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03年丁大钊住院时学生们为其庆生

2003年1月的一天，北京友谊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我国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核工业功勋，69岁的丁大钊正忍着病痛，对守在病床前一直照顾他的几个学生布置最后一道“作业”：“你们几个都不许当官儿，要专心搞研究才有前途……”

学生们默默聆听着恩师的“训诫”，心里都知道，丁老师是拿自己的一生为他这句临终嘱咐进行了“背书”，他也是在用最后的气力，为他们指明通向未来的道路。

01

从“混日子”到中科院物理所

丁大钊出生于苏州一个账房先生家，四岁时，父母嫌他在家吵闹，就送他进了小学读书，但他一直“混日子”，直到初三才喜欢上学习，高中时才热爱上物理。

1955年10月，丁大钊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经过约三个月的专业基础补习，于1956年初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宇宙射线组工作，主要任务是建立一套测量宇宙射线强度用的计数管望远镜。他在实验室从手工活开始做起，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经过几个月的功夫，就完成了宇宙射线强度用的计数管望远镜系统的研制，并在实验室开始记录宇宙射线强度。

02

被王淦昌点名调入杜布纳联合所

宇宙射线组的创始人是王淦昌，由于他担任的职务较多，工作十分繁忙，初到实验室的丁大钊并没有太多机会能见到他。在9个月的工作期间，两人只有大约五六次短暂接触。

1956年9月，王淦昌代表中国到前苏联建立的国际性科学组织——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参与建设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科学试验人才，王淦昌从中国调来两位年轻同志来课题组。之前短暂而有限的几次接触中，丁大钊勤恳又认真、踏实而严谨的工作态度给王淦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点名从国内调丁大钊来到杜布纳联合所课题组。

丁大钊（右）与王淦昌一同工作

丁大钊对王淦昌充满了敬畏之心，对成为王的学生感到很幸运。后来，他还曾跟自己的学生回忆王淦昌怎么教他做学问：“要一次性把探测器的部件全部拆卸下来，拆的过程中就需要把每样东西编号，然后再原样完好地装上去，如此一遍，就把探测器的原理搞清楚了。”

03

足不出户，却很有科学远见

1958年，课题组研究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作为研究者之一，丁大钊年纪轻轻就在粒子物理研究领域崭露头角。1960年，他坚决辞谢了苏方实验室挽留他继续学习工作的邀请，回国参与我国当时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他负责的实验小组为完成氢弹研制所需部分基础数据的测量做了大量工作。

在学生们看来，丁大钊更像是个战略科学家，他虽然身体不好，不常参加学术会议，读书看报也很少，却很有科学远见，靠自己的积累和思考，一次次把握到学术前沿。

丁大钊（中）与同事讨论工作

丁大钊的博士生、国核科学技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夏海鸿回忆起一件事：“当时，我和另一个博士生的论文选题都是巨共振方面。丁老师了解到当时国际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往温度比较高的方向去做，另外一个是往自旋比较高的方向做，而且这两块都做得比较多了。他就在黑板随便画了一下，说：‘既然这两个方向都是越高越好，同时高的话会不会有新的现象？’然后，他就让我们去调研。我们调研完跟原子能院领导汇报，领导说你们找得很好，现在国际上正在研究这个方向。”

丁大钊的另一位学生、原子能院原副院长柳卫平博士生论文是在国内完成一半，在德国完成另一半，最终用英文写成的。在丁老师指导下，他在国内很好地测量了太阳中微子的反应。在德国工作的选题基础上，丁大钊在几个方向中很有远见地建议他选中微子的吸收截面测量。后来这个研究工作很成功，从两个方面对相关领域做出了贡献。

04

“丁老师会提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让我高度紧张”

在学生们眼里，丁大钊算是那个年代的学术“怪咖”。他天资聪慧，教学极其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苛刻。

“我1996年跟丁老师读博士，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把我问蒙了。我那时候用‘量子分子动力学’来研究中高能核反应。他说：‘我们是做原子核物理研究的，怎么还与分子尺度有关系呢？’这个问题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丁老师是为了点醒我，做学问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丁大钊的学生、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央研究院原党委书记、院长樊胜回忆说。

樊胜读博士期间每两周给丁先生做一次当面汇报。每次汇报完出门的时候，他都满头大汗，连衬衣都湿透了：“因为丁老师会不停地提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上让我回答，让我高度紧张。”他解释说。

05

带着学生逐字逐句地

把论文从170页改到120页

丁大钊对学术论文要求很高，要求学生一定要跟他讲清楚数据来源，有时候甚至要当着他的面，把涉及到的公式推导一遍。樊胜的博士毕业论文第一稿写了170页，后来丁大钊和他一起逐字逐句地修改成120页。“文中有一句‘这是国际研究的一个难点’，丁老师问下此评论的依据是什么？我讲完我的理由，丁老师就给我介绍这个问题的起源、国际现状等等，然后说：‘这是一个研究热点，但不是难点，科学问题，措辞一定要十分准确。’”

跟随丁大钊读博前，夏海鸿在一个讨论会上听到丁大钊发言，觉得他说的有些地方不太准确，就去找他“理论”。年轻气盛的夏海鸿说话还有点“冲”，但丁大钊不仅没恼，还问夏海鸿愿不愿意跟着他读博。

1995年，夏海鸿还真就跟随丁大钊读博了。他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丁大钊讲的一句话：“先学会做人，才能搞好科研。”

夏海鸿的博士论文，丁大钊跟他反复改了很多次。“丁老师有个特点，脑子转得很快，手就有点跟不上，字就写得‘龙飞凤舞’，而且经常是繁体跟简体混着用，有时还夹带着英文，中文也是歪歪扭扭，跟英文差不多。”

柳卫平至今还保存着丁大钊为原子能院物理所和串列升级工程书写的建议书，“丁老师的文章逻辑很严谨”。另外，他对丁老师的博闻强记记忆犹新，“每次去丁老师家里请教工作，他对核物理工作上的细节、国外知名科学家的见解都是娓娓道来，一字不差，令人惊奇”。

06

不许做官、不让出国、

不说情帮忙的“霸道”导师

读硕士期间，樊胜已发表了8篇论文，但跟随丁大钊读博的两年半里，却只发表了1篇学术论文。不是他不写，而是丁大钊对论文的要求标准极为苛刻。

“他认为没有达到他期望标准的，都不允许我发表。”樊胜无奈地说。后来他到了北大，又发了不少的文章。“我也跟丁老师讲，不发表论文我就没法评职称，我怎么养家糊口啊。”

听了樊胜的“诉苦”，丁大钊不再反对他发表论文，但却划了红线：“你要把研究工作做得严谨、扎实、完整以后，才能发表。绝不容许把一个研究拆成几篇文章。另外，我没有审查过的文章，就不要写我的名字了。”

在原子能院中子物理研究室，夏海鸿很早就有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机会，但丁大钊一直拦着不让他去干。夏海鸿也就老老实实地埋头做学术。2000年，因为ADS项目，有一个研究所想请夏去当副所长。

“丁老师这次不拦我了，但他提了个要求，让我每周把工作笔记给他看。他要求我要有40%以上的时间用来搞研究，剩下时间去做管理。”

樊胜评研究员的时候，十几个人争一个名额，竞争者都是他的师兄、老师辈的同事。丁大钊一点也不肯帮忙“说情”，最后樊胜是靠自己发表论文的数量优势和科研成果评上了研究员。

丁大钊带过5个博士都曾出国深造，但他们没有留在国外，而是在丁老师的感召下，都义无反顾回到国内，后来个个都成了行业和学术的顶梁柱。尽管待遇比不上国外，他们却很少抱怨。

“丁老师能够对价值不菲的挂名和职务毫不动心，而是不计个人得失考虑全院、全系统和国家的利益。这一点对我们都影响深远。”夏海鸿说。

07

特殊治疗，用铁笼子烤干自己

有一次，串列加速器升级工程的项目论证，需要到科技部要去开会。论证会召开前一周，丁大钊当时患了严重的带状疱疹，全身溃烂，一穿衣服就粘在身上。为了能及时参加会议，医生为他弄了一个铁笼子，丁老师躺在床上，脱光衣服，铁笼子放在身体上面，用红外线烤了一星期，把溃烂的皮肤和水泡都烤干，以方便穿上衣服，然后，他才去参加了答辩会。当时樊胜全程陪护丁大钊，他对这个“独特”的治疗过程记忆犹新。

2001年，丁大钊获得何梁何利奖，原子能院电视台采访了他的学生和同事，进行了宣传。丁大钊郑重其事地说，这样宣传他并不好，也不科学。在科学上他能有幸做出一点点贡献，离不开集体的贡献和他人的帮助。他还告诫学生，以后不能再搞类似的活动了。几天后，当报社的记者要来采访夏海鸿时，他如实地转达了丁大钊的意见。

丁大钊参加学术会议

08

靠摇摇马套近乎的丁爷爷

丁大钊的心里除了事业和工作，还有亲情。他在生活上如父亲一样时刻关心体贴着他的学生。

“我女儿出生时，他很高兴，亲自跑到北京城里仔细挑选了一堆婴儿用品。在把东西交给我时，他还觉得不过瘾，又让我自己点了几样东西。很快，他又去良乡把我要的东西买齐了。有一件灯芯绒的衣服我女儿穿了很久。丁老师家孩子少，没有孙子辈儿，也很希望我女儿能叫他几声‘爷爷’。可我女儿就是不叫。丁老师就琢磨怎么跟她套近乎。他发现我女儿很喜欢去坐超市门口投币放音乐的摇摇马。丁老师就带着我女儿去玩摇摇马，由此跟我女儿建立起很好的感情。我女儿每次去丁老师家都满地乱跑，比在自己家里还自在。丁老师总是求她：‘你能不能安静5分钟？’”夏海鸿回忆说。

丁大钊唯一的女儿丁静回忆起父亲也是满满的温馨：“我六七岁起才有对爸爸的记忆。1972年，我们终于从湖北的五七干校回北京了。虽然一家三口住在10平方米朝北的小房间里，但是我们全家终于在一起了。我经常在周六晚上或周日早上，躺到爸爸妈妈的床上让爸爸给我讲西游记。每次都是我开头，爸爸接下去讲。他讲故事总是既生动又形象，很吸引人，我觉得爸爸几乎是无所不知。爸爸还喜欢京剧，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潜移默化地从讨厌京剧到欣赏京剧。爸爸走后，每每想起他，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敬佩他，同时很遗憾从来没有跟他表达过自己的敬佩之情。”

09

“我什么时候都是你老师”

樊胜知道，虽然在科研上丁老师有点“霸道”，但在生活上，丁老师却给他倾注了一个老父亲一般的慈爱。

“有一次单位组织献血，我抽血后去上班，路上遇到丁老师。听说我刚献了血就要去上班，他很不高兴，责怪了我一顿。我挺不高兴的，说我待在家里也没事干，我是快40岁的人了，你还这样训我。他说那你也比我年轻啊，我什么时候都是你老师。”樊胜回忆。

1998年底，樊胜离开丁老师到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已经跟丁大钊的课题组没有太大关系了。但丁大钊对他的学术支持还是一如既往。樊胜做研究非常需要一台计算机，可当时计算机很昂贵，他一个月800元的补贴是一家三口唯一的生活来源。丁大钊就出钱给他买了一台当时比较高级的“486”计算机。

樊胜去德国之前，跟丁大钊汇报了去那边要做的工作。“他一听就说，‘这个工作你做不了，你对实验只有书本上的知识，缺少感性认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你先回原子能院来，我安排你在实验室做一些试验，来给你补补课。’根据丁老师的安排，我又回到原子能院，在串列加速器上跟随别的课题组值班，三班倒地做了三个月的实验。”樊胜回忆说。

出国前，丁大钊特地送樊胜一双皮鞋，笑着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师希望你在国外好好干。”

10

未能实现的临终“三愿”

丁大钊虽然对学生很大方，自己却一生清贫，67岁之前都还住在一个70多平方米的没有电梯的小公寓里，生命中最后两年才住进了单位的院士楼。

因为在“文革”期间得了肾病未能及时医治，丁大钊后来换过两次肾，身体一直虚弱。为此，他总是觉得自己换肾花了很多钱，而自己做的贡献还不够，对不起国家。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在病房里跟夏海鸿说：“我这辈子就是浪得虚名。”听老师这样谦逊和妄自菲薄，夏海鸿又难过又感慨。

有段时间樊胜在医院陪护，丁大钊给他讲到了自己的三个愿望：第一个是活过70岁；第二个是回一趟上大学后就再没回过的苏州老家；第三个就是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ADS建成。

“可惜这三个愿望丁老师生前一个也没能实现。”樊胜说，“他那时还常常曾跟我们讲起苏州当地的一些逸闻趣事。”

丁大钊最后一次去友谊医院住院期间，几个学生轮流照顾他。有一天轮到夏海鸿照顾。中午刚吃了几口饭，丁大钊就急忙跟夏海鸿说有几件后事要交待。

“我劝他时间还多得很，待午睡后再说。但他还是忍不住把遗愿都说了，包括不发讣告、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遗体捐献给北大医学部等。他还把我们几位学生的长处和短处作了客观分析，并指出了努力方向。”夏海鸿回忆,“当时我听得很清楚，每次提到我们时，他一再说的是‘子弟’。他对我们真的是当子弟看，我们确实把他当老师也当父亲。”丁大钊生前早就签好了遗体捐献协议，执行人就是夏海鸿。最后，也是他跟师母一起把老师送去了北医三院。现在学生们去祭奠丁大钊，只能去长青园公墓，因为那边有一个刻有遗体捐献者名字的纪念碑，丁大钊的名字就在其中。

立意高远、学识渊博，既是导师，又是慈父和长者，丁大钊传奇的一生，一直激励着他的学生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们在崎岖的科研道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