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经济被极少数极其强大、受帝国主义国家力量支持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经过几个世纪的惊人扩张和在全世界的积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正接近一系列系统性的，或可以说决定性的极限。这些极限体现在物质、生物、人类、社会和经济等领域。

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

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将废气排入大气，导致全球气温不断上升，前所未有的洪涝灾害、饥荒和疾病频频来袭，威胁到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地区。数百万公顷的原始森林——更新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的地球之肺，因过度砍伐而遭到破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船队大肆捕捞，使可供商业捕捞的鱼类种类减少75%。农业化肥泄露造成海水化学污染，地产开发商在鱼类繁殖的河口处兴建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村，更加剧了鱼类灭绝的趋势。我们如何阻止这些环境破坏？

一个世纪以来，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石油一直在驱动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十年的时间内，石油生产可能会达到峰值，随后将供不应求。主要的石油公司及其政治后台，已经在不择手段地争夺仅存的石油资源。深海采油使得石油成本更高，开采难度更大，还带来事故、石油泄露、环境污染等风险。凡有石油发现的地方，从中亚、中东到西非、苏丹，都因此蒙上战争或是长期社会不稳定的阴影。一些处在战略要冲的国家，如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均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随着国际油价的大幅上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动脉面临威胁。中产阶级依赖私家车的生活方式、国际贸易、国际旅游业，和以石油副产品农药和化肥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无不前景堪忧。

从整体而言，被全球资本主义积累模式所困的人类文明正走向消亡。这种资本主义积累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主导这一现实的全球资本主义力量无法认识到这点，更无法采取决定性措施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建立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世界，一个以社会需求、而非利益为基础的可持续的社会，是一场事关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以及与我们共同分享这个地球动植物的斗争。同时，这也是一场事关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利润最大化之间的斗争。

资本主义和农村生计的破坏

农业和粮食生产是最鲜明的例子。21世纪初，由帝国主义势力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向接近全球半数人口——当时的30亿小农户“宣战”，计划通过快速的全球农业贸易自由化，在未来几十年内消灭小规模自给农业。

随着农业和农业产业的自由化，推行西方进口平价定价政策（即对出口农产品给予补贴），粮食生产和种子供应链的垄断，南非大量农民失地，许多农场被迫关闭或改成养殖场，土地改革困难重重，进展缓慢。所有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土地和粮食安全观以及农业及其产业“转型”带来的后果。将农业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积累模式，如果以提高生产率和现代化的名义可谓是先进的。有人称，这是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的现代化之路。资本主义的农业革命能够提高生产率，让全世界享有更低的粮价。

那么问题在哪儿？问题是欧洲的农业革命持续了150年的时间，而不像现在资本主义大公司对待第三世界那样只需要几十年。更重要的是，18、19世纪，因为资本主义革命而成为剩余劳动力的数百万贫农被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劳动密集型工厂所吸收。而更多更早就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穷困潦倒的欧洲剩余劳动力，作为经济难民移民到了美洲、澳洲，甚至南非。然而现在，受全球竞争力所限，第三世界国家的工厂大多为劳动密集型。这些企业连目前的失业群体都无法吸纳，更不用说新增的数十亿失地农民。那么是否会出现自南向北的移民潮？在世界各地，高墙正在筑起，藩篱正在加固，富裕的美国和穷邻居墨西哥之间的国境线由军队把守。地中海地区成为欧洲城堡的护城河。帝国主义世界的领地仿佛种族隔离时代的长椅，挂上了“白人专享”的标签。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能给新出现的农业问题提供可持续的答案。事实上，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农业革命让大量人口面临生存的危机。

资本主义和城市贫民区

就在几年之前，世界城市居民人口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居民人口。随着市场、干旱、饥荒和社会不稳定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世界城市化的速度超过了几十年前最大胆的预测，目前世界城市人口（35亿）比1960年的世界人口还要多。此轮城市化的浪潮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不仅仅是在规模上、更是在性质上超出从前。这种城市化并没有伴随工业化进程。

在全球居住在城市的一半人口中，有整整1/3在南方的城镇和超大型城市中的贫民区艰难度日。因全球资本主义积累进程而失地的农民挤进城市，加入到已经城市化的兄弟姐妹们，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这个时代创造了互联网、解密了ＤＮＡ，却也剥夺了十多亿人的生计，给他们的回报寥寥无几。马克思将这些丧失社会地位的城市贫民阶级称为“流氓无产阶级”，他所指出的许多特点在今天仍旧适用。比如，他们相对边缘化于主流社会，他们的松散性和摇摆性使得他们易被任何方式的动员影响，有时候可能被反动的原教旨主义或仇外势力所煽动。如今，这一阶层的存在庞大而持久，这十几亿人不可能再被视为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暂时产生的闲杂人等。

此外，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与活跃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工人阶级和贫困人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友联系。一个南方的无产者或在北方工作的南方工人，一般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其中许多人还在农村生活。相反，这个无产者很多的日常需求越来越多地要通过非正式劳动来满足，比如经营小卖店、小公交，在自家后院开修车铺、种菜，或是在乡下老家保留一小块自留地。这些现象不仅仅在南非存在，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以不同形式存在着。

如果社会主义要成为抵制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药方，社会主义就必须照顾到我们这个时代数亿城市和农村贫民的理想和生存，而不能仅仅是现代化，盲目模仿西方，或者直接实行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变得不可持续，如果我们要拯救世界，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将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关系只能让我们在危机和矛盾中越陷越深。为“现代化”而现代化和脱离了发展的“增长”必须要由另一种逻辑代替，我们需要将社会需求置于利润之上，家庭和社区的可持续性、本地的经济发展要成为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重要部分。

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经济危机

世界资本主义目前正处于自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大萧条跨越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战后，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才经历了一段持续的增长和稳定期。

从1973年石油危机开始，全球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又一轮的经济停滞和危机。不久，危机的震中就扩展到了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始于70年代末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引起“第三世界债务”的直接原因是发达的“第一世界”的主要私营金融机构非理性的借贷。尤其是欧洲的银行因参与国际石油交易而赚的盆丰钵满，将数十亿美元借贷给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钱大多都被用在了耗费巨大、对可持续发展毫无益处的形象工程上。到了70年代末，贫困的贷款国显然无力偿还。在这一背景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关键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头换面，获得了新的授权。这两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建立的机构旨在为受战争破坏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和发展提供资金，而当时它们的新使命就是通过残酷的、强制的“结构调整计划”榨干第三世界国家，挽救资本主义金融业。

过去40多年来，资本主义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地区性危机，包括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1990年日本股市危机，以及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这些危机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缓慢走向停滞的漫长过程中爆发的。这一长期趋势会因投机泡沫而暂时放缓，然而泡沫最终会破灭。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银行业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巨大改变。危机没有被转嫁到边缘地带，震中直接落在资本主义积累和占据的传统核心区域——美国，随后是日本和欧洲。而此次危机击中了垄断资本主义行业的心脏——金融业。因此，其对全世界产生的冲击可谓影响深远。考虑到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全球化程度已大大提高，冲击的力度也不同以往。尽管一些经济体以较低速度保持了增长（比如中国），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进入经济衰退，或是长期的经济停滞。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就业机会化为乌有，房产被收回，企业破产。短期或中期内全球资本主义能否复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这场危机的成因。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作出科学分析。他指出，这种循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特有问题。一些外在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害或社会动乱等也会引起资本主义危机。然而，战争、自然灾害或社会动乱更可能是资本主义内部危机所引发的结果，而非根本原因。

要了解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还需要了解美国经济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1870—1970年的100年间，美国的生产力实现前所未有的提高，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大幅增长。这样的经济现实成为了“美国梦”、“消费主义”以及美国工人阶级相对被动性的基础。拥有一辆小车和一幢位于城郊的房子成为美国式生活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中的经济主导地位，尤其是强大的生产力开始被日本、台湾和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和一些欧洲经济体所挑战，美国的工厂（固定投资）盈利缩水。这造成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因为美国的资本开始向有着更高生产力，尤其是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地方转移。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6%的企业利润来自海外，而在本世纪初这一比例上升至21%。

全球化带来了“金融化”的失控，全球每天有价值数十万亿美元的资本被用作投机，而和生产性的投资相去甚远。同时，美国运用其政治、军事尤其是金融实力，通过增加贷款推高国内消费，尽管从上世纪70年代起国内实际工资水平只降不升。随着美国消费支撑起全球市场，出口导向型的亚洲制造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第三世界的石油生产国成为了生产的主要地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因此居高不下。

支撑美国国内消费的有各种“创新”金融工具，其中有“次级抵押贷款”，即向无购房能力的人提供的房贷。这种房贷初始是较低的优惠利率，设想随着购房人职业生涯上升，分期还贷能力相应增加，在抵押还贷期间利率会不断提高。房贷机构将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优质贷款混合后，再卖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是2007—2008年危机的催化剂。这场危机造成美国四大银行之一——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破产，多家银行以及两大房贷抵押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不得不靠暂时的“国有化”（花公众的钱）来获得救助。因次贷和各种有毒贷款被分切混合在一起，欧美各大金融机构并不清楚购买的是何种金融产品。银行对相互拆借心存戒备，实体经济中流动性消耗殆尽，直接影响生产和消费，这对中国等制造业大国构成沉重打击。

面对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全球化和垄断化的金融业拿不出清晰的应对之策。它在拯救银行和刺激资本主义增长之间抉择两难。一方面，它试图通过公众买单的救助方案来挽救金融机构，比如强制政府执行严厉的紧缩措施，甚至将民选政府撵下台（比如在希腊和意大利），让支持预算缩减的金融业“技术官员”取而代之。另一方面，这些紧缩措施和救援方案抑制了市场需求，让资本主义增长前景黯淡。紧缩措施在许多发达国家遇到选民的强烈抵制，撼动了中左和中右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然而，单纯反对紧缩措施，却拿不出任何后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即社会主义道路），无法让全球经济走出目前的死胡同。

一场多领域的系统性危机

2007年7月的南非共十二大曾分析过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许多特点。当时，在南非只有南非共指出这场危机具有关联性和系统性等特点，也只有南非共认为短期内不会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复苏。

当时我们做出的预测在过去5年得到了充分验证，其中包括：尽管这场危机殃及各个领域，但据此假设资本主义将会灭亡，危机过后会诞生新世界，是十分幼稚的。美国经济超级大国地位正在加速下降，但仍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其资本主义霸权地位。与此同时，世界将会并且正在变得更加多极化。尽管多极化给予南方更多喘息的空间和选择，南方人民将承受危机带来的负担。资本主义经济体更加关注自身危机和刺激计划，相应减少了对南方的直接投资，国际贷款利率提高。

一些充满活力的发展中经济体，如巴西、印度和中国可能相对超脱，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逃脱危机的影响。中国依赖对美出口的增长模式面临严重挑战。

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主义世界是可能的——斗争仍在继续！

世界资本主义正面临危机，这些危机已威胁到自然、生物和社会的可持续性。这些危机是否会终结资本主义甚至人类文明？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能否从这些危机中诞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要渡过危机，必须要由绝大多数人共同付出努力。

要建立可持续的世界，唯一的希望就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彻底过渡。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包括生产在内的人类活动越来越多地处在社会管控之下，最终我们能够创造客观条件，将社会需求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20世纪，全世界，包括南非都曾因1917年俄国革命而燃起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主义运动在击败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中发挥的作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增添了威望。1945年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在更多由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的国家中实施。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地激励了南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援助。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对峙帝国主义的平衡力，南方许多进步运动的战略和战术都建立在这一力量存在的基础之上。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并不能否定之前取得的许多成果和进步，也不能降低继续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突然变得“更好”了，恰恰相反，帝国主义变得更傲慢，在行动上变得更单边，在其继续积累的过程中变得愈发无可救药。

（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