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国家安全观差异透视

江涌、吕贤

国家安全观是一国对于自身所面临安全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全面评估后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认知，是一国制定安全政策、形成安全机制的思想依据。一国的国家安全观与该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国家利益、外部环境、国家实力以及保障能力等要素密切相关。

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与演变都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与完善、日益自觉与理性的发展过程。1943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首次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并在美国1947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法》中得到体现。[①]美国的国家安全理念随美国国际地位和安全威胁来源的改变而改变，并具体体现在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与之相比，中国有关国家安全的系统理念形成相对较晚，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过去的安全理论与安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总体国家安全观。[②]2015年1月出台的《国家战略安全纲要》强调，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标志着中国安全观日臻成熟和完善。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中美两国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差异不仅影响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对全球安全趋势及政策走向都会产生影响。

一、影响中美国家安全观形成演变的主要因素

国家安全是保护本国免受外来安全危险的客观状态或维护此种状态的能力，是一国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③]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与演变，以本国对自身所处安全环境的认知、对所面临安全威胁的感知、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评估、尤其是对维护国家安全的实力与能力的判断为依据，进而确定国家安全目标，制定安全战略，形成安全机制，明确采取何种政策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短期内，国家安全观是稳定的，一旦形成便会逐步自我强化，持续显现于国家行为，并最终改变国家安全的现状；长期内，国家安全观是动态的，随时代背景、威胁来源、政治制度和利益取向的变化，不同程度地影响国家安全政策，进而又促进国家安全观的更新。

（一）国家利益变化直接影响国家安全观的重塑

国家利益是一个集合概念，具有抽象性特征，涉及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利益，但这些利益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只有国家安全利益得到满足，其他各类形式的国家利益才能得以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是其他国家利益实现的前提和基础。纵观历史，无论是在美国独立初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巩固新生政权安全，免受内外部势力颠覆，都是新生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美国独立后经历了1812-1813年第二次美英战争才算实现国家政权的巩固，随后才能积极致力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展开大规模国家建设。新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政治讹诈，通过朝鲜战争这一“立国之战”、“奠基之战”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国家利益有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区分，是稳定性和动态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历史地看总是随国家所处的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由于国家所处国内外环境的差异，国家利益的内涵便有所不同。国家利益的变化反过来会影响国家安全政策和安全观的更新。长期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相辅相成。南北战争（1861-1865）后，美国国家分裂危机得以根本解决，伴随经济实力快速增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的目光不再局限于美国国内和美洲大陆。当经济实力丰满了政治军事羽翼之后，美国像欧洲前辈一样，毅然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1898年美西战争及1917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观由内向型、防御型，转向外向型、进攻型，从保障政治独立、领土完整，转向通过追求海外利益、建立世界霸权；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主体由欧洲殖民势力和国内分裂主义，转变为世界霸权的英国和其他追求世界霸权的欧洲列强，如德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由自卫转变为积极地武装干涉，甚至军事侵略。

（二）“安全困境”对国家安全观演化的影响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根本特征，也是造成主权国家“安全困境”的现实根源。一国为了保障或增进自身安全而率先采取措施，这会影响或降低邻国他国的安全感，刺激邻国他国会采取同样甚至更多的措施来保障或增进自身安全，如此会导致率先行动的国家更加不安全。长期而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国家影响明显，即使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亦不例外，如美国“反恐”的结果恰恰是“越反越恐”，抑或产生出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需要不断树敌,“国家是需要一个敌人的。一个敌人没有了，会再找一个。”[④]

鉴于国际关系呈现无政府性、多样性与对抗性，美国一直通过国家军事同盟、加强军备或削弱竞争对手并借助国际机制等手段保障本国及其盟友的绝对安全。但是，安全只是相对的，绝对安全并不存在。二战后，美国和前苏联追求国家绝对安全的结果是美苏之间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对峙。近年来，美国出于冷战思维、出于对朝鲜意识形态的偏见，一直对朝鲜实行武力威吓与政治讹诈，力图通过外部军事压力与经济制裁，离间中朝关系，促成朝鲜政权更迭，其结果越来越出乎美国等国的意料，即朝核危机频频爆发，造成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核安全困境”。新的“核安全困境”以及半岛、东北亚紧张局势，很显然是美国片面追求绝对安全而导致的又一乱局。

（三）利益集团影响国家安全观的变迁

国家范围内，阶级利益、集团利益和地区利益诉求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影响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演变。例如，美国建国后，在“关税保护”问题上，汉密尔顿等代表北方工业资产阶级，主张保护性关税，促进美国制造业的成长。而杰斐逊等代表南部各农业州奴隶主的利益，坚持“农业立国”，通过继续向欧洲工业化国家出口农产品，以换取美国所需的工业制成品，为此极力主张降低关税，并与欧洲国家保持密切关系。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分歧最终演化为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分歧，直至1823年门罗主义[⑤]出台才告一段落，南北战争之后方告终结。

此外，美国政治中广泛存在的各种“院外活动”，对美国安全政策的制定影响巨大。在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制定与施行中，犹太人“院外集团”、石油能源巨头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国会中的“台湾连线”（跨党派议员团）在策动美国对台军售、鼓动国会通过涉台决议方面影响巨大。被利益集团尤其是资本寡头操控，即权力被关进由资本设计的制度笼子里，业已成为当今近乎所有奉行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安全困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利益集团也成行成市成了一番气候，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要通过制度、规则、思想等各领域革新，“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我们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⑥]

（四）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兴起助推国家安全观重构

长期以来，作为“高级政治”的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占据国际政治议程的顶端。传统安全威胁形态主要表现为军事安全威胁，而威胁主体主要是国家和国家联盟。与此相比，诸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核扩散、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更多体现出威胁来源多样性、威胁主体不确定性、威胁方式不对称性以及降解威胁的复杂性等系列特点。冷战后，国际社会最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莫过于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中国主张恐怖主义是国际公害，国际社会应该建立合作机制，共同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为此，中国提出应统筹国际和国内安全，倡导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理念。但是“9.11事件”后，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崛起，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先发制人”“政权更迭”策略，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体现出更多的单边性和封闭性，企图依靠美国自身及其盟友的力量解决恐怖威胁。这与克林顿政府倡导的以构建“国际新秩序”为目标的开放性国家安全构想相去甚远。[⑦]

二、美国利益优先的霸权主义安全观

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霸权国家，美国理应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安全感，然而实际上，美国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不安，包括因为失去敌人而不安，“由于敌人的消失，令人强烈地怀疑它（美国）是否还能存在下去”，[⑧]这种不安全感促使美国把“刻意寻求外部威胁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种需要”，也就是“不自主、甚至有意把某些或某类国家作为现实或潜在的对手，并以此判断对方的意图、基本战略，规划自己的战略目标和相对能力”[⑨]，进而制定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的形成与美国社会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特性密切相关，因此逻辑的不合理性，却有着实际的合理性。

（一）充斥“美国利益优先”及实用主义色彩的安全观

独立之初，美国军事与经济实力十分弱小。欧洲列强、君主制国家、内部亲英分子和天主教移民等都被美国视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保护主权与领土完整、捍卫共和政体以及确保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是新生美国的基本安全目标。为此，美国对欧洲列强、美洲大陆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鉴于需要向欧洲出口棉花等原材料换取进口工业制成品的客观现状，美国在经济上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在政治上实行孤立主义政策，避免卷入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美国在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大陆的新殖民行动的同时，却对美洲大陆其他地区采取政治军事扩张、经济控制和文化渗透政策。国家安全战略在总体呈现孤立主义的基础上，在符合自身实力的情况下，采取地区扩张主义立场，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狼性”本质，反映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

南北战争结束后，伴随统一大市场的建立，美国国力快速强大。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彻底放弃孤立主义，追随欧洲列强，加入全球角力和殖民扩张的行列。此时的美国，反对传统欧洲列强和日本等国赤裸裸的殖民掠夺和军事侵略，倡导以自由国际主义为基础，构建美国介入全球事务的道德依据。[⑩]鉴于外部安全威胁已大大降低，美国安全目标不再局限于本土安全，开始尝试建立一个有美国参与甚至由美国领导的国际新秩序，注重“胡萝卜+大棒”即经济渗透和武力威胁的综合运用，意识形态方面还比较稚嫩，带有比较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如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构想。

（二）以全球霸权为目标的安全观激化大国安全对抗

二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空前强大，称霸甚至独霸全球成为美国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美国认定本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表现为意识形态竞争、军备竞赛与局部武装冲突。美国力图通过军事威慑、经济封锁和意识形态渗透阻止苏联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扩张。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任职时期，差不多也是战略上苏攻美守时期，美国采取安全战略收缩，在国际危机中体表现出某种合作倾向，但主要是与盟国之间的合作；[11]与苏联避免直接冲突，与社会主义国家缓和关系，和中国、南斯拉夫恢复正常关系，由此带动美国的西方盟国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就战后遗留问题及国家关系重建展开谈判。里根和老布什时期，美国发起“星球大战”计划，与苏联重回对抗，安全手段上表现为军备竞赛、意识形态抹黑（如称苏联为“邪恶帝国”）和经济与技术封锁（如联合西方及阿拉伯产油国压低石油价格，阻止苏联出口石油创汇）。美国不断调整攻防策略，争夺与维护世界霸权，激化了与苏联的安全对抗。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找寻新的敌人、遏制新的竞争对手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意义凸显。围绕军事威慑、垄断资本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克林顿政府通过“参与和拓展战略”，极力向原苏东地区、转型国家推广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在该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力图通过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新秩序实现国家安全，包括价值观、社会制度、经济理论输出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成为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手段。

（三）以反恐和遏制新兴大国崛起为目标的安全观恶化全球安全环境

“9.11事件”对美国国家安全观产生重大影响。安全威胁来源转变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所谓“流氓国家”，安全目标追求极端安全，安全手段更青睐武力，军事手段的启用更为简便。概括而言：美国的安全观由冷战结束后相对透明、自信和开放走向极端，更富有进攻性；国土安全开始受到高度关注；先发制人的理念使得安全危机中军事手段门槛更低；新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安全观的影响急剧增加，用“自由民主”价值概念来判断敌友、拒绝国际规则；意识形态的推广与政权变更相结合。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战争、“大中东民主计划”，以及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推行“颜色革命”，造成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与动荡。社会政治动荡引致或加剧经济金融动荡，华尔街金融寡头从经济金融动荡中获取巨大收益，经济金融动荡常态化越来越符合华尔街的利益，当然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产业资本主导时期，“通用的利益就是美国利益”，随着近几十年来广泛而深刻的金融化，华尔街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

奥巴马执政后，推出“新国家安全战略”，继续以维护世界霸权为目标，但是国家安全观渐趋务实。在安全威胁来源方面，美国依然坚持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极端暴力主义者获取核武器或核武器扩散是美国的主要威胁来源”，与此同时，更加重视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跨国犯罪及信息安全等其他安全问题。[12]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美国越来越多的警觉，美国安全战略不断聚焦中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国积极“走出去”拓展海外利益，加紧实施投棋布子，给中资企业挖坑设绊，中国的海外集中到哪里，乱子就会出现在那里；另一方面高调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实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离岸平衡”，利用盟友或培植代理人与中国纠缠，制造或加剧地缘政治热点，如在朝鲜半岛、钓鱼岛、台海、南海、中印关系等问题上兴风作浪，甚至亲自披挂上阵，将航空母舰开进南海、抵近中国岛礁，搅乱一池春水，牵制中国，消耗中国实力与发展潜力。

政治怪马特朗普上台后，在更加务实的背后，丝毫没有放松遏制中国的战略：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比以往任何一个报告都更加关注来自中国这一“修正主义”的安全威胁；启用更多对华强硬派人物，为美中博弈献计施策；在地缘政治上掀起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在“一带一路”上设置更多的障碍与陷阱，遏阻中国这一世纪战略的顺利推进；在正面不断升温贸易摩擦的同时，于侧面积极布局对华金融战，试图利用中国金融领域的薄弱环节，以近乎绝对的金融优势，里应外合，扳倒中国。

三、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当今中国的国家安全不仅有生存意义更有发展意义的内涵。中国的发展已然不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核心与重大利益的威胁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的重大发展利益在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安全手段就应该覆盖到哪里。[13]

（一）由生存安全到发展安全

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威胁源头、国家利益及国家实力是决定国家安全内容的主要变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实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国家安全首要目标是消除孤立、突破封锁、减少威胁，保卫新生政权并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在此背景下，军事安全是捍卫国家安全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手段。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是新生政权得以生存并成长的根本保证。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明显地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中国面临的外部政治军事威胁减缓。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有了极大提高，应对各种问题与挑战的能力明显增强，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基本身份没有改变，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有鉴于此，中国坚持统筹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的辩证关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14]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统一于国家利益，发展和安全并重才能促进持久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揭示了发展与安全关系的本质，其立足点不是单纯的安全视角，而是将安全问题放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宏大视野中去审视。

（二）由国土安全到国民安全，再到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

传统安全观以政治军事安全为主要内容，国家安全集中在主权、政权及领土。伴随传统安全威胁来源相对减少、非传统安全风险不断上升以及中国国家利益向海外拓展，中国的国家安全理念也不断深化：对内，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对外，注重共享发展、共同安全，积极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以及艰难的全球治理中，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一是对国民安全的重视程度上升。传统安全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的不可分割，过于注重国家权力而忽视个人权利。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来源多样性、不确定性、突发性和跨国性等特点，作用点往往集中于经济社会，例如恐怖主义、重大传染病、气候变化等，对个人的生命健康构成了直接威胁。在2003年“非典”发生之前，我们就根据历史教训把“疫”列入危害国家安全的天灾之一，并将其纳入到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之中。[15]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安全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是强调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紧密联系。在由主权安全向国民安全倾斜的同时，国家安全观也正经历着个体安全、一国安全向共同安全、全球安全的升华。世界范围内，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相互交织，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化。“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国能拼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16]安全威胁高度交织和渗透，安全威胁跨越国界，这些威胁的降解往往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边界变得模糊。此外，伴随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是国家安全观的新课题。在此背景下，中国重视内部安全的同时，强调外部安全的重要性，要把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有机的统一起来。[17]这种统一将中国国家安全视野进一步向外部扩展，即向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扩展。

（三）由局部安全到总体安全

国家安全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是由各子安全系统组成，而各子安全系统也是相互联系的，反过来又促进或制约国家整体安全能力的提升和改善，由此形成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综观世界诸国，国家安全都曾面临过“有限的国家安全能力与不断增加的安全需求”的矛盾。实践中，多方面因素制约着国家安全能力的提高，这些因素包括资源有限性、资源错配与资源优先配置等。[18]因此，国家面对安全威胁总是处于议事日程的优先性，难以做到及时、准确应对所有安全问题，尤其是统筹好安全与发展问题。例如，基于“世界大战早晚会爆发，晚打不如早打”的判断，我们有一段时间“深挖洞，广积粮”积极准备战争，奉行准战时政策，将众多资源用于备战，实行多方面甚至全方位物资配给，影响了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

当前，中国国内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外部正处于世界格局、秩序和规则的重构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且相互交织，对中国国家安全提出新的挑战。这些新特点新趋势，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总体安全观，即国家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只有坚持总体安全观，才能确保国家总体而不是局部安全。有鉴于此，必须坚持底线思维，防止资源错配，出现安全短板；使国家处于总体安全状态，不能形成由经济社会政治等风险交织叠加而引发综合风险，不能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消极，最低目标）；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积极，最高目标）。

（四）构筑统一战线，促进战略合作，实现共同安全

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以及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使得国家只有通过自助或结盟才能获得安全，而国家或国家集团对权力的追求反过来又加剧了“安全困境”。诸多国家如此，中国也曾有这样的经历。建国初期，中国通过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一边倒”方式，防范美西方的安全威胁，巩固新生政权。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并没有很好地摆脱旧的国际秩序的束缚，像美西方一样，以丛林法则为准则，凭实力说话为信条，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苏同盟所谓的“蜜月期”昙花一现，不断龃龉，积累矛盾，引发冲突，最后决裂。

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努力争取“第二世界”，积极联合“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构筑广泛而牢靠的统一战线，与美苏第一世界周旋，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家发展。新时期，中国维护国家安全手段更加多样，态度更加积极、开放。一方面，在处置国际危机时，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中国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方案；另一方面，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与一切爱好和平、致力发展、平等待我的国家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努力形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安全统一战线。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一贯秉持推己及人、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人类的共享发展，中国安全的最终目标是全世界的共同安全。中国积极、公开宣传和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习近平在谈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19]

（五）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担当起维护国家安全责任，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此必将凝聚维护国家安全的磅礴力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国家安全工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保障。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政治要求，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政治保证，是中国国家安全工作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

当前，由于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社会领域渗透，中国的社会思潮出现多样化，传统主流价值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受到侵蚀。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对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化”“司法独立”等诸多似是而非的论点对党对军队、新闻和司法部门的领导提出质疑，不利于全社会形成统一的国家安全意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建立起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才能高效权威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最终全面保障国家安全。[20]

四、中美国家安全观差异比较

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观虽然都是建立在对国家利益客观和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并随着不同时期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但是两国的国家安全观在安全思维模式、判断安全威胁的标准、安全目标诉求及维护安全手段等方面存在极大的不同。

（一）在安全思维模式方面，中国国家安全观体现的防御性、非零和、合作共赢与美国国家安全观凸显的进攻型、零和思维及美国优先相区别。

安全思维模式为一国安全观的形成完善提供思想指导和顶层设计。中美两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尤其是政权性质、国家实力、国际地位以及面临安全威胁不同，造成中美两国在安全思维模式方面存在极大差异。

一是防御性安全思维与进攻型安全思维的区别。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防守型的国防政策。例如，在合法拥核国家中，中国第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手握锤子且习惯使用锤子的人，视线所及都是钉子。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出于维护霸权和单极体系的考虑，美国在国家安全思维上，表现出明显的进攻性特点。“9.11事件”后，更是提出“先发制人”和“政权变更”等一系列咄咄逼人的策略，主张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2003年在没有掌握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且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美国联合英国、西班牙等盟国对伊拉克发起军事打击。

二是非零和及合作共赢的安全思维与零和单赢或美国优先的安全思维的区别。中国倡导和践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非零和、互利共赢的安全思维模式来理解、应对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当前的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消失，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单独主宰国际事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头脑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架内。”[21]要超越“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思维，就应当坚持以合作谋求安全、以合作维护安全，这是安全利益相关国家走出“安全困境”的基本前提。与此相反，美国奉行新现实主义，以零和、单赢和美国优先的思维模式来思考、应对国家安全问题。新现实主义安全思维继承古典现实主义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逻辑：国际社会中，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是国家行为的目标。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动因就是追求权力和安全，对权力的追逐必然产生互相怀疑和不信任，导致“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22]特朗普执政后，明确提出全方位“美国优先”的战略，一意孤行，不顾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退出《气候变化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机制就是很好例证。

（二）在安全目标诉求方面，中国追求人民安全、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及霸权地位相迥异。

中国一直以健康和善的心态看待世界，长期认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或时代主题，倡导世界各国要顺应这一潮流，希望维系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地区与全球环境，并努力构筑共同安全的国际安全新秩序，否认绝对安全。中国提倡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狭隘思维、自私的安全目标局限，以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的责任感，提出建设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曾指出“世界各国都要遵循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起来维护和弘扬国际正义、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3]中国倡导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包含了对共同利益、共同安全的孜孜追求。

后冷战时代，美国维护和巩固世界霸权的国家安全目标始终未曾改变。尽管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经历了调整，但是无论是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构想，还是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布什主义”，抑或是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新国家安全战略”，都仅仅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安全环境，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作出些微改动，并未根本改变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国家安全目标。奥巴马和布什一样，都主张国际秩序继续由美国主导，奥巴马所谓的多边主义，也是美国主导下的多边主义，意味着参与国际体系的各国要服从美国的战略意图。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坚持了自哈里·杜鲁门总统以来一贯使用的标准语言，即美国是自由世界不可或缺的领袖。

（三）在维护安全的手段方面，中国坚持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与美国一贯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相区别。

中国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摒弃霸权、强权和武力威胁等因素，希望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美国则恰恰相反，执迷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具体而言，一是两国对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存在分歧。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和国际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协调，构建国际机制达到维持和保障和平的目的，特别是鉴于联合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作出过重大贡献，因此主张重大国际安全危机应该在联合国框架下，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进行解决。相反，美国基于自身超强国力，单边主义传统，对国际组织在处理危机中的积极角色经常不以为然。在一系列重大的地区和国际安全问题上，常常力图摆脱联合国框架，依靠自身的实力与其盟友协商解决，有时甚至公然藐视联合国决议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二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与借助军事同盟关系维护国家安全的分歧。建国初期，中国也曾借助中苏同盟关系抵制美国的威胁和讹诈，并且在朝鲜战争中密切配合，挫败了美国占领朝鲜半岛的战略图谋。但是，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经过不断探索，提出并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结束了借助同盟关系保障国家安全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中国认为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下，国家间的结盟不利于国际普遍安全的实现，而且容易诱发军事集团对抗，带来新的安全风险。美国长期处于霸权地位，美国主导的同盟关系——最重要的军事同盟北约以及在亚太地区美日、美韩等军事同盟——是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基石，实践中，任何可能危及美国与盟友安全保障能力的政策选择，美国都会竭力避免。

三是意识形态手段的分歧。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积极和世界一切能赚钱做生意的国家保持经贸往来。与中国相反，多年来，“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一直是美国高举的旗帜，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重要推手。无论是冷战时代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还是冷战后向苏东地区及转型国家兜售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都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间接或直接鼓励甚至策动其他国家向着美国所期待的方向发生变化。近些年来，在格鲁吉亚等前苏联地区、利比亚等北非地区、叙利亚等中东地区发生的一起起“颜色革命”，都很容易看到美国意识形态渗透留下的痕迹。

综上所述，中美国家安全观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基于冷战思维的国家安全观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可以预期，短期内美国国家安全观的思维模式、安全目标诉求和维护安全的手段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同样可以预期，美国基于冷战思维的国家安全观必然会遭到世界各国，甚至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更多的抵制和反对。

大卫·兰普顿把中美关系生动地比作“同床异梦”，即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进程，联通国际机制和多边合作组织的发展，已经使得中美在同一张地球之“床”上靠得越来越近，但是两国不同的制度、利益和领导人思维以及两个民族的固有特征，确实两国做着不同的梦。[24]传统的冷战安全思维无法解决类似“俢昔底德陷阱”这种困境，唯有以国与国之间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础的新型安全观，才能真正增进中美关系，才是全球安全的希望所在。

[①]Walter Lippmann，U.S Foreign Policy : Shield of the Republic，Boston: Little, Brown，1943，P.40.另参见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年版，第37页。

[②]中国政府网：《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4-04/15/content_2659641.htm.（登录日期：2018年2月20日）

[③]M.Berkowitz & P.C.Bock, “the Emerging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World Politics，vol.19,Oct,1966,p.122.

[④]Charles Krauthammer. Beyond the Cold War, New Republic, December 19, 1988:18.参见张爽：《阴谋论、威胁论与美国国家安全观》，《山西大学学报（哲学色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第91-93页。

[⑤]“门罗主义”是美国首次国家安全政策宣示，标志着美国开始依据本国安全环境和国家利益制定国家安全政策，体现出美国对早期国家安全威胁、安全主体的明确认知。

[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⑦]冷战后，美国以实力为基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在国家安全方面力图通过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国际新秩序”除了重视美国自身实力外，同时强调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既有国际机制的意义及对新兴力量奉行“合作加遏制”的战略。参见[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修订版），顾淑馨、林贵添译，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

[⑧]Owen Harries. The Collaps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3:41-53. 参见张爽：《阴谋论、威胁论与美国国家安全观》，《山西大学学报（哲学色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第91-93页。

[⑨]时殷弘、陈然然：《论冷战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6期，第8页。

[⑩]威尔逊在要求国会对德宣战时提出，“美国参战的理由是必须构建一个对于民主社会来说必须是安全的世界。”See Lloyd E Ambrosius, Wilsonianism:Woodrow Wilson and His Legacy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2,pp.8-9.另参见周琪、付随鑫：《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分析与比较》，第18页。

[11]这种合作与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安全根本不同，这种合作仅仅表现为美国与其西方盟国的一种安全政策协调，主要是为了分担美国的安全责任，共同抵制苏联的扩张。

[12]周琪、付随鑫：《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分析与比较》，第20页。

[13]张文木：《中国国家安全哲学》，《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http://www.guancha.cn/zhang-wen-mu/2014_04_16_222473.shtml.（2018年2月27日）

[14]习近平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4月15日）。

[15]刘跃进：《论总体安全观的五个“总体”》，《学术前沿》，2014年第6期（上），第17页。

[16]习近平主席出席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后的讲话（2015年9月28日）。

[17]刘跃进：《论总体安全观的五个“总体”》，第18页。

[18]江涌：《时代在变迁，安全哲学在发展》，《国有资产管理》2017年第6期。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92410.html.(登录时间：2018年2月28日)

[19]中国政府网：《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4-04/15/content_2659641.htm.（登录日期：2018年2月20日）

[20]刘跃进：《新时期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及措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第17卷第4期，第4页。

[21]中国政府网：《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4-04/15/content_2659641.htm.（登录日期：2018年2月20日）

[22]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23]人民政协网：《习近平在巴西国会演讲》，http://www.rmzxb.com.cn/c/2014-07-17/352765_1.shtml（登录日期：2018年2月17日）

[24][美]大卫·卡普兰：《同床异梦：处理1989至2000年的中美外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吕贤，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