如何组织卫生系统的理解是知识转移的最高层次。

委内瑞拉尝试在国家层面复制古巴卫生模式，这在防控新冠肺炎方面为委内瑞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2018年，利迪兹阿尔托斯的居民组织了7个社区委员会，其中一个是社区卫生委员会。一位居民在家中腾出空间，供公共医疗系统使用，这样Dr.Gutierrez就可以有一个办公室。他协调数据收集，以确定有风险的居民，并访问他们家中的所有居民，以解释如何避免感染新冠病毒。德尔瓦尔马奎兹护士是第一批古巴医生抵达时帮助实施Barrio Adentro的志愿者。她记得，当地居民从未在社区内看过医生，但当古巴人到达时，“我们向医生敞开大门，他们与我们住在一起，与我们一起吃饭，在我们中间工作。”[7]

诸如此类的故事遍布委内瑞拉。teleSUR报告说，由于建立了古巴式的医疗体系，2020年4月11日，委内瑞拉政府及时进行了181335次早期聚合酶链反应检测，使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感染率最低的国家：委内瑞拉每百万公民中只有6人感染，而邻国巴西每百万公民中有104人感染。[8]

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担任厄瓜多尔总统时，超过1000名古巴医生成为厄瓜多尔医疗体系的支柱。列宁·莫雷诺2017年当选，古巴医生很快被驱逐出境，由此该国公共医疗陷入混乱。莫雷诺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将厄瓜多尔的医疗预算削减36%，使其没有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没有个人防护用品，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连贯的医疗保健体系。委内瑞拉和古巴有27人死于新冠肺炎，厄瓜多尔最大城市瓜亚基尔大约有7600人死亡。[9]

国际医疗响应：古巴医疗以其国际主义而闻名。一个代表性的实例是2010年海地的毁灭性地震，古巴派出了医疗人员，他们居住在海地人中间，在地震后呆了数年。然而，美国医生并没有生活在海地灾民中。他们在晚上回到豪华酒店，几周后就离开。约翰·柯克（John Kirk）创造了“灾难旅游”一词，用来描述许多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提供医疗援助的方式。

古巴医务人员在国际上表现出的责任感是该国卫生保健系统30年来努力的持续，其努力寻找加强护理专业人员与其所服务人员之间联系的最佳途径。截至2008年，古巴已向154个国家派遣了12万多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古巴医生为全球超过7000多万人提供了医疗服务，古巴的医疗服务挽救了近200万人的生命。

美联社报道说，当新冠肺炎蔓延至全球时，古巴在全球67个国家已经派遣了37,000名医务工作者。很快，古巴又向苏里南、牙买加、多米尼加、伯利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派遣了其他医生。[10]4月16日，格兰玛（Granma）报告说：“已经向20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21个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小组，以参加当地的行动。”[11]当天，古巴向卡塔尔派遣了200名卫生人员。[12]

当意大利北部成为新冠肺炎爆发的中心时，其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是伦巴第地区的克雷马，当地医院的急诊室已超负荷运行。3月26日，古巴派遣了52位医生和护士，他们用3张重症监护病床和32张其他氧气床建立了一家野战医院，这样一个弱小而贫穷的加勒比国家居然是这一欧洲大国的少数援助国之一。古巴的援助行动也造成了自己的损失，4月17日，共有30名古巴派遣出国的医疗专业人员的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13]

把世界带到古巴：古巴向全球派遣医务人员的另一面的作为，是将学生和病人带到古巴接受学习或治疗。1966年古巴医生在刚果共和国时，看到年轻人晚上在路灯下独自学习，就安排他们来哈瓦那留学。在1975-1988年安哥拉战争期间，古巴接收了更多的非洲学生，然后在米奇飓风和乔治飓风之后，又接收了大量拉丁美洲学生来学习医学。1999年，当古巴在拉丁美洲医学院（ELAM）开设课程时，来古巴学习的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截至2020年，ELAM已经培训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万名医生。

古巴也有带外国病人来治疗的历史经验。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有两万五千名病人——其中大部分是儿童，来到岛上接受治疗，有些人在岛上停留数月或数年。古巴开放了大门、医院的病床和一个青年夏令营。

3月12日，英国“布雷马尔女士”号游轮上的近50名船员和乘客要么患有新冠肺炎，要么在船接近英联邦国家巴哈马时出现症状。由于布雷马尔号是以英联邦船只的身份悬挂巴哈马国旗，因此将船上的人送上岸接受治疗并返回联合王国应该没有问题。但巴哈马交通部宣布：这艘游轮“不得在巴哈马任何港口停靠，任何人不得下船”。[14]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美国、巴巴多斯（另一个英联邦国家）和其他几个加勒比国家都拒绝了这艘游轮。3月18日，古巴成为唯一一个允许布雷马尔号一千多名船员和乘客停靠的国家。古巴医院为那些觉得病得不能乘坐飞机的人提供治疗。大多数人乘坐公共汽车去何塞·马蒂国际机场搭乘飞机返回英国。出发前，布雷马尔船员展示了一幅横幅，上面写着“我爱你，古巴！”[15]旅客Anthea Guthrie在她的Facebook页面上写道：“他们（古巴）让我们不仅感到被包容，而且实际上受到欢迎。”

全民用药：1981年，古巴几乎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特别蚊媒登革热疫情。当时，许多人第一次了解到古巴的研究机构拥有非常高的水平，他们创造了干扰素α2B来成功治疗登革热。正如Helen Yaffe所指出的，“古巴的干扰素在治疗包括乙型和丙型肝炎、带状疱疹、艾滋病和登革热在内的病毒性疾病方面显示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17古巴药物通过预防可能使患者病情恶化并导致死亡的并发症来实现治疗目标。这种药物的疗效持续了几十年，到2020年，它作为新冠肺炎的潜在治疗手段变得至关重要。同样存留下来的是古巴渴望开发多种药品并与其他国家分享。

古巴寻求与中国、委内瑞拉和巴西等国合作开发药品。与巴西的合作促使脑膜炎疫苗的价格降至95美分每剂，而不是每剂15至20美元。最后，古巴教会了其他国家自己生产药物，这样他们就不必依赖从富裕国家购买药物。

为了有效地对付疾病，人们通常寻求三种药物：确定感染的试剂；帮助预防或治愈疾病的制剂；以及预防感染的疫苗。在有了聚合酶链反应快速试剂之后，古巴就开始在全岛广泛使用。古巴开发了干扰素α2B（一种重组蛋白）和PrevengHo Vir（一种顺势疗法药物）。TeleSUR报告说，到3月27日，共有超过45个国家要求古巴提供干扰素，以便控制并消灭新冠肺炎。[18]

古巴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正在尝试研制一种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其生物医学研究主任杰拉尔多·吉伦博士证实，他的团队正在与湖南永州的中国研究人员合作，研制一种刺激免疫系统的疫苗，一种可以通过鼻子注射——即针对新冠病毒传播路径的疫苗。不管古巴开发出了什么药品，可以肯定的是，古巴将以低成本与其他国家共享，而不像美国的药物是由纳税人出资申请专利，这样私营制药巨头就可以为那些需要药物的人定价。

尚未学会分享的国家：古巴的医疗特派团表现出真正的关切，而其他国家的医疗系统似乎往往缺乏这种关切。委内瑞拉、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医疗协会经常对古巴医生怀有敌意。然而，他们自己找不到足够的医生，无法像古巴医生那样，在危险的条件下旅行，或在必要时骑驴或乘独木舟前往贫穷和农村地区。

2010年在秘鲁的时候，我参观了皮斯科综合医院。其古巴主管利奥波多·加西亚·梅吉亚斯解释说，时任总统阿兰·加西亚不想再请古巴医生，他们必须停止活动才能留在秘鲁。古巴非常清楚，其必须调整每一项医疗任务，以适应政治气候。

根据政治领导人的突发奇想，古巴医生留在一个国家总会有意外。古巴于1998年开始在洪都拉斯提供医疗服务，古巴医生开始在洪都拉斯战斗的前18个月里，该国的婴儿死亡率从每1 000名活产的80.3人下降到30.9人。2005年洪都拉斯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变化，洪都拉斯卫生部长梅林·费尔南德斯决定驱逐古巴医生。这一行为招致了广泛的批评，后来洪都拉斯政府改变了政策，允许古巴医生留下。

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有一个国家拒绝了古巴的援助，这是一个警醒世人的灾难性的例子。2005年飓风袭击后，1586名古巴医疗专业人员准备前往新奥尔良，然而，美国总统小布什拒绝了这一援助建议，似乎美国公民宁愿死，也不愿承认古巴援助的质量。

尽管美国政府对在拉丁美洲医学院学习的学生并不友好，但他们回国后仍然能够应用所学知识。1988年，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的凯瑟琳·霍尔·特鲁希略（Kathryn Hall Trujillo）参加了“美国生育计划”（Birthing Project USA），该计划培训与非裔美国妇女合作的支持者，并在婴儿出生的第一年与她们建立联系。凯瑟琳感谢生育项目与古巴的合作以及许多拉丁美洲医学院学生给予的支持。2018年，她告诉我：“我们是拉丁美洲医学院学生的归宿，他们认为与我们合作是将他们在拉丁美洲医学院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的一种方式。”

古巴医生胡里奥·洛佩斯·贝尼特斯（Julio López Benítez）2017年回忆说：1974年古巴对诊所进行改造时，旧的诊所模式是病人去诊所，但新的模式是诊所开在病人间。同样，当拉丁美洲医学院毕业生莫里斯莎·巴伯（Melissa Barber）博士在新冠疫情期间走访她的南布朗克斯社区时，她意识到：尽管美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告诉人们到医疗机构求助，但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社区化方法，推动决策者走近人们。巴伯博士正在与南布朗克斯联合会、莫特哈文马协会（Mott Haven Mamas）以及当地其他租客协会达成合作，与在古巴一样，他们正在努力查明社区中易感染的人，包括“老年人、有婴儿和小孩的人、外地返乡的人、有多种疾病症状的人，以及真正易受这种病毒感染的人。”[19]

当他们发现需要帮助的人时，便会寻求帮助他们的资源，例如食品杂货、个人防护设备、药物和治疗方法。简而言之，联盟的方法是回家，以确保人们不会掉进裂缝；相比之下，美国的国家政策是让每个州和每个市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意味着，原先没有几个人会遇到的裂痕，反而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大批人在边缘徘徊。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像南布朗克斯和古巴这样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行动。

这就是切·格瓦拉1951年的设想。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格瓦拉的想象力曾在医生之间相互传递。或许许多人都有着自己的远见卓识，以至于在1959年之后，古巴把医疗革命主义带到了任何可能的地方。显然，切·格瓦拉并没有设计古巴当前医疗系统的复杂内部结构。但紧随他之后的医生们，他们将切·格瓦拉的设想编织成一种现在遍布各大洲的织物。在人类历史的特殊时期，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不同未来的相似景象。如果他们的思想在社会结构瓦解的一小时内传播得足够广泛，那么一个革命性的思想就可以成为建设新世界的物质力量。

参考文献：

1. Nancy Scheper-Hughes, “AIDS, Public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in Cuba,” Lancet 342, no. 8877 (1993), 965–67.

2. Pascual Serrano, “Cuba en Tiempos de Coronavirus,” cuartopoder, March 21, 2020.

3. Helen Yaffe, “Cuban Medical Science in the Service of Humanity,” CounterPunch, April 10, 2020.

4. Merriam Ansara, “John Lennon in Quarantine: A Letter From Havana,” CounterPunch, April 9, 2020.

5. Heidy Ramírez Vázquez, “Medicamento Homeopático a Ciudadanos en Cuba,” Infomed al Día, April 12, 2020.

6. Susana Hurlich, “Door by Door the Cuban Government Delivers Immune Boosting Medicine to the People,” Resumen-English, April 9, 2020.

7. Cira Pascual Marquina, “A Caracas Commune Prepares for the Coronavirus Crisis: Four Voices from the Altos de Lidice Communal Healthcare System,” Venezuela Analysis, April 11, 2020.

8. “Venezuela Has the Lowest Contagion Rate in Latin America,” teleSUR, April 14, 2020.

9. Alan MacLeod, “Bodies in the Streets: IMF Imposed Measures Have Left Ecuador Unable to Cope with Coronavirus,” MintPress News, April 13, 2020.

10. “Cuban Docs Fighting Coronavirus Around World, Defying US,” Associated Press, April 3, 2020.

1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tatement, “The COVID-19 Pandemic Makes Clear the Need to Cooperate Despite Political Differences,” Granma, April 16, 2020.

12. Ángel Guerra Cabrera, “Cuba: El Interferón Salva Vidas,” La Jornada, April 16, 2020.

13. Farooque Chowdhury, “Undaunted Cuba Defies the Empire and Extends Hands of Solidarity to Continents,” Countercurrents, April 17, 2020.

14. Peter Kornbluh, “Cuba’s Welcome to a Covid-19-Stricken Cruise Ship Reflects a Long Pattern of Global Humanitarian Commitment,” Nation, March 21, 2020.

15. Amy Goodman with Peter Kornbluh, “‘Humanitarian Solidarity’: Even Under U.S. Sanctions, Cuba Sends Doctor Brigade to Italy and More,” Democracy Now!, March 24, 2020.

16. Kornbluh, “Cuba’s Welcome to a Covid-19-Stricken Cruise Ship.”

17. Helen Yaffe, “Cuba’s Contribution to Combating COVID-19,” 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 March 14, 2020.

18. “Over 45 Countries Ask Cuba for Interferon to Treat Covid-19,” teleSUR, March 27, 2020.

19. John Tarleton, “Cuban-Trained Doctor Helps Mobilize Pandemic Response in Her South Bronx Community,” Indypendent, April 11, 2020.

（来源：美国《每月评论》杂志，原标题“How Che Guevara Taught Cuba to Confront COVID-19 ”，网址：https://monthlyreview.org/2020/06/01/how-che-guevara-taught-cuba-to-confront-cov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