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风云岁月 撰述百年历史--记历史学家金冲及
金冲及在研读史料。资料照片
金冲及治史66年,对百年中国每个脚印,如数家珍……他担任领导职务长达53年,笔耕不辍;从近代史拓展到党史领域,成果丰硕;75岁修中国史,“水到渠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章中,金冲及以清晰的思路和晓畅的文字,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思辨,再次透彻地表达出来……
唯物思想启蒙深
“马克思主义是我的选择”
举止温文尔雅、谈吐随和可亲,这是很多人对金冲及的印象,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他却毫不含糊。“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学习和教育的结果,但在我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回忆起60多年前的往事,金冲及特别兴奋,似乎又回到那个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真理的年代。
金冲及自少年起就喜好读书,尤其爱读那些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论说。生活书店的门市是他最爱去的地方,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他能读上一整天。“眼看着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我急需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时中外各种思潮的书籍我都涉猎,其中最喜欢邹韬奋的文字。他不仅讲道理,还与中国现实联系起来。以后又读到艾思奇、薛暮桥、许涤新、胡绳、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述,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让我对唯物史观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观的一场革命有了深刻理解。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油印本悄悄流传时,我被深深打动,文中对中国社会的透彻分析,让我豁然开朗。经过反复比较,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48年初,金冲及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入党后,金冲及立即投入到学运大潮中。这既让他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也遭到通缉。根据党组织指示,他躲避起来,在一间小屋一住就是几个月。充裕的时间让他从早到晚手不释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头脑中从此扎根……”
新中国成立后,金冲及完成了在复旦大学的历史学业,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成为他研读和写作的指南。他回忆与数学家谷超豪住在同一宿舍的那段日子时说,“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我们经常切磋读书心得,都将方法看得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掌握了方法便可以点石成金,比研读结论更能启发心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在金冲及看来,“并不是要背诵,更不是要拘泥于他们针对当时情况所作出的某些具体结论,而是要透过他们的论述来学习他们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自己理论思维的能力”。
从195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起,一直到2009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出版,再到辛亥革命百年、毛泽东诞生120周年时撰写的一系列文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始终照耀着金冲及的学术生涯。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金冲及都要著文论述自己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心得。当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作为咨询委员会委员,金冲及全身心投入其中,花费了大量心血。
板凳宁坐十年冷
“八成时间我都在阅读史料”
25岁开始在《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29岁与学长胡绳武合作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论清末立宪运动》;33岁又与胡绳武一起写就《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早在上个世纪50和60年代,年纪轻轻的金冲及就被认为是史学界的翘楚。60多年来,金冲及著述等身,新作新论不断,一篇篇见解独到的论文,一部部功底扎实的专著,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牢固的学术地位。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名言,也是金冲及治学的座右铭。无论是论说,抑或考证,他都是在遍览浩若烟海的史料,掌握了充足论据的前提下才动笔写成。“八成时间我都在阅读史料、占有史料、分析史料”,金冲及这样谈论他的治学之道。
17岁上大学,20多岁出书,在别人看来是聪慧过人,但金冲及却认为自己“很笨”。他说他至今都不会使用电脑,一切皆靠手抄,连大段大段的史料引文、一卷一册的档案,都是一字一句手写下来的。但正是这种硬功夫,让历史的每个细节都在金冲及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记,最终了然于胸、把握娴熟,达到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高水平。
阅读大量史料,并不见得就能在历史长河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阐释新意。金冲及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占有史料之外,“视野一定要广阔”, 要拥有“跑野马”式的博览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积累广泛的知识。1972年,金冲及调任文物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一干就是10多年。金冲及在这10年里系统补充了考古、青铜器、陶瓷、古建筑、书画等方面的知识,至今对历代瓷窑的特点还能脱口而出。文物考古出版的工作经历和学习,拓展了金冲及的研究视野。
每天上班下班,还要参加各种会议,但无论多忙,金冲及也要保证一段独自阅读的时间。“挤时间读书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在理发时,他都是一边理发一边捧读,理发师傅对他总是牢骚不断;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地震次日,他就在暴雨中头顶塑料布,埋头阅读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开阔的视野、扎实的功底、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学风、流畅的文字,让金冲及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盛誉,且蜚声海外,被俄罗斯科学院推选为外籍院士。
学问事务双肩挑
“职务是我的社会责任”
一位学者,一位朝夕与学问为伴的人,60多年来一直担任着繁重的领导职务,其中有的还是具体工作的负责人,事事都要亲力亲为。从1953年起,金冲及就相继为新闻系、历史系学生讲授中国近代史,1960年又带研究生,成为难得的“双肩挑”人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金冲及从文物出版社调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4年任副主任,1991年又任常务副主任,直至74岁才离休。离休后至今,他每周依然要用两个整天去单位工作,担负中央安排的重要编撰任务。“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历史知识丰厚、政治责任感极强,他在许多领域的建树是难以替代的。”这是同事对他的评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要编辑出版党和国家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二是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这些工作让他在上班时也能徜徉于历史文献之中,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经历使他的治史空间更为开阔,他因此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历程,也因此能够清晰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由他主编或参与主编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邓小平传》《陈云传》《李富春传》等先后问世,影响深远。他还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这对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了解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金冲及担任各种领导职务长达53年。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尽管这让他的治学时间更为紧张,但这就是人生。“人生不但要读书,也要有社会阅历和实际工作经验,且阅历和经验同样有利于历史研究。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由人的生活所组成的。”
古稀修百年国史
“写一部纲要性史书是水到渠成”
金冲及的研究兴趣是近代历史,且是辛亥革命史的专家。年过半百,因为工作之需,将范围扩大到党史,对他而言是个考验。但考验的结果证明,他的治学功夫不仅让他迅速适应了工作,且还在新的领域取得丰硕成果。70岁以后,他写下了《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75岁生日的第二天,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全景,又在金冲及的笔下奔涌而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皇皇巨作,120多万字,从甲午战争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政治风波,一直写到2000年新世纪的钟声响起。2009年出版后,这部著作一年内发行8万多套,在史学界引起轰动。“过去我做的多是一个个专题研究,到了老年,我觉得应该综合起来写一部纲要性的史书。可以说,这是水到渠成。”
1949年之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不多,金冲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却选择了中国近代史作为治史方向;中国修史的传统是修隔代史,而金冲及却在步入老年后致力于当代历史撰写。他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历史自然会有局限性,但后人终究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依据的只能是前人留下的资料。所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谁也不能替代谁。金冲及研究当代史,从研读档案入手梳理历史,使论述多有突破。
八旬老人金冲及有着书生的外表和气质,问他如今是不是还保有一份书生情怀,他笑而不答。其实,沉浸于书海,他好像一书生;身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他拥有丰富的阅历和多年工作的经验,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三者在他身上已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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