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军事干涉与哥伦比亚半个世纪的冲突

作者：詹姆斯·佩特拉斯

2012年6月13日西班牙《起义报》

魏文 编译

引言

美国对哥伦比亚的军事干涉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长的反对起义的战争。从1962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建立“绿贝雷帽”开始，在新的世纪因2001年克林顿政府时期出资70亿美元的军事计划（哥伦比亚计划）而得到加强，如今奥巴马政府继续实施，在哥伦比亚建立了7个新的军事基地。美国在哥伦比亚进行的“战争”已经50年。10任美国总统（5任自由的民主党总统、5任保守的共和党总统）交替进行，以便将最残暴的在拉丁美洲从未有过的反对起义的战争推向前进。从屠杀平民、工会人士和人权的积极分子以及农民的迁移来说，哥伦比亚寡头在美国的支持下被列在暴政统治者的名单的前列。

为了理解美国在哥伦比亚的帝国干涉的血腥的历史，必须审视在一个比较的历史框架内两国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强调哥伦比亚统治阶级的特点和这个国家对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战略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

哥伦比亚：霸权后面的一个统治阶级

在一个由“封闭的”统治阶级通过19世纪寡头的政党（和它对立的派别）统治的社会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21世纪在哥伦比亚暴力是司空见惯的。哥伦比亚与大部分拉美国家不同，这些国家20世纪初中产阶级由不同的政党执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特别是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拉丁美洲见证了社会党、共产党和民众主义全国政党的出现，以及人民阵线类型的政权的出现。但是，哥伦比亚保持长期固定在一种由两个寡头政党统治的封闭的政治制度，这两个政党用子弹和选票竞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时期，哥伦比亚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和民众主义的人物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他被暗杀了，国家陷入一个浴血的阶段，整个社会被所谓“暴力”覆盖。保守的和自由的寡头派别资助武装团伙互相残杀，结果造成30多万人死亡。寡头们签署一项政府交替的协议后，内战才告结束，“全国阵线”巩固了对权力的更多控制，阻止任何新的政治运动达到任何类型重要的代表性。

包括出现了一个假的选择，在右翼的民众主义者罗哈斯·皮尼利亚的统治下，城市的群众和农村的穷人屈从于地主的私人武装，同时城市的工人运动被军人和警察残酷镇压。持不同意见的民主派一般成为自由党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工人积极分子聚集在战斗的和地下的工会周围，或是半合法的共产党或是小的社会党周围。

冷战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渗透

随着冷战的开始，华盛顿在两党的寡头联盟中发现了一个很聪明的同谋，特别是在盖坦被打死和在美国控制的农业综合体工作的战斗的工会人士遭到野蛮的镇压以后。50年代初从双边的和多边的反共的军事协议开始，哥伦比亚的政治固定在一种对华盛顿屈从与合作的模式，同时美国将其帝国的权力从中美洲和加勒比扩大至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

哥伦比亚与美国两党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似和在两国排斥任何有成效的反对派对其连续性与合作提供了便利。结果是哥伦比亚的寡头没有面对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经常出现的挑战。

古巴革命和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联盟

古巴革命特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在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的成倍增加，标志着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关系曲折的起点。哥伦比亚对华盛顿的反革命战略变成了一个中心国家，成为美国在反对60年代的革命高潮的斗争的一个“实验室”。

哥伦比亚是一个跳板，华盛顿从这里发动一场反的所攻势，指向军人政权，以便建立一个依附－顺从的国家的帝国，这些国家为美国的利益开放，听众华盛顿对外政策的指令。

美国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强加与适应

美国帝国不是在第二世界大战结束时完全成形而出现的。它必须应对和克服很多障碍以及国内的和国外的挑战。从国内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5年的战争以后，多数美国公民要求遣散军队（1945-1947），这削弱了美国在危地马拉、智利、阿根廷和其他国家新的进步政府进行干涉的能力。但是，由于冷战和在朝鲜的“热战”，美国重新武装，出面追求世界的霸权。在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和智利，进步的和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和它们的领导人被赶下台和关进监狱。在整个50年代，华盛顿支持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独裁者和自由市场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包括秘鲁的奥德里亚，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希门尼斯，哥伦比亚的奥斯皮纳和戈麦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海地的杜瓦利埃，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危地马拉的阿马斯，古巴的巴蒂斯塔。
从1948年到1960年美国帝国完全依靠独裁者残暴的力量和当地的农业－矿业寡头的合谋建立它的统治。

帝国以右翼的独裁为基础维持了10多年。从古巴的7月26日运动的胜利（1959年1月）开始，在整个大陆发生了革命起义的10年（1960-1970），挑战帝国的权力和帝国顺从的合伙人。

面对顺从它的独裁者的灭亡，美国帝国主义被迫采用新的由中产阶级改良派的选举政党组成的新的力量去对付革命的新一代和受古巴的榜样启发的知识界、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运动。

1962年，华盛顿提出了一个新的所谓“进步联盟”的战略，以便分裂革命者的改革派：“进步联盟”向中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权承诺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武器和特种部队，以便破坏革命的起义者。也就是说，帝国的暴力更加有选择：指向独立的革命运动，对打击反对民选的政府的起义的计划直接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

哥伦比亚的例外：用改革进行镇压

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开展土地改革，民主的和民族主义的改革，同时实施反对起义的计划（智利、厄瓜多尔、秘鲁、巴西和委内瑞拉），在哥伦比亚则相反，寡头继续掌权，封锁出现一种民主的、改良主义的选择，完全依靠一种全面军事化和在革命与反动之间进行政治分化的战略。

在哥伦比亚，美国帝国不必在一个改良主义的中产阶级的政权与一个革命运动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两党的寡头制度控制着选举的地盘。美国不需要“大棒和胡萝卜”的结合，而是集中它所有的努力加强统治的寡头的军事权力。

哥伦比亚的统治阶级排除任何类型的“土地改革”，这与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不同，明显的原因是他们是地主的精英。哥伦比亚的寡头没有将战略工业国有化的军事民族主义的任何压力，如同在玻利维亚（锡和天然气）、秘鲁（石油和铜）那样，因为军人在美国的指挥下，与新出现的毒品－资产阶级关系密切。

到60年代末期，哥伦比亚已经变成为美国政策在拉丁美洲的关键伙伴（“模范”）。70年代初，本地区从改良主义走向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安第斯和加勒比国家。

在由民族主义者统治的安第斯地区如厄瓜多尔的吉列尔莫·罗德里格斯，秘鲁的胡安·维拉斯科，玻利维亚的托雷斯，智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哥伦比亚是个异类国家。哥伦比亚的统治阶级如同是美国在1964年巴西发生政变开始时发动的第二次也是最残暴的反革命攻势的“配合者”。

随后1965/1966年美国侵略和占领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后支持推翻安第斯国家的统治者阿连德、罗德里格斯、托雷斯、维拉斯科。后来美国支持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军事政变（1976和1982）。

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美国组织了雇佣的敢死队杀害了近30万农民、工人、印第安人、教师和其他的公民。美国从洪都拉斯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去破坏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革命。

哥伦比亚的统治阶级在美国和以色列反起义的专家的支持下，企图跟随美国的反革命领导，卷入一项“焚烧土地的政策”，以便打败民众的起义。但是贩毒－总统们如图尔瓦伊、贝当古、巴尔科、加维里亚和桑佩尔等只是获得了部分的胜利—破坏了一个合法的民众的组织“爱国联盟”—但是武装的起义组织的成员数量增加了，规模和范围扩大了。

“独裁者和自由市场”的第二个浪潮（1970-1980）－包括皮诺切特（智利），魏地拉（阿根廷）和阿尔瓦雷斯（乌拉圭）－已经感受到民众的压力，80年代初要面对外债造成的无法解决的危机。美国帝国主义再一次面对一种挑战和一种抉择：或是继续与独裁者和急剧的金融危机在一起，或是组织一个“民主的过渡”，有助于保留国家和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

帝国主义的金色时代……新自由主义与选举，1990-2000（哥伦比亚除外）

90年代是自皮萨罗和科尔特斯（两人均为西班牙征服者）时代以来对拉丁美洲经济最严重的掠夺的见证。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墨西哥前总统萨里纳斯和塞迪略，巴西前总统卡多佐，玻利维亚前总统桑切斯·德拉索达和秘鲁前总统藤森推行私有公和非国有化—一般来说通过总统的法令实施—属于国家的5000多个企业、矿山以及自然资源、银行、电信网络被出卖，估计价值在1万亿美元以上。在90年代有9000多亿美元作为利润、专利费和支付利息的方式从拉丁美洲撤走，支付给跨国公司、银行和投机商。在哥伦比亚，贩毒变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同时传统的寡头与“毒品－资产阶级”联合，通过美国在迈阿密、华尔街和洛杉矶主要的银行的帐号洗钱数十亿美元。

在哥伦比亚，由军事独裁过渡到由投票选出的专制的新自由主义制度是由一个寡头的国家向向一个毒品－国家的过渡。准军事人员和军人的敢死队掠夺了数百万农民，与武装的起义对立。没有任何的“民主的过渡”，对民主的反对派进行暗杀。从1984年到1990年爱国联盟的5000多名成员遭到暗杀。

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将90年代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看作是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模式”。其方式是将掠夺与在拉丁美洲的私有化和在哥伦比亚军人的占有相结合。

帝国好战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2000-2012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帝国霸权的基础完全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掠夺、失败和腐败导致深刻的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结果引起民众的起义推翻美国支持的政府，如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发生的那样。在巴西、乌拉圭和委内瑞拉，执政的新自由主义的总统被中左政党和民族的－民众主义的政党推翻。

在哥伦比亚，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毒品－资产阶级的政府的大规模拒绝表现在选举中大规模的弃权（75%以上）；武装起义的存在和影响在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大幅度上升，帕斯特拉纳总统在战术上撤退，接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与两支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进行直接的和平谈判。

美国建立在与新自由主义的顺从的政权相勾结的帝国统治的基础停滞不前。2000年至2005年社会的民众运动在委内瑞拉挫败了反革命的政变和企业主的罢工（2002-2003），查韦斯总统的胜利加快和激化了社会经济变革的进程，加深了委内瑞拉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拒绝与美国的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哥伦比亚再次反对本地区的进步浪潮。毒品－资产阶级和寡头选择全面的军事化，以便封锁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出现的民众的民主运动。哥伦比亚和美国对本地区民主革命的回答是推出“哥伦比亚计划”，由美国、哥伦比亚的政府和欧盟提供资助。
“哥伦比亚计划”：帝国主义对拉美民主运动的回答

“哥伦比亚计划”是美国对拉丁美洲民众的民主革命的回答。它是美国在整个地区最大的军事援助计划，其设计是为了实现以下战略目标：1，包围哥伦比亚免受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革命的“污染”，这场革命削弱了美国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协议；2，提高哥伦比亚对委内瑞拉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的威胁和施压能力，向美国提供多个军事基地，如果委内瑞拉发生“国内的政变”，就从这里进行直接的干涉；3，具有国内性质的重要政治经济职能。其设计是为了使社会军事化，控制农村，靠30万士兵和3万敢死队的和3万准军事人员强迫数百万人离开游击队控制的地区。这使游击队失去情报资源和后勤支持，但是招募了新的成员。作为乌里维/桑托斯“烧毁土地”的政策和大规模暴力的结果，出现新的经济部门，特别是矿业、石油和农业，收到外国的投资，在2012年为奥巴马与桑托斯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奠定了基础。

在“哥伦比亚计划”（2001）与国家的军事化、无区别的镇压、剥夺（2002-2011）、新自由主义自由化的深入以及自由贸易协议（2012）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在美国帝国的军事化中哥伦比亚具有战略地缘政治的作用。

在中东、南亚和北非，美国以“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为借口，入侵和与以色列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结盟，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的帝国。在拉丁美洲，美国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结盟，以“反对毒品的战争”为借口，已经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的帝国，最近在拉美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现在美国在哥伦比亚有8个军事基地，在阿鲁巴、哥斯达黎加、库拉索、萨尔瓦多、海地、巴拉圭、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关塔那摩（古巴）各有一个军事基地，在洪都拉斯有3个军事基地，在波多黎各有几个军事基地。

美国：一个军事化的帝国

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和军国主义的加强，今天的美国帝国大部分是一个处于经常的战争中的军事帝国。华盛顿与哥伦比亚的密切关系反映了国家强烈倾向于军事机构的强击机特性的相似性，经济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和自由市场的政策倾斜。

在拉丁美洲哥伦比亚代表着一种异常情况。在拉丁美洲拒绝新自由主义10年以后和中左政府拒绝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8年以后，哥伦比亚在乌里维/桑托斯的领导下仍接受新自由主义和与华盛顿签署一项自由贸易协议。

为了应对委内瑞拉、加勒比计划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挑战，美国在加勒比和安第斯地区的霸权采取的两项经济措施，华盛顿通过自由贸易协议密切了它与哥伦比亚的关系。

结论

美国帝国依靠全世界与它勾结的政府以便保卫它的军事统治。在拉丁美洲哥伦比亚是它首要和更积极的盟友，特别是在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

与美国一样，已军事化的哥伦比亚国家不适合拉丁美洲的形势。美国缺少向拉丁美洲提供新的经济措施，已经失去了重要的影响力，贸易、投资和对市场的参与已经下降。由于哥伦比亚作为军事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补充美国的全球计划，变成一个美国大规模军事援助特别的接纳者，正是为了避免它与独立的进步的国家新的集团联合，这造成华盛顿更大的孤立。

哥伦比亚通过自由贸易协议增加对美国经济的依靠，这意味着牺牲一个广大的农业生产者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但是增加了寡头和外国投资者在哥伦比亚矿业、石油和金融业的机会。自由贸易协议将增加毒品－金融资产阶级的机会，它每年通过美国和欧盟主要的银行将贩毒得来的利润洗钱200多亿美元。

哥伦比亚是美国帝国在拉丁美洲的“模范国家”。是一个被毒品－寡头、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军人三方联盟统治的国家。桑托斯政府越来越依靠大规模的外国资本流入，将其用于投入出口外国市场的生产。军费开支增加，与乌里维政权没有区别的恐怖，政治上孤立于本地区经济权力（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处于停滞的美国经济的局限，这些都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严重障碍。桑托斯总统试图将这些“国内的矛盾”和解。他用有选择地暗杀工会、社会运动和人权的积极分子取代不加区别的恐怖行动。他强调看重以选举为已任的政治家，强调准军事人员对消灭在新的矿业领域和投资部门民众的反对派。他把与委内瑞拉签署重要的经济协议与深化与美国的军事关系相结合。

桑托斯与白宫的协议，依附多样化和自由市场的战略，依靠民主的基础和很脆弱的全球的基础。镇压异见者，倒退的税收，生活标准的破坏，农村数百万人被赶走，这些情况导致不平等的大量增加，大众的需求被压缩，民众的压力增加。对美国的军事承诺意味着沉重的经济成本没有得到经济补偿。美国推动的军国主义的成本损害了哥伦比亚在地区市场上扩大贸易的努力。美国的经济处于停滞，正在衰退，预计2012年也不能鼓舞人心，特别是对哥伦比亚这样开放的经济。

随着21世纪的开始，拉丁美洲国家面对着相似的形势：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危机，美国经济的衰落，统治阶级对外没有发展的能力，没有发展国内市场的意愿。这是导致打破美国的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民主革命的结果。10年以后，哥伦比亚面临一种相似的形势。问题是哥伦比亚是否继续跟随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结束帝国的军国主义，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已经到了哥伦比亚不再成为“政治的异类”的时候了，不再成为军事帝国主义的一个仆从。哥伦比亚的民众运动，如“爱国进军”所表明的那样，已经准备好进行自己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的民众革命，走自己的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