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不只是向国际社会贩卖各种名目繁多的“中国威胁论”，还在精准向中国推销五花八门的“陷阱论”，什么“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不一而足，弄得国人眼花缭乱，生怕掉进各种陷阱去。

近来，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引发的辩论为代表，与前些年流行的“中国恐惧症”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又开始鼓吹“中国崛起峰值论”。直接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讲话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的进程”，唱衰中国防疫模式，炮制中国“创新陷阱”和经济发展“失速论”“失势论”。

陷阱论背后的陷阱

在各种“陷阱论”当中，前些年流行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看似最不负面，其源自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发现。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体和最大强权国家，但又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对当代全球化而言，同样存在缺少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的问题。2017年1月，“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的文章里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该陷阱论逆向思考，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实则和各种“陷阱论”一样，本身就是陷阱。

其一，陷阱说有其话语体系。“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理论根基是“霸权稳定论”，用此说形容中国，无形中就表明中美正发生霸权转移：中国正在取代美国霸权却又不能承担美国霸权的责任。欧亚集团2018年的风险预测也顺水推舟，将中国填补特朗普“退群”留下的权力真空当作排名第一的风险。

其二，“陷阱论”有其隐含逻辑。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只要用其概念，就会掉入其逻辑陷阱中。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不像一个国家内部，由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维护社会秩序；国际社会只能由霸权国家出头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才能维护国际秩序。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行为，而如果中国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这就陷入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其逻辑陷阱是：这里的公共产品与我们强调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给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中性涵义并不相同，它只是由霸权国家提供，而霸权国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国如约瑟夫·奈建议的那样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还能维持吗？这么说，只是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给美国帮忙，而绝非希望中国真的取代美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半个世纪前，毛泽东主席的话就充满了豪情。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理念，不就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日欧总和，平均占三分之一。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早就陷入衰退局面，并不存在什么“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用于中国，更是张冠李戴。中国自古有自己独立的文明体系，近代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构建了世界上最独立而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那些依附于美西方体系的拉美国家境况所远不能类比的。

这些“陷阱论”往往只是在一些国家的局部经验、阶段总结，并不能成为普世的必然规律。比如“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说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历史经验能否适用于当今世界，尤其是适应东方文明古国，仅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学界就一直有争议，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解释只是其中之一，并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逻辑也是前后不一。在炒作这些美国学者的陷阱学说时，无形中提升了他们的话语权。然而，如果这些“陷阱论”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国内反而不那么热衷了。因为“哈佛教授”才能吸引中国人眼球。中国教育存在两大缺陷——不教拉丁文，不上宗教课，使得我们无法进行说文解字，正本清源，看穿各种陷阱说背后的陷阱。有些中国学者把美国的“软实力”概念拿来就用，不明白美国的“软实力”概念基于硬权力和软权力二分法思维，带有鲜明的“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情结——认为自己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这与中国传统内圣外王的权势观大相径庭。而美西方就是不承认中国的软实力，最近以“锐实力”来回敬。

中国处于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文明体系、工业与国防体系、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体系都是独立而完整的，连续性、包容性最强，哪来这么多陷阱！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陷阱论”，大可置之不理，中国有些学者若一当真，就会掉进其陷阱的陷阱中。这说明，我们中间不少人所说的“四个自信”仍然还停留在口号上，在话语权上并没有自信；宁可花高价传播美国的“陷阱论”，而不去很好研究或传播中国学者的本土理论。

陷阱论背后的双重逻辑

西方“陷阱论”层出不穷，这些“陷阱论”的潜在逻辑是：中国如果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其本质是不认可、不看好中国道路。这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维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代表了普世价值，终结了历史选择，致使西方总是不能实事求是地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国。

各种“陷阱论”的本质是中国陷阱，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否超越西方经验、西方模式及西方价值，打破西方普世的神话。给中国设陷阱，表面上是无法正视中国崛起，其实是无法正视西方概念；表面上给中国挖坑，其实是西方作茧自缚。

为什么“陷阱论”不断？面对中国的“四特”，西方的经验、知识、观念都不够用了。

特长历史：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相当于罗马帝国的悠久历史迄今还没有解体。戴高乐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谁的历史？当然是西方的历史。西方知识很大程度上源于《圣经》，《圣经》记载了人类各种古老文明，却唯独没有中国。而在耶稣诞生前221年，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治理方式大体上还是秦开创的郡县制。对于西方来讲，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仍焕发勃勃生机，不可思议。

特大规模：“在比利时人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洲。”欧洲人喜欢引用比利时前首相的话自嘲说，“在欧洲只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小国，另一类是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小国的国家。”人类工业化起源于英国，那个时候英国才几百万人口，后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那也只有几千万人口，只有到了美国以后，工业化的人口数量才达到一亿级，而今天中国十几亿人在实现工业化。目前中国的手机用户已达12亿，网民数量达8亿，微信用户就相当于美欧人口的总和！

特世俗社会：使用当今世界唯一现存的非字母文字，继往圣之绝学，是西方所无法理解且把握的。更重要的，中国是历史上唯一世俗国家的崛起。让西方纳闷的是：中国不信教为何不垮？中国强大了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美西方原来寄希望于在改革开放中把中国皈依成同类，没想到中国有了“四个自信”！根源在中国有“天”的概念，天之下诸神并存：儒、道、释。中国把佛教中国化为佛学、禅宗，又把基督教中国化，让西方演变中国的接触政策落空。

特殊崛起：中国工业化没有靠海外任何殖民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改革开放32年后就从农业大国变成世界第一大工业化国家，速度和规模均创造人类工业化奇迹。今天，中国人均GDP才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而GDP大体上已是美国的70%，史无前例。同时，中国未富先老，伟大复兴不是恢复历史最大版图，不是重复国强必霸历史，而是开创没有霸权的时代，和平合作，共同复兴。

当然，很难说西方学者是恶意拿这些陷阱来影响我们，一方面是西方知识不够，世界对中国的悖论导致各种“陷阱论”；另一方面，西方看不清中国，中国说不清楚自己。

为何说不清自己？因为长期以来言必称希腊，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陷阱论”多是“哈佛教授”炮制出来的，中国的哈迷们再去呼应，媒体跟风，成为普世真理。如今，靠忽悠中国人出名的老外越来越多，那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就是典型例子。中国就是在炒作这些美国学者的“陷阱论”中不自觉提升了美国话语权。同时，中国发展太快了，不仅西方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也准备不足，或者一直兢兢业业务实，无暇理论总结。现代化以西方为师，养成路径依赖思维定式，如今改革开放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撑，容易为各种“陷阱论”动心。

如果我们的学界总是奉这些“陷阱”为圭臬，会造成一种恶性预期，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俗话说的，怕什么来什么。还是那句话，流言止于智者，陷阱终于自信。我们要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

西方看中国，往往是从需要、期待出发，将中国纳入其轨道，引导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看自己，往往不自觉拿西方、尤其是以美国来参照，认定伟大复兴就是以超越美国为目标。一句话，西方用他们的眼镜看中国，中国用西方的眼镜看自己，这是“陷阱论”此起彼伏的供给与需求双重逻辑。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就不会为“陷阱论”埋单。中国正在开创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而西方并非过来人，不能对其有“拜菩萨”心理，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定位好自身世界角色。

告别中式赶超陷阱

告别西式陷阱，也要告别中式陷阱。

党的十八大后，胡鞍钢教授关于“全面超越美国”论曾经一时成众矢之的。“超越美国论”反映了近代压抑百年屈辱的中国赶超志向，却遭来一些网民嘲笑甚至口诛笔伐，甚至指称他提出的超美论要为美发起对华贸易战买单，说超美论暴露了意图，暴露了实力，撞在了“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枪口上！美国近些年相对于所有大国，实力差距都在拉大，唯独相对于中国在缩小。于是，唱衰者博得了爱国、理性的名声;唱盛者随时要为问题负责:就你忽悠的！

这也引发一个根本问题的思考：未来世界的竞争力逻辑，究竟是工业社会的逻辑还是后工业社会的逻辑，亦或所谓工业-后工业社会的进化逻辑本身就有问题？我们进入逻辑不确定性时代？我们进入没有彼岸的时代，中国崛起某种程度进入无人区？这是世界的不确定性？还是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

工业社会逻辑：中国的综合国力到底如何？我们有估计不足的地方，高端制造很多层面让我们很难看；但我们也有低估的地方，比如：中国在基建方面体现了国力和美国统计的问题。2016年，中国消耗水泥20多亿吨，美国不到1亿吨；中国消耗钢铁10亿吨，美国几千万吨；中国城镇竣工房屋面积422375.65万平方米，再加上乡村房屋竣工面积，竣工总面积大约近100亿平方米，美国竣工房屋面积1.88亿平方米；中国铁路公路等新建分别是上万公里、十几万公里，中国桥梁一年新建几万座，而美国基本是0！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建筑业GDP被统计为8000亿美元，而我们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只有7500亿美元。再比如我们看看发电量，目前中国的发电量已经比美国多50%以上，大约是欧盟的两倍，多于除了中国的整个欧亚大陆，相当于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的总和，或者是整个南北美洲，这难道不是综合国力第一的证据？如果细分的话，中国的工业用电大约要占四分之三，已经是美国的几倍了，而且中国的工业用电已经相当于全部OECD国家的总和，这才是一个全球制造中心的最有力证明。

后工业社会逻辑：关于综合国力的讨论实际上忽视了效率。这表明我国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同时表明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础设施较完善，没有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我们工业的效率较低，人均能耗比超出美国很多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距。一个国家到了后工业化时代，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占主导地位，高科技引导世界潮流的改变，这是根本差距，我们不能拿传统的产业来比较，没有可比性。

通过对“中式超越陷阱”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世界观上。我们应以天下观天下，不以他(美国)喜，不以己悲。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的新世界观，提示我们要从人类整体性看世界，不再纠缠于哪个国家的月亮比中国圆——其实我们人类共有一个月亮，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不只是抽象谈论中国崛起，而是“一带一路”。这就把国际话语体系从近代几百年拉长到两千多年，超越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解构了西方中心论，体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认知论上。应超越而非简单驳斥“中式”“西式”陷阱。近代以来，中国人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改革开放后还要解决影响中国的世界问题：市场、技术、能源等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国越来越着眼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智慧。

——方法论上。定量分析如果不结合定性，冰冷的数据没有温度，就会违背常识、掉入陷阱。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仍然是我们基本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更强调文化影响，推崇辩证思维，主张全面、综合、协调的科学方法。

切莫掉入美国设立的舆论陷阱

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西关系互补性下降而竞争性增强，双方甚至进入“同质竞争”层次，美西方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博弈更是从技术、制度到战略层面。中美之争，事关未来全球化规则和格局走向，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国际竞争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

对华政策上，美国拜登政府“合作无量、冲突无胆”，只好不断打出制造舆论叙事牌，将中国塑造为“坏蛋”，以此凝聚其国内、盟友的共识，群殴中国。于是乎，新疆、香港、台湾、冬奥、人权……一轮牌打出来不见效后，又打出病毒溯源牌，最近还发起中国网络攻击的指控，盟友旋即附和之。

编造中国对美网络攻击，试图将中国塑造为“犯罪之国”，胁迫其盟友与中国脱钩。不久前美国通过丹麦窃听欧洲海底光缆的丑闻言犹在耳，斯诺登事件也殷鉴不远，为何北约和西方国家会附和美国？

美国在互联网方面技高一筹，可以大摇大摆地窃听、黑客他国，“合法地”犯罪。欧洲对美国互联网技术的依赖，使得窃听丑闻不了了之。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2020年报告揭示，“2020年，共有位于境外的约5.2万个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约531万台主机”，还特别指出三个“北约成员国（美国、荷兰和德国），分别控制了中国境内446万、215万和194万台主机”。谁黑客谁，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事实上，美国政府联合欧洲和亚太盟友就网络攻击大肆抹黑中国，中国驻多国和国际组织的使馆及代表，要求指控者拿出中国政府支持网络攻击的证据，他们没有一家能够堂堂正正地拿出证据，这是一场空前理屈词穷的指控。其要害在于，要中国自证清白以及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式的调查，西方的舆论大环境构成了让中国越描越黑的超级陷阱。这样的舆论攻击，其实是自带话语机关的，你一旦跟着他回应，就很容易陷入越描越黑、授人以柄的漩涡之中。

虽说“为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但是面对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污蔑，我们不能无所作为，世界不能无动于衷。

首先，要搞清楚美国恶人先告状，污蔑、抹黑中国的伎俩，无外乎有以下心理因素作怪：

一是不怕神灵怕魔鬼。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国际社会不怕中国，怕美国，不只是欺软怕硬，而是神鬼怕恶人。中国人和善，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干涉内政。国际社会宁可得罪中国，不敢得罪美国。这在共建“一带一路”上也被证实：美国威胁“要中国钱，我要你命”，屡试不爽。

二是打时间差。污蔑快，证伪慢，可以乱我节奏。数字时代有个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舆论场也有类似定律：污蔑易，正视听难（耗时）。当人们发现伊拉克确实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萨达姆冤魂早已消逝。

三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美国的盟友和依附于美西方的其他国家，要么敢怒不敢言、爱莫能助，要么袖手旁观、无可奈何，使得恶人先告状、先得势。

其次，要争取国际舆论的中间地带。对于美国逢中必反、胁迫站队的把戏，美国的盟友也看不下去了。2021年出版的德国知名记者、作家米夏埃尔·吕德斯新作《伪圣美国：为什么我们必须走出美国的阴影》通过列举大量实例，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如何通过媒体和机构操控世界舆论。作者称，欧洲媒体深陷在美国的话语霸权中，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世界强国。欧洲必须思考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护自己的利益，走出华盛顿的阴影。

我们要推进国际舆论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于变局中谋新局，于危机中育新机，掌握主动权，强化自主设置议题的意识，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在世界上讲好美国故事。“真相在穿鞋子，谎言已经绕地球跑好几圈了。”我们要给国内外打预防针，并且举一反三，揭穿美国妖魔化诡计的三十六计，让造谣者自取其辱。我们与美国叙事斗争要比高——谁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而非比烂——下三滥的造谣、污蔑、攻击。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联合世界上一切能团结的力量，通过推动国际立法净化世界舆论环境。

当今世界正经历工业文明向数字化文明转型，中西竞争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质性竞争层面，从全球化核心技术、标准、规则乃至全球化体系本身延展开来。中美斗智斗勇到斗法斗叙事，既考验中国，也历练中国。中美叙事之争，也要把握正反合的逻辑，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