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2008年9月3日，查理——我的同事、良师、益友——去世，享年83岁。大约10天之后，“金融危机”宣告发生。美国社会陷入极大恐慌，股市从2007的14000多点迅速下跌，到2009年跌至6600点左右。自己当时曾想，还好查理去世了，否则他一生要经历两次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于此同时，我又感到很可惜，因为我很想知道查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查理在20世纪20和30年代长大。尽管他并不经常告诉我他个人的故事，但有一点很清楚，查理对小时候经历的大萧条刻骨铭心，常说那个时代出来的人往往怀疑和反对消费主义。作为学者，他反对里根、撒切尔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反对这一理念支撑下的全球资本主义，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和行径。不过，好心的查理也以为，“后现代理论”对现代化予以批评，“后殖民理论”对殖民历史和新殖民现实有批判作用，因而这些理论也许会帮助转变年轻人——也就是他和我面对的学生——的消费资本主义的观念。逐渐地，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同仁们也许太乐观了。如果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查理仍然在世的话，估计他会对自己作比较深刻的反省。

　　197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上升，1990年代在学界得以普及的后现代(批判)理论，丝毫没有触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原因之一是前者在文化研究上的“去政治经济”化，去阶级分析化，以为“性别”“族裔”“去中心”“去国家”足以代替那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理论”范畴。批判的眼光转移到碎片化的“多元文化”问题上，小骂大帮忙;冷战结束后，更是在本质上接受“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资本主义结构下的“多元文化”，演化成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这一文化层面上的沦陷，之深，之广，之彻底，足以解释在后现代理论失去“领先”地位以后，缘何没有再出现“先锋”理论。

　　五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经济复苏”的提法开始不绝于耳。不禁再次让我想到，查理如果还活着，会作怎样的反应。

　　国内有人说，你看，美国经济就是厉害，最终复苏了。估计持类似看法者不在少数。记得小时候学习政治时，说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会带来经济危机，是不好的。如今很多人说，这就是资本主义，若干年来一次，没什么奇怪。

　　不奇怪，是的，但真的没什么吗?

　　至少根据如“公众电台”、《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美国国内的一些批评者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尽管单看股市，从2009年的6600点低谷，上升至2013年的15300点，很多公司财团，产值上升，盈利上升，但是，股市和大公司财团的盈利，并没有给广大民众带来财富。

　　首先，美国有48%的人口，跟股市基本无缘。而那些因为退休金而跟股市有缘的人们，明白股市呈现的“财富”只要没有兑现，基本什么都不是;而只要没到退休的年龄(即：到65或66岁半时，可因“贡献”不同而金额不同，但可全额领到联邦政府发放的“社会福利金”)，大多数人是无力退休的(联邦政府还要对“社会福利金”征税!)。因此，大多数人对股市的上上下下，也只能采取“鸵鸟政策”，尽量眼不见心不烦。

　　其次，绝大多数有工作的“幸运者”，去除通胀因素，这些年来工资基本未涨。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美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去除通胀的因素，工资要么涨幅很低，要么基本没涨，要么甚至走低。就在最近这几天，当媒体铺天盖地关注着美国如何对待叙利亚问题时，又有一份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报告出现(见《纽约时报》“The Rich Get Richer Through the Recovery”/复苏中富人更富裕)。其中提到，2012年美国10%的人口占有国民收入的50%以上，1%的人口占有20%，收入不平等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研究者还悲观地认为，若没有结构层面上的变化，这一不平等将难以逆转。

　　再其次，目前的失业率是7.4%，比五年前的10%有所降低。但是，如果股市上升表示经济复苏，那么这个失业率数据表示的，则是所谓“没有增加工作岗位的复苏”(jobless recovery)。很多“新”岗位，其实是工资不高也不稳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个7.4%的比例并不准确，因为许多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人，放弃了寻找。一旦放弃，他们作为失业者，也就无从在可以登记的数据中显示出来，因此也无法反映在失业率上。因此，实际的失业率一定高于7.4%。

　　最后，也是最说明问题的，是随处可见的贫困问题。

　　前几天，波士顿地区的公众电台，采访了“大波士顿地区食物银行”(Greater Boston Food Bank)的主要负责人。据该负责人介绍，这个“食物银行”建于32年前，旨在帮助贫困人群。但是，最近这些年所需帮助的家庭和人群，前所未有地增加，总量超过相当于5亿美金的物资：九个人中一人，四个孩子中一个孩子，需要他们帮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帮助;50%被援助家庭，属于一家四口年收入低于23,400美金的家庭，另外50%是年收入40,000-50,000的家庭。只要了解美国社会，就会知道，后面类型家庭的收入基本也属于贫困，美国英语里叫做“near poor”。本质上跟贫困并无太大区别，不同的只是这些家庭不属于政府机构的援助对象，因为，荒唐的是，他们还不够穷。

　　如何理解“经济复苏”和与之大不协调的数据?

　　不知国内那些强调“私有化”、赞美“市场化”的所谓经济学家，会对此作何解读。只要有人说这是“合理”的，那么一定不配提“良知”二字。如果宣扬单靠办慈善来缓解贫困的，本质上是固化产权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等：让有钱人出小钱，进而得到更大的便宜。

　　颇具“国际玩笑”级别的是，根据近来某些媒体上不绝于耳的深入改革就是进一步“私有化”和“市场化”宣传，可以断定，在中国，在这个至少在宪法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些属于1%的全球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却得到最大的容忍，一直被奉为“指点江山”的座上宾。

　　而与此同时，面对私有化和市场化唯上带来的恶果，就连美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都说，如果“自由主义”要有任何前途的话，关键在于找到如何解决“经济不平等”这个问题。“进一步私有化”?“市场有道德”?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