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害人害己

陈宝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从2008年到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位居各国之首。该报告指出，美国是限制自由贸易的头号国家。新一届美国政府更是亮出“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口号，毫不掩饰地唱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调子。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贸易保护主义能“让美国再次强大”吗?今天刊发几位专家的文章，对此进行探讨。

——编者

保护主义体现利己主义价值观（人民观察）

陈宝森

《人民日报》( 2017年02月26日05版)

最近，人们惊讶地发现，一向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美国竟毫不掩饰地唱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调子。其实，回顾近百年来的美国贸易史不难发现，美国从未真心实意地推行自由贸易，也从未真心实意地站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制定贸易政策，美国贸易政策的背后从来都是单赢心态和利己主义价值观。

把自由贸易当作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包装

对外贸易政策虽属国际事务，但摆脱不了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和价值观的制约。对美国统治阶层而言，美国特殊论、美国利益优先、美国绝不当老二、赢者通吃等理念已深入骨髓，自由贸易不过是为美国自身利益服务的包装，里面的货色根据需要随时调换。在美国历史上，当经济形势生变、自由贸易看似对美国不利时，当政者或明或暗地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例子并不少见。

按时序说，举其大者，在1930年美国已经完成工业化、对世界市场需求上升之际，胡佛政府出台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把3200多种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关税税率一下子提高到60%。这件事被认为是对外贸易政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蠢之举。其背景在于上世纪20年代美国工农业生产过剩、国内需求不足、经济滑坡，胡佛总统短视地认为提高关税可以减少进口，把国内积压产品出清。然而事与愿违，贸易伙伴国在法案出台前就已经闻风进行反制，打起了贸易战，使美国对外出口急剧下降，给经济衰退火上浇油。这一保护主义政策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使美国深陷大萧条并给全世界带来大灾难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亚两大洲都遭到了战争的洗劫，只有美国本土还是一片净土。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以上，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顺差。此时，自由贸易显然对美国有利。于是，美国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把自己标榜为自由贸易的领导者。但是随着欧亚的复兴，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在货物贸易上逐渐成为美国的强劲对手，再加上美国自身经济遭遇困境，从1971年开始，美国的进出口出现了逆差，此后连年扩大。于是，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转向，其标志就是1974年的贸易法。该法强调自由贸易必须建立在公平竞争之上，并设置了301条款，目的是使美国有权裁定其贸易伙伴是否存在贸易壁垒，借此扫除美国的出口障碍。后来，这一条款又在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中以特别301和超级301条款加以强化。批评家认为：301条款是用国内法处理国际贸易争端的单边保护主义典型，它集法官、陪审员和执法人于一身，把维护美国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到里根时代，美国的所谓自由贸易已经变成内里包藏大棒的贸易保护主义。此外，由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跃升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德国紧随其后，美国又在1985年的纽约广场会议上强迫日元和马克升值。这样做既保全了美元不贬值的脸面，又扩大了美国对日、德的出口。苦的是日本因日元大幅度升值而迎来了泡沫经济，使20世纪90年代成为“失去的十年”。

接下来，包装得更精巧的贸易保护主义要算奥巴马政府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了。在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中国逐步成为货物贸易大国而美国对外贸易增长乏力的背景下，美国想通过TPP维护其在全球贸易中的支配地位，特别是掌握“规则制定权”，抑制别人的优势。

靠保护主义让国家强大是缘木求鱼

如今，特朗普政府刚刚执政即宣布美国退出TPP，转而实行更加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打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旗号。那么，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能否“让美国再次强大”呢?

特朗普在经济上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目前每年2%的经济低增速提升到4%。他设想美国政府能够用保护措施对贸易伙伴施压，把每年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压下去。然而，这样的行为不仅充斥着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荒唐逻辑，而且对贸易的粗暴干涉显然不会被贸易伙伴所容忍。更何况，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根源是其国内经济失衡。不解决联邦政府的巨额赤字问题，不增加居民储蓄，在寅吃卯粮的情况下想靠保护主义减少贸易逆差，无异于缘木求鱼。

特朗普抓住10多年前就被某些美国政客热炒的“人民币汇率定值过低”“中国加工贸易导致美国巨大贸易逆差”“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等耸人听闻的陈词滥调，以为这是压制中国就范的有力武器，殊不知这些谎言在经过中外专家仔细调研后早已破产。关于人民币汇率，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多年跟踪研究，公开宣布人民币汇率没有被低估，并将人民币纳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关于中国的加工贸易扩大了美国贸易逆差的说法，美国专家经过细致测算证明，中国只在装配环节获得了3%—5%的收益，利润的大头被美国的品牌公司、各国的零部件供应商以及物流公司获取了。至于抢饭碗的问题，美国制造业工人逐年减少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后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是早在中美贸易大发展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中国不过是由于竞争力强而承接了更多的加工生产。这是在小布什当政时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已经明确给出的结论。至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数额巨大，其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拒绝向中国出口其具有优势、而且别国也能向中国出口的科技产品。

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正道，因为当今时代已经远离殖民主义、孤立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正常经济贸易交往实现合作共赢。这才是让美国再次强大应该走的正确道路。现代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通过国际分工和互联互通在全球优化资源配置，给所有参与国带来好处。这同奉行本国利益至上、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迄今为止，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是双赢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达到今天的规模并且还在上升就是最好的证明。进一步加强经贸关系，避免或减少贸易摩擦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期望，也是世界人民的期望。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大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而有责任通过真诚合作帮助所有国家获得和平与发展的红利。无论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贸易保护主义不能解决美国问题

宋国友

《人民日报》( 2017年02月26日05版)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公开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作为执政理念，同时将巨额对外贸易逆差视为美国各种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主张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扭转“不公平”的贸易利益分配，帮助振兴本国制造业，实现经济强劲增长。日前，特朗普政府已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要求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些都表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明显，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最新不确定性因素。

长期以来，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进器。本世纪初，国际贸易年均增速一度达到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的两倍。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增速已经连续数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进口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朗普政府如果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将会使本已羸弱的国际贸易雪上加霜，阻碍世界经济增长。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基于本国经济利益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影响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利益。特别是那些与美国有密切贸易联系的经济体，遭受冲击的可能性很大。其他经济体或将被动抵御、或将对等报复、或将追随效仿，贸易保护主义将会因此在全球沉渣泛起、大行其道。此外，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也不利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与贸易保护主义理念一脉相承，特朗普政府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多边经济治理机制鲜有成效，甚至有损美国经济利益，因此倾向于通过单边或双边方式解决经济问题。受其影响，主要大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将受阻，全球经济治理也可能停滞不前。

对于美国来说，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不能解决其自身问题，反且会使其遭受更大的损失。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损害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中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布局全球、拓展实力，经济利益早已超越美国的国家界限。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其他国家的损失主要是贸易额下降，而美国跨国公司的损失将是贸易利益的消逝。二是损害美国经济竞争力。从短期来看，利用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他国产品进口似乎能帮助本国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但这将使相关行业和企业失去加大投资和改进技术的动力，导致产品竞争力不断下降。与之相对，其他国家的相关行业和企业则会采取更多措施来提升竞争力。一降一升之间，美国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会进一步弱化。三是损害美国经济发展前景。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在全球范围引发贸易战，这将严重影响美国国内依赖出口的行业和企业。同时，日益内向、封闭和自私的美国，将会动摇和削弱美国及全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不利于美国经济长远发展。

尽管美国对外贸易体量大，但对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并不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美国货物进出口额占其GDP的比重仅为20%，不到世界平均值的一半，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低。事实上，美国现有经济困局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经济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近年来，农业和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逐年下滑，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比重则快速上升，经济虚拟化程度过高。二是储蓄与消费失衡。美国居民储蓄率过低、负债率高，是典型的寅吃卯粮的透支型经济体。这两大失衡是造成美国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

政治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极化现象日益加剧。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政治力量有效配合。然而，美国国内政治在两党制下出现对立极化，民主党和共和党用各自的党派立场定义国家利益，让党派偏好塑造国家政策。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就任后，立即对前任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推行不久的医疗改革、金融改革和能源政策进行反方向调整。这充分说明美国政治现在已难以凝聚普遍共识，不仅不能对经济结构问题加以持续的系统性纠正，而且浪费了宝贵的改革时间，增加了政策执行成本。

社会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富分化愈发严重。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中产阶级财富持续缩水，底层民众生活状况更加艰难，但最富有阶层占有的财富却不断增加。日益分化乃至撕裂的美国社会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保持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态势需要各国同心协力而非各行其是，主要大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也应考虑对世界经济和其他国家的影响。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今天，迫切需要扩大国际贸易，为经济增长助力，而不是实施保护主义减少国际贸易。美国不去正视并制定合适的公共政策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性问题，反而把矛头指向所谓的对外贸易不公和贸易失衡，是典型的倒因为果，无论对世界经济还是对其自身都没有实际帮助，既损人又害己。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合作共赢才是正道（大家手笔）

周世俭

《人民日报》( 2017年02月26日05版)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7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7.3%，创造了约18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创造了约10.4万个美国就业岗位。美国对华出口和中国对美投资合计占到美国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可见，中美经贸往来为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近年来中美贸易却呈现疲弱态势。中国商务部公布，2016年中美贸易额同比下跌6.7%。中美经贸往来的减少，显然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都十分不利。造成中美贸易疲弱态势的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上看，主要是世界贸易增长明显放缓，中美两国对外贸易增速均出现了下降。主观上看，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日盛，使中美经贸关系步入多事之秋。

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更加明显。然而，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是非常不理智的，历史上有过前车之鉴。上世纪30年代，胡佛政府大幅提高进口产品关税，借以保护国内工业，引发贸易战，加剧了美国和世界经济大萧条。今天，如果美国再搞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招致世界各国的反对和报复，其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致使世界经济发展出现倒退。今天的中国不愿意打贸易战，但也不惧怕打贸易战。40多年的中美经贸往来只发生过一次贸易战，那就是1983年的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结果以美国政府妥协让步而告终。当年中国的GDP尚不足美国GDP的5%，而2015年中国的GDP已相当于美国GDP的61%。今天的中国从美国进口了其棉花出口量的22%、大豆出口量的56%、波音飞机出口量的26%、通用汽车公司出口量的33%，这些产品在世界上都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相比之下，美国进口鞋类的63%、进口纺织品和服装的近40%来自中国，这些产品都很难被替代，或者被替代后成本将大幅上升。越南作为美国进口这些产品的第二选择，产能与中国相差很大。在这种情形下搞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美国之所以又要搞贸易保护主义，与其常年居高不下的贸易逆差有关。美国从1971年开始出现贸易逆差，至今已有46年了。据美国海关统计，美国对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外贸逆差。其中，对华贸易逆差更是被美国视为眼中钉，甚至把美国贸易不平衡的责任主要扣在中国头上。其实稍加分析，这些错误言论就会不攻自破。

美国的外贸逆差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竞争性逆差，如日本的小汽车和欧洲的空客飞机对美国同类产业构成竞争。二是资源性逆差，如美国从美洲和中东进口大量原油，从非洲、亚洲等地进口矿产资源等。三是补充性逆差，从中国、东亚、东南亚进口的日用消费品基本上属于此类。这些日用消费品物美价廉，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让美国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得到了实惠，是对美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民生活需求的必要补充。可见，补充性逆差对美国有益无害。

由于统计方式不合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被大大高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的外资大部分来自东亚地区。东亚地区把原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大陆，这些产品的大部分零部件来自东亚地区，出口所得为东亚地区所分享，贸易顺差自然也应由东亚地区分摊。但对美出口额依据产品生产地全部被统计在中国名下，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被大大高估。而且，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一大半为加工贸易商品，中国只获得了少量的加工费，美国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获得了远高于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的利润，出现了“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的现象。

因此，美国指责中国造成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是没有道理的。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关键不是限制自华进口，而是扩大美国对华出口。然而，美国却作茧自缚，不肯把能源和环保等方面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拱手把中国这个大市场让给了欧洲和日本。

指责中国通过操纵货币汇率提升出口竞争力，更是无稽之谈。从2005年到2015年，人民币升值36%，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反而增长81.4%。这表明，贸易逆差与汇率没有必然联系。贸易行为是在市场作用下受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简单依靠强迫对方货币升值来减少本国贸易逆差是历届美国政府的习惯做法，但事实证明，这种狭隘的思维行不通。当前，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主要原因在美元而不在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因此2016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现在，一些人只关注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却忽略了与此同时人民币对日元、欧元和英镑升值。事实是，美元一路走强，发展中国家对美元汇率大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相比之下，人民币波动的幅度是比较小的。

客观分析，中美两国在彼此的经贸关系中都占据重要地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且，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也在快速增长。根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2.4%。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累计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约500亿美元。中美的经贸往来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很多实惠，促进了两国民间交往，支撑了美国经济复苏。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只有坚持合作共赢，才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全球贸易环境存在短期恶化风险（观察者说）

于春海

《人民日报》( 2017年02月26日05版)

美国日益浓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既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又增加了世界经济的混乱和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制造业回流，指向的主要是美国过去淘汰并转移出去的制造环节，这既不符合美国的资源禀赋条件，也不符合美国发展经济和强化制造业的要求。技术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是美国现实竞争优势的基础。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做法，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从目前的趋势看，美国技术变革的重点应是新一代制造技术以及能源和环境技术，这将会成为美国未来竞争优势的基础。沿着这样的方向，美国不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高回报投资机会和高报酬就业岗位，而且能够为制造业复兴构筑坚实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以传统制造业为保护对象的贸易保护主义显然是得不偿失的。无论立足于从现实竞争优势中获取最大利益，还是立足于长期竞争优势的培育和利益获取，美国都需要加大与其他国家政策协调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的构建，为发挥现实竞争优势创造条件，并培育长期优势和潜在市场。而且，美国资本利益的实现高度依赖国外市场，如果全面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必然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这不仅会恶化美国优势产业的出口环境，也会恶化美国资本在其他国家开展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的环境。

短期内，美国可能会采取更多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将会增加世界经济的混乱和不确定性，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较大冲击。更深入地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取决于相关方利益的分配和成本的分担。在全球治理和多边贸易—投资规则滞后的情况下，美国这样的主要经济体倾向于利用单边、双边或次多边行动来趋利避害，必然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引发全球范围内更多的单边或区域性行动，导致有选择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盛行。因此，全球贸易环境在短期内存在恶化的风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