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美经济学家不研究不平等问题

阿兰娜·塞缪尔斯

图为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高举“我们是99%”的标语

美国的不平等问题要比欧洲严重得多。那么美国经济学家为什么不更专注地研究财富不平等问题呢？

“芝加哥学派”深度影响

一个原因是所谓“芝加哥学派’的深度影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长时间以来都是这一领域的领军者；它是所有大学经济学系中享有最多诺贝尔奖的，同时也享有大量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但至少可以这样说，不平等从未成为芝加哥大学优先考虑的问题。它有一个强烈的自由爱好，就是重点关注如何促进竞争、经济增长与自由市场的利益。从事法国与美国政治历史研究的阿瑟·戈德哈默是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高级会员，他告诉我，“总的来说，美国的经济学专业避开了阶级冲突的主题。所有分配问题都被看作是次于增长理念的，经济上的分配问题只会激起敌意，最终，增长才是关键”。

2013年某期《经济展望杂志》致力于阐述收入不平等和财富流入顶层1%的问题，其中巴黎经济学院．的阿特金森、赛斯、皮凯蒂和法昆多·阿尔瓦拉多发表了一篇论文，讲述财富分配流入顶层是如何在美国而非欧洲各国愈演愈烈的，而美国经济学家N．格雷戈里·曼丘发表了一篇题为《捍卫那百分之一》的论文。而这或许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对不平等扩大缺乏兴趣

当然，有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是例外的。例如，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在得克萨斯大学不平等项目中收集了大量关于全球不平等与工资剩余的数据。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德朗告诉我，其他美国顶尖经济学家也偶然发表关于财富不平等的论文，但未将职业重点放在此处。德朗说，他就遗产与财富不平等问题写了一个章节，并且据德朗称，皮凯蒂也说它“有影响力”，但是“即使在伯克利，美国知识界就是如此，这被认为是一个不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已经在《纽约时报》和别处全面阐述了收入不平等问题，但他的研究重点是金融与国际贸易，这也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

加尔布雷思称他已经发现了其他美国经济学家在这一话题上缺乏兴趣，在美国经济学中，有一个关于不平等扩大的合理解释：全球化与科技创造了一个只有高技能人群才能成功的世界。他告诉我，如果你有一套不同的观点，“你会发现它不会被讨论”。当他想要发表有关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其他解释的论文与数据时，．却发现没有合适的杂志愿意刊登它。

近年来最常被讨论的经济研究之一是机会均等项目，在此项目中经济学家使用税收数据来追踪，美国人从孩提时代开始，在其一生中从一个收入档次流动到另一个档次的可能性。项目背后的团队中大多是美国人，例如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卡茨和斯坦福大学的拉杰·切蒂（他出生于印度，但儿时移民到美国）。但那个项目的焦点在于流动性——如何使人们脱离贫困——而不是正在扩大的财富差距。尽管两个主题明显相关，美国人采取这一方法是适当的：毕竟流动性是美国理念的核心，在这片土地上任何人都能变得富有。

美国人也倾向于相信那些富人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财富，并且争取到了留住财富的权利；相对于欧洲国家，美国的最高税率较低。政治论调通常以保护富人不被篡夺财富为焦点，它也出现在了经济思想中。比起富人以及他们拥有多少财产，那些把不平等作为写作主题的美国人（例如加尔布雷思、理查德·B·弗里曼、杰弗里·威廉森等等）更专注于劳动市场、贸易以及收入停滞。

经济视野局限市场研究

也许最著名的关注不平等的美国经济学家是西蒙·库兹涅茨（他生于白俄罗斯）。1955年，库兹涅茨推理出，不平等将会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先增加，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不过，自库兹涅茨后，撰写一些最著名的财富不平等作品的是欧洲经济学家。许多这一领域的核心作品出现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皮凯蒂也是在此获得了博士学位。伯克利的比较社会学者马里恩·富尔卡德在给我的一封邮件里这样写道：“在欧洲，阶级斗争不是禁忌，甚至比起法国，可能在英国更不足以成为禁忌。”

但为何在美国这样一个梦想摆脱欧洲刻板阶级框架的国家，阶级斗争却是严重的禁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迈克尔·茨威格说，美国经济学家并不是一直逃避阶级与不平等这样的社会问题，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阶级“从经济学科中消失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学家重点关注市场，一直都是市场。

他告诉我，“在美国的经济学专业中，经济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已经局限为一种对市场的研究，就好像市场等同于经济一样”。

也许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被冷战期间对资本主义的赞赏所鼓励。此外，社会氛围对脑力劳动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华尔街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文化；赚大钱被视作正常目标，甚至成为标准。茨威格说，一般来讲，二战后经济学科从赞赏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转变为一种对政府不应插手经济的信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史蒂文·法扎里对《纽约时报》说，最终，收入不平等问题成了美国经济的“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