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再次暴露美国市场信用风险

梅新育

正值中美之间“史诗级贸易战”期间，美方突如其来宣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供货，在全球市场参与者面前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市场信用风险。须知，美方在向中兴收取数亿美元巨额罚款之后再度制裁中兴，由头是违反了其对伊朗的贸易制裁，且没有完全履行此前与美方的认罚协议开除某些员工;而美国是20世纪以来全世界使用经济制裁手段最多的国家，市场参与者不得不认真考虑与美资企业合作可能因美国对外制裁而面临什么样的池鱼之殃。

审视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数量，不难理解这个滥用经济制裁手段的程度，不难理解别国企业若要与美国企业合作，需要付出在其它国家市场的多大机会成本，承受多么高的潜在风险概率，还要违反多少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1914—1990年间的116起国际经济制裁中，美国主导的就有77起;在冷战结束后至2007年新增的80多起制裁案例中，美国参与的就超过60起，涉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①]按常理，战争和军事政治集团对峙期间才是经济制裁的高发期，但冷战结束后短短16年时间，新增制裁案例就达到1914—1990年76年间国际经济制裁案例的大约七成，美国在此期间发起和参与的经济制裁案例更高达1914—1990年间的近八成，而且1914—1990年间还经历了席卷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发起的制裁如此之多，即使不考虑从美国自身利益而言也未免过度滥用贸易制裁工具，这种趋势也无论如何都与西方标榜的“民主自由的胜利”背道而驰，更不用说把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打成经济制裁受害者如何违反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了。冷战后成为人道主义灾难的制裁最典型者莫过于美国主导、联合国通过决议实施的1991—2003年对伊拉克经济制裁，美国策动联合国决议实施制裁并在此后出兵大举进攻伊拉克，最重要理由是萨达姆政权正在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经过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掘地三尺的多年搜寻和此说炮制者现身说法，此说被证实纯属弥天大谎，伊拉克人民则在这场经济制裁中蒙受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个1989年人均收入4000美元的国家到2000年下降为不足300美元;实施30多年的免费教育于2000年9月被迫结束;173.2万人因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其中半数以上为儿童;……[②]更不用说美国军事占领期间伊拉克的战乱、死亡、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和社会倒退了。

在中国电信设备厂商中，中兴起码是最崇信美国技术、美国信用者之一：不仅自始至终努力开辟美国销售市场，而且拒绝了一大批中国国内供应商，态度坚决选择了美国厂商，……今天，中兴不得不为自己对“美国信用”的崇信付出巨大代价。目睹这一切，从中国到其它国家，各国企业界难道不该考虑从关键技术等各方面尽量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吗?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性滥用自己在供应市场上暂时的地位而制裁对方，其结果通常是损害自己的市场信用，进而最终损害自己的市场份额。

在1981年底发起的苏联天然气出口管道制裁中，美国的制裁措施既没有阻止苏联天然气管道建设，也没能阻止西欧和日本参与这个项目，最后不得不在1982年11月宣布取消此项制裁，只落得个美国相关产业公司至少丧失22亿美元订单，美国对苏出口在整个西方对苏出口中占比从1975—1978年的25%下降到1984年的0.4%，美国公司被普遍认为是“不可靠供货商”而从此在苏联东欧难以获得合同，其负面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③]美国与欧洲、日本盟国的关系也大大恶化。当时建成的苏联天然气管道则成为东欧、中欧、西欧众多国家及其人民的能源供应生命线，地位至今仍不可替代。

本世纪初的初级产品牛市中，一些大宗矿产供给国自以为占据谈判优势，对贸易伙伴予取予求，索要不现实价码，而且动辄毁约。结果，在2012年初级产品市场步入熊市之后，他们成为下游买主首选的抛弃对象，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前倨后恭，请求不久前还遭受他们勒索的贸易伙伴采购他们的矿产。

……

中国的完整工业体系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全面贸易禁运下建成的，中兴等中国高技术企业此前早已不止一次遭受过美国的掣肘，但中国仍然成为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出口大国，相信这次中兴事件还会激励中国自主研发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对此预期已经做出了反映。面对美国市场的信用风险，希望避险的高新技术产品买主们还是同等条件优先选择“中国制造”吧！

(2018.4.19，仅代表个人意见)

[①]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第2—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第190—19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③]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第108—12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