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盎格鲁-撒克逊病态的“削减人口”痴迷

（5）

基辛格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与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潮

1974年，基辛格及其副手兼共济会-圆桌/外交关系协会（CFR）精英势力网络同伴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监督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的出笼，题为《全球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影响》（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正式把对削减特定国家的人口作为美国“安全”与“繁荣”的核心考量。因基辛格主导起草，该报告有个别称，叫《基辛格报告》（Kissinger Report）。

这个备忘录可让有心人窥见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西方某些精英痴迷于对目标国家进行人口削减、甚至种族灭绝这种疯狂的病态思维。对于这些日夜梦想着对整个世界拥有全方位的绝对主宰权的人来说，那些被视为“威胁”的国家的人口增长不仅势必与西方争夺地球的有限资源与财富，最终也必会相应增强那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如此也必将导致西方永远不愿看见的结果：那些国家会越来越自信地要求掌握自己的国家主权及资源、试图摆脱西方的遥控轨道、最终走上民族独立自决，这是西方的噩梦，绝对不能被允许。基辛格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试图走自己独立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道路的努力视为一个“病毒”，如果被允许繁殖，将会“传染”给广大地区，从而动摇西方对整个世界的统治地位，因而必须不惜一切手段与代价清除这些“病毒”。

来源：环球封面

为防止这个“西方噩梦”出现、清除这类“病毒”，一个周密而又不被目标国家觉察的计划被精心设计，旨在把目标国家诱导入人口削减的圈套中。最初被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精心挑选作为重点“人口削减”对象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埃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墨西哥、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等。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主旨之一，是通过各种手段在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人口削减，包括被冠以“计划生育”的强制性绝育手术、制造各种“天灾人祸”引发的粮食与水资源短缺、农耕地流失、水源污染、可导致不再适宜人居住的生态灾难、各种社会动荡、内外部冲突、战争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他们似乎失败了；在另一些国家，他们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这个1974年的备忘录中，把“心与迹异”、“笑里藏刀术”修炼得出神入化的权术师基辛格也警告到：针对这个人口削减蓝图，不能让那些目标国家的决策者们明白其设计者的真正意图：

“至关重要的是，要制定并强化欠发达国家坚守[人口削减]的承诺，不要让他们视为工业化国家旨在削弱他们实力或要将资源保留给“富裕的”国家使用的政策。这类观念的形成会对人口稳定的进程造成严重的逆反后果。”

要在横跨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地削减人口，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使命，当然不能仅依赖诱骗那些轻易上当的目标国家自动采取控制人口措施。于是，基辛格又指示国务院的“人口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Population Affairs）进行一个针对亚洲、非洲、拉美人口控制的特别研究：如何通过各种天灾人祸，从外部对这些国家强制进行人口控制。

从负责“人口事务办公室”拉美地区的项目官员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 的解释中，可窥见基辛格及其同伴们那典型的冷血动物般的嗜血本质：

“我们审视我们的战略需求，我们说这个国家必须削减人口——否则我们就会有麻烦。因此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萨尔瓦多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未能通过简单的方法去削减人口，因而导致了一个国家安全危机。萨尔瓦多未能利用我们的计划项目去削减人口。现在他们因此而得到了一场内战……将会发生人口动荡与粮食短缺。他们还是有过多的人口。”

“要想快速削减人口，就必须把所有的男子拖入战争，并让大批有生育能力、在生育年龄段内的女子死去……如果战争象这样持续三十或四十年，那么也许会有所成就。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可供研究。”

“在我们所有的工作中有一个单一的主题：我们必须削减人口数量。他们要么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通过干净的办法，要么将得到在萨尔瓦多、在伊朗、在贝鲁特的那类糟糕状态。”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Special Report，P28—30)

基辛格及其同伴们认定的“干净的办法”，是“节育”／“计划生育”。早在纳粹势力在德国崛起前，通过“节育”／“计划生育”对特定族群进行大规模削减，这个“科学”的妙主意就已被纳粹的“导师”——美国的种族主义者们发明了。“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这个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概念源于美国，与“节育”（birth control)这一用词相生相伴，最早公开提出“节育”这个概念的，是玛格丽特·桑格（Magaret Sanger），今天，桑格的公共形象十分光鲜，是许多人心目中“捍卫妇女生育选择权”的偶像人物，这个公关形象的另一面则被一些人有意无意保持缄默：为什么桑格长期被指责是一个“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与优生运动的大力支持者；为什么她的“节育”／“计划生育”活动主要是针对三大群体：一是有色人种，二是社会底层的贫穷人口，三是智力障碍群体。

“捍卫妇女生育选择权”，若果真如此，这当然值得称赞，毫无节制的生育，对妇女的身心健康的确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无论从人的尊严、家庭与社会的和谐进步角度讲，妇女的健康与幸福必须被保护。这也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然而，若打着“保护妇女”、“解放女性”的旗号，干着削减目标人口甚至种族灭绝的勾当，则完全是另一个回事了。

美国国内的“计划生育”运动是否如期成功，2016年美国疾控中心发表的一个数字会让我们有所领悟：黑人人口虽然仅占全美人口的13%，人工流产比例却占总数的38%，有色人种占总数的65%。占人口总数80%之多的白人人工流产只占35%。

再扫视一下诸多发展中国家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时间点，就会看到一个“巧合”：大体上不仅“恰好”都在《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出笼后的短时期内相继开始正式推动，而且这些国家也都“恰好”列在被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挑选出作为“人口削减”重点对象的名单上。墨西哥在1974年颁布《普通人口法》，土耳其在1983年颁布《人口计划法》，秘鲁在1986年颁布《全国人口政策法》，印尼在1992年颁布《人口发展与幸福家庭》......1982年的中国也无法幸免。台湾也在劫难逃：在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国际人口行动委员会等的“鼓励赞赏”下，至八十年代中期，台湾人口净繁殖率已降到人口替代率之下。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抛除种种“联中抗苏”的渲染舆论战，《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出笼实际上标志着美国长期战略的正式转向，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东亚地区，所谓的“冷战”已开始了战略方向大转移：与苏联及GCD抗衡这个战略核心开始与大规模人口削减这个蓝图并行、并逐渐被后者取代。对中国人口进行大规模削减、甚至逐渐灭绝已成为美国的对华核心总战略。恰恰是该战略的主导者之一基辛格启动了中国“回归国际大家庭”之旅绝非偶然巧合。这才是为什么基辛格、尼克松及其同伴们急于将中国拉入联合国的最重要原因。

实际上，虽然大规模削减人口蓝图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但作为西方主宰世界的最大绊脚石人种——西方难以与之竞争的东亚人口，即使不是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人口削减的主要对象。如日本，也是被挑选出来大力推动“计划生育”、“节育”的国家，只不过手段不同。早在1876年，西方幕后操纵的“明治维新”（实则明治政变）后不久，“马尔萨斯”人口论即被引入日本。

1922年，玛格丽特·桑格自美国抵达日本，在此后数年，尽管遭到政府表面上的拒绝与排斥，但在幕后势力的大力推动下，“计划生育”运动开始在日本悄然崛起，在日本，这个运动有数个名分，如“人口调节”、“家族计划”、“产儿制限运动”，等等。虽然在二战期间暂时中断，但二战后，在美国对日本社会滴水不漏的全方位掌控下，“人口控制”运动再次成为政府决策的一部分，并主要通过一些冠冕堂皇的名义，如“妇女生育选择权”、“母子保健”、家庭保健、晚婚晚育、“保护女性与孕妇的生命与健康活动”等等。

1949年，日本政府内阁设立人口问题审议会, 1954年，“日本家族计画联盟”、“日本家族计画协会”被创立，1968年，“家族计画国际协力财团”诞生，1973年，“人口问题协议会”现身，1974年，日本首届“日本人口会议”召开，为此日本政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在媒体的大力配合宣传与政府不遗余力的倡导推动下，“每家最多两个孩子”成了一个社会“共识”。在日本这样一个“共识”压力社会，根本无需政府强制。结果如何，一个数据足以说明问题：日本15-49岁之间的女性的合计特殊出生率在1947年为4.54人，1954年降为为2.48，至2022年，已锐减至1.26。2003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但日本人口依然在持续减少。

今天的日本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悲观绝望者并不罕见：持续下去，日本民族将不复存在。如何阻止人口持续减少，则几乎成了一个“无解题”。意味深长的是，如今，少子化几乎成为日本民众关注的首要社会问题、关乎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至少表面上，日本的媒体、政府似乎也在与民意同步，然而，鲜有任何人站出来告诉民众这一切幕后的真正源头。信息流通的垄断，这是现代一体化战争的妙法玄机。

要不声不响地实现人口削减目标，寄望于目标国家自愿进行“人口控制”是不可靠的，由外部进行强制性人口削减是必须的。为此，美国殚精竭虑。

恰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基辛格-尼克松时代，美国的生化武器、生物基因武器研制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美国与世界玩起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国技”：“心与迹异”阴阳术。这个转变也事出有因。1969年9月至12月，第二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最终通过第2603A（XXIV）号决议，确认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禁止使用一切化学武器，不论是作用于人或动物、植物。

当年11月，在“心与迹异”阴阳术大师基辛格的主导下，尼克松政府上演了一场精致的公关大戏，官方上高调宣布美国将放弃使用生物武器，尼克松信誓旦旦地宣称：生物武器可产生大规模的、无法控制的恶劣影响，造成疫病流行，且危及未来世代的人类健康，因此美国决定放弃使用致命的生物武器及其它所有生物战手段。然而一系列高调的公关举动不过是为快速推进新一代生物武器研制而释放的烟幕弹。在这个公关形象掩护下，美国反而加速了生物基因等新一代非常规武器的研制。

在尼克松总统承诺关闭美国的生化武器开发项目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成为德特里克堡设施的官方管理机构，美国陆军决定在德特里克堡维持一个“小规模”的“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机构，并把其它设施“租”给政府部门。美国农业部则同意在德特里克堡设立一个专门“研究植物疾病”的“新部门”。实际上，美国农业部并未设立什么“新”的部门，他们只是接手了原来美国陆军早已进行的植物病原体研究项目。这也很自然，因为美国农业部，就如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能源部等政府机构一样，长期都被指责是美国非常规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任何一个民族赖以存续的命根子与国家安全的一大支柱，食物是“人口削减术”的关键要素之一。很自然，长期以来，农业也一直是生物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要存续，可以没有货币、没有楼房，但不能没有握在自己手中的水源、粮食与用地。生物技术的飞跃发展为现代生物基因战提供了多个维度的攻击方向：不仅以攻击人体本身为目标，也把人赖以生存的粮食、水、家禽家畜、土壤、生态环境等要素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在地球物理武器飞跃发展的今天，二者的结合也成为掌控任何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终极杀手锏。

早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发的一系列早期生物武器就包括可以杀死家禽家畜的五花八门的“外来”动物传染病、针对目标国家的粮食作物与家禽家畜而研制的各种致病菌株等等。

如在植物病原体中，包括稻瘟病、小麦秆锈病、小麦黑穗病、大豆矮缩病毒、大豆锈病、大豆红叶斑点、棉花双生病毒、玉米大麦黄矮病毒、棕色条纹霉、玉米爪哇霜霉病、甘蔗霜霉病，等等；在动物病原体中，如猪水疱病、疱疹性口炎、传染性牛胸膜肺炎、牛绵状脑病（疯牛病）、蓝舌病 、禽流感，等等；在巨有机体类型中，包括亚洲长角甲虫、螺旋锥蝇、粉虱、小麦蚜虫、斑马贻贝、海虱、八目鳗等等；在微生物中,如炭疽 、口蹄疫、禽流感病毒、非洲猪瘟病毒、香蕉束顶病毒、玉米种子枯萎、小麦黑穗病、大豆锈病、米锈病、牡蛎病 、鱼鳃霉病 、原生动物寄生虫、微藻类菌如“赤潮藻”、 有毒甲藻类灭鱼虫，等等。

这一切还仅是冰山一角。数十年来，在农业领域，生物基因工程技术领域的飞跃发展也促生了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变相生物基因武器，对常规的控制防治手段具有天然抵抗力：转基因植物病原体、转基因害虫、转基因杂草……等等。

早期的农业经济战与生物战的一体化范例是七十年代的古巴。1971年，美国将非洲猪流感病毒传播进古巴，导致古巴猪大量死亡，疫情蔓延迫使古巴政府杀死了数十万头猪，直接重创古巴第二大经济支柱养猪业。十年后，古巴又出现了蚊子传播的登革热疫情，导致三十多万人患病。

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生物基因技术光速般飞跃发展，这些科技发展对武器研制的催生效应也是量子级的，半个多世纪前使用的那些原始的、老一代生化武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1970年，就在高调宣告生物武器开发“禁令”后的次年，尼克松便授权将“特别病毒”类的生物基因武器开发项目作为国家大战略。1971年，尼克松又下令将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因武器研制的重要部分转到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如此巧妙地将美军的武器开发隐藏在“民间科研”、“医疗研究治疗”机构的大旗下。这个计谋不仅使美军在所谓的“癌症研究”幌子下，利用“国家癌症研究所”这个世界著名医学机构的光环，遮掩其绝密级的生物基因武器开发活动，包括各种致癌性病毒及其引发的种种绝症。

多年来，一系列研究表明，由病毒及细菌引发的癌症病例数量十分惊人。如国际抗癌联盟（UICC）的数据显示，癌症病例中的20%与病毒及细菌有关。2012年法国的癌症研究小组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世界六人之一的癌症是由感染所致。近些年，不仅中国的癌症等疑难疾病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不成比例地急剧攀升、患者趋年轻化，而且年轻男子精子合格率也不成比例地骤降、不育人口急剧攀升。原因自然有多重，但除了“工业化”、“城镇化”、“污染”、“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通常的解释，我们已经想到了所有原因了吗？

在惯用的“为了防御他国使用这类武器”的借口下，不仅美国军方及军情机构的研制项目星罗棋布，令人眼花缭乱，而且研制合同也在绝密条件下发放给全国众多的科学家、生物工程专家、科研机构、在这些领域拥有实力的大学与医学研究机构、跨国公司等“商业”实验室，将这些“民间”组织天衣无缝地融入二战后建立的美国独特的“全民皆兵”国防网络，由国防部、国家安全机构等秘密作战网络资助各种绝密级军事化“科学研究”。

正是从七十年代开始，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开发可抑制免疫力、致癌性的各式病毒成为新一代生物武器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主持的“特别病毒项目”等生化基因武器开发项目也把美国及国际上的诸多尖端医学研究者、尖端科学家组织协调到一起。在基辛格、尼克松及其身后的历届总统的亲自监控下，借助生物工程技术的突破性飞跃发展带来的军事大革命，凡是人能想到的、哪怕是科幻式的武器，都通通被纳入研制开发之列。在种族生物基因武器领域，紧锣密鼓的研究与试验也围绕着五花八门的项目与主题快速推进，如对细胞及感染源的种种基因改造、把各式病毒在动物之间混合、传播、强化毒性等等。数不胜数的剧毒传染性制剂如此诞生在美国及其盟国的大批生物实验室里，以供生物武器使用，许多都是在“科学研究”与商业活动的掩护下进行的。

而这一切，还仅仅是美国的大学、医学研究机构、跨国公司等“民间组织”被统一协调、遍地开花的生物武器开发活动的冰山一角。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迷信西方“先进科学”与滚滚而来的雄厚资金，无视“科学”与“金钱”与生具来的双刃剑属性，导致这些军事化的“民间”组织、“科研机构”、跨国公司建立的各种“合作”中心、“科研项目”在目标国家也遍地开花。

不仅如此，也恰恰从基辛格－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数届政府在“心与迹异”的阴阳术下，连下四步连环妙棋，为新一代全球博弈大战略铺路。从此，美国开始走向国家战略的全方位一体化：以农业与金融为轴心的经济战；以生物工程为基点的生物基因战；以电磁与粒子束技术为先导的地球物理战；以媒体、娱乐、学术教育界领衔的信息舆论战与文化战，并在国家安全与情报机构的协调下统一出击。

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基辛格与尼克松这两个热衷于“人口削减”政策、大力推动开发新一代生物基因武器的人，成了把中国“欢迎回”国际大家庭怀抱的“老朋友”？？？

至1974年《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出笼时，一系列声名显赫的“非盈利”基金会、研究所及各式各样类似的“研究”中心网络已逐渐为掌控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与公共卫生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后数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及卫生专家们被慷慨的“资助”、“学者交流”、“奖学金”等种种名目的“国际合作”项目赞助，一些被精心“培养”的农业科学家、生物学家、医学专家在回到各自国家后，逐渐占据关键地位，并被精心树立权威声望，成为各自国家农业与卫生领域的政策主导者。

昔日与纳粹势力、致力于对有色人种进行“人口削减”的种族主义研究者与机构摇身一变，作为世界“著名”科学研究机构，冠冕堂皇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座上宾与合作伙伴。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种子、转基因猪、疫苗、食品添加剂、跨国公司的昂贵医药......美国数十年磨一剑的功底铸造的无形魔剑，魔力如何，只要还保留自己独立大脑意识与双眼的人，该一清二楚。

这把剑的魔力来自催眠术，它深深依赖对目标国家政府与民众的信息垄断与黑白颠倒的忽悠功底。要折断这把魔剑，只需拨开层层迷人烟幕、看穿它的本质、彻底解构它的魔法。洞察真相，是防止被动挨打、步步还招的第一要诀；基于真相运筹帷幄是走向胜利的第一步。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根除华夏民族、阻挡华夏文明复兴的历史脚步，但我们必须首先要拥有自己独立培养的人才、自己独立思考的大脑、自己独立掌握的资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