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之所以难得好起来，根子在于美国既读不懂中国，也不愿意面对真实的中国。美国对中国的错误认知究竟是怎么来的？不久前，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出版《意外冲突：美国、中国和错误叙事的碰撞》一书，重点剖析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对华错误叙事的深层原因。一家之言，供参考。

▲《意外冲突：中国、美国和错误叙事的碰撞》，作者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

一

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只能怪自己

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经济结构问题，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错误叙事是在转嫁责任。

美国与106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其根本原因是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由于国内储蓄长期不足，美国只能依靠巨额国际收支和贸易逆差吸引外国资本。特朗普深谙煽动草根群众之道，把中国作为打击对象，既简单省力，又能掩盖美国“寅吃卯粮”的难题。

事实证明，仅靠减少对华贸易逆差根本无法解决美国整体贸易失衡问题。特朗普在任的最后一年，美中双边贸易额比2018年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时减少1080亿美元，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同期却增长1510亿美元。这说明加征关税、打贸易战丝毫无助于解决美国对外贸易逆差。

▲2018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了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对中国的做法与上世纪80年代打压日本如出一辙，归根到底是不愿面对自身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而是向外转嫁矛盾，寻找替罪羊。

二

对中国打贸易战没有正当理由

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牵头撰写的301调查报告充满错误叙事，证据薄弱，不过是为打贸易战提供借口。

关于“强制技术转让”，美方指责中国政府以中外合资企业为抓手，迫使美国公司把核心技术转让给中方伙伴。但美企选择在华设立合资企业是理性、自愿的决定。

从经济学上讲，外国企业寻找当地伙伴是十分合理的企业行为，因为后者掌握社会资源、熟悉当地法律制度。成立合资企业必然意味着合作伙伴之间共享产品设计、生产技术等各类资源，以此实现合资企业本身的更好发展。

美国的错误叙事不仅逻辑上说不通，连援引的证据都自相矛盾。301调查报告中提到，根据2016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有19%的美国企业表示对被迫转让技术有担忧。但这恰恰说明占大多数的另外81%企业并未感到被强制转让技术。

▲特朗普政府沉迷甩锅中国，不惜制造错误叙事。

此外，中方也并没有“白拿”外商转让的技术。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数据，2020年中国支付了近380亿美元用于外国知识产权许可费，是十年前的3倍，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仅次于爱尔兰、荷兰和美国。

关于“产业补贴”，首先，各国政府都会将对重点产业的支持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美国、日本、德国等概莫能外，政府支持曾是其重点产业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

美国在“产业补贴”问题上指责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补贴重点产业的行为异乎寻常，而是因为中国大力发展的关键行业恰恰是美国今后想要占据先机的领域，美方担心失去领先地位。

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为了掠夺技术”，美方叙事也偏离了事实。大部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其实并不从事高精技术产业。

三

美国对华科技战难以成功

特朗普政府用错误叙事发起对华科技战，根本原因是对中国科技迅速发展的疑惧。美国对华为实施全面围堵就是这一心态的集中反映。

▲2023年3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许多民众在国会大厦附近集会，抗议美国政府和国会对TikTok施压。

由于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模式，美国没有充沛资源用于关键技术的基础性研发。冷战期间，美国曾大力发展科技。但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信心爆棚，科技研发逐渐失去了在政府投资中的优先地位。

美国自己放下了技术领导力的同时，又过分夸大了对手带来的威胁。冷战期间，美国靠“脱钩断链”可以竞赢苏联。但今非昔比，当今的世界经济高度融合，转移供应链说易行难。况且冷战时期美苏经济相差悬殊，与今天美中经济的现状完全不同。

四

特朗普对华错误叙事遗毒深远

美国对华错误叙事之所以得以传播，是因为转嫁责任要比反躬内省容易得多。反对中国已经成了美国定义自我的一部分，因为这可以让美国在心理上逃避面对发展失衡、社会撕裂、党争不断等自身问题。出于“世界灯塔”的优越感，美国宁可采取“过一天算一天”“内病外治”的短视做法。

▲2023年，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大幅上升，包括芝加哥、迈阿密、波士顿和菲尼克斯等大多数主要城市都出现了增长。

特朗普虽已下台，但他主导的错误叙事已深度影响美国民众的对华认知。而拜登政府囿于选举政治和同样不愿承认短板的心理，只能大量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

五

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也不全对

中国对美国也存在错误叙事。这主要源自中国政府主导下对内对外信息的偏差，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中同样存在的长期性难题。中方关于“美国衰落”“两种制度之争”的言论，使双方相互戒惧更深。中国急于展示大国实力为时过早，中国常说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美国听来也未必高兴。

此外，中国经济同样存在长期以来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比如储蓄过多、消费过低、社会缺乏“动物精神”（即冒险精神）等。追求“共同富裕”和意识形态管控还可能进一步抑制投资创业。

中国在建设开放型经济的同时，产业政策仍缺乏透明度，官方解读有时语焉不详，使美国政府更加疑虑中国政府是否别有所图，进而助长了美方的错误叙事。

在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时代，美中互有所需。但随着中国经济向产业链高端转移，受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大规模突发事件影响，美中相互指责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将双方拖入意外冲突的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