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变化很快，有点像万花筒，令人目不暇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八年了，世界经济依然增长乏力，系统性金融风险处处累积，债务危机持续在欧洲、日本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发酵。在新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叠加的今天，美国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已经失去市场，各国普遍都在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并在思考政治体制的有效保障作用。

随着全球化弊端日益暴露、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反全球化思潮和力量助推民粹主义上升，已经影响许多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态。近年来大国地缘政治的争夺和博弈有加剧趋势，冲击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

这些历史性变化近年来日趋激烈、表面化，暴露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内在制度性危机，也触及现有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根本，值得认真研究、高度关注。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奉行精英治国、西方精英治理世界。因此，在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上，设计了一整套“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制度性安排，不仅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并以强大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强势做后盾，不惜利用军事干预和“颜色革命”等极端手段试图在全世界推而广之。这实际上也是以往全球治理中“西方治理”的核心所在。

然而，如今美式“自由民主”及其制度性安排，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中，都出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和危机。具体表现在：从国际环境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击碎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经济治理方案的“优越性”，令它们丧失了全球治理的思想“道德高地”。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发展势头迅猛，其占全球经济总量已超过50%，出现了西方工业革命几百年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力量的“大趋同”(Great Convergence)。上述历史性的变化正深刻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和格局，将重新塑造新世纪的世界秩序。

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内部看，党派政治的相互“否决”使国家大事的决策日益被利益集团所绑架，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相互攻击中，结果常常一事无成。奥巴马上台时雄心勃勃，改革方案胸有成竹，然而碰到两党政治相互“掐脖”，其医改方案历经磨难，最后的版本千疮百孔，已然面目全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更为严重的是治理精英们与百姓的矛盾与对立日益加深。精英们由于掌握资本和权力，不仅衣食无忧，而且不管经济如何跌宕起伏，手中的财富越积越多，美国1% 的高收入阶层掌握了全国40%的财富。而这些国家的普通百姓和工薪阶层并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得相应的收益，相反他们财富缩水、社会不安全感加深。这种精英与百姓的矛盾，也就是美国人说的“1%与99%”的对立，掀起了今年美国大选选民们厌恶和抛弃“建制势力”(The Establishment)的大浪。

主要西方国家中民粹主义代替了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人们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机制表现出极度的排斥和“轻蔑”，连“专家”也被戴上“与精英为伍”的帽子，遭到人们嗤之以鼻。在美国，大企业、大银行、全球化都已经成为白人“工人阶级”死敌的代名词。可以说，如果想赢得今年美国大选，与全球化相关的说法是要尽力避免的。

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角度来看，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制度性危机已经“水漫金山”，蔓延到整个发达国家群体。

从英国公投毅然决然退出欧盟，到欧盟内部“南北”双方分裂和隔阂不断扩大，其背后反映的就是反全球化力量的发展和蔓延，而代表这些力量的左右翼政党已进入国内政治，在各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赢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和席位。可以断定，不用多久一些西方国家很可能出现民粹主义的政权。这直接挑战了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因为西方国家代表民粹主义的政党正是在强大民意支持下、遵循现有民主程序脱颖而出的。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遭遇的历史性政治体制的制度性危机，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历史之必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最近就2016年美国大选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令人奇怪的不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如今民粹主义力量的疾速上升，而是为什么这股力量直到今天才真正登上美国的政治舞台，而不是更早的时候。他多年前已经发出郑重警告，西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腐朽”(Decay)已经导致西方政府运作的严重困难，是西方国家真正的敌人。

现在看，美国等西方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性“腐朽”确已病入膏肓，导致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制度性危机，到了需要“刮骨疗伤”的时候了。

(作者系外交部前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前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