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的那一天，正在外地的张爱萍将军接到电告后，满怀悲痛地亲笔写了一首情深意切的挽诗。

痛悼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

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张爱萍

1986年7月29日

生前，有不少人问邓稼先：“原子弹成功后，你得到多少奖金?”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直到1986年6月他病危时，杨振宁先生到医院去看望，提起此事，我回答：人民币十元。杨先生又看看邓稼先，稼先说：“是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杨先生问：“不开玩笑?”我们回答：“是真的，不开玩笑。”并连忙解释：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一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儿。九院人多，还得垫上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发下去了。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85年首次颁奖，这21年中，没有颁发过奖状也没有一分钱奖金。

邓稼先去世后，国防科技成果办公室曾经追授《原子弹的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个特等奖的奖金共1000元以及突破中子弹等另外两项特等奖各1000元给邓稼先，我们家属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了九院的科技奖励基金会。

邓稼先与杨振宁

邓稼先他们在不发奖金、没有“好处”的情况下，长期隐姓埋名，绞尽脑汁，夜以继日地做研究，在1960年的困难时期，虽然营养很差，但依旧拼命干。这是什么原因呢?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看到张将军这样的老革命家在领导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显示的民族英雄精神，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使得邓稼先他们向张爱萍学习，为了祖国强盛，个人的一切都在所不惜。

在组织领导全国上千个单位大协作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张爱萍将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并担任首次原子弹爆炸核试验现场的总指挥。在核试验成功、众人狂喜跳跃之时，张将军一方面用电话向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报告，一方面冷静地要求科技人员认真判读检测取样数据，用以确切证明是原子核分裂的核爆炸，而不是其他。当年只有40岁的邓稼先立即从喜极而泣的状态下稳住心神，投人工作。同时也深受教益。张爱萍将军为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本人没有获得奖励和奖金。他的高尚人品和领导才能是一种凝聚力，深受科技人员的景仰而众心所归。

1964年秋，新疆罗布泊的上空经常有外国的侦察卫星掠过，它的红外线相机拍摄到了地面上一百多米高的铁塔和坦克、大炮、兔、鼠等效应物。在中国的首次原子弹核爆试验近在眉睫之际，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让国务卿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进行极其秘密的探讨，题目是：“动外科手术”，也就是想两国联手，把中国的核武器基地从地球上整个儿挖走。更明确地说，就是全部炸掉。不过，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低估了中国的力量，他认为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单靠自己搞不出原子弹来。

上述“动外科手术”的绝密资料，过了20多年之后得以解密，由美国格伦·西博格和本杰明·洛布二人合写《逆潮流而进》一书披露，在1987年出版。在我看到这本书后，很想知道对于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国是否有所觉察，是否做了相应的准备，所以给张爱萍将军写信询问。承蒙他在百忙中于1988年4月8日亲笔回信答复，信的全文如下：

鹿希同志：

久未见了，想一切均好。来函所询之事，简告如下：记得是1962-1963年间，曾获悉肯尼迪要以可能的手段破坏我兰州核燃料扩散工厂，当时中央研究对策时，有两种意见：从兰州拆迁到西南山岳地带，另一意见(是直接主管者们)是加速兰州厂建设(当时快建成了)，争取尽快生产铀燃料，同时在西南择地另建一扩散厂，力争美未破坏前能拿到手铀235，到那时即使炸毁了，我已得到足够的核燃料。同时，如敌先在我生产燃料前炸毁，我还有新建厂可再生产，只不过延缓我试验时间而已，中央采取了后一意见。以后肯（尼迪）被刺，就未得到美采取直接破坏的消息。至于美是否与苏合谋过，我不得而知。其次，在兰州和221尽可能加强防空力量。同时，试验场区则采取大分散基区布置，而核装置要到临试验前不过早运至试验场区，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主要核装置)。

在1964年八九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常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直到试验现场的一切情况，都是如此。这是一开始研制和试验前总理制定的。总理是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亲自直接主持研制与试验工作的，我们的一切事，都是直接报告总理的。这一点，你的记忆是对的。谨此简告，如还有其他问题，请直接来信，不必客气。顺祝健康，又兰同志嘱候。

张爱萍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

前排从左到右：张爱萍，聂荣臻，邓稼先。

1985年邓稼先患癌症时，他很平静地对我说：“早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没有料到这么快。”这年他61岁。此时，张爱萍将军给予了有如长辈亲人般的关怀。7月31日那天，刚一见到从外地赶来开会的邓稼先，张将军便发现他瘦了，气色也不好。他亲自打电话给301医院领导，安排医生接诊，并从会场直接送邓稼先去医院。有经验的专家检查后怀疑是恶性病变，张将军要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他亲自听方案汇报。8月6日活体取材检查时，张将军坐在旁边等侯结果，医院仅有20分钟就送来了报告，确认为恶性的直肠癌，而按常规这需要一个星期。四天后，邓稼先做大手术、清扫肿瘤。那天瓢泼大雨，身负军委、国防部重任，公务繁忙，而且年已75岁高龄的张将军，一早就来到医院，仔细询问术前各项准备。他拄着拐杖、忍着伤腿的疼痛，在手术室静侯5个小时，随时了解术中情况和病人安危，直到手术做完。可想而知，有张将军坐在手术室，对忧心如焚、焦虑不安的亲属们和邓稼先本人，是多么大的精神依靠和支持！

其后，在化疗、放疗、中药等各种治疗控制不住病变，痛苦煎熬的363天里，张将军亲自审阅医院送呈的病情报告，并数次来到病房看望邓稼先，给予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邓稼先也是好样的。他明白，1986年是我国核武器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的当口，如果受到外力的干扰，丧失时机，就会产生多年努力功亏一篑的后果。他不顾重病缠身，忍住疼痛，头上冒着虚汗，血管内滴着药水，亲自和九院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讨论，写出了给中央的报告，申述对我国今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建议书可贵的是，它详细地提出了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在他去世之后，九院的继任者们依此继续前进10年，使我国在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那天)，做了最后一次(第45次)核爆试验，并立即在报纸上刊登政府声明，自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在邓稼先逝世之后，张爱萍将军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追悼会，并宣读《无私无畏贡献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建立国防殊勋》的悼词。以后的十多年里，他和夫人也总是记挂着我们，使我们感到他俩的心地真好。

（本文作者为邓稼先同志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