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高校实行反共和反马克思主义政策

美国高校实行反共和反马克思主义政策。即使在1935年至1945年美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也是工人阶级反对国内资本主义剥削和国外法西斯斗争高潮的时期，美国高校也没有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共产党员教师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党员身份。

美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理事会都是由重要的地方和国家商界领袖（资本家）领导的。理事会领导下的高校校长和院长们总是试图清除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一问题更为严重。

1935~1938年，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美国工会运动，得到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大学生联合会，以及一小部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教师的直接支持。

这些运动极大地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导致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由反对一切人民运动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两党反动派的代表组成并领导。它把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参加或支持的所有群众组织和机构——包括中学和高校——作为目标，通过利用告密者，向地方政府、警察和反动组织（包括煽动对工人和人民群众组织搞暴力活动的那些人）发放“黑名单”等手段，在全国各地开展活动，还在各地成立了州和地方委员会。

在纽约，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地方委员会，名叫拉普库德委员会（Rapper-Coudert Committee）。该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纽约城市学院上，这是一所免费的公立大学，有大量学生来自具有犹太宗教背景的工人阶级家庭。当欧美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分子仿效德国纳粹，渲染反对“西方文明”的“国际犹太共产主义阴谋”时，具有犹太背景的教职员工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有50多名教职员工在冷战前的清洗中遭到解雇，其中绝大多数有犹太人背景。

他们中间包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菲利普·方纳和他的两个兄弟，他们都被纽约城市学院开除了。之后，菲利普·方纳在很长时间里没能获得任何教职，尽管他关于美国劳工运动史的著作以及他主编的关于反帝民族运动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直到1967年，他才在林肯大学（一所小型的非裔美国人大学）做了一名教师。英语系的莫里斯·U.沙佩斯是一位不太知名的受害者，他早在1936年就被开除了，在学生抗议高潮时又被恢复了原职。但是，沙佩斯后来被关进监狱，理由是他在其参加美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撒谎”。

历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是美共公开党员中最杰出的学者，他在二战后不仅被剥夺了学术职位，而且受到警方的无情骚扰。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警方一直剥夺他在大学的发言权。阿普特克在非洲裔美国人历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只不过是二战后清洗活动的前奏。在这些活动中，美国商界主导的高校董事会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地方警察机构（当时称为“红色小队”）、各种反动的商业和军事团体（今天称为“非政府组织”）互相勾结，对共产党员、拒绝告发自己同志的前共产党员、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学者和教师进行了更全面的清洗——这些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包括在西班牙内战中（1936~1939年）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组织、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7年）的组织、支持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侵略欧洲的组织、支持因欧洲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难民和其他受害者的组织。

需要注意的是，不应把美国高校将共产党人清洗出教职员工队伍的活动与整个教育领域以及企业和机构所进行的清洗分开来看。

今天批评古巴和中国缺乏“法治”的美国人都知道，以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为中心的美国“法治”特别赋予了美国公民权利，使他们可以拒绝回答警察和司法部门以自证其罪为基础所提出的问题（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是一项禁止使用酷刑和逼供等胁迫手段的保护措施）。

针对特定社会团体或政党而不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团体和政党的法律，如《剥夺公民权法案》，在原则上是非法的和违宪的。实际上，它们是以誓言的形式实施的，即一个人要想在高校获得就业机会，必须签署誓言，保证自己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加入共产党；签署这些誓言的人如果被证明造假，就可能被起诉和监禁。尤其是在第五修正案问题上，谁要是援引这一权利反对逼供，麦卡锡参议员及其支持者就会叫喊“第五修正案共产党”，表示强烈反对。

美国各大公司，包括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及其他一些公司宣布，他们会立即解雇在调查委员会面前援引这一权利的工人。罗格斯大学仿效这些公司的做法，违反教师意愿，解聘了向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援引第五修正案的三位教师。这加剧了清洗，也使各个领域学者更加小心翼翼，后者唯恐发现自己被列入了在社会上迅速扩散的黑名单。

各大工会不是与自己的会员站在一起，而是根据《塔夫脱—哈特利法》对美国共产党员进行清洗。高校的教职员工们没有组织起来，只有美国高校教师协会对这些清洗行动（不是对共产党员的清洗，而是对根据法律援引其权利的个人的清洗）进行了谴责，但他们对这种审查行动影响不大。

应该说，在冷战高峰期过去后、在乔·麦卡锡参议员垮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政策在继续执行，而且至今仍然与最严重的虐待有直接关系。尽管司法部门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通过了一系列决定，重新建立法治，高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恢复黑名单受害者的原职，体力劳动者和艺术、科学等专业领域工作者的情况也一样。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就不存在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以反国际恐怖主义为名，打算成立一个新版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一企图也以失败告终了。在20世纪60年代的清洗热潮中未能获得高校职位的无政府主义新左派激进分子，有些人后来在高校找到了工作，但是他们不是共产党人。在美国，共产党人在高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这种情况比其他国家要严重得多。

二、一位美国共产党员高校教师遭受迫害的亲身经历

我是在“麦卡锡主义”时期长大的。那时，二战结束了，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东欧国家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府，印度支那地区掀起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马克思主义在获得独立的亚非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力大大增强。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却掀起了清洗共产党人并把他们及其同盟者列入黑名单的“麦卡锡主义”。

我出于纽约市南布朗克斯的一个犹太裔美国人家庭，按照美国的标准属于贫困家庭。我了解自己和周围人的贫困，也了解美国的反犹太种族主义（也称反犹太主义）。这种种族主义表现为侮辱和虐待。不过，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家私有犹太人福利机构的帮助，从而能够在一所体面的中学就读；接着进入了当时不收学费的纽约城市学院读书。

之后，我获得国家奖学金，这使我能够到密歇根大学继续学习，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我在密歇根大学主修美国政治史，其次研究美国文学、美国思想史，以及从清朝初期到1949年的中国史。

在教我中国历史的老师中，有一位比今天的大多数美国学者更加同情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老师，他还是学生时就为此吃尽了苦头。不过，我们的中国历史课只讲到了1949年，根本没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内容。

美国对越战争升级时，我正在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密歇根大学当时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全美学生运动的重地。

在学习美国史时，我受到的教育是这样的：“红色中国”是介入朝鲜战争的一个邪恶国家，它倡导比苏联更为激进的“共产主义”。

后来，我通过对美国反共问题的研究，了解到对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学者进行清洗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针对当时研究中国和亚洲文明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欧文·拉蒂莫尔的清洗。欧文·拉蒂莫尔几十年来一直在美国政府职能部门和多个学术机构任职，1950年春，乔·麦卡锡参议员正是通过攻击拉蒂莫尔和其他人是“把中国交给了共产党”的苏联特工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拉蒂莫尔后来多年被调查。1953年，他受到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的拷问，该委员会的主席就是臭名昭著的帕特·麦卡伦参议员。拉蒂莫尔随后被麦卡伦委员会指控犯有伪证罪和藐视罪，如果指控成立，他将会被监禁。当然，这些荒谬的指控最终被法院驳回了。

拉蒂莫尔的遭遇所传递的美国反共信息是明确的。既然像拉蒂莫尔这样在学术界和政府界都很有名气的人都被当局这样对待，那么就没有什么人是安全的。

然而，清洗造成的影响远远不止是毁掉了学者们的事业和生活。有些做法还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比如：除了顽固的反共分子，来自中国和亚太地区的所有学生不得进入美国国务院和外交部门；支持达赖喇嘛于1959年发动叛乱，并在叛乱失败后的多年时间里，向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提供资金，支持他进行反华活动；向失败的国民党台湾政权提供军事援助；时至今日，仍然反对中国统一。

美国高校和政府对共产党进行清洗、列黑名单，这些做法的最大受益者是强硬的反共的“老中国通”，即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期间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他在东南亚先是推行镇压起义、然后实施了全面战争政策，其原则是：美国必须做好使用武力的准备，“确保”亚洲国家所有的反共政权继续存在，“防止共产主义”通过民族解放战争从中国向外“扩散”。

我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我当时住在南布朗克斯区，偶然读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旧书。

在知识界，只要你用反共语言来进行表达，就可以借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比如，在纽约城市学院，就有些教师同情社会主义，认为卡尔·马克思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在欧洲历史课上讨论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会小心翼翼地话里有话地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反对共产主义。

我在北伊利诺斯大学历史系找到一份工作，那里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同进步学者结成了联盟。后来，我又到罗格斯大学在新泽西州新设立的利文斯顿学院工作。这个新学院是美国政府和高校为了直接应对1967年纽瓦克贫民窟“种族骚乱”（这是非洲裔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美国开展的几起重要的反抗运动之一）以及青年人和学生普遍参加反战运动的问题而设立的。

利文斯顿学院的全体教职员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解散了，极少数获聘学术职位的人员被分到了罗格斯大学的各个系里。我之所以在被聘之列，得益于约翰逊政府为向贫困宣战和建立大社会计划而扩充高等教育的行动。后来，约翰逊政府的冷战政策在亚洲升级，发动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对和“遏制”中国的“越战”，从因削弱了美国国内对其大社会计划的支持。

在获得教职之前的5年时间里（1971~1976年）里，我在新的利文斯顿学院工作，那里有很多教职人员是积极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新左翼文化激进分子”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这意味着，我不太可能被看作是一个政治威胁，但是，我还是两次被拒绝给予教职和晋升。而且，我后来得知，在我最终获得教职和晋升的那一年，联邦调查局特工拜访了系主任，实际上是来警告他要注意我的活动。

另外，我当时还不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在1978年正式加入美国共产党的。此后，我为美国共产党的刊物和其他主要的左翼刊物写了大量的文章，而传统的“学术”出版社却礼貌地拒绝发表我的作品。通常情况下，这些“学术”出版社的一位或多位审稿人支持出版发表我的作品，而另一些人则常常以政治原因为由反对发表我的作品，这样就形成了最终总是以拒绝发表我的作品来解决的僵局。另外，我上次晋升副教授是在41年前，是在我加入美国共产党之前。此后的13年时间里，我曾两次被拒绝晋升，尽管我在教学和服务方面的资历和成就都很突出。

在我加入美国共产党的39年间，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只有一小部分同志能够在高校任教，其中大多是在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给年龄比较大的、利用业余时间上课的在职学生讲授各种特殊课程，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研究型大学”里教书。很多人确实因为政治原因失去了工作。今天，我不对在高校任教的美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进行估计，部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也因为如果我引用任何数字，都可能会被继续执行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政策以及类似政策的学术界和警界官员所利用。

特朗普当选后，我和几十名其他大学教师及研究人员一起被列入了“观察名单”，这个名单是由一个资金充足的、名字称为“转折点”的极右组织提供的，该组织的风格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类似，其头目是一个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并向特朗普表示敬意的年轻人。作为一名公开的美国共产党活动家，我认为被列入“观察名单”是一种荣誉，大多数同事和以前的学生们集合起来为我辩护。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观察名单”上的绝大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共产党人，而是研究美国少数民族问题，新殖民主义下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受压迫问题的非裔美国人和女性。

搞“观察名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支持今天与特朗普政府联系在一起的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政府的支持者几乎每天都在通过大众媒体竭力宣扬他们这种政治文化。这是赤裸的企图恢复冷战时期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麦卡锡主义”）做法，是为了对付各种各样的向特朗普政府“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沙文主义花言巧语发起挑战的人们的，这个政府毫不掩饰其“白人”沙文主义、男性沙文主义和仇外心理。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一些高校学者喜欢自鸣得意地说，“我没有被开除，这个事实是思想自由的范例”，而后者正是美国高等教育一再标榜的特点。我认为，这些观点正是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尔伯特·马尔库塞批判为“压制性宽容”的典型例子。关于这个概念，我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三、美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被严重边缘化

我曾在利文斯顿学院讲授过欧美社会主义历史课程。我在罗格斯大学的一位同事，一位严肃的老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曾讲授过共产主义历史。他后来被剥夺了教职，不幸的是，他也没能在别的高校获得职位（这是近40年以前的事情了）。之后，没有人愿意再教他的这门课了。我的课程也在各系的官僚主义改组中被砍掉了。

幸好，我把这两门课合成了一门新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并获得了批准。这门本科生的课，我已经教了几十年了。没有人能够阻止我教这门课程，这门课程也一直并将继续吸引相当多的学生来选修。但是，也没有其他人教过这门课。相反，其他课程，包括我开发并编成课本的美国历史课，常常有别的人来讲授。我只希望，当我最终退休后，能够有人继续教授而且是认真地教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这门课。

在美国的高校里，关于资本主义的课程越来越多，但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课程却寥寥无几。据我所知，在经济学、政府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等方面，没有任何课程谈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过去40年来为创造一种把市场力量与中国历史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而进行的努力的。（在我自己的课程结束时，我会很简要地以赞同的方式讲一讲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并与苏联模式进行比较。）

过去，特别是在冷战高峰期，如果自己愿意，教师个人（尽管是很少一部分教师）可以在自己的课堂上讲一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是要用反共的语言来讲。那个时期，在欧洲和日本，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特别是在日本，这些人都很谨慎，他们既不认同自己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认同真正参与政治斗争的人民运动。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出现了学术马克思主义，它在某些方面与19世纪30年代的左派或“青年黑格尔派”相似。那些人最初和青年马克思是同伴，但是，当马克思开始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阶级时，就同他们分道扬镳了。

马克思认为，这些激进的黑格尔派实际上脱离人民群众，沉湎于自己的内部思想斗争，这种斗争使对现存秩序的抽象否定成为目的。关于这种学术方式，20世纪30年代有一个来源于共产国际的老笑话，这个笑话在今天仍然有启迪意义。这个笑话说：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盲目崇拜理论，他们想把理论当作商品来卖。在巴黎公社（1871年）失败以后的一个时期，马克思在欧洲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在回应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时，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在这个时期，像《反思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些期刊大行其道，和那些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一系列学术思想潮流互相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以前很多学者用恩格斯的著作反对马克思、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反对列宁、用苏联学术界的作品反对毛泽东一样，有些人脱离历史实际，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这样一些人物抬出来，想用他们来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

今天，也有人企图用邓小平来反对毛泽东，把毛泽东妖魔化，甚至试图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描绘成斯大林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新冷战意识形态把中国说成是“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是“掠夺性的共产主义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却很少被提及。比如，历史上任何国家使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实行了成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发展政策，经受住了过去十年资本主义危机的考验而没有沦为牺牲品等。

导致对当今中国进行如此描绘的原因，除了各种各样的反共思想之外，我推测还有一种种族主义潜意识，在这种潜意识指导下，习近平领导的当今中国的发展政策被解读为侵略和扩张，这种观点是老殖民主义的“黄祸论”与传统的反共分析相结合的产物。这种观点最有讽刺意味、并且最具有潜在危险的表述是，把习近平和中共越来越同俄罗斯的普京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放在一起，并且认为他是特朗普政府的朋友和盟友，尽管特朗普及其顾问对中国的憎恨是有案可查的。

最后，我要对身处中国这个当今世界上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国家的同志们说，思想自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思想自由充其量不过是通过“压制性宽容”来维持的装饰品（也就是说，只要剥夺了通过出版社、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接触更多的怀有同情心的受众的机会，就可以临时权宜地给予一个人说和写的“权利”）。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思想自由必须以思想责任为前提，因为这种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群众性组织的参与性和有效性，就像毛泽东早就说过的一样：既要教育群众，又要向群众学习。

今天，随着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衰退阶段，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在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的其他国家了。

在思想斗争中，必须不断壮大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干部和积极分子队伍。这样不但能有效地捍卫社会主义，抵御敌人的进攻，也能直接对付资本主义学术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知识分子干部和积极分子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历史是过程而不是瞬间，必须从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分析社会的各个阶层；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教条地分析阶级斗争，既不要回避它，也不要把它变成机械的概念。

这些知识分子干部和积极分子在成长过程中，既要同“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学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学生进行斗争，又要与他们进行合作，把这些人争取到与工人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一边、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也是一个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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