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文章封面截图

在过去的50年里，科学家们绘制了整个人类基因组图谱，根除了天花。在美国，婴儿死亡率和心脏病死亡人数下降了约70%，美国人平均寿命延长了近十年。气候变化成为了人类存在的威胁。人们发明了互联网。

然而，贫困问题上却从没有真正被改善，只是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根据联邦政府的贫困线估算，1970年美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2.6%，20年后这一比例为13.5%；2010年，这一比例为15.1%；2019年，这一比例为10.5%。用图表表示过去半个世纪美国贫困人口的比例，相当于画一条像缓缓起伏的山丘一样的曲线。这条曲线略微上升，然后略微下降，然后在几年里再次回升，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期间保持稳定，在衰退时期上升，在繁荣时期下降。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缺乏进展的现象？这不能归结于统计贫困人口的方式，因为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出了同样令人尴尬的结果。政府在2011年开始报道补充贫困衡量标准，旨在克服官方贫困衡量标准的许多缺陷，包括没有考虑生活成本和政府福利的地区差异，美国正式增加了300万贫困人口。通过计算食品券和税收优惠等援助可能减少的贫困，被认识到低收入人群因住房和医疗成本上涨而负担沉重所抵消。

任何对贫困的公平评估都必须直面物质进步的惊人步伐，但是，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并不意味着贫困本身的减少。40年前，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手机。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手机变得越来越便宜，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一部，包括许多穷人。这让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恩·哈斯金斯（Ron Haskins）和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等观察人士断言，“获得某些消费品”，比如电视、微波炉和手机，表明“穷人根本没那么穷”。

不，事实上并非如此。人们不能以手机为食，一部手机也无法提供稳定的住房、可负担的医疗与牙科护理或者足够的儿童看护。事实上，随着手机这样的商品变得越来越便宜，像医疗和房租这种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成本也在增加。从2000年到2022年，美国城市的燃料和公用事业成本平均上涨了115%。美国的穷人生活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他们可以与每个美国人一样获得廉价的批量生产的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最重要的东西。正如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 六十年前所说：“在美国，穿得体面比住得体面、吃得体面或看病要容易得多。”

那么，为什么在减贫方面，我们五十年来一无所获？当我刚开始研究这一令人沮丧的状况时，我以为美国减少贫困的努力停滞不前是因为我们不再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我接受了在进步人士中很流行的一种观点，即里根与撒切尔的当选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此时政府削减了对穷人的援助，降低了税收，削减了政府监管。我想，如果美国的贫困状况持续下去，那是因为我们减少了对贫困人群的支出。但我错了。

图片来源：https://www.nytimes.com/2023/03/09/magazine/poverty-by-america-matthew-desmond.html

里根扩大了企业权力，大幅削减了对富人的税收，并减少了在一些扶贫项目上的支出，尤其是住房项目。但他的举措并未对福利国家的许多项目进行大规模、长期的削减。在里根担任总统的8年里，扶贫支出一直在增长，在他离任后也在继续增长。美国13个最大的经济状况调查项目，即为低于一定收入水平的美国人保留的援助项目，里根当选总统那年为每人1015美元，特朗普当选一年后时达到了每人3419美元，增长了237%。

这一增长主要源于医疗保健支出，特别是医疗补助支出。但即使我们将医疗补助计划排除在计算之外，我们也会发现，从1980年到2018年，联邦政府对经济状况调查项目的投资增加了130%，从每人630美元增加到1448美元。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如今已成为左翼词汇的一部分，但我在联邦预算中找不到这个词，至少在援助穷人方面是这样。并没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变得越来越吝啬。事实恰恰相反。

这更加令人困惑了，为何美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停滞不前？十年又十年，即使联邦救济激增，贫困率却仍然保持不变。

我们在扶贫上的政府支出增加了一倍多，而收效甚微，原因之一是美国的福利国家是个“漏水的水桶”。以福利为例。当通过“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项目（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简称AFDC）”来给付福利时，几乎所有的资金都用于为单亲家庭提供现金援助。但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改革福利制度，用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取代了旧模式时，他将该计划转变为一项整体拨款，使各州在决定如何分配资金方面有相当大的余地。因此，各州想出了相当有创意的方式来使用TANF的资金。亚利桑那州已经用福利金来支付禁欲性教育；宾夕法尼亚州将TANF的资金转移到反堕胎危机怀孕中心；缅因州用这笔钱支持了一个基督教夏令营。在全国范围内，2020年TANF每预算1美元，贫困家庭只能直接获得22美分。

虽然相当一部分专门用于穷人的政府援助从来没有到达穷人手中，但这并未完全解答为何贫困如此顽固地存续着这一难题。因为许多美国最大的社会福利项目都直接将资金分配给人们，如大约85%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预算用于提供食品券，近93%的医疗补助资金直接流向受益者。

似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在起作用，而这种力量与美国穷人经常被剥削的方式有关。我们在减贫方面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正视在劳动力、住房和金融市场上对穷人的无情剥削。

作为一种贫困理论，“剥削”引发了一种混乱的反应，让我们同时对该理论产生认同、怀疑与否定。这个词带有道德色彩，但社会科学家有一种相当冷静的方法来衡量剥削，即当我们的工资相对于我们生产的价值偏低时，我们就经历了劳动剥削；当我们所购买的东西相对于其价值被收费过高时，我们就经历了消费者剥削。例如，如果一个家庭每月支付1000美元租一套市场价值为2万美元的公寓，那么相较于一个每月支付相同金额租一套市场价值为10万美元的家庭，前者所遭受的租客剥削程度更高。当我们没有财产或无法获得信贷时，我们就会依赖那些有财产和能力的人，这反过来又会引起剥削，因为对一方不利的交易对另一方而言却是有利。

随着我们自由的萎缩，我们越来越容易受到剥削。由于劳动法在实践中往往不能保护无证工人，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人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近85%的工人没有加班费。许多美国公民或通过官方检查站越过边境的人，不会为这些工资而工作。如果是成年后移民到美国，那些无证工人可以选择他们的工作条件。但是，仅仅因为绝望的人接受甚至寻求剥削性的条件，并不会使这些条件的剥削性有所降低。有时候糟糕的选择里最好的那个也仍是剥削。

想想看，现在有多少雇主在美国工人身上占了便宜。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工资最低的国家之一。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美国“低收入”工人的比例要大得多，这部分人的收入不到工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根据该组织的数据，近23%的美国工人从事低薪工作，相比之下，英国约为17%，日本为11%，意大利为5%。贫困工资扩大了美国贫困工人的队伍，其中大多数人年龄在35岁或以上。

用于解释良好的工作岗位为何流失的一个流行理论，是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它导致了工厂倒闭和周边社区的空心化。“去工业化”这样一个消极的词，让人感觉它不知怎么就发生了，就好像这个国家的去工业化就像森林里被树皮甲虫入侵一样。但是，去工业化和全球贸易加速这种不可阻挡的经济力量，往往会受到诸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等政策决定的推动。该协定让企业更容易将工厂迁往墨西哥，导致美国失去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世界发生了变化，但其他经济体也发生了变化。然而，比利时、加拿大和其他许多国家还没有经历过美国所经历的那种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因为那些国家设法保住了他们的工会，美国却没有。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持有工会卡。那是一个由沃尔特·鲁瑟领导的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的时代，它曾被福特的“铁拳小子”们野蛮地打败过；那是一个强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和工业组织大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的时代，它们加起来代表了大约1500万工人，比当时加州的人口还多。

在工会的全盛时期，工会曾奋起抗争。仅在1970年，就有240万工会成员参加了停工、“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 Action，指没有经过工会同意的罢工）”和与公司负责人的紧张对峙。劳工运动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安全的工作条件，并支持反贫困政策。他们的努力为工会工人和非工会工人都带来了回报，因为像伊士曼柯达这样的公司被迫向工人提供慷慨的补偿和福利，以防止他们组织起来。据估计，如果工会力量保持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那么没有大学学位、没有加入工会的男性的工资将比现在高出8%。当时，工人的工资不断攀升，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受到限制，美国经历了现代史上最公平的经济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旧劳工组织往往是白人的避难所。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工会公然歧视黑人工人，或将他们隔离到地方分会。在20世纪60年代，像铁路和轮船职员兄弟会和美国木匠和木工联合兄弟会这样的工会在他们的队伍中强制实行种族隔离。工会因其弄巧成拙的种族主义而伤害了自己，并因经济变化而进一步被削弱；但是有组织的劳工也受到政治对手的攻击。随着工会的衰落，商业利益嗅到了机会，企业游说者深入两党，开始了一场公关运动，迫使政策制定者取消对工人的保护。

1981年，在与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的合同谈判破裂后，1.3万名工会空中交通管制员离开了他们的岗位，这是一次全国性的试金石测试。这些工人拒绝重返岗位，于是里根解雇了他们所有人。对此，公众的反应很平淡，这让美国企业了解到，它可以在最小的影响下粉碎工会。就这样，一个又一个行业中，这种情况不断发生。

今天，几乎所有的私营部门雇员（94%）都没有工会，尽管大约一半的非工会工人说如果有机会他们会组织起来；不过他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雇主们掌握着一系列旨在阻止集体谈判的策略，从雇佣破坏工会的公司，到告诉雇员如果他们投赞成票就会失去工作。这些策略是合法的，但企业也会采取非法行动来阻止工会，比如惩罚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或者威胁要关闭工厂。2016年和2017年，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指控42%的雇主在工会活动期间违反了联邦法律。在近三分之一的案件中，这涉及非法解雇组织工会的工人。

图片来源：https://www.nytimes.com/2023/03/09/magazine/poverty-by-america-matthew-desmond.html

企业游说者告诉我们，有组织的劳工是经济的累赘；一旦公司清除了所有这些陈腐、笨拙的工会，经济就会加速发展，增加每个人的财富。但这并没有发生。工会的负面影响被过分夸大了。现在有证据表明，工会在提高公司生产率方面发挥着作用，例如通过减少人员流动来实现效率提高。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衡量生产率的标准是企业将投入（如材料和劳动力）转化为产出（如商品和服务）的效率。从历史上看，生产率、工资和利润是同步上升和下降的。但如今美国经济的生产力不如二战后时期，当时工会实力处于巅峰。其他富裕国家的经济也在放缓，包括那些工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但很明显，美国劳动力的稀释并没有释放经济增长，也没有为更多人带来繁荣。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和格伦·韦尔（Glen Weyl）在其《激进市场》（Radical Markets）一书中写道:“我们被承诺以不平等换取经济活力。”“我们得到了不平等，但活力实际上在下降。”

随着工人失权，他们的工作也在恶化。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普通工人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real wages，即实际工资）每年增长2%。但自1979年以来，实际工资每年仅增长0.3%。令人惊讶的是，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2017年拥有高中文凭的工人的收入比1979年减少了2.7%；没有文凭的工人的工资要低近10%。

糟糕且报酬过低的工作并不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令人遗憾的副产品，就像今天一些企业的捍卫者所声称的那样。这种观念会让资本主义最早的捍卫者感到愤慨。自由人民和自由市场的主要倡导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说，如果普遍的匮乏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他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但是，资本主义本质上应是所有者尽可能少地付出，而工人尽可能多地获得。在工会基本消失的情况下，企业逐渐取消了本世纪中叶传统的工作安排，这些安排包括稳定的就业、晋升和加薪的机会、体面的工资和一些福利。

正如社会学家杰拉尔德·戴维斯（Gerald Davis）所说：我们的祖父母有事业（careers）；我们的父母有工作（jobs）；我们只是完成任务（tasks）。这至少描述了美国工人阶级和贫穷工人的现状。

美国穷人不只在劳动力市场上被剥削，他们在住房和金融市场也面临着消费者剥削。

在美国，贫民窟的剥削由来已久。钱造就了贫民窟，因为贫民窟造就了钱。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租金上涨了一倍多，比租房者的收入上涨得更快。租金中位数从2000年的483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216美元。为什么租金上涨得这么快？对于这个问题，专家们往往会给出如出一辙、老生常谈的答案。他们说，没有足够的住房供应，而需求太大；房东必须收取更多的费用以获得体面的回报率。他们必须这样做吗？我们怎么知道？

不可否认，我们需要更多的住房。但是，即使在有大量公寓的城市，租金也已经跳涨。2021年底，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有近19%的出租单位空置，纽约州锡拉丘兹市（Syracuse）也有12%的出租单位空置，但这些地区的租金在过去两年中分别增长了约14%和8%。全国数据还显示，近年来租金收入远远超过了业主的支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多户住宅。租金的上涨并不只是运营成本上升的反映。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穷人在住处问题上没有多少选择，尤其是贫穷的黑人家庭。因此房东就可以向他们收取过高的费用，而且他们也确实这么干了。

我和内森·威尔默斯（Nathan Wilmers）共同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考虑所有成本后，在贫困社区经营的房东通常获得的利润是在富裕社区经营的房东的两倍。如果低端市场的房东赚得更多，那是因为他们的日常开支（尤其是抵押贷款和财产税账单）比高档社区的房东低得多。但在许多住房成本处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的城市，最贫困社区的租金并不比城镇中产阶级社区的租金低很多。从2015年到2019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区一套两居室公寓的月租金中位数为991美元；贫困率在40%以上的社区为816美元，仅低17%左右。极端贫困社区的租金较低，但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低。

图片来源：https://www.nytimes.com/2023/03/09/magazine/poverty-by-america-matthew-desmond.html

可是，贫困家庭还能住在哪里？因为银行不愿意发放小额抵押贷款，他们无法获得房屋所有权；因为现在公共住房的等候名单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也住不进公共住房。在美国，苦苦挣扎的家庭在寻找一个安全、负担得起的住所时，通常只有一个选择，即从私人房东那里租房，并拿出至少一半的收入来支付房租和水电费。如果数百万贫穷的租房者接受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更好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经常不被提供其他任何选择。

人们可以在古印度的吠陀经文、佛教的经书和犹太经律中读到反对高利贷的禁令；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都谴责它；但丁把放债人送进了地狱的第七层。这些努力都没能阻止这种做法，但它们确实表明，这种让穷人陷入债务循环的无原则行为，至少从有文字以来就存在了。这可能是继奴隶制之后最古老的剥削形式。许多作家把美国的穷人描绘成被忽视的、被阴影笼罩的、被遗忘的人，是“他者”或“隐形人”。不过，市场从未忘记穷人的价值，货币市场尤甚。

20世纪80年代，对银行系统的放松管制加剧了银行之间的竞争，为此，许多银行提高了手续费，并要求客户持有最低余额。1977年，超过三分之一的银行提供没有服务费的账户；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例仅为5%。随着社区银行的关闭，大型银行的规模越来越大，2021年，美国最大的银行向其客户收取了近110亿美元的透支费，只有9%的账户持有人支付了这些费用的84%。谁是这9%的倒霉蛋？是那些平均余额低于350美元的客户。穷人被迫为自身的贫穷付出代价。

2021年，透支账户的平均费用为33.58美元。因为银行经常一天发出多次收费，透支账户20美元并最终为此支付200美元的情况并不罕见。银行可以拒绝给那些有透支历史的人开户，但这些客户也为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金融机构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的数据，2019年，每19个美国家庭就有一个没有银行账户，相当于700多万个家庭。与白人家庭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裔家庭没有银行账户的可能性几乎是白人的五倍。哪里有排斥，哪里就有剥削。没有银行账户的美国人创造了一个市场，成千上万的支票兑现网点现在服务于这个市场。支票兑现店根据支票类型的不同，一般收取总额的1%到10%不等的手续费。这意味着，一个时薪10美元的工人拿着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去支票兑现网点，为了拿到他赚的钱，他将支付10到100美元，实际上损失了1到10个小时的工作。2020年，美国人仅兑现支票就花费了16亿美元。如果穷人有一种免费获取自己资金的方式，那么在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期间，10亿多美元就会留在他们自己的口袋里。

贫穷还可能意味着拖欠还款，这可能会毁掉人们的信用。但是，与不良信用同样麻烦的是根本没有信用分数，在美国有2600万成年人属于这种情况；另有1900万人的信用记录过于薄弱或过时，无法被评分。没有信用或信用不良会妨碍一个人购买公寓、保险，甚至找到工作，因为雇主在招聘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信用检查。而当遇到失去工时或汽车无法启动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时，发薪日贷款行业就会介入（发薪日贷款指一至两周的短期贷款，借款人承诺在自己发薪水后即偿还贷款。如果到期无法还清贷款本金和利息，可以提出延期）。

美国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监管机构都禁止贷款机构收取过高的贷款利息。由于这些限制，银行将利率保持在6%到12%之间，很少与穷人做生意，穷人在紧要关头会把贵重物品交给当铺或放高利贷的人。但上世纪80年代对银行业的放松管制，取消了对高利贷的严格限制，把货币兑换商又带回了圣殿。利率很快达到300%，然后是500%，然后是700%。突然间，一些人对开办向穷人放贷的企业非常感兴趣。近年来，美国有17个州恢复了对高利贷的严格限制，为利率设定上限，并有效禁止发薪日贷款。但这种贸易在大多数地方都很繁荣。两周300美元贷款的年利率在加利福尼亚州可以达到460%，在威斯康星州可以达到516%，在德克萨斯州可以达到664%。

现在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发薪日贷款是在网上发放的，几乎有一半在网上贷款的借款人都被贷款人透支了银行账户。借款人平均负债时间为5个月，需要为借款375美元支付520美元的费用。当然，让人们负债是发薪日放贷人的理想结果。这就是他们把15美元的利润变成150美元的方式。发薪日放贷方不收取高额费用，因为向穷人放贷是有风险的，即使在多次延期后，大多数借款人还是会还清贷款。放贷人勒索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

每年会产生近110亿美元的透支费，16亿美元的支票兑现费和高达82亿美元的发薪日贷款费。这意味着每天从低收入美国人那里收取的费用超过55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典当行、产权贷款服务和租售自有计划的年收入。当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1961年说“做穷人是多么的昂贵”时，他还没有想象到如今的情况。

历史学家基安加-亚玛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在其著作《逐利》（Race for Profit）中称之为“掠夺性纳入”（Predatory inclusion），描述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传统，即边缘人群得不到良好交易的机会时，欠佳的交易会将其纳入住房和金融计划。传统银行和信贷体系将穷人排除在外，迫使他们寻找其他方式兑现支票和获得贷款，这导致对他们的剥削成为常态。毕竟，这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还得到了美国最富有的商业银行的补贴。如果没有传统银行提供的信贷额度，边缘银行业就不会存在。富国银行（Wells Fargo）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为Advance America和Cash America等发薪日贷款机构提供资金。每个人都有分成。

贫穷并不只是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金钱，而是指一种因为缺乏选择而被剥削的状况。当我们忽视剥削在使人们陷入贫困中所起的作用时，最终设计出的帮扶政策往好里说是软弱的，往坏里说是无效的。例如，一项立法提高了底层收入而没有解决住房危机时，获得收益的往往是房东，而不是立法意图帮助的家庭。费城联邦储备银行201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各州提高最低工资时，家庭最初发现支付房租更容易了；但是，房东很快就通过提高租金来应对工资上涨，这冲淡了政策的效果。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新冠救援计划之后：2021年由于工人短缺，工资上涨了，可是租金也随之上涨，很快人们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甚至更糟。

图片来源：https://www.nytimes.com/2023/03/09/magazine/poverty-by-america-matthew-desmond.html

扶贫计划是有效的。每年，由于这些政府投资，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免于遭受严重匮乏的屈辱和苦难。但是，我们目前的扶贫计划本身不能消除贫困。约翰逊政府于1964年发起了“向贫困宣战”和“伟大社会”，出台了一揽子国内计划，包括使食品援助永久化的《食品券法》，创建就业服务队和启蒙计划的《经济机会法》，以及建立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并扩大社会保障福利的《1965年社会保障修正案》。在林登·B·约翰逊总统任职的头五年中，有近200项立法被签署成为法律，令人惊叹。结果呢？在1964年这些计划首次推出的十年后，生活在贫困中的美国人的比例是1960年的一半。

但是，“向贫困宣战”和“伟大社会”是在劳工组织强大、收入不断攀升、租金适中、边缘银行业不存在的时候开始的。今天，多种形式的剥削已经把扶贫计划变成了一种类似医疗透析般的事物，一种旨在降低贫困致命性而非让贫困消失的治疗方法。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深入的扶贫投资。我们需要不同的政策，拒绝与贫困为伍的政策，威胁贫困生存的政策。我们需要确保针对贫困人口的援助落入他们的口袋，而不是落入那些用政府福利补贴低工资的公司手中，落入随着租户工资上涨而提高租金的房东手中，落入发放高额罚款和费用的银行和发薪日贷款机构手中。除非我们直面贫困家庭所面临的多种形式的剥削，否则我们增加政府支出的风险只会让我们在与贫困的斗争中再经历50年的僵局。

解决劳动剥削的最好方法是赋予工人权力。与美国工人重新签订的合同应该使组织工作变得容易。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工作场所成立工会是非常困难的。根据现行的劳动法，想要组织工会的工人必须一次在亚马逊的一个仓库或星巴克的一个门店组织工会。我们几乎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赋予全国的仓库工人和咖啡师以权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新的劳工运动试图组织整个行业。由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领导的“争取15美元”（Fight for $15）运动，并不关注某一家特许经营的门店，甚至也不关注某一家具体的公司，而是将几家快餐连锁店的工人聚集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劳动力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还可以扩大。如果在零售、酒店服务、护理等特定经济部门有足够多的工人投票支持这项措施，劳工部长就可以建立一个由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的谈判小组。该小组可以与公司谈判，以确保全行业工人的最佳条款。这是一种一次性组织所有亚马逊仓库和所有星巴克门店员工的方法。

这种所谓的行业谈判（Sectoral bargaining）能够影响数千万从未从自己的工会中受益的美国人，就像它改善了欧洲和拉丁美洲工人的生活一样。这一想法受到了商界人士的批评，比如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它批评行业谈判缺乏灵活性，甚至可能违宪。劳工维权人士也提出了质疑，担心全行业的政策可能会使现有工会已经取得的或只有在工人做出其他牺牲的情况下才能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这一想法的支持者反驳说，行业谈判可以使竞争环境变得公平，不仅在工人和老板之间，而且在同一行业的公司之间，它们将不再陷入逐底竞争，从而有动力欺骗员工以获得竞争优势。相反，这些公司将被迫就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展开竞争。也许我们最终会从承诺的经济生产力中获益。

我们还必须扩大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选择。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单一的正确方法，但显然有一个错误的方法，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做法。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是加强我们对现有住房计划的承诺。公共住房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负担得起的住房，但相对于需求而言，它严重缺乏资金。2021年，当新泽西州富裕的小镇樱桃山（Cherry Hill）开放29套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时，有9309人申请。不过，天量的需求也告诉我们，经济适用房是改变生活的工具，家庭非常迫切地需要它。

我们还可以为更多的美国人拥有住房提供助力，让穷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都受益，也可以让许多年轻人受益。银行通常避免发放小额抵押贷款，不是因为风险更大，而是因为它们利润更低。在抵押贷款的期限内，100万美元的利息比7.5万美元的利息带来的钱要多得多。这就是联邦政府可以介入的地方，提供额外的资金，为首次拥有住房的人开辟道路。事实上，联邦政府已经通过502直接贷款计划在美国农村地区这样做了，该计划已经让200多万家庭搬进了自己的房子。这些贷款由农业部提供全面担保和服务，利率很低，对于非常贫困的家庭来说，可以支付抵押贷款的全部成本，而不需要首付。去年，502直接贷款平均为22.23万美元，但每笔贷款仅花费10370美元，对于这种持久的干预来说，这是一笔小钱。将这样的项目扩展到城市社区将为更多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属于他们自己的住房。

我们还应确保资本的公平获取。银行应停止每年从穷人和准穷人手中掠夺数十亿美元，立即停止过高的透支费用。正如法律学者梅尔萨·巴拉达兰（Mehrsa Baradaran）所指出的那样，当某人透支账户时，银行可以简单地冻结交易，或者用资金不足的情况兑现支票，为客户提供一种利率较低的短期贷款，比如每天1%。

各州应该控制发薪日贷款机构，并坚持要求贷款机构向潜在借款人明确贷款的最终成本。就像快餐店现在必须在汉堡和奶昔旁边公布卡路里含量一样，发薪日贷款商店也应该公布不同贷款的平均总成本。德克萨斯州颁布信息披露规则后，居民的不良贷款大大减少。如果德克萨斯州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加州或威斯康辛州不能呢？然而，为了阻止金融剥削，我们需要扩大而不是限制低收入美国人获得信贷的机会。一些人建议政府参与进来，让美国邮政服务或美联储发放小额美元贷款。其他人则认为，我们应该修改政府法规，以吸引商业银行的参与。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方法，解决方案都应该为低收入美国人提供更多的选择，结束他们对掠夺性贷款机构的依赖。

在汤米·奥兰治（Tommy Orange)的小说“There There”中，一个男人是这样描述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自杀问题的：“孩子们从着火建筑的窗户里跳下去摔死。我们认为问题在于他们往下跳这个动作。”关于贫困的辩论也有类似的短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当我们本应该关注火灾的时候，我们却把矛头指向了穷人本身，比如指责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他们的福利待遇。这一问题应该成为一个循环的咒语，每当我们开车经过帐篷营地，那些布满沥青和尸体气味的贫民窟，或者每当我们看到有人穿着工作服在公交车上睡着时，我们都应该问问：谁从中获得了好处？而不是去问“你为什么不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你为什么不搬家？”“你为什么不停止使用发薪日贷款？”真正要问的问题是，谁会从这一切贫困中受益呢？

是那些积聚了最多权力与资本的人，对美国庞大的贫困问题负有最主要责任。是那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完全辜负了低收入美国人的政治精英们；是那些通过支出与项目将利润置于普通家庭之上的企业老板们；是那些为了一己私利阻挠美国人民意愿的游说者们；是那些将穷人驱逐出整个城市、加剧了经济适用房危机的房产所有者们。承认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但也是种令人愉快的解脱；因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别处，使我们忽略了一点——我们这些安全的人、有保险的人、有住房的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到保护的人、幸运的人本身也有意无意地促成了这一问题。

诚然，公司从工人剥削中受益，但消费者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购买了穷人生产的廉价商品和服务，我们这些直接或间接投资于股市的人也是如此。房东并不是唯一从住房剥削中受益的人，许多房主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的房产价值是由集体努力支撑起来的，这使住房变得稀缺又昂贵。银行和发薪日贷款行业从对穷人的金融剥削中获利，但我们这些拥有免费支票账户的人也是如此；因为这些账户由数十亿美元的透支费用补贴。

在日常生活中，与穷人团结一致可能意味着我们要付出更多，比如反剥削投资可能会削弱我们的股票投资组合。承认了这些代价，我们就承认了自己是同谋。我们要摆脱邻居的贫困，拒绝与穷人为敌，就必须付出代价。这是我们恢复人性和振兴国家的代价。

文章来源：

Matthew Desmond, Why Poverty Persists in America,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23 Issued.

网络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3/03/09/magazine/poverty-by-america-matthew-desmond.html

译者介绍

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