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1910年-2000年），早年投身革命，中年后主政江苏、江西20年，堪称建国后任职时间最长的省委第一书记。他在一系列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无私无畏，敢于直言不讳，多次“顶撞”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怪罪江渭清，在许多场合还称赞他，并且在“文革”中保护并重新起用他。这在建国后地方领导人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是难得一见的。

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

“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苏省委思想上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来到中山陵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江苏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1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由于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大。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泽东听江渭清这么回答，不太高兴，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泽东把江苏省委书记处的几位负责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泽东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泽东说：“好，就这么办。”

1956年，毛泽东与江渭清亲切交谈。

其实早在1958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昌召开六个大区的书记汇报会时，江渭清就已反对放“卫星”。

“并苗”就是把十几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移到一亩地里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会上，各省都汇报了情况，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未汇报，一个是江苏的江渭清，再—个是湖南的周小舟。

各省都讲每亩粮食可以搞几千斤，甚至几万斤。江渭清几次站起来，要提意见。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几次把江渭清拉下去，不让讲。毛泽东见状，发话说：“柯老，你拉他干什么？江渭清同志还没有汇报，他有意见，可以让他当众讲嘛!”

听毛泽东这么说，江渭清鼓足勇气，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江渭清以检讨的口吻说：“主席，这半年多来，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浮夸风。”并讲了按照北戴河会议中央提出的粮食、棉花计划指标，省委上报中央的更加夸大了的粮、棉产量。江渭清说：省委上报中央粮食产量550亿斤，实际只有400亿斤。毛泽东说：少150亿斤啊？江渭清说：据这样浮夸的产量来订计划指标，从实际情况看，是不可能达到的，都要打几个折扣。

江渭清又检讨了“大跃进”、“公社化”高潮中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譬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江渭清说，当时到处讲高产，以为粮食多得吃不了。实际上许多地方不放开肚皮，粮食还不够吃！毛泽东插话说，“鼓足干劲生产是对的，“放开肚皮吃饭”提早了，过二三十年以后再讲。这时，周小舟也站了起来，对毛泽东说：我也犯了江渭清同志所谈的同样错误。高指标，浮夸风，还有干部强迫命令，向下压任务，瞎指挥。

毛泽东听了两人讲的情况后，对刘少奇、陈云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怎么修订，恐怕要重新研究，再听下大家的意见，然后提交各地同志讨论。刘少奇、陈云表示赞成。

针对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还问，湖北“水稻亩产三万斤”，到底有没有？江渭清插上去说，有！不过不是亩产。江渭清汇报了江苏的情况，“并苗”就是把十几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移到一亩地里，所谓几万斤的“高产卫星”，都是这样做假造出来的。毛泽东说：有错误，就像江渭清那样自己作检讨。错了改正就是了。大家把头抬起来，不要“如丧考妣”嘛！

从实际情况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庐山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就如何贯彻“反右倾”的问题，征求各省、市负责人意见。江渭清在会上回答：回去以后，我们从江苏实际情况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毛泽东表示赞成，说，就照你们的具体情况办。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中央于1959年11月27日转发《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公开批评，如“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评刘顺元，暗示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江渭清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样应付过去了。

1959年秋，毛泽东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江苏省委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江渭清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一来，从江苏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只有一些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虽然比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但毕竟伤害了一些人。这批被错戴帽子的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全部平反。

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泽东南下调查，到达杭州。他把六个大区书记和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找到一起，听取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汇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食堂问题。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毛泽东带着大家，听柯庆施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其他人也是一片赞扬，毛泽东听得很高兴。独江渭清沉默不语，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情况，便问：“渭清同志，他们都讲办食堂好，唯独你不讲话，这是什么道理？”江渭清回答：“我不好发言。”毛泽东听出了江渭清的言外之意，就鼓励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后来，有人把这话概括为“三不主义”，就是毛泽东在杭州到绍兴的专列上，对着江渭清第一次提出的。毛泽东既讲了“三不”，江渭清只好放开胆子讲了。江渭清说，大家都讲食堂怎么好。要我来讲，是怎么不好。毛泽东笑了，你是反对派嘛！就把你的“不好”讲给大家听嘛！

接着，江渭清具体讲了食堂有三个“不好”。江渭清说：“食堂耗粮特别大。本来，一家一户过日子，再穷也有个‘糠菜半年粮’。您老人家也曾讲，要‘平时吃稀，农忙吃干，老弱干轻活的吃稀，青壮年干重活的吃干’。大办食堂以后，不分老少，不管活轻活重，都在一个大锅里吃，一年吃了两年粮，全年口粮几个月就吃光了，吃不起。”

毛泽东伸出一个手指，打着手势说，这是一。第二呢？江渭清说：“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挖点野菜，剩汤剩饭什么的就能养一头猪，全国一亿多户农民，每户养一头猪就是一亿多头猪。现在办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猪、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毛泽东伸出第二个手指，这是二。第三呢？江渭清说：“吃食堂浪费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户烧饭时，对锅灶碗盆，十分爱护。办了食堂，锅灶经常坏，碗筷随手丢。许多食堂要经常买锅添碗置灶具。还有，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借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严重影响干群关系，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整风整社解决；更严重的还有个烧草问题。您老人家提倡种树绿化，现在办食堂缺烧草，就到处砍树。农村的树木砍得差不多了！”

江渭清最后做了总结：刚才大家讲食堂怎么好，有的还讲公共食堂给社员吃“四菜一汤”。我在江苏没见过。要我来讲，如果再搞下去，连“一汤”都要喝不上了！

毛泽东听江渭清这么讲，就掉头问坐在一边的周恩来：渭清意见对不对？周恩来说：他讲得有道理。坐在另一边的胡乔木、田家英也表示赞许。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作两个决定。一是派乔木、家英分头到湖南、浙江农村作调查，时间一个月；二是调查以后，中央开会讨论食堂问题。如果渭清讲得对，就“一风吹”；不对再作别论。这时，柯庆施插上来说：苏州地区条件好，食堂可以办下去。江渭清说：“苏州也不能办。”毛泽东说：渭清同志，你回去以后，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也不行。”毛泽东问：“照你看，该怎么办？”

江渭清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食堂从“大办”、“散伙”到“再大办”的过程，说：这几年搞了几个“大办”，特别是“大办钢铁”、“大办工业”，不少日用品，包括火柴、食盐、煤球、锅子、碗筷等，都严重脱销，有的地方已经很长时间见不到了。所以要停办食堂，不光要确保口粮定量到人，分发到户，还必须解决一家一户用的锅、碗、烧柴等问题。不能办食堂“一哄而起”，停食堂“一哄而散”，如果马上解散，势必给群众带来新的困难。毛泽东表示赞同，说：就照你们江苏的具体情况，研究办理。江渭清的正确意见被5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所吸收，中央决定取消农村公共食堂。

“久卧思起，现在到了起床的时候了。到了谷底，就要上山了”

1961年12月13日，毛泽东乘专列从上海来到无锡。14日至15日，他接见了江渭清、许世友、曾希圣等人，对如何看待国内外形势，如何克服当前困难和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作了重要指示。他针对一些人情绪低沉的情况，一再强调，有困难、有缺点，不要怕，是可以克服的。鼓励大家不要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

江渭清在汇报中讲到集体粮食的分配数虽然少了，但由于贯彻了中央的政策，群众活路多了，算上自留地、“十边田”生产的粮菜，估计70％的社员生活可以比上年好一些。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

江渭清又讲到这几年农业生产为什么有的地方增产，有的地方减产，说明“条件大体相同，主观努力不同，效果也大不相同”。毛泽东说：“你讲得好。”要大家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对困难也要“两点论”，要看到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他充满信心地说：“久卧思起，现在到了起床的时候了。到了谷底，就要上山了。”

毛泽东还详细询问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这个指示，是他亲自调查研究、听取下面意见以后，建议中央发出的。针对一些干部认为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倒退”的说法，他指出：“这不是后退，恰恰是前进。江渭清同志不是讲底子薄吗？国家底子薄，工厂底子薄，公社底子薄，最主要的是现在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底子厚起来，就要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说：没有肥料靠谁搞？把牛养好靠谁？还有农具的使用保管，都要靠生产队，所以要花工夫搞好生产队，扩大生产队的分配权。

江渭清还具体汇报了全省粮棉收购情况，虽然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有些专区、有些县减产严重。毛泽东对这样如实汇报作了肯定，还说要把超额上交中央的部分粮食还给江苏，调动江苏的积极性。当询问城市工作时，江渭清针对当时市场萧条的情况，汇报了南京搞“十副担子”（即小吃、小零售、小手艺等担子）串街，既活跃了市场，又方便了群众。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连声说：“这个办法好！”最后，他指示，1962年工作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在这几个方面都要抓出一个头绪来，把全党全国工作进一步引上轨道。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和指示，实际上是帮助江苏省委，在初步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振奋精神，纠正错误，克服困难，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作了思想准备。

据江渭清在《七十年征程》中的叙述：“文革”中江渭清作为江苏省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后，毛泽东派人把他接回北京保护起来，并在江苏的造反派三次要求将江渭清揪回南京批斗时，毛泽东对他又是“一保到底”。1974年毛泽东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起用江渭清做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综上，江渭清屡次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彰显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崇高品格，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意识；毛泽东能从“谏”如流，体现了共产党领袖的豁达与开明，对同志的信任和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