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这个词，哲学上指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主体创造的事物变为主体自身的对立面，成了外在的异己力量。

　　按照这个经典定义，美国民主选举体制也存在异化现象，即多数人选举产生的议员，不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现举两个显而易见的例子。

　　第一个实例。美国“股神”巴菲特是超级大富豪，常年来名列世界富豪排名榜前三名，他自爆2010年的纳税率是17.4%，而他手下雇员的平均纳税率为36%。巴菲特是令人敬佩的富豪，他呼吁给美国富人加税。

　　代表共和党2012年角逐总统大位的罗姆尼，也是一位亿万富翁。他在竞选时，民主党揪住他，要求他按照总统候选人的传统，公布过去10年的报税单。罗姆尼死赖硬抗了一阵后，勉强公布了两年。他的纳税率2011年是14.1%，2010年是13.9%，远低于占人口多数的美国中产阶级平均纳税率。

　　巴菲特和罗姆尼没有偷税漏税。在人口总体中只占很少数的富豪们，享受的低税率是国会议员设计制定的。

　　第二个实例。多年来美国医药价格高得离谱，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生产的药品在欧洲、加拿大和其他发达国家销售的价格，远远低于在美国本土，有些药的价格甚至相差十多倍。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电视网2011年11月25日报道，50种最常用处方药的价格，在美国的销售价比在欧洲高出60%。然而，对于这种老百姓怨声载道的现象，美国国会始终不作为，刻意保护制药业的利润，维护它们制定药价的垄断权力。这还不算，国会通过了法律，禁止任何个人和企业从海外进口处方药，包括禁止进口美国药厂在海外销售的产品。当然，国会议员们设计和通过这种损害老百姓利益，保护垄断利益的法律，不会平白无故，制药业雇来游说国会议员的专职说客人数，已超过了国会议员的人数。

　　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常常津津乐道：“选民一人一票，选民不满意的官员就会落选。”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以美国为例，除了总统之外，选举产生的联邦官员就是国会议员了，选民每两年选举1/3的参议员和全体众议员。据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2013年1月公布的民调结果，2012这一年，民众认为仅有7%的国会议员具有可以接受的道德水准。而大选前三个月的多次民调，显示民众对国会议员的满意度只有10%或个位数。按理说，90%以上的现任国会议员将落选。然而，2012年11月选举产生的33名参议员和435名众议员中，连选连任的国会议员占91%。而且，并非这一年独然，连选连任的国会议员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历来如此，与选民的满意度高低没有什么相关性。这也是选举的困惑现象之一。

　　笔者不反对民主选举，但是思想不应有禁区，“民主体制异化”现象，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