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恶化导致“美利坚分众国”，拜登该做些什么？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侯健羽 陈欣 丁雨晴】编者的话：美国总统拜登从前任特朗普手中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就职的第二天，他就宣布了198页的防疫“全面战时政策”。而在促进经济方面，国际舆论正紧盯他将如何推动实施1.9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相关法案一旦通过，也意味着拜登在“解决贫富差距”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他在竞选期间反复承诺的。不平等是美国的“老问题”，而疫情令这一现实状况急剧恶化。“这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不平等的衰退”，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多家外媒给出这样的评价。即便美国经济后来逐步好转，也被视为“最不平等的复苏”：当数千万人竭力维持生计之际，科技公司正大把赚钱，楼市红火，美股在2020年创下新高，去年底的零售额甚至在增长。经济痛苦主要由特定人群在承受。鲜明对比之下，一个新词在美国诞生了——K型复苏。一个多月以前，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戴利欧对“一个分裂且从根本上不平等的美国”表示强烈担忧，他认为，如果新总统不解决有关难题、让美国制度经历根本性变革，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发生“某种形式的内战”。拜登政府能去除引爆这一危机的“引信”吗?

1.美媒：疫情重新定义贫富之间的分界线

　　“每次经济衰退期都对中低收入人群打击更大……并总是加剧已有的不平等，但这次不平等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曾在美国劳工部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海蒂·席尔霍尔茨说。CNN、英国《卫报》近日刊文对比道，可口可乐、迪士尼、3M等大企业都已宣布大规模裁员，9.1%的美国成人(近1300万)正在欠房租房贷，或是对自己能否支付下月账单毫无信心，自去年6月以来，近800万美国人跌入贫困人口行列。与此同时，有一部分人却在去年底享受消费狂欢。根据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估算，2020年底圣诞季及新年假期的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6%至5.2%。

　　美国股票市场80%的财富向来被最富裕的10%家庭持有，它们在疫情导致的衰退中具有很强的抗跌能力。美国CNBC网站称，去年3月23日，股价跌至最低点，但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损失被完全抹去。去年11月，房价较前一年同期上涨近15%。疫情期间，美国651名“十亿富豪”多积累了1万亿美元财富，足以向每个美国人发3000美元。

　　2020年下半年开始，一个新词频繁在美国媒体上出现——K型复苏，即在“后经济衰退”时期，高收入者的“损失”不仅能以更快的速度恢复，且财富还能得到累积，但低收入者依旧难以摆脱窘迫的境况。美国非营利组织“机遇透视”对比疫情前和去年12月的数据发现，年薪2.7万美元及以下的人群就业率下降22.5%，年薪2.7万至6万美元人群的就业率缩减5%，而年薪高于6万美元的人群就业水平却上升3%。

　　与此同时，美国富人的支出相较于疫情前减少了约5%，原因可能在于减少了休闲活动;而为了购买食品、维持生活，最低收入者的支出却增加约3%。这意味着，富人有机会增加储蓄，但其他人却无法这么做。

　　贫富差距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感染风险，《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对此有所体会。富人区几乎与外界隔离，独门独院的住所通常被树林环绕，或在湖泊旁边，周边有超市、餐馆等设施，富人出门都乘坐私人交通工具。中产阶层中的不少人居住在大城市周围的卫星城，离市中心很远，他们的生活环境、出行方式也基本有健康安全保障。而在纽约等大城市打拼的不少中低收入者都租住在人员密集的公寓楼里，洗衣服可能都要去外边的洗衣房。一名美国记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在快餐店或加油站工作的亲戚每天要经手无数现金，因为美国很多穷人由于信誉不佳，连银行卡都没有，出去购物多用现金。其中的感染风险可想而知。

　　“这里有非常明显的赢家和输家，而且失败者正在被彻底压垮，”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说，“如果赢家不施以援手带着输家一起走，那么每个人都将是输家。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感觉目前就像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华盛顿邮报》说，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在许多方面重新定义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界线。

2.经济痛苦主要落在谁的身上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美国之时，经济上的痛苦主要集中在某些群体，首先是有色人种。美国VOX网站5日报道说，去年4月，白人与非裔的失业率分别是14.8%和16.7%，今年1月，这两个数字是5.7%和9.2%。英国《金融时报》称，在疫情期间，白人拥有的企业数量减少约17%，而拉美裔和非裔的企业分别减少32%和41%。

　　据美国CNBC网站去年10月报道，有研究估算，新冠病毒导致每920个非裔中就有一人死亡，而白人是每1840人中有一人死亡。按年龄调整后得出，非裔新冠肺炎死亡率是白人的3.2倍。

　　美国Publicintegrity网站曾详细报道密西西比州辛兹县第一个死于新冠肺炎的患者，称她的经历或许能告诉人们，为何非裔在疫情中远比白人遭殃。2020年4月，38岁的莎胧德拉·罗林斯在病毒检测呈阳性的3天后去世。她在公办学校担任助理教师，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年薪2万美元。尽管莎胧德拉很注意健康，但仍患有糖尿病。非裔美国人往往更难获得医疗服务，即便获得了，质量也更低。“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常态。”莎胧德拉的妹妹谢莉说。她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在就医多年后才诊断出来。

　　疫情还导致女性遭遇“她衰退”，这跟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男性受到更大冲击的状况不同。一方面，随着许多学校与托儿中心关闭，女性需要在家中承担更多照料孩子的责任。另一方面，很多疫情中受影响最严重行业的主要劳动者都是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比如服务业、零售业与儿童看护等。VOX网站称，即便雇主需要聘回员工，他们也会优先考虑男性。数据显示，27.5万20岁及以上的美国女性在今年1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男性为7.1万。与去年1月相比，该年龄段的就业女性减少了240万，而男性减少了180万。

　　另外，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越稳定。1月，高中文凭以下、高中学历人群的失业率分别是9.1%和7.1%，而本科及以上劳动者的失业率是4%。美国皮尤中心称，此次疫情凸显了具备远程工作能力的重要性——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家办公的可能性是高中学历以下人群的6倍。“讽刺的是，若你拥有一份可以远程办公的工作是幸运的，但像你这样的人往往是那些受疫情影响最严重行业的顾客。”就业网站Indeed首席经济学家杰德·科尔克说，因此，纽约、旧金山湾区是失业人数最多的地区，尽管它们很富裕。

　　不同行业受到的冲击程度不一样。VOX称，如今，科技与金融领域的工作岗位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华盛顿邮报》说，以往多数经济衰退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影响最大，但这次在受冲击最严重的10个行业中，有9个来自服务业，包括表演艺术、观光、酒店、交通、服装零售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斯特普纳说，尽管消费者支出正在恢复，但对于零售业低收入者而言，该趋势并未转化为工作机会。“实际上，零售业正重新定位，转向亚马逊这样的大型在线零售商以及大型超市，而此类企业往往更以无情的效率为中心。”

3.拯救美国，拜登没有魔法棒

　　“不平等不是美国的新难题，只不过，疫情强化了它。”CNN本月3日报道称，自上世纪70年代战后经济增长放缓以来，收入不公问题就在加剧。上月底，美国财长耶伦在对部门职员的讲话中表示，“早在新冠病毒感染任何一个人之前，我们就已生活在K型经济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曾表示：“从1960年到1980年，收入分配中处于底端的50%的人占有国民收入大约20%;但从2010年到2015年，这一份额差不多减少一半，降至仅12%。而位于顶端1/100的人则相反，其份额从不到11%升至超过20%。”

　　除了“首尾”财富不公，彭博社专栏文章提醒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产阶层内部分化已成为美国经济“永久特征”之一。如今人们已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但这或将对美国社会与政治产生长期侵蚀作用。

　　在美国《国会山报》看来，极力吸引蓝领工人选票的特朗普自2017年执政以来非但没有缓解不平等难题，还令形势更加严峻：2019年，房价是70%美国劳工承担不起的，近3000万人没有健康保险，1/4美国人没有退休储蓄，40%的人承担不起400美元的紧急花销。报道称，这些问题并非是特朗普制造的，不平等的根源很深、很复杂，他的失败在于令状况更加恶化，比如倡导放松市场管制，将裙带资本主义置于国民福利之上，以及实施对富人更有利的税收政策。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打算为解决贫富差距做些什么?根据他1月中旬公布的1.9万亿美元“美国拯救计划”，大多数美国人将获得1400美元救济，加上去年12月发放的600美元救济，相当于每人可获得2000美元救济。失业救济金也将从现行每周300美元提升至400美元。在拜登打算公布的另一项经济复苏计划中，房屋止赎和没收的宽限期将延长到9月底。

　　《华尔街日报》称，若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联邦政府有两种办法：把更多的钱重新分配给收入最低的人;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将失业率拉到足够低的水平，从而推高这些工人的需求和工资。而拜登试图两者兼顾。一项分析显示，若他的经济刺激措施得以落实，那么贫困率能从12.6%降至9%。

　　英国《金融时报》说，拜登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承诺解决美国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他表示，计划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7%恢复至39.6%，向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人群征收社会保障税，规定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群按照普通税率缴纳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将公司税最高税率从21%提高到28%。有分析称，如果这些税改方案实施，那么最慌张的当数美国科技巨头。另外，拜登呼吁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每小时15美元。

　　不过，这些计划想要得以实施并不容易。美国《福布斯》杂志说，提高个人与企业税收计划很可能推迟，原因有二：它有悖于拜登政府目前提振经济的努力，以及势必遭到强烈反对，不仅是共和党人，还有一些温和派民主党人。另外，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2月8日发布的最新报告，如果在2025年前将最低时薪升至15美元，那么该年将损失140万个就业岗位，原因是雇主需要以减少员工来弥补上升的工资成本，不过同时将有助于让90万人脱贫。在《福布斯》看来，无论是提高最低时薪还是提倡“购买美国货”，它们都势必要对抗全球化与技术变革力量。

　　《金融时报》认为，无论谁坐镇白宫，大多数加剧不平等的因素都不在他的控制范围。美国总统无法不费力地变出上百万稳定的中产阶层工作岗位，来填补那些因数字化而消失的工作，亦无法中止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计划。

　　“不过，现在可能有一个改变的机会，但仅仅是可能”，文章说，部分原因在于疫情冲击与政治闹剧重塑了人们对何为正常、何为不正常的普遍看法，不平等趋势间或在瘟疫、国家崩溃或战争引发的重大重置时刻被逆转，比如在二战期间及之后，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从16%降至8%。另一个更实际的原因是，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了控制权，这为拜登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立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