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也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诞辰100周年。从1958年踏入核研究领域，到1986年去世，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

“别走了，立即住院!”

1985年7月的一天，邓稼先从四川绵阳专程赶到北京参加有关航天技术方面的重要会议。见他脸色不好，妻子许鹿希关心地问他的肝怎么样。他觉得肝脏没有问题，但是告诉妻子自己大便困难，肛门有时痛得无法坐下来。许鹿希便催他去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做个检查。考虑到会议时间紧张，邓稼先原想到医院拿一点润肠药就回来，没想到经过仔细检查后，医生严肃地问他：“怎么到现在才来?!”

“怎么到现在才来?”这个问题邓稼先从来没有想过。他知道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简称“九院”)职工近几年有过几次查体，但他自己一次也没有检查过。因为大家体检时，他不是到罗布泊去了，就是到其他基地去了，有时一个月从一端到另一端穿行国土两趟，忙得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当然就顾不上去医院查体。

“别走了，立即住院!”医生态度和蔼但语气坚定。邓稼先早就料想这一天会到来，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六天后的8月6日，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了。切片结果出来后，确诊邓稼先患的是恶性直肠癌。四天后，301医院组织专家全力为邓稼先实施了直肠癌切除手术。

那天清晨，张爱萍将军很早就来到医院，九院和核工业部的领导也都来了。眼里噙着泪水的许鹿希，自己就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她当然清楚癌症的严重性。手术后的病理诊断是：“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淋巴结七个，全部有癌转移……”

得知如此不祥的结果，张爱萍心痛不已，他指示301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我听你们的方案汇报!”

之后，张爱萍一天几次电话询问邓稼先的有关情况，并参加了手术方案的研究，就麻醉、输血、主刀医生及术后特护等事项一一进行了审核，还特地向参加邓稼先手术的医务人员嘱托道：“我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希望你们、也拜托你们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慎之又慎地为稼先同志做好这次手术，要把这次手术当成攻坚战来打，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拜托大家!谢谢大家!”

“我学成一定回来”

1924年6月25日，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邓家“铁砚山房”，一个男孩出生了。时年32岁的邓以蛰为儿子取名“稼先”——《说文》中说：“稼，禾之秀实为稼，茎节为禾。”邓以蛰希望儿子能够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且早早地秀实和成熟，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出了书法家、篆刻家、美学家、哲学家的大家族，将有一位走上核弹研究之路，成为科学家。

邓稼先8个月大时，母亲带着他来到北京。就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父亲邓以蛰，学贯中西，视野开阔，要求邓稼先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要读外国名著，并亲自兼任儿子的英语老师。

邓以蛰对待孩子们的学习很严格，却并不用孔孟伦常的严规厉矩来束缚孩子们的心性。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曾经写道：“我们是小孩子的亲爱的父母，并不是他们的阎王。”

邓稼先5岁开始上小学，童年的他瘦弱但英俊。当时家里生活相当优裕，但母亲操持家务素以勤俭为本，这使得孩子们贴近贫苦市民的生活。

童年的邓稼先非常守规矩。一天晚上，天已经擦黑，仍不见邓稼先回来，母亲便叫大姐邓仲先到学校去看看。邓仲先到学校时，只看到邓稼先一个人规规矩矩地面对砖墙站着。原来，他和同学们玩耍时把学校窗户的玻璃打碎了，被老师罚站，其他孩子都偷偷跑了，只有他一个人坚持着，直到大姐付了玻璃赔款后才回家。

1936年，邓稼先考上北平崇德中学，在这里他认识了高两级的杨振宁。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与邓以蛰既是同乡又是同事，两人经历大致相同，志趣相投，因而交情甚笃，常来常往。父辈的友情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邓稼先和杨振宁保持了整整50 年的友谊。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那时，日本侵略者每占领一座中国城市，就强迫中国人去参加游行，庆贺他们的胜利，如果不去，就会被杀头。有一次，当游行刚要开始的时候，邓稼先一把抓过交给他用来庆祝游行的日本纸旗，撕得粉碎，并扔到地上猛踩了几下。这一幕被一个特务看见了，特务找到校长，要求校长交出这名学生。校长知道这事是邓稼先干的，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敷衍了过去。后来，校长找到邓以蛰，提出为了邓稼先的安全，必须想办法让他离开。

不久，13岁的邓稼先带着父亲“学科学对国家有用”的嘱托，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在父亲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奔赴昆明，并于1941 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在这里，邓稼先潜心求学，为即将毕生从事的研究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时，邓稼先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翌年，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

“带回来了一脑袋的原子核知识”

1953年的一天，一群人聚集在一间教室内，此时他们并不是在上课，而是祝福一对新人礼成。新郎邓稼先和新娘许鹿希的婚礼有幸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主持，在一众好友的见证下，两人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邓稼先与许鹿希的缘分是从小便开始的。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在美学方面有极高造诣，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担任教授一职。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结识了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许德珩。邓以蛰与许德珩很聊得来，而后两人逐渐发展出深厚的友谊。邓以蛰经常叫许德珩来家中做客，因此许德珩对邓家的两女一儿很是了解，回到家中还不忘跟自己的女儿许鹿希高兴地说道：“邓稼先有些许的顽皮。”

长大后的邓稼先与许鹿希各自奔忙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中，一个专注于物理学，一个专注于医学，然而命中注定的缘分再次拨动了红线。

有一天，考入北大的许鹿希去上物理课，没想到台上的老师正是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在北大担任助教的邓稼先。二人接触的机会多了，别样的情愫便在心底萌芽。然而，此时的邓稼先满怀报国之志，他不满足于现状，想要趁年轻学习更多的知识来报效国家，因为他深刻记得以前国家挨打的日子。他下定决心要去国外留学，许鹿希非常支持。

1948年10月，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的邓稼先离开家乡，暂别许鹿希，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孤身在外，所有的苦只有邓稼先自己知道。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将该专业的学分全部修完，并用一篇《氘核的光致蜕变》为他的博士生涯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当时他只有26 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博士学位

邓稼先的优异表现引起了美国的注意，美国许以优厚的生活、科研条件，希望他留下来，他的导师也极力挽留。但是邓稼先没有忘记出国求学的初衷，他的心里只有那个尚在建设中的新中国，在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他就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1950年 8月29 日，邓稼先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回国后的邓稼先第一份工作是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工作。曾有人打趣地问他从美国带回来些什么东西，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给父亲带了几双尼龙袜子，还带回来了一脑袋的原子核知识。”

除了事业，邓稼先的感情也有了定数。邓家对熟识的许鹿希十分满意，许家也对知根知底的邓稼先肯定十足。经过双方亲人的牵线搭桥，再加上邓稼先与许鹿希稳定的感情，一段婚姻水到渠成。

婚后的二人恩爱甜蜜，许鹿希一度认为自己泡在了幸福的蜜罐里。邓稼先总是想着法地制造生活的惊喜，他会带着许鹿希一起去看戏、爬山、游玩，因为路上的一阵花香，他们甚至漫步追寻源头。他还特意买了空竹，手把手地教许鹿希怎么玩。

之后，二人的女儿典典和儿子平平相继出生。邓稼先在生活之余又多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陪伴孩子。他的耐心在孩子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每当许鹿希看到邓稼先陪孩子的情景，都非常惊叹于他“孩子王”的一面。

然而，一家四口温馨幸福的生活在某一天邓稼先从单位回来后戛然而止。

“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1958年8月的一天，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把邓稼先叫进了办公室。钱三强故意不单刀直入，而是问：“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说完，他的目光很快地掠过邓稼先的面颊。

“大炮仗?”邓稼先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一时来不及细想，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能行吗?”钱三强慢慢地把工作的意义和工作任务告诉了他，机灵的邓稼先很快就懂了。

钱三强之所以选中邓稼先，是因为他眼中的邓稼先首先是学核物理的，专业对口，年富力强;其次是他曾出国留过学，懂英语和俄语，能和洋人打交道;更重要的是邓稼先是党员，组织纪律性一直很强。

这天，邓稼先回到家后，晚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体贴的许鹿希发现了丈夫的不对劲，问他怎么了。邓稼先对妻子说：“没什么，我要调动工作了。以后家里的事我可能无法帮助你管了，担子都要落到你的肩上了。”许鹿希问丈夫调到哪儿，邓稼先说不能说，问具体做什么工作，邓稼先说也不能说。

许鹿希明白，自己的丈夫肯定是要去执行科研方面的绝密任务。她问丈夫能不能和他通信，邓稼先也说不行，但他说了一句让许鹿希印象非常深刻的话：“我将来的生命可能就要献给这件事情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邓稼先离开家的那一年，女儿典典4岁，儿子平平才2岁。从此，他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不能说自己在干什么。这一消失，就是整整28 年。

从原子弹到氢弹，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新中国成立后，外部威胁依旧不断。强国必须要强国防，要反对和防御霸权国家的核武器威胁，只能以核治核，用核撑底气。

邓稼先用8年的时间，带领团队解决了核爆大气压的数值，成功解决了原子弹试爆成败的核心问题，无数次奔走在西北戈壁试验场……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新华社资料照片

1964年10月，邓稼先的母亲病重，许鹿希给邓稼先的领导打电话，希望能让邓稼先回来看母亲最后一眼。领导说：“现在任何事情，邓稼先都回不去。一旦可以回去了，我们就立即派人送他回去。”许鹿希不知道的是，当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已经进入倒计时，几天以后就要进行试爆，邓稼先当然走不开。医院里的大夫只能尽最大的努力维持着邓稼先母亲的生命，希望她能够见到儿子最后一面。

1964 年10 月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组织上立刻安排邓稼先回京。等邓稼先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那段日子里，全国人民都在欢庆原子弹爆炸成功，但邓稼先一家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因为母亲走了。更令邓稼先感到遗憾的是，母亲直到去世，都不知道他参与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尽管邓稼先不说，但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许鹿希已经隐约感觉到丈夫在做什么工作了，但她依然什么都不问。有一次，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来许德珩家里做客，许德珩问他：“谁有本事能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严济慈笑着说：“你去问问你女婿。”两位老人心照不宣地站在客厅，拄着拐杖，哈哈大笑。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又受命率领原班人马研制氢弹。夫妻俩依然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1971年夏，邓稼先的老朋友杨振宁回国访问，要求见邓稼先一面，周恩来总理把邓稼先召回京，夫妻两人才得以见了一面。此时的邓稼先发现，清秀的妻子已没了往日的神采，显得清瘦而疲倦。许鹿希见到丈夫后也大吃一惊：当年那个身材高大、双目炯炯有神的汉子，如今头发花白，背也有些驼了，穿着旧灰制服和绿军便鞋，哪里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博士。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核装备再次有了质的飞跃。从原子弹跨越到氢弹，中国仅用了短短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一举打破了多国的研制纪录，直令西方惊呼：“不可思议!”

身体遭受核辐射

第一颗氢弹虽然爆炸成功了，但对其爆炸范围与爆破能量等核心问题的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

在1979 年的一次空投预试中，氢弹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未能爆炸，落在地上摔裂了。很多防化兵去找核弹头都没有找到，这令邓稼先心急如焚。他一声不吭地跑进了试验场，因为他深知这枚弹头对国家来说太重要了!

虽然最后核弹头被成功找到，被邓稼先“抱”出了试验场，但他承受的后果却十分严重。自知自己受辐射太重，一向不爱拍照的邓稼先居然主动要求与一同闯进弹坑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拍照留念。

1974 年，邓稼先等人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从左至右：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

核弹研制过程中，邓稼先偶尔会回京汇报，因此也能顺便回家转转。有一次回到北京后，许鹿希硬拉着他去医院做了次检查，因为她听说了邓稼先抱裂弹的事。她是学医的，核辐射的危害又岂会不懂?望着医院的检查结果，她心如刀割，而预料到结果的邓稼先却摆摆手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1979年，组织上任命邓稼先担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称学部委员)。1982年，他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4年，他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年，中国地下核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邓稼先高兴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从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是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年。

这个时期，邓稼先住在301医院南楼病房，理智告诉他应该作最坏的打算，因为自己是个受过核辐射严重伤害、体内尚残留放射性物质、抵抗力低下的病人，但情感驱使他期盼自己能够康复。过去很多危险和难关都闯过来了，现代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什么领域都可能有奇迹出现，他期望自己能有好运，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还等着他去做。

手术刚过的邓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静卧。几十年来，别说住院，就连到医院拿药、检查都只能见缝插针，现在突然有了大把的时间在病榻静卧，他反而有些不习惯了。病情稍有缓解后，他就把医院当成了办公室。见到来医院探望的同事，他总是问这问那，他是一个根本离不开工作岗位的人。很快，他就要来了大堆英文、法文、俄文的杂志以及资料、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因为医护人员不允许他这样拼命地工作，也不让他把书刊摆在桌面上。

手术大约两个月后，九院进行党员登记，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特意告诉他，文件不用学习，填表可以让别人代笔。邓稼先不同意。他从司机老任同志处借了一套文件，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1985年11月1日还亲自填写了党员登记表。他写的整党收获有一千多字，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对党和祖国忠贞不渝的感情。

尽管术后身体很差，病情不容乐观，但邓稼先利用1986年5月做第三次手术前的两三个月时间，拼命做完了一件事。他把这件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那就是向中央提出一份建议书。

这不是一般的建议书。它是有关在国际核竞赛中我国能否取得强国地位的一件大事，是涉及我国核武器事业战略决策的大事。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十年之后，中科院院士于敏，邓稼先的继承者、原九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胡仁宇和时任九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联名在1996 年7 月22 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的文章，简明扼要地提到了这份建议书的内容、作用及其深远意义。文字不多，但分量却很重。

邓稼先生平事迹展览馆陈列的邓稼先手迹(安庆市委宣传部提供)

胡思得等三位同志在文章中说：“十年前，已身患重病的邓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他们先前坚持的主张，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文章同时指出，“核大国这种举动，对他们自己已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严峻的事实，便是邓稼先向中央提建议书的由来。

为了这份建议书，邓稼先几乎是在与生命赛跑：那些日子他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艰难地一字一句地推敲、修改。抢在大手术之前，他写了满满两页纸，提出了建议书的内容还要作哪些调整，直到最后如何润笔、应呈送到哪里等意见。

在301 医院南楼五病房16 室，邓稼先写给胡思得同志的便函和它的复印件至今仍保留着。

老胡：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本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但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FEL，Excimer，电磁轨道)等“高科技”(现在国内新用的专门名词)联系起来、申述一段，然后由我和老于签名，抬头是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抄九院)。老邓3.28

这张条子，是邓稼先坐在橡皮圈上(以减缓压力带来的痛苦)用铅笔写成的(因手腕无力，用铅笔写字可以较轻地在纸上滑行)。尽管此时天气不热，但在写这个条子时妻子不停地为他擦着虚汗(条子中的FEL 是自由电子激光的英文缩写，Excimer 是准分子激光)。

邓稼先(右)和夫人许鹿希合影

邓稼先用生命的极限拼命赶写的这份建议书终于完成了，他让许鹿希尽快送走。在许鹿希抱着材料走出病房前，邓稼先叫住妻子，只说了一句话：“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1986年5月16日， 医院再次为邓稼先实施大手术，清扫癌细胞侵犯的部位，以减少疼痛和延缓病程发展速度。但是，医生在手术台上见到癌组织已侵及手术刀达不到的要害之处。这次手术之后，邓稼先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后来许鹿希回忆：

对邓稼先的解密，一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才被准许。当时，301 医院给中央军委递了一个报告，说已没有办法挽救邓稼先的生命，让家属准备后事。中央军委给出一个意见：邓稼先一辈子隐姓埋名，在他去世之前，要对他解密。所以，1986 年6 月24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相关事迹。那一天，很多人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邓稼先还活着吗?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一下子都在报纸上刊登了?”我看了报纸后，也绝望了。我知道，邓稼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1986 年6 月24 日《人民日报》刊登《“两弹”元勋——邓稼先》文章

1986年7月4日，当时的核工业部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建议授予邓稼先同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请示》。

7月17日，邓稼先在医院接过了全国劳模证书和奖章，他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而告别了他毕生热爱的祖国和亲人，享年62 岁。临终前，他欣慰地对妻子和身边的人说：“假如有来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我永恒的骄傲”

1986年8月4日，全国各大报刊刊登了新华社发布的邓稼先逝世的消息。张爱萍在悼词中说：“邓稼先同志真正做到了他经常讲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1993年，在邓稼先逝世7年后，杨振宁写了一篇纪念好友的文章《邓稼先》。文中写道：

邓稼先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杨振宁深情回忆了他与邓稼先见面的一个细节，就是关于核实是否有外国科学家参与中国原子弹研制的事。

1971年，杨振宁在北京见到了阔别22 年的邓稼先。在那以前，1964 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已经再三提到邓稼先是此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 年3 月去了中国的美国科学家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杨振宁这样回忆：

1971年8月在北京我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说“在外地工作”，我就没有再问。但我曾问他，是不是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1971 年8 月16 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 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

邓稼先逝世以后，杨振宁在写给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说：“稼先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杨振宁同时总结道：“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1986年6月，邓稼先(左)在医院与来访的杨振宁合影

“两弹一星”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邓稼先等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 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以“两弹元勋”邓稼先为代表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祖国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及牺牲，无愧民族脊梁，无愧国家栋梁!

本文选自《纵横》2024年第10期，作者罗元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301 医院原工作人员、党史军史研究学者。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