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媒体爆出一件奇闻：去年11月份，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破获了一个发布儿童色情图片的论坛。在破获之后，FBI并没有立刻关闭论坛，而是保持了两周的时间，试图找出上面5600余名用户的真实身份。在此期间，FBI探员假扮成儿童色情作品的出售者，在论坛上发布儿童色情图片。到目前为止，FBI只抓住了一名嫌疑人。当然，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未来可能会逮捕更多的嫌疑人。但是这种做法已经在美国媒体中引发了议论。(见观察者网5月31日新闻：FBI“钓鱼执法” 自营儿童色情网站)

　　在美国，持有涉及儿童的色情图片与录像属于犯罪行为。一旦被发现持有儿童色情图片或录像，当事人几乎必然要受到司法机关的打击。这是因为，喜好儿童色情的人，很有可能会对儿童进行性侵犯。因此，美国社会一直在严查这些人。犹他大学一位很有前途的材料学教授，之前就是因为被发现持有大量儿童色情录像，而被拘留、起诉，还被大学免去终身教职。

　　事实上，这并不是FBI针对恋童癖的第一次钓鱼执法了。

　　1993年，马里兰州一个十岁男童乔治·斯坦利·丁斯基失踪。司法人员最终锁定两个嫌疑犯，发现他们在此前25年间曾对多个儿童实施性侵。深入调查后，发现此二人常常在网上传递儿童色情内容，并利用网络寻找犯罪的目标。

　　此后，恋童癖与网络结合的问题才引起公众注意。FBI和一些地方警署启动了钓鱼执法的行动。为了从普通人中鉴别出潜在的儿童性侵罪犯(亦即恋童癖)，大量探员在网上伪装成儿童或青少年，通过聊天室、论坛等网站，吸引这些人出现，然后一举抓获。

　　比如，1999年，密苏里州男子迈克尔·尤金·法利斯在网上结识了少女温蒂。在网上聊天之后，他还打电话给温蒂，引诱她说出自己的住所以及父母什么时候不在家。法利斯在电话中还表明了自己性侵的愿望。他驱车数百英里来到温蒂的家，被当地警察一举抓获。温蒂其实就是当地警官假扮的。法利斯被判处57个月的有期徒刑。

　　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

　　美国司法体系中，在钓鱼执法(Sting Operation)与构陷(Entrapment)之间有一条细细的红线。如果操作不当，就会把钓鱼执法变成构陷，这样执法者自己就犯了法。因此被钓鱼的嫌疑犯往往喜欢用“被构陷”来为自己辩护。但是这样的“构陷辩护策略”要成功，一般就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主观条件：犯罪的想法来源于警方卧底而不是当事人，当事人在与警方接触之前没有犯罪的意图;

　　2)客观条件：警方在钓鱼过程中采用了要挟或其他手段，迫使当事人犯罪。

　　构陷首次在美国司法体系引发关注是在1915年的美国政府诉吴伟(音译，原文为Woo Wai)案。19世纪时，美国法院一般不接受“构陷辩护”，无论钓鱼执法是否跨过了红线，都无助于减轻对被告的判罚。20世纪初，美国司法体系逐步意识到了构陷的问题。

　　约在1912年前后，旧金山地区司法机构认为华人有一些地下的非法勾当，但是苦于无法找到切实的证据。吴伟是当时唐人街里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位商人，当地司法机构就想用钓鱼执法来抓到他的弱点，逼迫他提供港区华人犯罪的证据。于是司法机构派出了一位卧底，假扮成珠宝商，移居到吴伟的街区，与吴伟逐渐加深了交往。后来卧底对吴伟说在圣迭戈有一桩不错的生意，愿不愿意陪自己去看看。吴伟同意了。

　　卧底一路上把吴伟照顾得很好，两人一路吃喝玩乐，到了圣迭戈。到那里以后，一个管理美墨边境移民事务的官员对吴伟说，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生意，就是通过墨西哥向美国输送中国苦力。每输入一个华人劳工，移民官收50美元。吴伟当时便拒绝了。但是在随后的两年中，卧底不停地向吴伟提这件事，最终吴伟勉强同意做一次试试看。

　　当地司法机构此时已做好了准备，一旦偷渡客进入美国，就立刻全部抓获。结果当天警队跑错了路，一个人都没抓到。之后，吴伟觉得此事实在太危险，于是决定洗手不干。移民官浑身解数，甚至退回了自己的一大部分佣金，才说服吴伟再做一次。这一次，警方没有再犯愚蠢的错误，人赃俱获。吴伟被以走私、贿赂等多项罪名起诉。

　　吴伟很快被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判处有罪。但是他们上诉到了巡回法院，巡回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的判决，其基本意见就是：当事人在与警方卧底接触前没有犯罪意图，犯罪的主意是警方提出的。

　　由此，美国联邦司法体系注意到了构陷的问题。此后在禁酒令时代，为了打击潜藏的地下酿酒者，美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钓鱼执法。这也导致了构陷的问题屡屡出现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美国司法机构的钓鱼执法并不仅限于打击恋童癖或早年间的地下酿酒者。之前笔者在关于波士顿爆炸案的文章中就提到过，美国在反恐领域进行了大量的钓鱼执法，其中有一些案例，已经涉足灰色地带。就是说，在一些案例中，已经很难说清楚，究竟是FBI引诱当事人说出了自己要进行恐怖袭击的愿望，还是FBI给予了当事人进行恐怖袭击的念头。(见观察者网4月22日文：寂静的恐怖：内在敌人成美国噩梦)

　　而在进出口控制领域，美国司法机构一样在进行钓鱼执法，比如今年的马立颂案件。此案中，张家港市商人马立颂向一个美国司法机构设立的钓鱼网站询问购买碳纤维材料事宜，而后得到探员的接洽。马立颂在获取了一份受到严格出口限制的碳纤维样品后，违反规定，将其直接邮寄回国，并将报关单填写为“衣物”。因此他在离开美国时被捕，并可能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与100万美元罚款。此案中，政府卧底专门向马力颂提到没有执照而将T800型碳纤维材料运出美国是违法的，而当事人没有当回事，只申请了T700型的出口执照，就把T800型的样品寄回了国，而且还标注为“衣物”，于是在法庭上就无法用“构陷辩护”来减轻判罚了。

　　但美国司法机构的钓鱼执法也并不总是成功的。

　　为了打击墨西哥黑帮的毒品交易以及对美国的渗透，美国烟酒枪械及爆炸物管理局(ATF)曾多次故意让亚利桑那等地区的枪械店通过非法途径销售枪支，然后追踪枪械的流通情况。2009年10月26日，ATF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枪械钓鱼行动，试图一举打掉整个地下枪械交易网络。这个名为“速度与激情”的钓鱼行动涉及约两千只各式枪械。但是整个行动仅仅抓获了一些小鱼小虾，ATF想要打掉的地下枪械交易网络毫发未损。而涉及的两千只枪械中，仅有约710只得到回收。也就是说，ATF为黑帮提供了约1300只枪械。更糟的是，美国边境巡警布瑞安·泰瑞还被该行动涉及的枪支杀害。前墨西哥最高检察官说，这些枪支打死打残了至少150名墨西哥人。

　　这并非孤立，ATF之前行动也有类似的枪支流失问题，以至于“枪支流失”已经成为了一个专属名词(Gunwalking)，只不过“速度与激情”行动的糟糕结果远远超出了过去其他行动的水平。

　　平心而论，钓鱼执法并不是洪水猛兽，在一些社会问题中必须要用到钓鱼执法，才能避免守法公民受到侵害。比如在恋童癖的问题上，只有通过钓鱼执法在恋童癖实施犯罪前抓获，才能避免更多的儿童遭遇不幸。

　　但是，司法机关也应该严守钓鱼执法与构陷之间的界限，不能给当事人臆测一个犯罪企图强加，更不能在当事人根本没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就把罪名强加给当事人。

　　此外，从美国的情况可以看出，即使是司法体系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在钓鱼执法的问题上有时也容易游走于灰色地带，有时甚至功不抵过。所以，应慎重地在一些关系到民众重大利益的领域使用钓鱼执法，而不应该在治理简单的违法行为中使用。

　　附：

FBI“钓鱼执法” 自营儿童色情网站

　　去年11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查封一家传播儿童色情信息的论坛。然而该论坛并没有真正被关掉，FBI继续维持该网站运营并长达2周，在此期间检查用户信息，追根溯源搜集用户“黑名单”。

　　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扮成“坛主”，发布色情信息，而网站的一切运行都在其监控之下。这一次的“钓鱼”方法并非调查局首次使用，以往他们也在查禁毒品交易和性交易时屡屡“钓鱼执法”。

　　FBI试图确认该网站5600名用户，在论坛上，他们已经共享了超过10000张儿童色情图片，至今只有一个嫌疑人的电脑被掌控，而审判还为时尚早，调查仍在持续。

　　目前FBI的行为已被广泛质疑，人们认为靠运行色情网的方式来“钓鱼”，其恶劣程度不亚于为抓毒贩而率先提供毒品。FBI因此成了“没有犯罪，制造犯罪”典型。

　　此事在美国引起了网友广泛讨论，以下是一些网友回复。

　　天啊!以前听过CIA贩卖毒品，现在FBI开色情网站啦!

　　FBI又是上传色情照片又是折腾两个星期，最后只从5600人中抓了一个，这也太扯了。

　　CIA在反恐中成效甚微，因为大部分恐怖分子是CIA培训的，FBI在"扫黄"中收效甚微，因为大部分黄色网站是FBI开的......

寂静的恐怖：内在敌人成美国噩梦

作者：冷哲

　　美国时间4月15日，波士顿马拉松终点线附近发生爆炸。到目前为止，两个嫌疑犯中一人在枪战中死亡，一人受伤被捕。事件暂告终结，后续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但是我们不妨就目前披露的信息，谈一谈美国的恐怖主义。

9•11之前美国已有恐怖袭击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大国与小国、大组织与小组织之间的力量差异已经达到了令弱小一方根本无法逆转的程度。因此，对于弱小的一方来说，在正面军事对抗根本无法实现的时候，就只能采取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动来实现自己的诉求。

　　我们来举个比较讽刺的例子。如今在以恐怖主义著称的巴勒斯坦地区，首先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恰恰是现在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犹太人。从19世纪末开始，犹太人就希望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自己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与当地的阿拉伯人产生了冲突。由于当时控制该地区的英国政府倾向于当地阿拉伯人，犹太人在此冲突中就占据了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其中一派(伊尔根民兵组织)就试图采用恐怖手段，将阿拉伯人驱离当地。他们制造了诸如1938年7月25日蔬菜市场爆炸案之类的恐怖袭击活动，这大概算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之一。几十年后风水轮流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占据了极大的优势，而一些绝望的阿拉伯人转而开始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回到美国，这个国家对恐怖袭击并不陌生。在9·11以前，美国国内最大的恐怖威胁并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而是美国国内的民兵。美国宪法规定人民有持枪的权利，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样民众就有能力反抗暴政，然而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暴政有着不同的看法。我曾经遇到一位美国人，他认为美国宪法根本就没有规定联邦政府有收税的权力，所以联邦税都是违宪的。那么显然，收税的联邦政府就是暴政。还有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已经被“一小撮资本家”控制，因此是彻头彻尾的暴政。诸如此类，形形色色的观点不一而足。有一些人对于这种“暴政”只是口头抨击，而有一些人就开始付诸实践了。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长期监控各个民兵组织，以防他们做出极端举动。

　　1993年2月至4月间，联邦调查局对一个拥枪聚众的宗教组织(大卫教派)根据地进行了围攻，长达51天的对峙和围攻最终导致该教派76人死亡。几个美国军人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暴政，因此于1995年4月19日对俄克拉荷马城的一栋联邦政府办公大楼实施了爆炸袭击，导致168人死亡及680人受伤。这是9•11以前美国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此外，美国还有对具体政策不满而进行恐怖袭击的案例。如1996年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爆炸案，就是美国公民埃里克•罗伯特•鲁道夫因对当时美国克林顿政府对堕胎的支持态度而实施的。

　　境外恐怖组织一样对美国有着严重的威胁。美元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的地位，一部分是建立在美国对石油的控制上的。以色列的存在是美国石油战略的基本支柱之一，它使得美国能够对中东地区施加持续的压力。但是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持续冲突也造成了阿拉伯地区，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反美情绪。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基地组织于1993年制造了世贸中心地下车库爆炸案，造成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这还是在炸弹放置的位置有偏差的情况下。如果炸弹位置更接近世贸中心北楼地基的话，有可能如同恐怖分子预期计划的那样，让北楼倒塌并砸向南楼，最终造成的伤亡将远远超过9•11事件。

　　在震惊世界的9•11袭击之后，美国全面收紧入境、入籍的限制，并极大地加强了国内侦缉工作。因此9•11之后十几年中，伊斯兰圣战主义者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恐怖袭击案例。所以此次波士顿爆炸案，是十几年来圣战主义者为数不多的成功，也唤起了美国民众对9•11的痛苦记忆。

波士顿袭击与美国的“内在敌人”

　　就目前美国官方披露的情况看，本次的炸弹袭击是由特撒纳耶夫(Tsarnaev)兄弟制造的。这次恐怖袭击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可能得益于两人的身份，他们都长期定居在美国，也都已经成为正牌的美国公民。这正是美国一直担心的“内在敌人”。

　　特撒纳耶夫家族来自于车臣，这个家庭长期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而后因为宗教原因在当地受到歧视，于2001年迁居到了俄罗斯的达吉斯坦。2002年，他们在亲人的帮助下移居美国。父亲安佐•特撒纳耶夫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但一直未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也就没有稳定的收入。他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得不在家门口的马路上靠给别人修车为生，还被邻居投诉。

　　哥哥塔莫兰(TamerlanTsarnaev)在高中学习时成绩优秀，但由于无力支付学费不得不中止了大学学习。他后来成为一位职业拳击手，曾梦想进入奥运会竞技，但是由于背伤而彻底告别了拳击生涯。弟弟德佐卡(Dzorkhar Tsarnaev)在当地知名的剑桥林奇与拉丁高中学习，学习成绩也很好，教师对其评价不错。一位高中同学说，他们家虽然没有怎么美国化，但是德佐卡则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区，基本上是个美国孩子了。这也并不奇怪，塔莫兰(今年26岁)2004年到达美国时是17岁，而德佐卡(今年19岁)2002年到达美国时还不到10岁。

兄弟两人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都有十几年了，其间既没有因为有任何极端政治言论而被当作潜在的民兵组织成员而监控，也没有因为其伊斯兰宗教信仰上过情报机构的黑名单。可以说美国政府对于这种人是最没有防备的。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之前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情况。1993年世贸中心地下车库爆炸案，主谋拉姆兹•尤瑟夫(Ramzi Yousef)于1992年9月进入美国，期间还因为同伴败露被拘留，并受到反复审问，但最后还是被准许进入美国。9•11事件的执行人员也是在1999年底到2000年中分别进入美国的外国人。在9•11之后，美国收紧签证政策，并开始对所有潜在人员进行身份审查之后，由外国进入美国并执行恐怖袭击就变得几乎不可能了。

　　基地组织曾试图炸毁通过其他国家飞往美国的航班来造成杀伤。诸如2006年跨大西洋飞机爆炸未遂案中，恐怖分子曾试图同时在从英国飞往美国和加拿大的十几架班机中实施爆炸。2009年的“圣诞日客机爆炸未遂案”中，一名尼日利亚籍恐怖分子就曾试图用内衣中缝入的炸弹炸毁西北航空253航班。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成功案例。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近年来基地组织越来越多地运用美国籍的极端伊斯兰信徒来进行恐怖袭击。基地组织在网上寻找潜在的圣战主义者，通过交谈、引导，使之走上极端的道路。这些人随后会到美国国外的恐怖组织训练营进行训练，然后回到美国实施恐怖袭击。比如2010年纽约时代广场SUV爆炸未遂案中，案犯法伊萨尔•沙赫扎德(Faisal Shahzad)就是一位巴基斯坦裔美国公民。他是一位巴基斯坦将军之子，于1999年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2002年在桥港大学拿到学士学位，2006年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2年至2006年在康涅狄格州一家化妆品公司的会计部门工作。他之后成为另一家公司的初级金融分析师，个人收入已经达到了美国中产水平。2006年他拿到美国绿卡，2009年通过婚姻成为美国公民。到此时为止，他几乎可以说是美国移民的榜样：通过个人教育和努力达到中产，并成为美国公民。除了1999年他曾经因携带大量现金进入美国而上了美国海关的监控名单之外，美国政府对他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在通常的看法中，一个出身富裕、受到良好教育、已婚、中产的人是几乎不可能接受极端思想并成为恐怖分子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2009年辞去了中产的工作，开始游历中东国家，甚至向他父亲提出要前往阿富汗与美军作战。同年，伊萨尔•沙赫扎德到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恐怖分子训练营进行了约四个月的训练，而后返回美国准备恐怖袭击。

类似地，FBI查阅文件时发现，本次波士顿爆炸案的嫌疑犯中，哥哥塔莫兰•特撒纳耶夫在2011年就显现出比过去虔诚得多的宗教行为。他于2012年1月12日由纽约经莫斯科飞往达吉斯坦，并于7月返回美国。有人认为塔莫兰就是在此期间接受了恐怖组织的训练。

　　另一方面，俄罗斯曾在他旅行之前向美国政府通告此人可能与恐怖组织有联系。FBI曾约谈，但并未查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波士顿爆炸案的炸弹由高压锅制成，里面填充了炸药、铁钉、钢珠等等。高压锅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爆炸物容器。这是因为高压锅的锅口相对脆弱，内部压强增大时，锅盖一般会首先炸飞，导致内含物向一个特定方向喷射，不利于杀伤周边人员。我们几乎都曾听说过高压锅泄气阀堵塞而导致爆炸的案例，但是鲜少听说高压锅爆炸致人重伤或死亡。这就是因为高压锅爆炸时总是像锅盖方向，也就是向上方爆开，而铝制锅身延展性较好，即便爆裂，也不会形成破片四处乱飞。因此也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爆炸物的容器。

　　从现场情况看，炸弹似乎并没有向某一特定方向爆破，所以那口高压锅应该是预先做了特殊处理，比如用工具先在锅身上刻出槽来，保证爆炸时会形成大量破片。这一事实意味着案犯具有一定的爆炸物经验。但就特撒纳耶夫兄弟的生活背景看，如果不是接受了恐怖组织的训练，恐怕很难获得相关的知识。

靠钓鱼执法抓获潜在敌人

　　如特撒纳耶夫兄弟和伊萨尔•沙赫扎德这类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没有什么严重违法行为的美国公民，是美国执法机构最难以防范的人。面对恐怖活动的这种新形态，FBI不得不将目光转向这种“内在敌人”。为了从守法的公民中辨别出潜在的圣战主义者，FBI在侦缉过程中往往使用“钓鱼执法”，虚构极端伊斯兰宗教组织或个人来吸引潜在的极端伊斯兰教徒，了解其倾向和意图，辅助其获得必要的物资（当然已经经过无效化的处理），然后在其作案前一举抓获。

　　比如2009年的布朗克斯恐怖袭击未遂案中，FBI卧底伪装成圣战主义者并引诱四个黑人穆斯林表示出极端想法，并协助其策划恐怖袭击。FBI甚至伪装成军火商，将地对空导弹(实际已经失效)卖给他们。警方最终通过长期的录音证据将四人定罪。

　　然而，钓鱼执法是一个灰色地带，在一些情况下，很难说究竟是FBI的诱导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说出自己原本就有的进行恐怖活动的内心愿望，还是FBI的诱导给予了他们进行恐怖活动的想法。换句话说，在一些案例中，很难说在FBI与被告接触之前，被告有没有参与恐怖活动的想法。在这些案例中，仿佛是FBI说服了他们，然后给予其作案手段，将其构陷。

　　其中一个案例就是2005年的赫曼特•拉卡尼(Hemant Lakhani)案件。在此案中，FBI线人找到赫曼特，请求后者找个机会卖给他一枚地对空导弹，而同时，俄罗斯情报机构则伪装成俄罗斯军火商找到他，说有一枚地对空导弹可以卖给他。赫曼特同意买下导弹，因而遭到逮捕，罪名为非法武器交易。但问题是，如果此人要进行非法武器交易的原因是FBI线人假意向他购买武器，而他能够获得武器的原因则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假意要卖给他武器。在此案例中，如果没有钓鱼，恐怕也就没有违法。因此，此案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所以总的来说，美国执法机构对于这种内部敌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对策，目前仍然在灰色地带游走。

“人民战争”？

　　尽管9•11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袭击，但却是最震撼的一次。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9•11之后一个月，约有60%的美国人感到自己及其亲人随时可能在恐怖袭击中丧生。之后，美国虽有数次险情，诸如2010年纽约SUV爆炸未遂案，但一直没有较大的恐怖袭击事件。到2011年时，“感到自己及其亲人随时可能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数字下降到了大约1/3。可以想见，本次事件后这个数字又会有不小的上升。

　　恐怖主义的最大伤害并非在于人员的伤亡，而在于整个社会的信心丧失。就人员伤亡而言，本次的伤亡人数恐怕还不及马萨诸塞州一天之内所有车祸造成的伤亡。但信心的丧失却是无法挽回的。现代商业社会中，民众对社会安全的信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民众对安全缺乏信心，就会避免出行、购物、就餐以及参加任何人群聚集的活动。这对商业活动、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由此带来的萧条、失业等等问题，最终可能对平均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次爆炸案对美国的伤害要远远高于朝鲜的威胁。

　　美国社会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多年来应对恐怖袭击的活动中，美国社会也逐渐成熟：从过去认为美国国防坚不可摧，到现在认为恐怖威胁无处不在;从过去认为击垮“流氓国家”便可一劳永逸，到现在认为对抗恐怖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过去单纯依靠情报机构，到现在宣扬“人民战争”。

　　大概有的读者会很诧异。是的，“人民战争”可能是目前对抗恐怖主义的最靠谱的方法。

　　CNN引述美国新时代安全方案公司的总裁拉菲•隆(Rafi Ron)说：“一旦我们确保了诸如航空之类高危目标的安全之后，他们(恐怖分子)就会去找更容易下手的目标，就如波士顿马拉松这种公众活动。为这种公开的活动提供如同机场一样水准的安全保护，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

　　他说：“人们必须在注意到可疑包裹或可疑人物时愿意向当局报告。如果你在以色列走进公交站，发现了一个无人照看的包裹，当地人会毫不迟疑地作出反应。在很多案例中，悲剧就是这样避免的。”

　　恐怖分子针对的目标是平民。无论安全水准有多么高，总有不受保护的人群聚集地。政府能力再大，技术再先进，不可能在每个餐馆、每个车站都部署足够的力量，总是防不胜防。恐怖分子总可以找到防守松懈的地方下手，这是在恐怖阴云下生存的以色列人总结出来的道理。对恐怖袭击的第一道防线，其实还是民众本身。如果看到可疑的包裹和可疑的人物就及时报告，那么虽然会有很多虚惊，但是到最后损失反而更小。

　　恐怖主义就是对平民的战争，那么对抗恐怖主义，自然是要用“人民战争”了。如果民众能对可以的人或包裹保持警惕，那么很多袭击都可以被提前阻止。

　　除此之外，美国社会也普遍意识到，对抗恐怖主义的另一个关键是要止损。恐怖活动发生之后，虽然要加强安保，但各种活动还是要按期举行。值得关注的是，基地组织恰恰是利用911之后的恐慌，提前做空股票，而通过恐怖活动获得了巨额利润，由此获得了支撑进一步恐怖活动的必要资金。也就是说，恐怖活动后的恐慌和社会经济混乱，不但使得目标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都受到严重打击，还能够进一步孳生新的恐怖活动。只有通过强行控制恐怖活动造成的社会恐慌与经济损失，才能使得恐怖活动无法达到其既定目标。因此美国各界有不少活动组织者都强硬表态说活动既不会取消也不会延期，波士顿马拉松组织者也声明明年还会继续举办。

　　民间的心态与应对的措施，都在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中逐步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