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征兆地发生在美国巴尔的摩市的骚乱又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这次骚乱是因为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被当地警察拘留后在囚车里不明不白地受伤，接着重伤不治而引发的，格雷葬礼过后，巴尔的摩市当地的黑人纷纷上街抗议，并与警察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当局不得不采取宵禁等紧急措施以控制局面，并紧急对格雷受伤时在同一辆囚车中的6名警察提出刑事指控以平息众怒。此次骚乱一度在美国各大城市引发抗议游行，虽然事件已经过去，但余波未平，留给人们许多反思美国社会究竟患上什么病症的考虑。

巴尔的摩发生的骚乱并不严重，但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去年美国刚刚在弗格森市发生了席卷全美国抗议浪潮的警察开枪打死黑人青年的事件，事发一年后，相同的事情又发生了，人们不禁要问，以民主、自由、平等口号立国的美国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在不长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样的悲剧事件？

因为此案牵扯到一名非洲裔美国人被杀，一些评论很快得出结论，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着种族歧视，美国社会和司法机构对有色人种仍然存有偏见。美国南北战争已经结束150多年了，但还没有战胜种族主义残余，上述问题并不是只有巴尔的摩存在，而是全国性的，例如黑人在美国人口中只占13%，然而每年被警察枪杀的受害者中却有30%是黑人，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的，严重的内在不平等问题需要得到关注。

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1965年和1992年在洛杉矶、1967年在底特律、2014年在弗格森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但是，只是用“种族主义残余没有清除”来解释这一切似乎还没有说到要害处。以此次发生骚乱的巴尔的摩为例，这是美国马里兰州一座港口城市，只有62万人口，其中64%的居民是黑人，而且市长是黑人、市议会议员大多数是黑人，3000人的警察队伍中48%的成员是黑人，甚至被起诉的6名警察中也有3名是黑人。从全国的情况来看，黑人也已经在各行各业中崭露头角，从现任总统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再到前任国务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出类拔萃的非洲裔美国人大有人在。因此，一出现警察杀害黑人青年就往“种族主义残余没有清除”上扯，似乎是要避重就轻，想要掩盖真正的美国贫富间咫尺天涯的差距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的实质问题。

还有一种说法是巴尔的摩骚乱虽然有种族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美国司法制度的刑罚过重。虽然“重典治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率，但导致许多受过处罚的人在就业、读书等机会上处于劣势，引发了底层民众的不满和暴力倾向。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据媒体报道，现在美国有半数的州政府采取了对暴力犯罪的“零容忍”和相同犯罪行为被查获三次，就被处以终身监禁的措施。此种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的凶杀案，但却导致美国现在有230万人在监狱服刑，产生了全世界最多的囚犯。而且由于警察团体对于黑人存有偏见，许多人因为微小的过错就要坐牢，因此监狱中大多数囚犯是非洲裔美国人，甚至到了“父亲缺失是美国黑人群体中的普遍现象”的地步。

这种做法同时也加剧了警察和普通民众的相互仇恨。警察出于职业本能，仇视所有非洲裔美国人，认为他们天生就有犯罪嫌疑，因此在执法时下手越来越狠，直至致其死地而后快；反过来，普通民众则对警察充满怨恨和不信任，对抗情绪越来越大，进而发展成为对司法体制和整个政府当局的不信任。但细加分析，这种说法似乎也没有把道理说透，打击犯罪是全世界各国警察和司法当局的份内事务，起到的作用是为了更大限度地保护民众利益，虽然可能在具体情况下有一时的疏露，但从没有看到过因为执法严厉而造成警察和民众相互仇恨的。这种把深刻的社会矛盾归结为司法体系执法过严的说法也失之偏颇。

其实，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美国社会之所以出现现在这样的乱象，并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能只用种族主义来解释，而是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财富的积累已经到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程度，但贫富差距的鸿沟同样也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巴尔的摩的骚乱发生后，一些记者到当地访问，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的两极分化。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报道，巴尔的摩市区现在绝大多数由黑人居住，而白人弃城而出，居住在白人社区，与巴尔的摩市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关，“身在另一个世界，远如月球”。白人世界集中在离巴尔的摩市不到10公里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教育和高端研究的中心，而住在城里的黑人近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没有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大学文凭者不足20%。根据巴尔的摩卫生部门2011年的一份报告，黑人青年格雷所在的桑德敦—温切斯特居住区一半以上的家庭年收入不到2.5万美元，五分之一以上的成年人失业。在当地采访的记者看到，一些街区房屋破旧不堪，如同遭了天灾，市政当局根本不闻不问。

年轻人经济上的长期绝望演变成对政府、警察和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在巴尔的摩，超过80%的年轻人对以上部门信任很少，或根本不信任，他们对记者谈论的都是自己的朋友已经死亡，自己小时候经常被警察抓，自己的父亲多次蹲监狱，等等。正如前亚特兰大市长雪莉·富兰克林所说：“这不只关系到警察使用暴力。这关系到一个解决年轻人需求的体制，他们是在不加掩饰地发泄，而警察暴力问题只是他们对自己被忽视感到失望的一个催化剂。”巴尔的摩只是美国城市的一个缩影，在美国，如巴尔的摩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可以说，美国现在亟需的是全面的社会改革，但是从去年的弗格森市警察打死黑人青年以来，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对待此类事件采取的是一种息事宁人、得过且过、模棱两可的态度，似乎只是想让局势得到控制进而走向平稳，却并不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弗格森事件后，奥巴马总统态度暧昧，对警察和黑人群众两方不得罪，一方面对受害青年表示同情，对暴力执法表示谴责，一方面又要求群众保持克制和冷静，要求警察今后佩戴可摄像的头盔，以便公正执法。此次巴尔的摩事件发生后，他又老调重弹，试图在两个方面找到平衡，一方面强调巴尔的摩骚乱背后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谈到尊重法律，说有人想利用局势来达到自身目的。民主、共和两党准备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对巴尔的摩事件的表态也如出一辙，都是在制止暴力和尊重法治两者之间在找平衡，也开不出、或不愿意开出治理的良方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美国领导人诸如此类的谨慎表态而无所作为的态度面前，下一次XX市因警察执法过度导致黑人死亡的骚乱也不会太远了。

巴尔的摩骚乱和去年的弗格森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美国，一个撕开了温情面纱的活生生的美国，解决这些问题，割除种族主义和贫富不均的痼疾已经现实地摆在美国领导人面前，而解决问题的最现实途径就是痛下决心，改革美国的社会治理体制，在减少贫富差距、种族歧视、黑人就业、警察过度执法、建立平等民主社会等问题上真正有所作为。而不要口惠而实不至，只满足于在竞选时做出承诺，一旦当选就把承诺付之脑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现了抗议只会使用警方和国民警卫队来进行镇压。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终有一天，这股洪流压抑不住，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美国的政治精英团队和各种智库是很有一套社会治理的“理论”和“经验”的。苏联解体后，他们派出治理精英，给俄罗斯开出过“休克疗法”的药方；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他们也不满足于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给中国开出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药方，现在轮到自己国家的体制改革了，希望他们也能拿出政治勇气，给自己开出一付良药，解决好自己的社会问题。

2015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