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优秀共产党员群体

胡新民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这23位中，有21位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20位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亲眼目睹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天壤之别，认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在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郭永怀是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他还是唯一一位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都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郭永怀1956年从美国归来，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第二年，他在1957年6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的文章，文中说道：

【“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河山。”】

他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是：

【“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2018年11月17日去世的“中国核司令”程开甲，在留学英国期间，看到了关于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当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毅然向入侵的英国军舰开炮，并将其击伤时，他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

【“看完电影走在大街上，腰杆也挺得直直的。中国过去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但现在开始变了。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1950年回国。1952年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写道：

【“一辈子跟着党，个人一切交给党。”】

195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那个年代，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申请人往往都有一个比较长的考验过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能宽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决定回国，但受到美方的阻挠。直到1955年年底，中美日内瓦会谈达成交换平民的协议之后，才回到祖国。据《陈能宽年表》记载：

【“1957年 经历反右运动后，政治思想升华，追求真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58年 经历3月份双反运动后，思想更受教育，入党要求迫切。4月11日，提出入党申请。”

“1959年 到人民公社学习和参观，提高共产主义思想教育。8月，再次向党提出申请”。

“1961年 4月22日，再次写入党申请报告。”

“1964年 6月29日，经李信和顾标二同志介绍，支部大会通过为预备党员。”

“1965年 1月18日...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1969年 9月12日...转为正式党员。”】

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他的职务和工作都在不断变化，1959年参加全国群英会，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先是担任一个设计分院的副院长，转为正式党员时是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他参加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他始终坚持信仰。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在荒凉的实验基地，作为科学家的他，放弃小灶的待遇，和大家啃填不饱肚子的窝窝头。他的同事清楚地记得他的话：

【“国破方知人种贱，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中华民族，我们这个事情一定也要搞成功。”】

钱三强是最早担任中央级领导职务的科学家，二机部成立时任的副部长。他在法国留学11年。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1948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回来后，曾为了中国的核工业事业，先后找了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和北大的胡适，但

【“几番奔走呼号，可是每回都是扫兴而返。”

“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

这位1954年入党的“两弹一星”功臣，在1955年1月15日的那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上课时，深深感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魅力。他回忆，当毛泽东和他谈到原子核内部组成情况时，他立刻感到“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当毛泽东拍板“现在到时候了”时，他立刻联想到美国的罗斯福经过科学家再三提醒决定搞原子弹的往事，

【“是不是凡属政治家都很快地对重大科学问题有远见，能及早把目光投向未来呢？”

“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但有果断的决策，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总理的运筹之中。”

“就这样，许多办不到的事情办成了，难以出现的奇迹出现了。”】

现在，每当我们提到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还勒紧裤带搞原子弹时，钱三强的那句话总会使人想起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豪情壮志：

【“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最近几十年来，钱三强所言的“黄金时代”的说法，随着那段历史的远去，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心存疑惑，认为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还搞原子弹，究竟值不值？有些话还说得相当难听。“两弹一星”功臣之一的，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与钱三强莫逆之交70载的共产党员王大珩，在他的回忆录《七彩的分光》中，专门写道：我们党为什么在那个内外交困最艰难的时刻开始原子弹的研制，

【“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

王大珩是2011年去世的，他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他也听到了那些使他“不太舒服”的关于“两弹一星”的话。

【“我沉思了很久才对他说，不错，你的话也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当你现在说出这些话时，世界局势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之剑不再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上了，我们被侵略的威胁也已经远没有当年那么紧迫了。可是，我想问问你，若是没有我们自己造出的原子弹，若没有原子弹在力量对比中做砝码，会有后来的一切吗？恐怕不会。我想，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的莫过于毛泽东了，所以毛泽东才深有感触地说出这样的话：实践证明原子弹还是要有一点的，有一点就比一点没有好！”】

王大珩担任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30多年所长。在改革开放早期，面临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即转向以民品为主还是依然以军品为主，所内议论纷纷。王大珩坚持以军品为主。他认为，

【“第一，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上哪去谈发展？！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去谈发展？！第二个理由更简单，民品是可以买得到的，只要拿钱出来人家就肯卖给你。但军品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人家不会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先进东西把你给武装起来！”】

王大珩那一代对于“两弹一星”的长远战略意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也说明：市场经济可以是血脉和肌肉，但它被证明成为不了支撑国家战力的骨头。

这支以共产党员为主的科学家的队伍，最不忘初心，最有使命感，最能够理解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战略思想.。因而他们是一支特别会打硬仗，特别能打硬仗的队伍。当王大珩一行受命前往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时，国防科委负责人在他们出发前的最后的话是：“你们几个共产党员得给我用党票担保，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

在1999年9月18日举行的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功臣大会上，江泽民指出：“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高峰的空前壮举。

这支科技队伍的楷模——“两弹一星”的元勋们，作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群体，已经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辉煌的一章。他们的精神，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将随着历史的发展，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