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以自由贸易、出口导向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当今世界被美国为首的“邪恶的三位一体”（张夏准，2009：13）推荐为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良方”，但这种所谓的“良方”却与发达国家（英、德、美、日）成功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相悖，特别是与美国在19世纪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工业化模式截然相反，而这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工业化的成功恰恰就在于遵循着一种与新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经济意识形态，这说明，特定的经济意识形态对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具有重大影响。本文首先概述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经济意识形态对美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影响。然后，简要讨论作为美国工业化大政方针的经济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以我国现实问题为背景，从借鉴价值的角度入手，扼要讨论美国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与其经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则探讨美国工业化的历史教训以及这些教训在那些方面与其经济意识形态相关。

　一、经济意识形态与美国工业化道路的抉择

　　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经历了狂飙突进的工业化过程，1894年，美国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标志着美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如果从1812—1814年的美英战争后的工业革命算起，美国的工业化大约历时八十余年。美国突出的工业化成就引起了历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家和比较经济研究者的很大兴趣。例如，福克纳从丰富的自然资源、南北战争后的高关税政策、广阔的国内市场、交通运输条件的极大改善、新技术新发明和科学在工业中日益普遍的运用以及企业家才能等方面探讨了美国高速工业化的原因（福克纳，1964：44—48）。但是，一些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资源和广阔国内市场的利用、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才能的涌现等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保护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抉择，特别是最近几年，张夏准（2007；2009）、赖纳特（2007；2010）、梅俊杰（2008）、黄树东（2009）和贾根良、黄阳华（2008）等都突出地强调了这种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令人奇怪的是，2006年在国内热播的电视片《大国崛起》却刻意地抹杀了美国经济是通过保护主义而崛起的基本事实。

　　了解美国经济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前围绕着美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776年到1814年是美国工业化发展方向的初步确立时期，基本的问题是要不要发展工业，这种斗争主要发生在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就“工业立国”还是“农业立国”的激烈冲突上。在美国独立前后，亚当·斯密和萨伊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反对美国发展制造业，认为美国注定要经营农业(李斯特，1961：91；张夏准，2007：33)，这种看法在当时的美国是一种支配性的思想，得到美国第一任国务卿和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支持，但遭到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坚决反对，他在1791年给国会提交的《关于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中指出，“……不仅国家的财富,而且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看来都与制造业的发达有着实质性的关系”，但汉密尔顿的这种声音是孤独的，一直被束之高阁。重大的转变起因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虽然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当时的外向型经济，但从禁运到1814年底美英战争结束时为止，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历时七、八年的闭关锁国却导致了美国民族工业的诞生。李斯特指出，晚近的保护制度是由战争所促成的(李斯特，1961：159），这导致了杰斐逊不得不顺应时代的要求，最后转而支持美国工业的发展。

　　1815年到1865年是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还是依附型经济这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激烈斗争时期，斗争的关键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的国策？美英战争结束后，美国初生的工业在大英帝国以自由贸易旗号对美国的经济战争中面临灭顶之灾，这导致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关税水平不断提高：1816年(35%)、1820年(40%)和1828年(达到50%)。1824年，美国著名政治家亨利·克莱提出了以贸易保护、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为核心的“美国制度”，这是汉密尔顿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具体化，对美国的工业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南方种植园奴隶主以国家分裂为要挟的情况下，1846—1857年，美国进入了所谓自由贸易的时期，但平均关税率仍高达25%！1857年危机后，保护呼声的高涨导致北方的共和党人提出了提高关税的莫里尔法，遭到了当时世界舆论的一致性谴责，支持保护主义的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内战爆发。美国内战(1861—1865年)最终解决了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反对保护主义的政治力量被清除。因此，从1865年到1894年，保护主义就一直支配着美国经济，美国进入了狂飙突进的工业化时期，这是美国沿着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迅速崛起的时期，最终则把美国建成了世界工农业强国。

　　迄今为止，在对美国工业化特别是对南北美洲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上，虽然有学者指出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思想或学说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后果具有重要乃至决定性影响，例如，富尔塔多和德威特都指出，巴西的政治家如开鲁子爵信奉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信条，而美国的政治家则主张在国家的保护下实现工业化，不同的思想导致了不同的发展后果（王然，2008：7—8），但是很少有学者对美国工业化时期美国政治家所信奉的经济意识形态与美国工业化的内在因果联系及其机制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迈克尔•赫德森在这个方面可能是个例外，他指出，由于拒绝与今天正统的自由贸易学说相对立的保护主义经济学，历史学家们已经使美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成了一个黑洞（迈克尔•赫德森，2010）。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美国学派”作为指导美国工业化的经济学说或经济意识形态也已经被学者们所遗忘（贾根良、束克东，2008）。但是，对于这样一套指导美国工业化成功的经济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研究是开启美国经济崛起秘诀的钥匙，也是借鉴其工业化历史经验的基础性工作，我们下面就简要地概述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

　二、指导美国工业化的经济意识形态

　　正如杜克大学的高柏教授在其经典之作《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中指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没有对日本的发展施加任何显著影响，但深受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影响的“实践派经济学”对日本崛起时期的经济政策却产生了重要的和直接的作用。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研究美国崛起或工业化时期的经济思想时，我们不仅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而且遇到了一种更加异乎寻常的现象：当时的美国大学拥护占优势地位的英国的经济意识形态，特别是当保护主义政策越来越多地由美国国会所颁布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大学对其政策的正当性却默不做声，而支配美国工业化的逻辑或经济意识形态则几乎完全是在大学或学术圈之外发展起来的，它是通过美国国会讲演和主要由政治家、律师、牧师、新闻记者乃至实业家撰写的出版物而得到系统阐述的。他们对自由贸易和李嘉图、马尔萨斯和其他英国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并提出了一套指导美国工业化的新的经济学说或经济意识形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在19世纪，保护主义是大力推进工业化的美国辉格党和1854年之后的共和党施政的思想基础。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宣传家一直就向美国人民指出，自由贸易学说反映的是英国自身的利益，英国正是通过她自己的殖民活动和“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才使得她自身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现在她又企图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巩固她的工业领先地位，由于美国工业落后，自由贸易将使美国在国际分工处于原材料供应商和从事低端产业的“担水劈柴”的地位。因此，为了避免英国的经济剥削，实现国民经济的自给自足和独立自主，美国必须实施关税保护。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美国的保护主义还包括排斥外国直接投资（贾根良等，2009），1913年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原因就在于“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爱德华多·加莱亚诺，2001：2）

　　第二，内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意识。这不仅是政治家从汉密尔顿、克莱到林肯以及著名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基本思想，它也是美国工业家的基本看法，由于美国工人的工资和工业的资金成本都比英国等发达国家高，所以，“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场，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福克纳，1964：45）。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人民忍受质次价高的工业品也在所不惜，否则美国的工业化就无法展开。更重要的是，保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工业化，而是希望为美国农业发展提供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内市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从而维持农产品的高价格和农民的高收入，这是克莱提出“美国制度”的主要目的。国会议员斯图尔特和知名商人、国会议员梯比斯都曾大力宣传这种保护性关税的“国内市场说”。这种着眼于国内市场而不是海外市场的内向型工业化的经济意识形态明显地具有一种孤立主义的倾向。

　　第三，强调利益和谐而非阶级冲突。美国工业化的倡导者对把美国发展成为一种没有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所谓“新文明”满怀希望，他们认为，工业化没有必要像英国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所意味的那样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为了在选举中争取工人们的支持，共和党人宣传说，工业化不能基于剥削劳动力，而是要以能量驱动的技术开发大自然。为此，共和党人还论证道，为了维持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及其不断增长，保护性关税是必要的，因为保护推进了更具生产率的资本投资，而这种投资使高工资经济在产品价格上将能够比低工资经济更低，而在其生产量上则更高，其结果是工业化将改善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从而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可以建立起利益和谐关系。据此，亨利·凯里提出了利益和谐论，作为美国工业化的意识形态，这种理论强调劳资双方都应为了促进资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共同努力，通过人均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分享工业化的成果。

　三、经济意识形态与美国工业化的成功经验

　　毋庸置疑，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工业化相比，美国具有一些优越的历史和自然条件，这主要是美国没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远离欧洲强国以及邻国都是弱国的和平外部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袤的西部土地，这些因素对于美国走出一条不同于欧洲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了先天条件。但是，通过与拉丁美洲以及更多的其他国家相比较，这些先天条件并不是美国工业化成功的原因。美国的工业化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来自美国人的主观努力、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笔者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美国的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的方面包括以下方面：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内需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以结构转型为目标和抓住高端产业；以技术创新和资本生产率为立国之本；一个不受约束的、没有内部分割的国内市场；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了比较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注重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良好基础等，这些成功因素无不与其工业化的经济意识形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下面只简要地讨论前三个方面。

　　首先，独立自主的工业化。19世纪美国卓越的政治家和“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深谙英国是如何从西欧一个贫困的“边陲国家”崛起为工业化强国的，因此，他们坚决拒绝通过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融入世界经济，拒绝外国直接投资，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对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置之不理，继续实施高关税保护政策。当时的美国人根本就没有想着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超越英国的工业帝国，他们只是为了躲避英国霸权的侵扰和剥削，因此，他们在外交上奉行“门罗主义”，在经济上实施具有孤立主义特点的高度保护主义，一心一意地搞工业化。但意想不到的是，到1914年时，美国却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农业强国。只有到这时，美国才改变了孤立主义的国策，转而谋求世界霸权。在19世纪的美国决策者中间曾经流行过这样的格言：“不要按照英国人所说的去做，而要像英国人那样去做”，现在，美国人却告诉其他国家，“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不能做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对美国人的居心叵测毫不省察，却把他们推荐的自由贸易、出口导向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发展的圭臬，陶醉于“和平崛起”的黄粱美梦之中，岂不悲乎？

　　其次，内需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对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吗？贸易顺差是必要的吗？美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国工业化的完成和工业化后很长时间，外贸依存度一直不高，根据库兹涅茨的计算，1869-1872年，美国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1%，1877-1881年下降到14%，1889年-1893年更进一步降到12.9%，以后一直维持在12%左右。在1790-1860年的70年中，美国对外贸易在大多数年份为贸易逆差，只有5年的出口等于或大于进口；1860-1875年美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直到1876年，由于出口总额达到5.27亿、进口总额达到4.61亿美元，贸易逆差状况才被逆转。美国的工业化无疑是内向型的，是以国内消费为引擎的，正如福克讷指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正常岁月里，虽然英国出口了四分之一的制成品，美国出口的却不到十分之一”(福克讷，1964：38)，只有“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间，由于美国走上了对外扩张商务与投资的侵略政策的道路，国内市场不断地得到了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的补充” (福克讷，1964：45)。笔者在2009年初曾写到，我国提出扩大内需的口号已经十年，但内需为什么越来越萎缩？笔者的结论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是其根本原因之一，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意识形态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美国以内需为主导的内向型工业化的成功经验，昭示着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需要重新认识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发展战略大转型的重大意义。

　　再次，以结构转型为目标并抓住高端产业。作为美国工业化的意识形态，保护主义的核心目标就是扭转美国在国际分工处于低端产业的不利地位，因此，美国工业化的政策制定者不遗余力地推进结构转型，特别是在“南北战争”后，美国全面地禁绝了自由贸易，通过重构市场以促进生产率、利润和工资的同步增长，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正如福克讷指出的，在殖民地时代和“南北战争”以前的几年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欧洲去取得比较高级的制成品，而其出口的大部分则是过剩的粮食和原料（福克讷，1964：44），经济的依附性非常明显，1821年的出口商品中只有15%是制造业产品，但到了1910年却上升为60%。不仅如此，从1870年代开始，美国掀起了以电力革命、重型机械制造业和化学工业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高潮，美国通过新产业的激进创新而非传统工业一举超越了英国。美国工业化的这种成就无疑与摈弃比较优势、以内需为核心、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并重构经济结构的经济意识形态具有根本性的联系。试想，如果美国在“南北战争”后，没有大力推行保护主义，反而采取自由贸易、高技术产业零关税、以市场换技术、依靠外部需求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其结果将会如何？

四、经济意识形态与美国工业化的历史教训

　　如果不考虑19世纪晚期美国出现的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工业化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了，正如布莱恩指出的，“正是由于同时享受了自由贸易（指美国国内的贸易自由、没有地方保护）和保护关税，才促成了美国史无前例的发展和惊人的繁荣”（转引自福克纳，1964：46），据此，我们可以把美国工业化模式的精髓概括为“对外保护主义、对内自由竞争”。但是，如果考虑到19世纪晚期在美国出现的工人罢工浪潮、失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政府腐败等使美国社会面临严峻考验的问题，那么，这种工业化模式的成功就大打折扣了，利益和谐作为工业化的经济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失败的。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美国工业化完成的三十年（1865—1894）又被称为“镀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放任主义经济哲学的高峰……与高额的保护关税相映照的政府的内政政策，主要是放任政策”（福克纳，1964：45、74）。无疑，自由竞争应该对这些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负责。那么，共和党人及其经济理论家作为工业化经济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对此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和负有哪些责任呢？对于当代中国，我们从中又应该吸取哪些教训呢？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19世纪的美国共和党人一直都在强调政府要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但却遭到主张自由放任的民主党的阻挠。在南北战争期间，由于民主党占多数的南方地区退出美国国会，林肯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对美国工业化成功至关重要的政策措施，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林肯革命”。南北战争结束后，“为了防止联邦政府干涉南方事务，以民主党人居多的南方地区，‘有限’政府的口号喊得最欢，反对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生活，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在19世纪晚期，民主党与共和党旗鼓相当，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常常平分秋色”（韩启明，2004：359），除了保护性关税问题外，共和党人在政府干预上的作为就大大地受到限制了。

　　其次，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导致“利益和谐论”被束之高阁。实质上，保护主义作为共和党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联盟的基础主要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同时让劳工大众分享工业化的成果，因此，保护主义需要“利益和谐论”作为补充。南北战争后，保护主义获得了美国人民较普遍的支持，在1865年到1912年的十二届美国总统任期中，共和党总统就占了9届，这说明，（民族）工商业者和工人阶级在国家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工商业者在寻求政府通过对国际经济的干预把外国商品和外国直接投资拒之于门外的同时，又拒绝政府对国内经济的干预，为了影响政府政策，工商业者利用其自身经济优势积极干预甚至控制政治。例如，在1889—1893年共和党总统哈里森执政期间，其内阁就被称为“商人内阁”，联邦参议院也被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利益集团就极易绑架政府决策，工人阶级的利益就会遭到严重侵犯，“利益和谐论”作为意识形态就难免被束之高阁。这个教训值得我国记取，例如要防止跨国公司利益集团通过贿赂、游说和施压绑架政府部门的决策。

　　再次，作为美国工业化意识形态的“利益和谐论”在理论上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为了降低利益冲突、弥合社会矛盾，强调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谐，其立意本身是不错的，企图通过技术创新等达到这个目标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但它忽视了利益和谐是不会自然出现的，只有在政府的正确干预下才能实现。美国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凯里坚信只要通过保护排斥了国外竞争，市场机制在国内就会带来理想的结果，因而忽视了自由放任不仅带不来反而会破坏利益和谐。由于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凯里之后的第二代美国学派的许多代表人物不赞成政府对工业垄断或托拉斯进行管制，对如今习以为常的一些政府措施也持有否定态度，反对以西蒙·帕滕为代表的第三代美国学派对市场进行政府干预的主张，几乎变成了被保护利益的辩护者。而西蒙·帕滕等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新一代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深受德国历史学派有关国家要引导和干预市场经济的理论的影响，其理念基础也与美国早期保护主义者更为相似。他们将工业利润视为提升社会整体地位的方法，而非仅仅增加实业家个人控制资本数量的手段。但是，这一代美国学派已经丧失了对美国政治领导人的影响，虽然对1900—1917年的进步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已经很难被看作是其工业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了。美国“镀金时代”给我们的教训是，我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如果不对“市场化改革”进行再改革，不对利益格局痛下决心进行调整，和谐社会作为意识形态就不能对解决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高柏，2008：《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韩启明，2004：《建设美国：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启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黄树东，2009：《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贾根良、束克东，2008：“19世纪的美国学派：经济思想史所遗忘的学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9。

　　贾根良、黄阳华，2008：“评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还是自由贸易的新争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5。

　　贾根良、孙歌珊，2009：“美国在经济崛起前为何排斥外国直接投资”，《改革内参》，2009，8。

　　梅俊杰，2008：《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王然，2008：《美国与巴西经济发展比较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2001：《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王玖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81：《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美]哈罗德•福克纳，1964：《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挪威]埃里克•S.赖纳特、[中国]贾根良主编，2007：《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贾根良、王中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挪威] 埃里克•S.赖纳特，2010:《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依然贫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迈克尔•赫德森，2010：《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张夏准，2007：《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黄飞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的秘史》，严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作者简介：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