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能低估美国开出的条件清单

——这是定义中美各自时代政治遗产的历史关头

黄树东

美国政府近期向中国开出的条件清单，覆盖经济主权、2025产业、金融开放以及中国经济制度的设计。

这不是一场贸易口角，更不是为了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

能不能遏制中国，这是试金石；尊不尊重中国，这是风向标。

这不是贸易战，这是未来之争，是定义美中关系的历史关头，是定义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的历史关头。

这是定义中美各自时代基本底色的时刻，是定义中美各自时代政治遗产的历史关头。

《制度与繁荣》作者黄树东编译了这份条件清单，同时回顾了美国崛起之初面对英国的压制如何博弈的过程。

一、美国开出的8项条件清单

1、关于削减贸易盈余

美国要求中国在2020年把两国的贸易赤字在2018年的水平上削减2000亿(而不是1000亿)美元。

2、关于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必须立即停止对2025战略产业提供补贴和支持，以避免导致美国相关产业的过剩。中国必须立即废除与这些产业有关的技术转移政策。

到2019年，美国会向中国提供一个企业名单，中国必须取消对这些企业在华合资企业的相关限制。

到2018年7月1日，中国必须撤销其就美国增加某些产品的关税的申诉，并保证永不再有这种行为。

中国不得对美国已经或即将采取的关税行为采取任何报复。

3、关于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敏感技术和行业的投资

中国不得对美国(政府)拒绝中国企业投资于美国的敏感产业或投资于对美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产业的政策有任何反对、挑战或者报复。

4、关于开放美国在中国的投资

中国不得通过(政府)对投资的限制而扭曲贸易，任何这类限制都必须是狭窄和透明的。

美国投资者在中国必须受到“公平、快速和不遭歧视的市场准入及对待，包括废除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和外国所有权、股权的限制”。

中国必须在2018年7月1日，对外国投资者放宽全国范围的负面清单。此后，在90天内，美国(从中)将找出那些排斥美国投资者市场进入的条例提交中国。而后，中国必须按照由两国同意的时间进程表来废除所有这些条例。

5、关于中国降低关税和废除非关税措施

到2020年7月1日，中国必须把非要害行业的关税降低到不高于美国相应关税的水平。

中国将废除非关税措施，与此同时，接受美国对中国产品加以进口限制和增加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中国2025战略产业中的产品。

6、关于美国服务行业（金融--编者按）和服务供应商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按照特定的方式改善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

7、关于美国农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改善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条件。

8、关于如何实施的细则

两国将每季度会面共同检视目标的实现和改革。

如果美国宣布中国没有遵守这个框架，美国将对中国产品加征额外关税和其他限制措施，或者终止供给。

中国不得对“反对、挑战或者采取任何措施反对美国施加的任何额外的关税和限制”。

中国从WTO撤销对其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的申诉，不得在未来轻易做出这种申诉。

中国在接到美国官员限制产品被输往他国的通知后15天内，必须为每一产品的出口提供详尽细节。否则，将受到高关税的惩罚。

如果中国不能执行这些要求，美国将对中国产品实施高关税，而且将没收仿制产品，而且将以高关税来弥补由此带来的损失。

中国不能报复。

这是一场斗争，为的是重新制定中美两国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

这是霸权主义对我们所处的新时代不加遮掩的强硬挑战。中国一定会给予其符合我们时代特点的理性回答，捍卫国家利益、捍卫民心民意、捍卫来之不易的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中国不会接受霸权主义。

二、历史上美国与英国的博弈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当年年轻的美国是如何与英国博弈的。

1、门罗主义

在1820年的总统选举中，门罗仅以一票之失而几乎全票再次当选总统。这个新生民族在政治上空前团结，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从衰微的西班牙手中获得了佛罗里达。美国从东南西北，从大陆，从海洋，彻底打破了所有潜在的战略围堵，这个新的民族似乎已经掌握了自己强大的未来。这种民族主义不仅表现在门罗宣言的精神中，还表现在门罗宣言自信决断、不容置疑的语言风格中。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12月2日宣布：

鉴于我们与(欧洲)强权业已存在的坦诚和友善的关系，我们有义务宣布，我们将把欧洲列强将自己的体制向本半球扩展的企图视为对我国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在门罗宣言中，美国以单边主义的方式来界定美国同欧洲列强的关系，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为美国后来的扩张提供了基础，霸气得不容欧洲商量。从《杰伊条约》到门罗宣言，美国在捍卫自己利益的方式上迈进了一大步。在国家博弈中，捍卫自己利益的决心必须是单边的决心。这个决心不可能产生于同霸权的双边或多边协商或妥协中。这是美国的历史经验。

2、保护主义

从杰弗逊宣布海禁到1815年战争结束，美国几乎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除了美国自己的海禁以外，还有英国在战争中对美国的严厉封锁。美国漫长的海岸线几乎完全封闭。对外进口从1807年的1.38亿美元降低到1814年的1300万美元。大英帝国的许多人预计美国的经济将从此崩溃。

美国的经济的确发生了崩溃，但是，崩溃的是旧体系下的经济。在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商业繁荣的废墟上，许多人惊奇地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正在美国勃然兴起，那就是现代制造业。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美国人被迫抛弃对英国的经济依赖走向自足。美国政府要求工商界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一方面，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厂，开始从事以前从来没有从事过的，没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业;另一方面，在进口匮乏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消费本土生产的产品，他们“被迫”用自己价高质次的本土落后产品来代替大英帝国价廉物美的先进产品。

自杰弗逊禁运开始到1815年战争结束近10年间，进出口几乎停顿，美国制造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有了重要的和实质的进步。美国的铁几乎可以自足，棉纺织达到500 000锭，使用原棉高达90 000担(Bales)。其他产业也相当繁荣。许多富有的商人，开始把国际贸易萎缩而闲散下来的资本投资于工业。制造业、现代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与禁运有关的立法和政策就其本质而言是极端的保护主义措施。这种保护主义措施就这样催生了一大批新型产业——制造业。当时美国可以说既没有开放的愿望，也没有开放的条件。你说美国封闭也罢，自守也罢，这就是当时的现实。而这一现实之树结下的诸多果实之一就是美国制造业的飞跃式的发展。

3、经济战争

1815年，军事力量上的战争结束了，然而经济上的战争开始了。随着战争的结束，禁运也结束了，美国的国门再次打开了。《根特条约》规定要回到战前状态，也就是说要回到自由竞争的状态。《根特条约》为大英帝国实施经济战争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产品，另一方面美国公众十分喜欢物美价廉的英国产品，结果大批廉价而高质量的英国产品像洪水一样涌入美国。相比之下美国的制造品可以说是价高质次，无法在竞争中立足。使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美国的工资比英国的工资相对要高。正如自由竞争理论所推理的一样，大批的美国制造被自由市场的法则摧毁了，而幸存者则面对着极大的生存困难。

大英帝国的国策是通过大量的产品倾销摧毁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美国工业，达到战争所没有达到的目的，甚至不惜实施牺牲自己短期利益的倾销政策。只有摧毁美国的民族制造业，才能从经济上持续控制美国，进而在政治上持续控制美国。布鲁厄姆(Brougham)在帝国议会中宣称：

为了将美国那些在战争中(1812年战争)而不是在自然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制造业扼杀在摇篮里，在最初的出口中出现亏损是值得的。

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再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进口从战前(1811年)的540万美元，迅速上升到1815年的1.13亿美元，1816年的1.47亿美元。英国的倾销极大地降低了进口价格。美国费城的价格指数在一个月间从231下降到178(1815年3月)。在大英帝国的这种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经济战争面前，美国刚诞生的许多民族工业要么纷纷倒闭，要么在倒闭的风险下苦苦挣扎。在大英帝国先进工业的打击下，大量工人失业，工资下降。抗议浪潮不断上升，以保护主义政策帮助民族工业的呼声逐步高涨。

民族主义极度高涨的美国，不可能眼看着自己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在一场大英帝国以自由贸易旗号进行的经济战争中消亡。

民族工业备受打击与战后极度高涨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催生了强烈的保护主义浪潮。其实随着民族制造业的发展，在战争没有结束以前，保护主义的潮流已经开始升起。杰弗逊和麦迪逊的立场逐渐转向保护主义。而新一代政治家，如克莱，在许多讲话中已透露出以保护主义推进美国经济的想法。

在与大英帝国这场经济战争中，推行保护主义的历史条件已经形成。有时候一个民族的历史性转折，是历史通过对手的推动而完成的。历史的这种曲折的自我表述，只对一个清醒的、敢于修正自己、闻过则改、不固执己见的民族有效。

4、美国做出历史选择

要不要坚持自由贸易，要不要推行保护主义，是历史摆在美国面前的两个问题。能否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决定着美国以后100多年的历史走向。

这不只是美国遇到的问题，也是许多后起国家必然要遇到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关系一个民族昌盛或衰落的现实挑战。任何国家面临这种挑战都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书本至上，从理论出发。从市场理论、自由竞争理论、全球化出发，让民族工业在竞争中被拖垮、被兼并、被收买;提倡什么问题都要通过更深的市场化、更大的开放来解决，好像自由市场竞争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从短期财富增长的角度步入没有发展的增长陷阱。

一种选择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把发展摆在第一位，把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现代化摆在第一位，通过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什么有利于产业发展，就干什么。让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不是竞争对手的市场，来左右经济发展。国家博弈，不能走一条资助对手的发展战略。

归根结底，一个民族正确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推动自己民族的发展，而不是别人的利益。

美国当时选择了发展，而放弃了没有发展的增长。

保护美国工业，使其免受国际竞争的打击，变得必要且紧迫。民主共和党的许多人顺时应势，采纳了保护主义立场。国会里，曾经大力推动1812年战争的鹰派人物，希望以关税培育在禁运年代成长起来的美国工业，降低对英国制造业的依赖性，发展美国自己的现代工业基地。

1816年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保护民族工业为目的的保护主义法案，即1816年《关税法案》(Tariff Act of 1816)，将平均关税提高到25%。

这只是一个温和的保护主义法案，然而它却是第一个以保护民族工业为目的的关税法案。它昭示了一个新时期的来临，一个用保护主义、用关税来打一场捍卫民族产业的经济自卫战的新时期。

美国对政治独立性的追求和对经济独立性的追求终于结合了起来。

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政治独立的诉求和经济独立的诉求，精英的民族主义和草根的民族主义，北方的商业利益和南方发展基础设施的要求终于结合了起来。这种结合为保护主义成为美国的一项国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这种保护主义的诉求不仅停留在国会。自由贸易往往伴随着工人工资的下降，因为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谋利，许多厂商不得不以降低工人工资为主要手段。高关税保护了美国工人的高工资。保护主义有了选民的支持，有了更多的草根支持。

不过由于制造业利益在国会中的实力还没有达到商业和航运业利益在国会的实力对等的地步，保护主义还不是一种强有力的潮流。

然而潮流的方向已经确定，新的时期已经来临，美国于是站在了新时代的大门口。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美国从一个年轻的帝国逐渐变得老迈。中下层对现存制度全面反叛。这种反叛不再是西方建制派中许多有远见的人士所担忧的海底下的暗潮，而是逐渐澎湃起来的巨浪。它不仅冲击着大西洋的海岸，也冲击着太平洋的海岸。美国现存的道路遇到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过度扩张的帝国的衰落是一个非常动荡的过程。美国面临内部矛盾和外部挑战双重困扰，而在此情况下，世界将面临长期的不确定性。这是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窗口期，也是一个高风险的战略时期：是别人千方百计设置陷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一定要竭尽所能发展经济，在10年左右成为最大、最有实体经济能力的经济体，从而应对任何“不可预知”的地缘政治挑战，在推动经济发展上，我们要有强烈的紧迫感、压力感和时不我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