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太平洋两岸最大也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逢：加州庄园峰会。

　　这种不打领带的加州庄园峰会向来只存在于美国和他的传统盟友之间(如英国，加拿大，以色列，日本等)以显示双方不同于他国的特殊关系。现在，中国这个与西方无论是政治制度、价值观还是宗教信仰都完全不同的、号称未来替代美国的头号潜力国，居然也跻身其间，实在是耐人寻味。

更令人感到奇特的是，三个月后，双方本就要在俄罗斯G20会议上相逢，究竟有什么特殊原因竟令双方只争朝夕，非要打破建交三十多年以来的惯例率先进行“习奥加州庄园峰会”？在此之前，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得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第一次访问美国会是这种方式。

　　毫无疑问，做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巨大的共同利益、亟待解决的分歧和国际挑战是使双方超常规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其他国家那样所谓源源流长的盟友关系。

　　可以说，国家之间领导人的访问和访问的形式，是各个国家实力和关系的风向标。几乎就在习奥会的同时，法国总统正在日本访问。而上一次法国总统访问日本竟是17年前!与中法之间早已建立的固定的首脑互访机制相比，日本在法国心目中的地位略见一斑。更令日本尴尬的是，在联合记者会上，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提到日本人民时竟然口误成“中国人民”而不知!

　　然而，中美之间不是盟友，更缺乏足够的互信。这也是为什么5月28日中美双方公布此次会晤时，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这样说道：“两国领导人将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进行广泛深入沟通，加深相互了解，增进战略互信”。而所谓增进战略互信，实是双方缺乏互信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如果纵观中美两国建交以来的风风雨雨，恐怕一次“习奥会”是无法达到改变的。

　　没有互信的中美两国，仍然将是冲突不断。

　　许多自由派学者在为美国辩护时，总强调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特别是中国，更负责任，更遵守承诺，更令人信任。但如果回顾一下中美关系，恐怕结论恰恰相反。

　　中美两国是在冷战时为了对抗苏联而结盟的。其方式更是惊世骇俗：一个极端反共的尼克松竟然亲自到一个同美国一点外交关系都没有的、号称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访问。其创意和石破天惊远超今天的“习奥会”。中美建交后，三个联合公报成了双方的外交基石。

　　然而，冷战结束后，这三个公报就被美国抛之脑后。美国不仅开始大规模向台湾出售武器，同时一直被美国疏远的达赖也开始走进并走红西方社会。1991年4月16日，美国总统布什第一次会见了达赖，成为西方国家第一个会见达赖的国家元首;1994年4月28日，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在白宫再次会见达赖，就在当天国会竟然通过《1994-1995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该法案声称：“国会认为依据国际法，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主权国家，其真正的代表是达赖和西藏流亡政府。”

　　当然，冷战结束前后被美国抛弃的国家还有很多，包括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军政权。甚至重要的国际条约，如美国和苏联签订的中导条约也不顾俄罗斯的反对而单方面废除。由此可知，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守信程度。

　　中国第二次和美国结成同盟色彩的关系是“9•11”之后。

　　而在“9•11”之前的八个月里，双方关系却陷入了冷战以来最低谷，甚至剑拔弩张：小布什政府以1992年以来最大的规模向台湾出售武器、在中国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纪念日当天首次在白宫正式会见达赖、中美撞机事件、打破外交模糊明确表示协防台湾;他还在国会演讲时公开声称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合作者。

　　然而，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却令美国对华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9•11”一个月后，恰在中国举行亚太经合会议。一向对中国声言厉色的小布什却这样声称：如果不是在中国举行，他将不会参加。2008年，西藏“3•14”事件后，法国曾以不出席开幕式相要挟。而小布什却携全家亲自出席，且一待就是四天!

　　美国这种外交变脸在奥巴马时代可谓达到顶峰。

　　刚上任第一年，美方不仅公开宣称放弃价值观外交，公开否认对中国的遏制，而且积极鼓吹G2，对中国极尽美言之能事：没有中美合作，世界上什么事都解决不了。奥巴马本人更是罕见的打破二十年的惯例，两次拒见达赖，在当选第一年就低姿态、温和访华。

　　孰料“奥”音未落，就立即变脸：先是对台售武，接着会见达赖。连续向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发起挑衅。随后这个号称已经放弃价值观外交的总统又借谷歌撤离向中国发难。文的做完了，就是武的。2011年10月，美国又借国务卿希拉里之口宣布高调重返亚太。美国60%的海军力量、本土外60%的空军力量都部署到亚太。这就是美国美其名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与此同时，美国也纷纷插手南海、东海争端，向中国传统势力范围如缅甸渗透。而最能体现奥巴马对华政策的是他在2012年访问澳大利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段话：“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这恐怕就是“中国发展有罪论”的根源性出处。

　　显然，无论是奥巴马第一年的“软”还是后三年的“硬”，早已见惯了美国见风使舵般外交的中国并不为所动，可谓软硬不吃。相反两国关系的紧张和互信流失更造成国际问题的尖锐化和动荡。比如朝鲜的挑衅就是看准了中美关系紧张的时机。而周边国家在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诱导之下，使它们“误认为”可以凭借美国的力量制衡中国，因而趁机煽风点火，导致中国周边地区近三年来频繁出现围绕海洋及领土主权问题的争端。这不仅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地区发展合作的良好势头，也使美国经常处于被迫“选边站”的境地。

　　本来以美国的小算盘，自己在幕后，以这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掣肘。但想不到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希望利用美国为自己谋利，反而屡屡要拖美国下水。

　　这三年较量的结果无非是：美国虽然衰落仍然可以动中国的奶酪，而中国则根本不怕顶不住。用精彩的网络语言来评述就是：三年交手，只换得美国向中国证明“老子可以修理你”，中国向美国证明“老子顶得住”。目前中美都有点累，于是便有了谈的意愿了。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任开始后的奥巴马，大幅调整了外交班子：由约翰•克里接替希拉里任国务卿、由雅各布•卢取代盖特纳成为财政部长、由查克•哈格尔继任帕内塔的国防部长职位，这种调整自然要反应到外交政策上来。现在，美国再出奇招，把过去只限于交情深厚、信任度极高“老朋友”之间的加州庄园会这种礼遇也送给了中国。

　　看来，美国对华又要变脸了。

　　然而，美国应该明白，如果不真正改变这种短视、投机性外交心态，仅仅是形式上的换汤不换药，中美关系仍然无法保持长期稳定，双方依然不会建立有效的互信。这不仅非中美两国之福，也非世界之福。

　　决定中美两国关系的，是永恒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最高的战略利益。

　　对美国而言，确保其全球霸主地位，是其最高国家战略利益。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才能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种经济利益：如对世界银行在人选和投票的垄断性地位。也只有如此，它源自于西方的价值观才会成为普世价值，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建立在这种价值观基础上的制度才不会被否定——至少不会被轻易否定。

　　更深层来讲，对于美国这种由移民构成的国家，只有维持全球第一，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吸引世界各地人才，进而维持国家的存续。毕竟，这种建立在“美国梦”基础之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和其他国家依靠单一民族共同的传统和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比，还是相当脆弱。显然，美国绝不希望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时期人才外流苏联的一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多次重申：美国绝不做老二!

　　就中国而言，实现民族再度复兴，重返全球中心是其最高国家战略利益。而且今天的中国距之也就一步之遥：最快十年，至多二十年，中国将重获失去一百多年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桂冠。这时，中国将从规则的执行者、遵守者成为改造者、制订者。如同历史上的英国、美国一样，中国将获得与这种地位相关联的各种巨大收益(比如铸币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文化的软实力)，进一步的发展也将具备更从容的外部条件。

　　但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面临着分离主义的挑战，另外还有两个权利远高于联邦制国家的特区和一个尚未法理统一的台湾。国家统一和牢固的凝聚力形成则相当程度的取决于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当中国取代美国之时，外力固然无法再染指，而中国自己也将具备化解这些问题的条件。

　　更深层次来讲，冷战结束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不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而是绩效合法性以及伴随全球化和激烈国际竞争所伴生的民族主义。同时，西方又一直以自己的成功并把这种成功归因于自己的价值观而挑战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即使西方出现2008年这样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由于历史惯性，仍然没有根本的撼动这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可以说，在中国全面复兴之前，西方这种制度压力将一直存在，而且成为中国制度最主要的威胁。

　　从历史的角度年看，没有永远的经济增长，所以在经济增长放慢之前，中国只有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最发达的国家，才能改变这种过度依赖经济增长维持国家稳定的模式。也只有如此，中国这个东方文明价值观的代表，才能获得全球的合法性和认可度。当然，在中国模式内外不再有挑衅者的情况下，中国肯定会探索一条得到全体民众认可和接受的权力产生程序。而中国也将在经济成功和儒家文化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

　　所以，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美国，全球第一并不仅仅是一个荣誉性桂冠，而是决定各自的未来和命运。从这一点上讲，中美是零和游戏，不可能双赢。

　　如果不再发生“9•11”等类似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从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双方将不会有共同的敌人，双方缺乏成为盟友的外部条件。相反激烈的竞争将贯穿中国崛起过程的最后一程。从这个角度讲，一次“习奥会”也无法化解中美面临的冲突。

　　最后从文化的角度讲，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传教和扩张文化，奉行“已所欲，必施于人”。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冷战时美苏互相向外输出价值观的做法并没有改变。中国做为一种原创文明，自成一体，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积淀，是根本不可能对之接受的。

　　但这并不是说此次习奥加州庄园峰会就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可以管控危机和冲突。只要双方摆明立场和划定底线，减少误判，中美关系仍然可以保持阶段性稳定。而且中美表面的亲近和特殊，也有助于打消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不切实际的幻想。朝鲜也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战争边缘政策——说来也“巧”，就在习奥会的前一天，一直挑衅的朝鲜竟然向韩国发出和谈的邀请，恢复对话。

　　当然这种动态稳定还是相当脆弱，只要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奥巴马政府已经出售两次)，会见达赖(奥巴马已经会见两次)，在东亚和东南亚冲突表明立场，或者在经济议题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如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中美仍然会再度紧张。不过，真正令中美关系动荡，根源还是在于双方零和的最高战略利益。而上述任何一个议题都会成为双方冲突的导火索。所以，事实上，这次庄园会晤，美国不可能在中国关注的核心问题上退让，冷战时不会见达赖，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样的事情美国也做不到。美国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制造外交风波。

　　此次特殊的习奥加州庄园峰会，外界有不少解读认为是双方交底和摊牌。交底有可能，比如对朝鲜问题，中国的底线何在，贸易争端，中国能接受的条件为何，甚至钓鱼岛冲突，中国会走多远。但摊牌显然还是过早。毕竟，从大势来看，时间在中国一边，越晚摊牌，对中国越有利。2001年，中国的GDP不过是美国的八分之一，十年过去，就已经是二分之一了。再过十年恐怕至少也是不相伯仲。

　　从美国的角度讲，越早摊牌自然越有利。但美国角度的摊牌恐怕是要指如何和中国分享世界。也就是美国如何承认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如何部分让渡它垄断的全球资源和利益。不管美国是何种形式的摊牌，中国都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两点：一是不为所动，继续韬光养晦，再度争取十年的发展机遇。二是以中国目前的实力，美国唯一可做的就是拖延、迟滞中国的崛起，而不可能阻止。相应的，美国主要依靠的恐怕还是它的软实力：价值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打破西方刻意笼罩其上的光环。

　　从本质上讲，西方的制度并没有多少独特之处。正如熊彼特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提出，民主不过是在几个精英集团进行选择的制度安排而已。确实，纵观历史，不管什么制度，最终都是要产生治理国家的精英。人类历史上，不管出现了多少种制度，在精英的产生方式上只有两种：一是精英选择精英，一是大众选择精英。

　　在西方实现普选之前，包括古希腊民主、罗马的共和、欧洲和中国的封建王权、西方的有限选举，都属于精英选择精英。西方实现普选之后，才创造了一种新的精英产生形式：即大众选择精英。这个模式从产生到现在还不到一个世纪，美国还不到一个世纪。这个模式是否有效，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但此次西方经济危机，应该算是对它的一个重大考验。不过熊彼特的一个观点还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些民主理论不经考察投票人是否具有对投票内容的专业认识便以为多数的意见优于少数的意见”。这样的民主学说仅仅是空想，与事实完全脱节。

　　从根本上说，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就在于精英产生的方式不同，而绝非西方宣传的民主和专制的区别。要知道，西方改变精英的产生方式不过半个世纪，而且已经弊端丛生。很突出的一点，它不仅给追求利润、贪婪压倒恐惧的资本介入和控制政治创造了条件，也被注重眼前利益和短期福利的民众所绑架。

　　西方今天在谈到民主制度时，往往要追溯到古希腊。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古希腊的民主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常态而已——而且是人类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常态。就如同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一样。

　　古希腊民主产生于奴隶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许多文明都是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领袖。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不鲜见。北宋时期的契丹王朝，它在奴隶社会阶段，各部落每三年选举产生可汗。后来在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实现了从游牧社会到稳定封建王朝的过渡，确立了皇权世袭制。可以说，从奴隶社会的民主选举到封建社会的皇权世袭是人类的进展而不是倒退，就如同从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到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占有一样，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是它的前殖民者英国留下的，但它自己却声称源自古印度。

　　古希腊民主之所以今天拥有如此光辉的形象，和西方现代的崛起和刻意美化有关。这就如同巴黎公社在苏联模式盛行的时期也曾被披上耀眼的光环。客观而言，古希腊民主和巴黎公社一样，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但绝没有西方有意拔高后的历史地位。

　　回到本文的主题。从人类历史上看，唯一一次霸权和平移交是从英国到美国。如果以史为鉴，在中国崛起必定成为事实的前景下，考验美国的课题就是：美国可否效仿当年的英国，中国是否能成为当年的美国?假如这是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习奥加州庄园峰会的焦点，或许它的意义还需要被重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