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在兰考县委书记任上因肝癌病逝，年仅42岁。

临终前他说：“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58年过去，如今的兰考对得起焦裕禄书记临终的嘱托，不仅成功治理了沙化，更成为河南省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今日兰考的农村样貌

作为中国共产党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的好干部的最典型代表，焦裕禄精神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几代人。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是焦裕禄还是“好干部”的形象，在人们的心中变得模糊。甚至也有些声音，认为时代不同了，好干部的标准无需再像焦裕禄那样一成不变，懂市场、会搞钱，思路要“活份”一点，完全可以称得上当今的好干部，做出的贡献可不是“那个年代”能比的。

但就在最近一段时间，拍摄于30多年前的传记电影《焦裕禄》突然在社会舆论中火了起来。尤其是华东地区，人们对这部片子有着更高的讨论热度。

其实原因再简单不过，焦裕禄当年的工作，和“焦裕禄精神”，所回应的中国老百姓的诉求，在某种状况下，又让当代人感同身受了。

1

在1990年的电影《焦裕禄》中，对比李雪健饰演的主角焦裕禄，还设置了一个反面典型——县委副书记、县长老吴。

在影片中，1962年冬，上级调来的救灾物资已经运到兰考县。

但老吴却自认目光高远、“政治觉悟很高”，明明负责发放工作，却对无粮可吃的灾民坐视不管。

刚调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曾直言不讳地对老吴言道：

“我们的工作不是做给上边看的，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

“温饱问题如果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今后和将来！？”

电影中的老吴，是有现实原型的，而且做得远远比剧中人更加过分。

焦裕禄之前的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当县里大量饿死人时，却不顾人民的死活，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而兰考这个地方，按照当时地委书记张申的话说：“兰考有三最，第一最苦；第二最穷；第三最难。”

长期以来，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就像“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兰考人民头上。

“旱了给人熬碱，涝了给人撑船。不淹不旱要饭，死了席子一卷。”正是旧社会兰考的顺口溜。

这种情况，原本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开始好转。

但在大跃进过热的时期，兰考的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农村情况不容乐观。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甚至在党代会上发言：“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式，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

时间来到1962年，连续几年受灾后，兰考尚未恢复，现实却又冷酷无情地抛来了更大的苦难——

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亩麦子，秋洪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

整个兰考县的粮食产量，被“三害”天灾打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1962年兰考沙丘原貌

麦收时，有些乡亲一人只分到了不到1斤麦子，秋粮加起来也没20斤，即使算上全部存粮，也只够全家人吃几天。

全县缺粮1320万斤，缺草1800万斤……

全县36万人中，灾民就有19.3万。

在这种情况下，兰考几乎所有农业人口，都只能依靠国家救济粮维持生计，而坐等来的救济粮，是没有任何副食的“原粮”，每人每天六两。

在1962年，兰考县的韩村全年一个人只分了12两（16两老秤）红高粱穗，合现在的粮食七两半，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

百姓无粮可吃，为了活命，便只能外出乞讨。

而为了留住外出逃荒要饭的群众，兰考县、公社、大队层层设立“劝阻办公室”，从全城各个出口处劝说堵截外出讨饭的饥民。

在当时的兰考县干部们看来，这些灾民出去讨饭，会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

开封地委正是在得知这样的情况后，下定了给兰考县换将的决心，但自然环境和民生状况都极其艰难的兰考，使当时的很多干部都望而却步。

地委书记张申日后回忆道：

“我在人选上却费了一番周折。当时，物色了几个人选，面对兰考的困难，他们都不愿去，或者婉言拒绝，或者直截了当拒绝。”

“其中一个县委书记，我给他谈罢话，没有当面拒绝，立即跑到厕所里哭鼻子，后来有人劝他直接找我说，他才找到我说这说那，我就放弃了。”

而时任河南尉氏县书记焦裕禄却临危受命，逆流而上。

他回应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最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2

1962年12月，正值严冬，北风呼啸，焦裕禄迎着“三座大山”来到了兰考，可谓开局就是“地狱模式”。

他戴着一顶半新不旧的火车头帽，手提办公用的布兜里，装着一本《毛泽东选集》，然后一头扎进了这个日后让他将生命奉献于此的兰考县。

而当群众知道兰考新来了一位县委书记时，焦裕禄已经下乡3天了。

他一头钻进了农民的草庵、牛棚，和大伙儿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常用钢笔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什么。

“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萦绕在焦裕禄的心头。

在对几个缺粮、柴、草最严重的村子调查时，这个曾经打过日本鬼子、和地主土豪斗智斗勇的狠人也不由吃了一惊——

原来，一些公社干部大兴官僚作风，竟然把征收上来的粮食据为己有。

在某个村里，光是用于照顾干部的统销粮就有4000多斤，还有的甚至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以至于牛只能活活饿死，村里的人也逃走大半。

面对兰考县的此情此景，焦裕禄大发雷霆：

“少数人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儿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和过去的地主、伪保长没有多少区别，简直坏透了！”

灾情当前，干部表现如此，哪能指望群众团结一致抗灾？

焦裕禄认为，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

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换个地方开县委委员会！

这天夜里，当县委委员到齐后，焦裕禄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严冬风雪交加，兰考火车站却人头躜动，人满为患，衣衫褴褛的灾民们扶老携幼，横卧在车站的角角落落。

一列火车刚进站，无数逃荒的人争抢着往车门涌动，有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往车窗里爬，还有人爬上车顶，一时间，小孩子的哭叫声撕心裂肺，秩序大乱。

焦裕禄和委员们也手忙脚乱，大声喊着：“别挤，危险！太危险了！”伸出双臂护着老人和孩子。

列车鸣笛开动，焦裕禄怔怔地望着远去的列车，看着外出逃难的受灾群众，已经是热泪盈眶。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这不能怪他们，责任在我们身上。党把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安居乐业，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在焦裕禄的“敲打”之下，县委一班人才明白这次风雪之行的目的，在场的很多人都低下了头。

当一行人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焦裕禄趁热打铁，强调说：“从现在起拿出7至10天时间安排群众生活，稳定情绪。要把救济款发到群众手里。”

这次会后，县委组织80名干部到各公社做救灾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常委分别到各区救灾，那些粮、棉、油，终于按照政策发到了灾民的手里。

3

当务之急解决后，焦裕禄心里已经很清楚，那些侵吞民脂民膏的干部，是干部队伍里的害群之马，“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干部队伍里的蛀虫多了，老百姓就永远过不上好日子。

于是，他果断撤掉了“劝阻办公室”，改为“除三害办公室”。

道理很简单，你不解决问题，老百姓活不下去，你堵能堵得住吗？

这里也要说明一下，焦裕禄为人正直但为官不执拗，更不头铁，深知干工作要讲求方法，在当年省委组织部对他的报告中就明确讲，他是一个老练的干部。

就比如在兰考改组“劝阻办公室”这个事，焦裕禄很清楚要上下齐心，寻求支持才能办成。

他积极争取了当时河南省委新任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给他的改组吃了一颗定心丸；而当时焦裕禄的直属上级——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正是他在战争年代跟随过的老领导。有了他们的信任与支持，焦裕禄的工作才能够如此顺利地推进。

焦裕禄还带头反对干部特殊化。

在焦裕禄的建议下，县委挂出了“反走后门办公室”的牌子，对于那些把民脂民膏一口口吞掉的所谓干部，不管是谁，必须严肃处理，有关负责人一定要处分。

兰考县委大院紧挨大礼堂，这个剧场多年来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第三排的座位不卖票，专门留给县委领导及其亲属，不收门票。

兰考县那名前县委书记，正是因为常年占着前三排、十七号正中间的座位，被群众授予了“排长”的“雅号”。

焦裕禄曾就这个问题与妻子徐俊雅讨论了半天：“只有认识了滥用特权的人，才能走后门。”

一天，焦裕禄的长子焦国庆领着一群小伙伴去看一场豫剧，他说自己是焦裕禄的儿子，检票员直接让他进去了。

这件事被焦裕禄发现后，当即沉下脸来，他感慨道：“看来不光是认识了滥用特权的人才能走后门，有特权背景也能走后门，而且走得畅通无阻啊！”

之后，焦裕禄不仅主动补上了三毛票钱，并且以儿子看“白戏”为例，在全县干部会议上做了检讨。

很快，他就针对全县党员、干部，起草了“10项规定”——

大到“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食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小到“不准送戏票，礼堂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干部”，涉及到了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方方面面，被称为《干部十不准》。

实际上，作为兰考县职权最高的人，焦裕禄对家人总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当时，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已经中学毕业，有人介绍她去当小学教员，有人介绍她去邮政局当话务员，也有人介绍她去当营业员，但焦裕禄都没有同意。

他说：“年轻人应干点脏活、累活，要找一个体力劳动比较重的职业去锻炼锻炼。”

最后，焦守凤到县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在又脏又累的酱菜车间工作。

焦裕禄的岳母听说后，想把孩子弄到尉氏县去安排工作。

焦裕禄就给岳母做思想工作，他说县委书记不是旧社会的县太爷，我的儿女们也不是衙内小姐。

据焦裕禄次女焦守云回忆：

“父亲每个月的收入100多元，在那个年代不算少，但由于他要养活我们姐弟6个，要供养奶奶、姥姥，还随时帮助困难群众，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甚至要赊账过日子。”

4

免掉了干部的“特殊化”，自然就接上了群众的“地气”。

在兰考，为了早日制服“三害”，他想起了教员早已批评过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想要把三害从兰考土地上驱走，就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他抽调20名干部、老农、技术员，组成了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兰考县展开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

而他自己，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也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

繁重的工作，加之营养不良，使得焦裕禄在剿匪时落下的慢性肝病越加严重，一旦发作，就疼得汗珠子直往下掉。

焦裕禄棉衣上的第二、第三个扣子总是不扣，时常能看到他将左手伸入怀中，按住肝部。

开会、作报告时，他要么是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要么就是用一个硬东西顶在右边的靠椅上。

钢笔、茶缸盖儿、鸡毛掸子之类的硬东西，随时用来应急。

不少人劝他：“你留在家里，指挥指挥，听听汇报就行了”。

而焦裕禄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

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

他率领大伙儿行走了5000多公里，全县84处风口，1600座沙丘，阻水的路基、涵闸……都经过焦裕禄的逐个丈量、编号、绘图，在截腰深的水中察看洪水走向，蹲在泥水中歇息和吃干粮是家常便饭。

这种深入田间地头的大规模研究，使得兰考县委掌握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逐渐绘就，也无形中给灾区的人民群众增添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

1963年7月15日，省地工作组在兰考火车站清理三趟西行客货车，外流人员共3800人，属于兰考的只有34人。

到这年冬天，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认为，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兰考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

而就在这时，长期忘我的工作，已经让病痛压垮了焦裕禄的身体。

办公坐的一把藤椅，见证了焦裕禄生命的最后阶段，久而久之，椅子已经被戳出了一个大窟窿。

1964年3月23日，被诊断出肝癌的焦裕禄，万般不舍地离开了兰考。

同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

他临终前留下了前面提到的那句“把我葬在兰考”的话。

当时在场的同志们泣不成声。

焦裕禄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身披上衣、双手叉腰、眼望远方。

他曾对时常跟随自己下乡的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说：“下乡让你带相机，是让你多给群众拍些照片，这对他们是鼓舞，又很有意义！你不要想着跑前跑后给领导拍照片，要想着给群众多拍照片！”

在兰考县工作的近500天里，焦裕禄只留下了4张照片，其中3张还是刘俊生趁着他不防时偷拍的。

以至于，焦裕禄逝世后，连个标准像都没留下，开追悼会时，用的还是1949年的旧照片。

尾声

人们曾在焦裕禄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

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毛泽东对县委书记这一群体的地位也极为看重，他在1956年就指出：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但较真地说，焦裕禄，其实并不是“县委书记”。

当时，在县委书记空缺的情况下，焦裕禄以第二书记的身份到任兰考，但因为一些人的意见和不满，直到一年后在任上去世，焦裕禄都没有接到"县委书记"的正式任命。

但焦裕禄并没有因为不能“升官”而有任何怨悔。

根据县委的工作日志及同志们的回忆，有人列出了焦裕禄在兰考475天的日程表，他们惊奇地发现，焦裕禄竟然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直都在与死神抢时间，给兰考一个朗朗晴天。

所谓疾风知劲草，艰难岁月，困境当前，焦裕禄这样的人民公仆往往更能直观显出他们的价值；而承平日久，人们却又常常忘却如此精神的可贵，似乎这个年代已经不需要英雄了。

也许惟有突如其来的困难，大家才意识到，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跟时代变迁并无关系。而对于那些应该承担起责任的人们来说，他们更应该明白，《焦裕禄》在今天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意味着什么。