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战激烈争论中被忽视的深层问题

——从美国生产率停滞危机看当前贸易战与全球金融动荡

杨斌

考察美国的真正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2017年10月，我在公众号杨斌谈天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疯狂经济战正威胁着中国梦及世界未来》，发出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战可能进入疯狂阶段的预警。我的公众号刊登这篇纯粹谈论美国威胁的文章时非常顺利，但通过其他公开途径传播时却遇到了不合情理的阻碍。

我认为应该非常珍惜美国发动重大反华攻势之前的宝贵预警空间，因为美国为发动重大反华攻势之前必然努力破坏中国舆论预警系统，正像美国发动重大军事攻势之前会首先攻击对手的雷达预警系统一样。我撰写上送研究报告时反映了察觉到的重要舆论预警信号，同时还努力帮助社会各界及早意识到美国升级重大攻势的危险前兆。

今天美国果然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疯狂对华贸易战攻势，我接到许多网友的来信表示渴望看到我的新分析文章，我回信说很抱歉因为正在集中精力撰写内部研究报告。最近恰好有一篇受到重视的上送研究报告可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虽然撰写于今年早些时并没有直接涉及到贸易战，但恰好深入论述了激烈的中美贸易战争论中被忽视的深层次问题。

这篇文章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考察美欧生产率变迁及深层原因》，之所以将关于美欧陷入生产率停滞的问题上升到解放思想高度，原因是倘若人们不解放思想就难以理解美国政坛的巨变，以及美国为何必然会如此恐惧中国崛起并发动疯狂的贸易战。正如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曾忽视了美欧的社会改良，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率进步、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缓和一样，近三十年来人们又忽视了美欧抛弃社会改良的重大战略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率停滞、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美国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说：“生产率并非一切，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切”。正因如此，我选择了从美国生产率的长期演变来进行深入考察，就仿佛侦探从很少受到掩饰的细微证据入手进行考察一样，能够比较容易看穿数十年来美国主流舆论散布的流行误区，发现美国精英希望掩盖的真正成功经验和竭力推销的失败教训。

美国主流媒体数十年来一直宣扬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经验过时了，当时过多的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导致了效率低下和沉重债务。但是，我的生产率文章揭示出战后社会改良时期其实是美欧历史上罕见的黄金时期，伴随着生产率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和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社会福利改善非但没有带来沉重债务反而促使巨额战争债务消失。美欧媒体故意让战后经验淡出视野就是为了阻止人们学习美欧真正成功经验。

近年来美国媒体一直宣扬强劲的经济复苏和股市大牛市，许多国内经济学家也积极赞扬美国的所谓经济转型成功经验，主张中国应该效仿美国进行经济结构转轨并发展金融服务业，这样就能像美国一样实现低失业率和股市高收益率。但是，我的文章从生产率角度就能轻松揭示出美国的骗局，伴随美国所谓强劲经济复苏和大牛市的是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耶伦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已陷入了生产率增长停滞的危机。

美国主流媒体主要关注一些引人注目的经济指标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等主要经济指标往往有很大掺水成分，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夸耀经济强劲复苏和失业率很低，但是，美国的生产率指标却长期陷入停滞甚至在2016年出现负增长，很大原因是美国政府尚未对生产率指标进行过多掺水。我抓住生产率尚未大量掺水的特点揭示出美国媒体掩盖的真相。

当持续十年美国生产率陷入停滞危机甚至出现负增长之时，美国的所谓成功经济转型和股市高收益率如何获得基本面支撑?美国的金融监管和股市模式如何可以作为中国改革的学习榜样?中国金融改革有何理由坚持要走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道路?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众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包括李慎明、何秉孟、程恩富等领导同志和我本人，反复撰文预警美国金融模式潜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隐患，倘若这些学者们的意见受到有关方面重视完全可以避免重大损失，包括次贷危机前夕购买巨额两房债券和濒临暴跌的股票、基金，还有2008年、2015年、2016年中国股灾的数十万亿损失，等等。

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有关方面不落实党中央的精神，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取得的重大金融研究成果，致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正确金融预警难以发挥效果，反而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建议却能够反复造成误导，致使中国反复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夕上当并蒙受重大损失。

今天某些权威金融专家仍然不善于区分美国的真正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我积极主张借鉴的美国社会改良时期的真正成功经验不屑一顾，却将我反对效仿美国复辟大萧条前夕灾难性金融模式诋毁为反对改革开放。因此，人们确有必要从美欧生产率变迁的长期历史演变之中，深入考察一下究竟什么是美欧的真正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仍然沉浸在对昔日美欧模式繁荣的崇拜和羡慕之中，难以理解今天为何美欧会发生政坛巨震和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思潮，没有料到美国面对着霸权衰落必然会发动疯狂的经济战争，当前中美之间爆发的激烈贸易战恰恰是这种疯狂经济战争的表现形式。人们迫切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识美欧正在发生的巨变，才能理解新全球大变局产生的深层原因并制定相应的有效对策。

忽视美国的真实博弈目的就是盲目骄傲自大

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班农积极支持美国的对华贸易战，他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中国的“全球霸权统治计划”，其中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是21世纪统治全球制造业的蓝图，中国发展5G互联网的规划意在获得全球的科技主导权，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规划是地缘政治扩张的计划，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强硬反华政客的观点竟然能够获得某些中国人的舆论呼应，他们根据班农对十九大报告的指责歪曲中美爆发贸易战原因，不去指责美国采用行政手段发动贸易战反而批评中国的产业政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认为舆论不应关注特朗普而应抓国内改革，应该纠正无效的产业政策和不计代价发展芯片的错误做法，他的观点完全违反了习近平主席关于自主科技创新的指示，却意外获得了许多亲美公知和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们的一致支持。

其实，早在十九大召开之前班农的一次私下讲话曾被曝光，那时他声称美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动疯狂的经济战，倘若美国在未来十年无法阻止中国的经济崛起，就会丧失全球霸主的地位并面临不断衰落的拐点，与此相比，当时全球媒体正热烈炒作的朝鲜核威胁根本就不算回事。由此可见，班农不慎披露美国高层正疯狂般绞尽脑汁遏制中国崛起早就确有其事，他后来歪曲称受到了十九大报告和中国制造2025年的威胁不过是借口，竟然将中国为争取人类技术进步作出的宝贵努力狭隘诋毁为对美国霸权的威胁。

2018年胡鞍钢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议，胡鞍钢撰文认为中国已全面赶超美国的观点，其实在国内是比较罕见的并且尚未获得广泛传播、认同，我本人也是在批评文章引导下才看到了胡鞍钢的文章。人们围绕着中美究竟谁在经济博弈中占上风的激烈争论中，容易忽视着另外一场更为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前途命运的重要博弈。

2017年11月美国权威《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整个封面上赫然以中英文大红字印着“中国赢了”。作者布鲁默并不是认为中国已经赢得了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博弈，他认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比较中国高出40%，但是，美欧长期以来一直在质疑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美欧深信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迟早会拥抱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他认为从今天来看美欧正在输掉同中国比较制度模式优越性的博弈。

布鲁默认为今天美欧模式在政治经济诸多方面正在走下坡路，深陷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的浪潮和恐怖主义的陷阱，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却显示出比西方更能胜任未来的发展，中国拥有政府和市场两手并用的经济管控能力，能够更好促进社会经济、就业的增长并推动科技进步，中国通过大量国有企业拥有着西方无法企及的驾驭经济能力，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动荡不断并陷入碎片化的过程，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却与日俱增。

倘若说布鲁默对中国模式、中美博弈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那么从多种渠道反映出的美国政界精英对华态度，却更多反映了美国的狭隘霸权私利并丧失了对华评价的客观性。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近来接触了美国大量政界精英，他发现美国精英的对华看法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是美国的强硬派、反华派而且还包括知华派、友华派，现在都普遍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中美关系不会沿着过去几十年所走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倘若说美国《时代》杂志文章的公开表态是符合常理、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美国精英们的私下真实态度就显得不合常理、令人费解了，既然美欧正在走下坡路并出现了民粹主义和社会动荡，而中国道路成功地实现了安全、稳定、发展并避免了西方困境，为何美国反而会忧心忡忡并感到过去的对华政策失败了呢?为何美国看到中国改革开放避免了今天西方的困境就反而极度焦虑呢?美国总说需要干预“失败国家”但为何今天却对成功的中国强硬?

今天中国社会各界人士都会对美国精英的反常敌意感到令人费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考察美欧生产率变迁及深层原因》这篇文章，恰好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规律的视角，揭示出美国迫于冷战压力曾允许欧洲、亚洲盟友实行社会改良，借鉴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经济发展，西方出现了数百年来罕见的贫富差距缩小和经济繁荣，当年经济全球化重视贸易自由化而遏制金融自由化，未像今天这样出现金融投机猖獗、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泛滥。

该文还揭露1974年广大南方国家推动联合国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美国对维护霸权利益极为敏感的统治精英立刻感到了威胁，纽约外交关系协会调集数百名智囊专家研究应对策略，当年美国为了维护全球霸权进行了重大国际战略调整，制定了影响数十年至今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故意抛弃了迫于冷战压力允许欧洲、亚洲盟友实行的社会改良，故意抛弃了自己实践证明的成功经济政策以防止新兴国家效仿，导致冷战时期曾消失的严重金融危机频繁袭击亚非拉国家，并且逐步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向美欧中心地区蔓延、扩散，导致了美欧各国出现了反常的生产率停滞危机和今天的严重困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在记者会上质问道：以前自信、乐观、开放的美国到哪里去了?她提到这最初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哈佛大学演讲提出的疑问，她和许多中国人对此也有同样的感想。确实如此，倘若美国继续实行实践证明成功的社会改良时期的经济政策，那么美国并不会害怕当年前苏联、日本和今天中国的较高增长速度，如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曾经令美国处于劣势，但美国成立了宇航局后奋力追赶又通过率先登月夺回了优势。

正如我的文章揭露的那样美国确实无法像以前一样乐观、自信了，因为，美国为防止新兴国家效仿自己的成功经验并最终壮大起来，主动抛弃了社会改良政策并转向相反的新自由主义，成功地利用苦肉计让听从美国建议的许多国家上当受骗，包括曾经位居世界经济老二的前苏联和日本。美国精英一直认为对前苏联、日本的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因为，美国成功消除了前苏联、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并确保了霸权地位，但是，中国尚未没有如美国所愿走上前苏联、日本的道路，美国精英就认为对华政策没有取得类似的成功因而是失败的。

2017年日本政府的一份最新解密文件被媒体曝光，文件披露了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日曾达成的协议，美日曾经合谋相互配合以误导中国改革开放走上依赖性道路。早在二十年前我就曾反复撰文警示美国的经济金融战争威胁，2000年我撰写的揭示美国经济金融战争的开山之作，曾经例举了除了美国政府秘密计划直接曝光之外的大量证据，但是，舆论界、经济金融界、学术界从来不愿意正式考虑这种因素存在。

今天中国面对着美国采用粗暴行政手段发动的贸易战，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经济金融的著名学者，仍然对美国早就对华推行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证据视而不见，更不愿意考虑美国的经济战争已经从隐蔽走向公开的深层原因，甚至将美国反华攻势的急剧升温归咎于中国的骄傲自大，主张限制舆论界宣传中国发展和议论美国种种经济衰弱趋势，认为只要中国谦虚谨慎、不刺激美国就能避免冲突。

但是，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许多中国人没有料到的另外一场残酷博弈，这场博弈比较单纯的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同中国的生死存亡有更大的关系，重视这场博弈的存在比较在经济领域博弈中谦虚谨慎更为重要，忽视这场博弈本身就是可能威胁到中国生存发展的盲目骄傲自大。

从我分析美欧生产率文章可以看出美国高度警惕实力格局变迁，警惕发展中国家凭借着巨大人口和市场规模迟早会赢得竞争优势，数十年前就开始布局如何扭转这种趋势以维护其全球霸权。美国并未因名义上国内生产总值继续领先着中国就有丝毫的麻痹大意，早就委托中央情报局、国际货币基金从实际购买力角度重新进行评估，胡鞍钢本人对中美实力比较的研究也是受到了美国的启发，误认为中国不去研究此类敏感话题就能让美国对继续中国友好，实在是有些骄傲自大并低估了美国对华的高度战略警惕性。

李若谷虽然在金融部门工作并不专门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他接触到的美国各种派别的政界人士包括知华派、友华派，都认为不能继续延续过去数十年的失败对华政策，就明显揭示出美国早就谋划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博弈，这场博弈的目的就是不让中国强大起来威胁到美国的霸权，根本不可能因受到个别中国学者研究的刺激就仓促作出冲动的重大政策改变。倘若中国不弄清美国谋划的这场博弈的目的和手段究竟是什么，就希望以谦虚谨慎的态度让美国继续延续过去的对华政策，实在是不知己知彼并骄傲自大地低估了美国的深谋远虑。

对美国博弈知己知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某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成功就是来自听从美国的“华盛顿共识”，美国精英看到中国有不少经济学家愿意言听计从，就认为迟早也会像前苏联、日本一样消除中国崛起威胁，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中国党内有许多老前辈曾经在国民党地区工作，既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又深知市场经济的利弊，建国初期曾迅速治理了旧中国遗留的市场经济烂摊子，经济上战胜了恶性通货膨胀并在军事上战胜了头号强国美国，改革开放后又提出了更好的市场转轨建议并防止了美国误导。

我父亲杨培新曾经参与了建国初期治理市场经济烂摊子的工作，早在1978年他就最先提出了银行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建议，后来以“吴市场”闻名的吴敬链当时仍在主张计划经济。但是，1983年吴敬链访美后转向支持美国的“放开价格一步到位”建议，我父亲根据长期接触市场经济的亲身经验认为这样不稳妥，他多次向中央建议否定了“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激进主张，避免了俄罗斯盖达尔听从美国“休克疗法”建议后带来的灾难。

记得1980年代我留学暑期回国期间参加了一次改革座谈会，一位著名学者发言支持吴敬链的 “放开价格、管紧货币”主张，他说不必担忧通货膨胀因为管紧货币后价格就不会上涨。我父亲对我说这种观点缺乏实际市场经验并照搬了西方教科书和美国建议。

我父亲曾回忆过他在解放前曾经亲身体验过美国顾问推荐类似政策的效果，抗战胜利后取消统制经济过程中就曾经“放开物价、管紧货币”，但在供求缺口过大时放开价格以后物价立刻就会不停上涨，而管紧货币政策却有很长时间滞后效应难以发挥效果，紧缩工商业贷款抑制生产供给不利于吸收过多货币，直到企业纷纷破产、工人大量失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锐减，企业家、民众手中没钱之后才会抑制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又会变成通货紧缩给工商业、民众带来新的经济灾难，西方经济教科书的金融货币理论忽略了复杂的实际市场过程。

20世纪90年代，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误导推行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中国为控制通货膨胀也实行双紧，一亿吨钢产能就严重过剩，数千万职工下岗。当年我撰写上送研究报告揭露了国际货币基金误导给许多国家造成的灾难，很快被采纳并启动了大规模基础建设，促使国企效益好转、就业增加、增长加快。

由于长期历史实践造成的社会恶果逐渐为世人所知，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发表的研究报告也被迫承认，根据各国长期积累的经济统计数据，表明国际货币基金建议的削减财政支出的紧缩政策，导致许多国家陷入了经济停滞、严重失业和社会动荡。当年国际货币基金的紧缩政策曾被视为是权威性建议，我揭露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的误导让中国避免了厄运。

今天一些重量级企业家俱乐部、新兴富豪组织的协会、会所，都邀请了吴敬链、张维迎等著名学者作为顾问、会员，仿佛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这些学者出谋划策的功劳。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同美欧的右翼政治、学术精英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表面上敢于大胆地抨击中国国企是“党国大公司”体制，呼应美国的指责并抨击中国产业政策是无效的政府干预，质问林毅夫如何回应中国产业政策引发美国贸易战制裁，却不敢丝毫抱怨特朗普粗暴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制裁中兴，不敢指责美国对没有实行产业政策的欧洲盟友也加征关税。

吴敬链在著作中承认自己曾经盲目信奉计划经济教条，他写道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后来他才意识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

倘若吴敬链知错能改或许能够得到人们的谅解，但是，当特朗普采用他不赞成的行政干预威胁中国时，吴敬链竟然建议中国人对特朗普视而不见而从国内找问题，这说明他的问题并不是简单迷信市场经济的教条，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就可以毫不犹豫抛弃市场经济教条，这种站在美国立场上的做法就无法获得人们的理解、原谅了。

其实，倘若中国也像旧中国、俄罗斯一样采纳了美国的建议，中国企业很可能像国民党时期面临交替爆发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灾难，像当年民族资产阶级一样陷入西方大财团和官僚买办资本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在美国逼迫开放工业、商业、金融的压力下也陷入全面破产。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后国民经济倒退了一半左右，在这种经济环境中企业家面临的困境不难想象，盖达尔等推行了美国建议的学者名誉扫地并根本无人追捧。

倘若当年中国听从国际货币基金建议长期实行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中国就根本不可能有举世瞩目的桥梁、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奇迹，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众多企业就可能像美国一样萎靡不振。改革开放初期众多中国企业家、经济学家羡慕美国繁荣，美国精英深知新兴国家的羡慕之情并可能追赶上来，就故意抛弃二战后的成政功经验并转向大萧条前夕的灾难性政策，还故意利用发展中国家学习美国经验的渴望传授失败教训。

2018年引发舆论轰动的美国人行天桥造成重大伤亡的惨剧，承建的美国建筑公司曾是一家拥有先进桥梁技术的跨国公司。美国冷战时期实行社会改良政策并大量投资基础设施，这家跨国公司发展迅速并建造了大量著名的出色桥梁。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几乎没有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家建筑公司为确保资本盈利和分摊各种开支成本，就采取了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的做法并酿成了十人死亡事故。由此可知，倘若当年中国盲目效仿美国建议政策会带来怎样恶果，日本丰田、东芝等著名企业也因类似原因纷纷爆发造假丑闻。

今天许多亲日、亲美人士仍然无法与时俱进认清美欧、日本的巨变，拒绝正视为何昔日繁荣的美国、日本陷入了生产率停滞危机，不断编造着种种美国、日本仍然拥有令人窒息的高效率的神话，唯恐人们弄清真相并善于区别美欧、日本的真正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他们主张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应该以美欧、日本为榜样的建议就会失去市场了。

企业家任正非善于在坚持中国自己的优势基础上学习美国，他特别强调学习硅谷企业的不拘一个吸引创造性人才的长处，同时又拒绝模仿美国科技企业热衷于股市投机炒作的短处。但是，任正非也未能清晰分辨出美国的真正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对今天各国民众纷纷批评美国弊端不理解并担忧其为民粹主义，这样不利于学习美国的真正成功经验并防止被其失败教训误导。例如，曾受到任正非高度赞扬的日本著名企业就是因受到美国误导而沦落，它们后来受到美国转而鼓吹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创新的诱惑，抛弃了二战后曾向中国学习的“鞍钢宪法”和职工以企业为家的精神，还在美国贸易战威逼下抛弃了优先发展实体经济的产业政策。

任正非作为继承了本国优良传统的企业家没有受金融投机诱惑，但是，华为年轻一代的经营者未必善于正确区分美国的经验教训，2018年据报道华为的新一代手机推出了比特币钱包功能，这说明华为经理们尚未深入弄清美国出现的各种金融创新乱象，尚未充分意识到金融投机对实体经济的巨大危害，其带来的经济效益越大就意味着造成的诱惑和危害越大。我诚恳希望华为新一代领导在正确借鉴美国经验方面，能够继承任正非等前辈的优良传统并不受金融投机诱惑。

许多企业家都知道要重视宏观经济和行业趋势的变化，但是，不知道要重视国际大博弈特别是经济金融战争的影响，不知道这是比经济周期对企业生存发展影响更大的因素。当年日本众多著名大企业虽然微观经营搞得有声有色，但是，不熟悉美国全球霸权战略重大转变并已经将日本视为金融战争攻击对象。倘若这些日本著名大企业早就知晓金融战争的巨大危害，完全可以游说政府拒绝美国误导并避免后来经营一败涂地。

当年我留学时丰田汽车公司派遣的同学，还在兴致勃勃学习美国的金融创新“财技术”，自己已经置身于金融战争的狩猎场却茫然不知警觉，结果落入股市、楼市泡沫陷阱并蒙受了惨重损失，后来丰田汽车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美国的攻击对象，竟然在美国贪图小利隐瞒质量事故遭到美国狠狠修理，这样的日本企业无论市场经营上多么精明也难免衰落。

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联想未能投票全力支持华为遭到谴责，联想没有反思反而责怪是有人搞阴谋来陷害自己，没有意识到其实害联想的是美国而广大网民是想挽救联想，倘若不是美国执意将中国经济发展视为其霸权的大敌，采取粗暴贸易战和行政干预打击中国制造2025和中兴，网民未必会挖出多年前联想在5G国际会议上的投票情况，联想未必会因影响中美经济大博弈而引起众多网民的愤怒。

中美大博弈决定了未来的贸易、金融角逐可能愈发激烈，美国随着生产率停滞危机将会变得愈发衰落、愤怒和疯狂，随时可能发动出人预料、一反常态的经济金融攻击行为，任何舆论界、经济金融界、企业界、学术界人士，不意识到这一点都可能被动地卷入冲突并遭受攻击，不仅可能蒙受经济损失甚至还可能遭受名誉上的责难。

联想虽然将公司总部搬迁到了美国却仍然遭到美国国会指责，原因是在日趋激烈的中美大博弈格局中美国仍然不放心联想，美国右翼议员仍会以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排斥、打击联想。联想必须认识到美国右翼政客未来的反华倾向必然日趋严重，接受广大民众的批评而拒绝亲美经济学家的误导，在中美大博弈中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利益才有前途希望。

正像当年美国反抗英国霸权时许多企业都不自觉夹在中间，不少富豪因被视为亲英的美奸而被剥夺了私人财产。俄罗斯众多新兴富豪由于亲美立场而被逮捕入狱，普京为维护民族利益不得不剥夺亲美富豪的财产，要怪就怪美国霸权必然打压俄罗斯而新兴富豪却看不到这一点。抗日战争前夕某些中国企业家看到借日本的强势发财容易，看不到日本企图灭亡中国因而沦为汉奸并被没收财产。当年旧中国、美国、俄罗斯的某些企业家只顾赚钱容易，没有意识到国际博弈的大格局决定着企业生死存亡，结果人财两空并背上了汉奸、美奸、俄奸的罪名。

倘若认识不到美国对华博弈可能转向疯狂反华阶段的大格局，经济金融界、企业界、媒体界的亲美人士可能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美国可能狗急跳墙对亲美人士进行毁灭性利用。2018年英国突然宣布调查避难的俄罗斯富豪的非法财产，准备以洗钱、偷税、非法交易等借口没收俄罗斯富豪的财产，在英国避难的俄罗斯富豪被迫呼吁俄罗斯政府给予保护，但却因以前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难以获得俄罗斯民众同情。西方媒体沸沸扬扬炒作的俄罗斯叛逃前间谍的中毒事件，曝光证据竟然越来越多指向了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显示出美国可能为制裁俄罗斯故意怂恿英国制造下毒事件。

美国自身衰落还正在导致对西方盟友翻脸不认人和争吵日趋激烈，美国国内陷入了分裂因而自顾不暇并随时可能对盟友、代理人下手。美欧政坛巨震、社会撕裂的深层原因正是源于生产率停滞危机，美国生产率停滞危机标志着生产关系正在阻碍生产力发展，金融投机泛滥不创造财富反而掠夺本国和全球实体经济财富，美国正越来越缺乏足够的财富来保持社会稳定和安抚盟友。特朗普政府称美国情报机构为策动颜色革命耗费巨额开支，应该将这些开支用于照顾生活困难的大量美国退伍军人。

当前中美博弈与贸易战、全球金融动荡

我父亲杨培新在荣获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前夕曾对我说：他希望将他在旧中国撰写关于四大家族豪门资本的著作再版，他觉得当前全球金融高度垄断并操纵金融市场掠夺民众财富的情形，与当年旧中国四大家族操纵金融市场并搜刮民脂民膏非常相似，他当年为唤醒民众而撰写的著作有助于人们对此提高警惕。

20世纪四十年代我父亲杨培新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委派下，在当时中国工商界聚集的重庆、上海从事经济金融战线的统战工作，曾经亲眼目睹了四大家族勾结华尔街大财团操纵市场、疯狂投机的危害，建国初期董必武邀请他从香港到北京参加了创建新中国金融制度，遏制了疯狂金融投机之后工农业生产就获得高速增长，成功治理了国民党遗留下的市场经济烂摊子和恶性通货膨胀，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打败美国并创造了超越当时西德、日本的经济恢复奇迹。

今天中国企业家已经忘记了旧中国金融投机猖獗的巨大危害，不知道当年金融投机泛滥曾经导致企业凋敝、百业萧条。许多中国企业现在愿意接触华尔街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期待着向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家寻求融资、投资建议，不知道美国众多实体经济企业曾饱受华尔街的欺诈，迫使众多愤怒富豪像当年反抗英国一样组织了激进的“茶党”，建筑业大亨特朗普也是迫不得已走上前台竞选总统。由于不知道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对实体经济有着致命威胁，众多中国国企、民企遭到华尔街欺诈并蒙受了惨重损失，美国还为中国富豪量身定做了称为“富豪杀手”的金融衍生品。

2008年、2015年中国大股灾让众多企业家、股民损失惨重，2016年双十一期货市场出现闪电般全面崩盘，格力等众多著名企业遭到了违法的金融野蛮人的吞并威胁，但是，很少有人像董明珠一样敢于向中央反映、向社会呼吁，更多的人只是稀里糊涂输掉一场又一场的金融赌博。

今天即使企业家、民众不参与股市、期货也难以逃脱金融攻击，因为，美欧的金融垄断财团正觊觎侵吞企业家、民众的巨额存款，美欧都悄悄通过了金融法规给予金融衍生品优先清偿权，一旦金融机构因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投机失败濒临破产时，清偿顺序靠后的企业家、民众的存款就会得不到任何补偿，美国正悄悄将类似的金融法规推荐给中国有关方面。

美欧已经在塞浦路斯试验过类似的新金融法规，私人中小企业超过十万欧元的存款遭到冻结、罚没，倘若中国发生类似的灾难就意味着民营企业将遭到毁灭性打击，企业家、民众都应该及早警觉并阻止美国的误导，不能像大股灾一样稀里糊涂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惨重损失，存款损失可能威胁到企业的周转资金、民众的辛苦钱、救命钱。

我的著作《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论述了上述危险：今天美欧等国家故意废除了数十年一直卓有成效的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允许华尔街大财团利用央行货币发行资金和民众巨额存款资金，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金融衍生品等金融投机工具注入巨大能量，用于操纵股市、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制造暴涨暴跌并谋取暴利，一旦资产泡沫破灭时民众的股票、存款等财富都会受到毁灭性打击。

我的著作还归纳、总结、我父亲的丰富经验和经济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提出了新市场失灵理论，弥补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拒绝为罗斯福法规提供理论基础的缺陷，同时还揭露受流行金融教科书、市场操作书籍忽视新市场失灵的误区，投资者受到市场赢利诱惑随时可能变为金融大鳄的捕食猎物，巨额存款转为投机融资人为将市场从正常范围推入失灵范围，进而操纵股市、期货市场等酿造资产泡沫并牟取金融投机的暴利，一旦民众蒙受存款损失引发挤兑银行恐慌就会导致货币供给崩溃，今天美国故意恢复大萧条时期的灾难性政策存在着极为可疑的动机，可能企图酿造特大全球危机促使世界经济解体并遏制中国崛起。

我的著作指出罗斯福制定的金融法规是美国的真正成功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访问美国看到的繁荣景象，就是罗斯福金融法规确保资本市场数十年稳定的结果，但是，美国为了抛弃社会改良时期的经验故意削弱罗斯福法规，1987年我在华尔街银行实习时曾目睹了大量相关游说，但因罗斯福法规享有极高声望直到1999年才被彻底废除，此后短短数年就爆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全球金融危机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罗斯福法规并未过时而且是当今世界急需恢复的治病良药。

罗斯福金融法规的基本原则就是绝不允许动用民众存款从事投机，因为大财团利用数额巨大的民众存款就能操纵资本市场，人为制造巨大的供求缺口并诱发巨大的新型市场失灵，吸收民众存款的商业银行只能贷款给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不允许直接参与或间接提供融资给资本市场的交易者，参与股市、期货等各种资本市场交易必须以自有资本承担风险，这样就能有效避免人为操纵市场酿造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

华尔街反对罗斯福法规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其彻底切断了投机融资，不允许金融投机加杠杆就意味着难以操纵各种市场并谋取暴利，就意味着融资融券、高杠杆的股指期货和金融衍生品都是非法的。华尔街特别恐惧、忌讳罗斯福法规不仅因为其禁止金融投机，而且制定了严刑峻法确保落实并将大批华尔街罪犯逮捕入狱，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后削弱了罗斯福法规的年代，华尔街仍然有数百名高管因储蓄信贷银行破产危机而逮捕入狱。

美国主流媒体一般不敢直接攻击享有极高声望的罗斯福法规，而更多是采取避而不谈的淡化办法以免引起广大民众的怀念。热门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主张恢复罗斯福法规赢得了热烈支持，今天美国二十多个州议会都通过了恢复罗斯福法规的决议，美国工会、黑人民权组织等民间团体也都积极拥护恢复罗斯福法规。

美国社会各界还酝酿恢复罗斯福法规后对华尔街罪犯实行大逮捕，已经有十多万人签名呼吁以金融恐怖分子罪名起诉索罗斯，今天担任政府显赫要职的高盛前高管们随时可能沦为阶下囚。尽管特朗普迫于通俄门的压力不敢兑现恢复罗斯福法规的竞选承诺，但随着不断的金融动荡、换届选举这一社会运动必然会日趋壮大、最终获胜。

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了罗斯福金融法规的短短数年中，巨额民众存款和货币发行资金通过银行信贷，以高杠杆方式流入金融衍生品促使其膨胀了数百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十倍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十多倍，其中六十万亿美元规模的信贷违约衍生品泡沫破灭，2008年就引发了次贷危机和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当前全球金融衍生品泡沫的规模比2008年进一步膨胀，全球迫切需要恢复卓有成效的罗斯福金融法规，釜底抽薪地切断投机融资来源并禁止各种高杠杆投机工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更大全球金融危机，防止全球民众拥有的股票、存款等财富遭到更大的劫掠，防止全球金融动荡与美国全球贸易战共振引发类似大萧条的灾难。

2018年6月全球各地已经出现了剧烈的金融动荡形势，随着美联储推出多次加息许多国家的金融市场暴跌，包括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印度、印尼、意大利等，印度、印尼为减少金融冲击还哀求美联储放慢加息的步伐。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主流媒体一反常态主动强调全球金融动荡风险，索罗斯、罗杰斯等金融大鳄都发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预警。

许多企业家深感捉摸不定的经济金融危机频发有巨大威胁，担心上次全球危机过去十年的关口再次爆发新的危机。我认为今天经济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减弱而人为操控的因素增强，必须从金融战争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更加准确地判断危机走势，社会各界形成强大舆论压力时甚至能防止危机爆发，恢复罗斯福金融法规后就能像社会改良时期一样避免危机风险。

例如，互联网泡沫危机之后短短六年就爆发了次贷危机，原因是废除罗斯福法规后美联储通过控制金融投机融资，能够控制资产泡沫的膨胀速度和选择特定的引爆危机时间，又如2016年初美联储加息后全球虽然出现了剧烈金融动荡，但桑德斯连续在许多州获得大胜后美联储改变了态度，以免金融动荡加剧桑德斯赢得大选后恢复罗斯福法规的危险。

2018年全球金融动荡剧烈之时恰逢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和讹诈做法很可能诱发特大全球危机。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对中国加征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的威胁，清楚表明了美国的目的是不惜共输代价也要扼杀中国崛起，美国大多数议员支持对华征税而美国制造业、零售业企业普遍反对，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美国商会都反对征税，说明反华压力主要来自积极干预政治的军工、金融财团，美国贸易团队中有多人都是来自华尔街的金融界人士。美国国会多数议员否决了特朗普的“中兴提案”也表明其反华立场更为激进。

实际上，相对于美国被军工、金融财团收买的反华议员、政客来说，中国的传媒界、企业界、金融界和学术界人士都拥有更大优势，因为，那些反华势力只是服务于某些狭隘的权势利益集团，他们的反华行径不利于本国和各国大多数企业、民众的利益，如美国为维护全球金融、军事霸权而实施的世界经济解体战略，必然会损害除了金融、军工财团之外绝大多数企业和民众的利益。

中国提出了建立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的宏伟目标，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发展作出了举世公认的最大贡献，这样就天然赋予了中国了更多经贸、金融、舆论领域的杠杆，在正常业务往来中就能够给更多企业、民众带来利益并产生影响。

中国应该善于运用这些杠杆影响美国制造业、零售业的众多企业和各种商会，呼吁他们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影响美国的议员、官员，揭露美国实体经济和广大民众的困难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美国政界精英维护霸权的世界经济解体战略造成的，倘若任由美国军工、金融财团收买的议员、政客强硬反华，中美实体经济领域的众多企业、民众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中国社会各界面对美国反华势力竭力扼杀中国崛起已经没有退路，必须利用各自掌握的政治、经济、舆论等杠杆坚决揭露、反击反华势力，向美国压力屈服不会令其罢手反而会召来更加致命的威胁。

当前中国应该联合各国支持印度、印尼等国的合理呼吁，要求美联储放慢加息步伐以免仓促刺破全球资产泡沫，同时联合各国像社会改良时期一样共同恢复罗斯福金融法规，就能像桑德斯呼吁恢复罗斯福法规一样施压美联储，这样就能够首先切断投机融资渠道共同拆除泛滥全球的资产泡沫，然后再适当将各国的利率提高到反映实体经济增长的水平，避免放任美联储加息刺破资产泡沫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同美国发动的全球贸易战形成相互共振并诱发全球大萧条。

当前全球金融动荡剧烈之时华尔街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美国社会各界强烈要求恢复罗斯福法规的呼声正在日趋高涨，中国应该考虑等到全球金融动荡的冲击逐步趋于稳定，美国恢复卓有成效的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的真正成功经验，中国也联合世界各国共同制定本土版的罗斯福法规，确保华尔街无法挪用巨额的民众存款操纵全球资本市场，无法继续操纵融资融券、股指期货、金融衍生品等高杠杆投机工具，无法利用全球金融动荡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动做空攻击之时，再采取有利于实体经济的贸易、投资的方式主动扩大金融开放。

倘若中国扩大金融开放选择在即将爆发特大全球金融危机之时，华尔街就可能借全球投资者的恐慌心理做空中国股市、汇市、期市等，2015年、2016年中国股市暴跌、资本外逃的危险就会重演。当前美国发动贸易战并高度敌视中国崛起、2025年制造规划，华尔街深度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扩大对银行的持股、控股之后，很可能利用掌握的信息、市场、资金等方面权力制造麻烦，包括像对中兴那样收集、提供不利证据并进行罚款、制裁，像收买中信证券公司那样从事违法交易制造大股灾，采取华尔街流行的金融野蛮人做法威胁吞并中国实体企业，利用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工具制造类似双十一闪电崩盘的灾难，等等。

华尔街银行高管的所作所为激起了美国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怒，美国社会各界正在酝酿恢复罗斯福法规对华尔街高管进行大逮捕，此时中国扩大金融开放引入华尔街大银行可能受到牵连，如德意志银行曾按照华尔街的流行做法参与次贷证券交易，后来美国故意选择欧元危机时对德意志银行征收数百亿美元违规罚款，就是说中国即使按照华尔街通行做法扩大金融开放，今天合法的经营行为数年后很可能遭到美国新法律的制裁，特别是美国发动贸易战后出现“欲加之罪”的风险急剧扩大，中国应该高度关注随着金融动荡加剧美国监管法规也可能骤然剧变，此时应该谨慎观察以免受到华尔街高管遭到大逮捕的牵连。

美国曾经借着对日本发动贸易战的压力逼迫日本扩大金融开放，日本屈从了美国开放金融压力后陷入了近三十年的经济停滞，许多人对日本为何放弃本国高速增长的成功经验感到困惑。日本著名证券公司雇佣的首席美籍经济学家维讷曾撰文披露，美国成功收买了日本央行的高官充当“经济杀手”帮助华尔街掠夺，这些日本高官感到按照以前的成功做法自己就可能被判刑，于是就主动配合美国压力扩大金融开放并抛弃了以前的成功经验。

当年日本主要大银行占据了世界排名前几位并低估了金融开放风险，没想到资产泡沫破灭后坏债缠身并逐步从世界前十名中完全消失了。今天中国主要大银行已取代了日本的位置占据了世界排名前几位，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强大了并不必担心扩大金融开放的风险，但是，不应忽视金融自由化的道路甚至让华尔街银行从强大变为衰落，中国沿着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道路扩大开放也难以避免重蹈覆辙，必须按照美国社会改良时期的真正成功经验恢复罗斯福法规，同时借鉴严厉监管金融投机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美元国际化道路，今天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全球金融动荡呼唤借鉴新中国治理金融烂摊子的经验

近年来美联储曾误导全球各国普遍实行量化宽松刺激资产泡沫，促使各国的债务水平均达到了较高的危险水平，倘若不区别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一律去杠杆降低债务水平，就可能损害各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引发相互共振的连锁反应。美国发动全球贸易战的条件下各国的处境都很艰难，中国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也难免受到各国陷入困境的影响，美国很可能不惜付出全球共输的代价也要阻止中国崛起。

中国应该在借鉴罗斯福法规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基础上，考虑向各国推荐新中国迅速治理市场经济烂摊子的成功经验，从私人大财团手中收回货币发行权转移到民众控制的公共机构手中，利用货币发行红利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并降低过高的债务水平。中国建国初期比较罗斯福新政更快治理了金融烂摊子，原因是果断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并收回了货币发行权。

今天中国再次借鉴建国初期治理市场经济烂摊子的成功经验，有利于迅速克服美国放纵全球金融投机造成的种种困难，防止美国鼓吹央行独立性并暗中操纵各国货币发行炒作特大全球资产泡沫，诱发特大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确保货币发行资金、外汇资金都流入实体经济并不再被金融投机浪费，这样有利于迅速治理特大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并且推动真正的经济复苏，有利于各国迅速改善民生、打击恐怖势力并且恢复社会稳定，有利于利用货币发行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抵御反复爆发的美欧危机，在不提高税负和债务比重的情况下也能改善社会福利消化过剩产能。

当前美国制造金融动荡的受害者遍及欧亚、拉美等各大洲，意大利、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土耳其等国处境艰难，委内瑞拉、朝鲜等国民众还面临着严重的饥饿、消费品短缺，必须采取一种历史实践已经证明确实是卓有成效的治理办法，迅速克服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严重弊端，迅速治理滥发货币刺激金融投机泛滥造成的市场经济烂摊子，新中国的成功经验恰恰是对症下药的“中国智慧”。

美国政府宣称朝鲜弃核后将帮助其成为经济繁荣的国家，但是，美国自己已经深陷实体经济萧条和生产率停滞的泥潭，根本无力像当年冷战时期一样帮助日本、韩国等盟友。美国更有可能向朝鲜推荐新自由主义的灾难性改革药方，促使朝鲜落入圈套后爆发颜色革命进而对中国造成冲击。当前全球正处于濒临爆发特大经济金融危机的边缘，这种国际经济形势比较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更为恶劣，中国向朝鲜推荐建国初期的新型共产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比较符合朝鲜的国情并能够扬长避短发挥其独特制度优势，有利于克服全球金融动荡造成的困难并迅速稳定民生。

历史上货币发行曾经归付出劳动的分散贵金属发掘者所有，今天纸币和电子货币的发行成本几乎降低为零，理所当然应该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并为公共机构掌握。美国私人金融家将控制货币发行权置于控制政府、法律之上，通过成立私人控制的美联储夺取了本来属于国会的货币发行权，难怪金融寡头罗斯柴尔德宣称只要控制了货币发行就不在乎谁控制政府。

旧中国四大家族曾操纵央行滥发货币刺激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投机泛滥，货币供给失控导致货币市场出现过大供求缺口和关键性市场失灵，进一步带来了所有商品、资本市场的过大供求缺口和普遍性市场失灵。

中国建国初期迅速治理市场经济烂摊子的成功经验表明，必须果断从私人大财阀操纵的中央银行手中夺取货币发行权，这笔可供全社会支配的巨额资金对治理市场经济意义重大，能够依照按需分配的原则投入急需社会救助和发展资金的各种领域，包括安置旧军政人员、失业者、治理黄赌毒等，提供充足资金恢复经济基础、发展重点战略工业部门和民族工商业，发展国防建设、补充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并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中国建国初期的成功经验还表明巨额的货币发行资金，对应着国民经济中新增的和闲置的物质财富，能够为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充足物质基础和资金来源，能够依据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扶植各种关键领域，能够迅速矫正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等市场经济弊端，能够成功将分散的市场改造为实现统一计划的手段，通过有计划向各部门分配货币资金调动分散的市场资源，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实现计划与市场的完美结合。

中国建国初期已经探索出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有效途径，发现在农业、轻工业领域排除市场调节不利于调动分散资源，提供丰富多彩的商品更好满足千百万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相反利用货币、市场作为计划手段却能够更好实现供求双方衔接，为货币发行提供物质支持并促使其成为有效计划手段，同时更好落实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的原则满足全社会的需要，特别是更好照顾各种弱势群体的合理需求并纠正市场经济的弊端。

新中国大胆将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充分利用本来属于全体民众的货币发行红利发展经济，弥补朝鲜战争经费、建设投资、税收和社会福利基金的不足，通过保障妓女、吸毒、无业人员的生活根除了黄赌毒，非但没有造成财政困难反而促进了财政收入翻番增长。

新中国成功地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与市场经济结合了起来，引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有利于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有利于更加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巨大潜力造福人类，成功地实现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两手并用、相互促进，成功迅速治理了饥饿遍地、物价飞涨的市场经济烂摊子，同时消除了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失业并实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朝鲜战争时期市场也敞开供应而没有像“一五计划”那样凭票供应，创造出了远远超越日本、西德战后经济复兴的奇迹，也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就。

马云通过互联网企业的实践发现未来计划的合理性正在增加，大数据为更加有效地衔接供求提供了信息基础，刘强东发现人工智能正在逐步让无人化物资流通变为现实，通过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才能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保障民生。大多数经济学家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教条的束缚，没有深入观察新现实就激烈批评马云、刘强东的想法是荒唐的。

实际上，中国建国初期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即使在传统的信息条件下，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和计划调节也是现实可行的，实现途径恰恰应该利用而不是排斥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相反应该利用计划调节、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改造旧的市场经济，从而有效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并更好发挥其巨大的潜力。今天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能够让当年就已经卓有成效的新型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仿佛如虎添翼，从而能够更好满足无数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和微观需求，同时将微观供求平衡同宏观经济平衡更好地衔接统一起来。

马克思曾说当旧的生产关系尚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时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意味着应该保留旧的生产关系中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同时应该毫不犹豫革除旧的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

实际上，当年新中国成功实践了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保留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等旧的生产关系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利用新的生产关系改造、革除旧的生产关系的弊端。这种新型的共产主义市场经济还具有世界范围的广泛适用性，能够让各国充分利用旧的生产关系中的合理因素，包括具体国情差距、发展阶段不同产生的各国制度特色，同时又能有效克服市场经济的种种难题从而减少阻力、促进推广。

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同全球金融动荡共振可能引发大萧条，中国有必要向各国推荐建国初期迅速治理金融烂摊子的成功经验，倘若大多数国家遭受全球危机的冲击则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此时有必要贡献“中国智慧”共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

中国应该介绍建国初期治理金融烂摊子的成功经验供各国参考，能够帮助各国在主权债务较高条件下也能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帮助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休克疗法”弊端进入市场经济，能够帮助俄罗斯等国平稳地重新恢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能够帮助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更好地将伊斯兰教的公平理想同市场经济结合，避免贫富差距扩大迫使困难民众易受恐怖主义诱惑，能够鼓舞桑德斯等美欧进步政治家更好推进社会主义改良，阻止美联储控制货币发行制造资产泡沫掠夺实体经济和广大民众。

今天不要说共产主义虽然是美好理想但没有钱来实现，货币发行红利本来就是属于全社会的实实在在的钱，每个人都理应关心同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现实金融资源，理应关心如何更好利用这笔钱以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每个生活确实有困难的人都应有权利提出合理救助申请，每个社会经济制度、技术的创新想法都应该获得必要支持，不再继续让这笔钱投入各种资产泡沫变成金融投机家的暴利，而要让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人人关心、人人争取的美好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